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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勵志故事。

世界華人周刊專欄作者：余葉子

在四川大學，曾出現過一位旁聽了17年的“老學生”，成天背著厚厚的俄語書，即使蹲在路燈下也忘我閱讀。

為了學習俄語，他辭掉工作、蝸居陋室、拾撿剩菜……于社會異樣的目光中狂熱求知。

即使遭受旁人冷眼與嘲諷，他也從未想過要辯解，心里只有一個信念：把被顛倒的人生歷史重新顛倒過來！

近日，這位特別的讀書人再次引發社會關注，成為學習榜樣：7旬老人都如此拼了，你還好意思不努力？

然而，真正走近這位老人，了解他經歷的曲折，才恍然意識到，這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勵志故事。

從王忠厚到“張博士”：

越是造化弄人越要抗爭到底

這位在川大頗有知名度的老人，原名王忠厚，1947年出生于重慶。

人生初始，他和其他普通孩子一樣過著尋常的生活。母親是煤礦子弟小學教師，父親是鎮政府職員，年幼的他也享受著來自家庭尋常的溫暖。

可后來父親去世，母親改嫁，家庭關系漸漸不如從前。

1964年，正在念初二的他因數學、俄語成績優異，吸引了女同學注意，被班主任老師莫名扣上了“白專分子”“思想反動”“學習勤奮”“誘惑異性”的帽子，勒令退學。

如此情形下，身為學校老師的繼父卻沒有為他說過半句話。

時代的扭曲與家人的冷漠讓年僅十幾歲的少年受到了巨大的打擊，他在后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想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錯了什么，怎么一轉眼就成為了別人口中的牛鬼蛇神？

從小學一年級開始，王忠厚便有了兩個明確的夢想：成為一名研究員或是翻譯家。

這份夢想讓他對學習一直保有很高的熱情，可突如其來的輟學卻瞬間打亂了原定的成長軌跡。

被迫離開校園之后，王忠厚只好在家等待分配工作。

那時的他，“白天干家務，晚上睡不著，不知道出路在哪里。”

1966年，在家待業兩年的王忠厚終于等來了“出路”。他被分配到重慶北碚一家具廠做學徒，每天和幾十上百斤的樹木打交道，拼盡勞力將一根根粗壯的杉木從江邊撈起再扛到卡車上。

就這樣，王忠厚一邊心有不甘地做著自己不喜歡的工作，一邊默默自學過了19年，也轉眼從少年變成了中青年。

盡管歲月飛快地流走，但“文革”時代留下的傷痛卻并沒有隨之消失。

因著“白專分子”“思想反動”的標簽，他在工作單位經常遭到同事的冷遇。

長年孑然一身難以融入集體，加之內心對于學習執著的渴望，1985年，38歲的王忠厚做出了一個在旁人看來十分荒唐的決定：

辭職去川大旁聽！

他要把年少時失學受害的創傷都統統彌補回來，讓人生重來一遍。

雖然這個想法遭到了除弟弟張躍川之外所有家人的反對，但王忠厚卻鐵了心要奔赴川大，“如果廠里不同意，索性就跑了吧。”

后來，他以“張躍川”的名字繳了200元的旁聽費，正式進入川大數學系聽課學習。

一個大齡剩男放棄工作去大學旁聽，在那個年代本就是驚人的新聞，更不料王忠厚一旁聽就是17年。

這漫長的17年間，他嘗試鉆研過數學、拓撲學，甚至聽從醫生朋友建議學過針灸與按摩，但最后真正堅持下來的只有俄語。

他迫切地希望到精神偶像列寧生活過的俄羅斯當翻譯，吃著黑麥面包，過上一份體面的生活。

然而只學習不工作的狀態，讓王忠厚在做旁聽生一年之后便花光了積蓄，日子很快變得困難起來。

面對生活的窘境，他卻依然只顧學習不思工作，哪怕住樓道，吃剩飯，躲廁所洗冷水澡也不肯離開川大，這個他認定能改寫命運的象牙塔。

長年的旁聽學習讓王忠厚漸漸成為川大一道特殊的風景，年輕的學生們索性戲稱他為“張博士”。

1990年代，關于川大張博士的消息時常見諸報端，王忠厚對此也不排斥，他一定程度上希望得到媒體關注，“只有鏡頭能為我說話”。

后來黃儒香導演把他的故事拍成了電影——《張博士》。影片真實記錄了一段張博士與學生聊天的場景，談及對未來打算，他很是憧憬：后半生，我想獲得第二次生命。

也許正是前半生諸多的不甘與錯失，才讓這位旁聽了17年的學生從未想過放棄，越是造化弄人，越要抗爭到底：不管前路有多難，一定要把被顛倒的人生重新扭轉過來。

然而，對于一個無學歷無文憑無工作無家庭的“老男孩”而言，要逆襲人生，談何容易？

艱難坎坷的赴俄務工路：

幾經波折，終于登上異國列車

但凡在川大接觸過王忠厚的人都知道，他雖然熱衷學習俄語，卻不愿意廣泛關注社會，或是打工補貼生活。王忠厚認為只有知識才能改變命運，他要等待一個時機，一舉成才。

2002年，這樣的時機還真的降臨了：四川省農業廳計劃在四川大學選派學生，以勞務輸出的方式前往俄羅斯做翻譯。

接到消息的他很快就按照要求提交了申請，可無學籍無學歷的他并不符合選拔條件。

四川省農業廳工作人員在了解他的真實情況后，經過慎重的商議討論，還是給王忠厚爭取到了一個名額。

當一切在往他如愿的方向發展時，單位的身份認證問題又成了一道坎，跨在了王忠厚與夢想之間：要想辦理出國務工手續，必須出具所在單位的證明。

可辭職失業多年的他，要如何向已經停產的原單位要證明呢？

一面是所剩不多的申請辦理時間，一面是難以獲取的單位證明和擔保，放在別人面前，很可能知難而退，但王忠厚卻趕緊回家理發，精神抖擻地前往汽車站，坐上了去重慶的大巴。

他要去重慶找弟弟，讓弟弟幫忙解決單位證明和擔保問題。

時間很緊，對于王忠厚而言，重慶此行是一件事關命運的大事。

幾經輾轉，來到弟弟家，敲門卻久無人應。

等弟妹開門之后，遭遇的卻是一張冷臉。弟弟明知王忠厚要來，卻跟弟妹留下一句“有事”便出門了。

見此情景，王忠厚有些著急，一邊詢問弟弟的下落，一邊有些生氣地問弟妹：弟弟不幫忙操心我的工作，是不是鐵了心想負擔我一輩子？

這一問，讓弟妹的態度變得更加不耐煩，不僅沒有告知王忠厚弟弟的下落，還順勢將他攆出了門。

不甘心的王忠厚又去弟弟工作過的科技校打聽，終于問到了弟弟的去處。

在夜幕下的一家酒樓里，王忠厚找到了久不見面的弟弟張躍川。

弟弟對王忠厚的出現并不驚喜，只是讓他回科技校暫住等消息，這一等便是一兩天。

對于王忠厚而言，赴俄務工是人命關天的大事，每等一刻都是煎熬。

最終，弟弟還是陪王忠厚去社區服務中心幾經周折辦妥了單位證明，讓王忠厚的赴俄夢變得更真實了一些。

回成都后，申請手續的辦理似乎都很順利，農業局的工作人員讓他回家安心等消息。

就在這個當口，一個節目組突然聯系王忠厚，希望他能前往石家莊錄制一期節目。

王忠厚欣然前往，還獲得了500元的勞務費。這讓王忠厚有些小得意。

然而這份得意還沒有來得及細細回味，王忠厚便因為錄制節目而延誤了護照辦理時間，錯過了赴俄務工時機。

其他的同伴都已經出發前往俄羅斯了，他一個人還呆呆地站在林業局門口，有些茫然。

這之后，他沉寂了一段時日，還去過列寧畫像前虔誠參拜。

也許是王忠厚的執著感動了上蒼，四川林業局后來又給他聯系上了一個農場，在2002年12月的時候，他如愿從北京轉車到二連浩特，登上了開往俄羅斯的火車。

如果這是一個童話，王忠厚的故事到這里就應該戛然而止。

可惜啊，時間從不會因任何個體而停止，終于圓夢的王忠厚在真正踏上俄羅斯土地之后才發現：現實并不是夢想中的樣子。

知識沒有改變命運：

4次赴俄終無果，家人接濟度余年

2002年底，王忠厚跟隨一個團隊去到了俄羅斯伊爾庫茨克州的木材加工廠，天寒地凍，經常吃不到熱飯。

俄羅斯老板希望他充當監工的角色，一面逐條翻譯老板的指令，一面溝通組織工人加班。

可王忠厚并不愿意完全遵照老板的指令，與中國工人的相處也不完全愉快。長年的獨居學習，讓王忠厚在人際交往方面缺乏溝通能力。

原以為自己會在俄羅斯廣袤的土地上漸漸扎下根來，沒想到這樣的幻夢只持續了幾個月便被加工廠倒閉的現實打破，2003年5月，王忠厚被迫回國，甚至連一分工錢都沒有拿到。

2004年到2006年，王忠厚又三次去俄羅斯從事翻譯工作，追逐夢想。但當他第五次想申請出國務工的時候，省林業局卻再也沒有通過他的申請。

后來王忠厚四處流落，生活落魄。

歷經十幾年的旁聽苦讀并沒有換來改變命運的高光時刻，用他自己的話形容就是：“仍和乞丐沒什么差別。”

▲ 攝影：翟星理

2008年，住在武漢的妹妹張蜀鋒聯系上他，將他安頓到了自己的公司“罩場子”，每個月給四五百元的生活費。

為了讓無依無靠的王忠厚在晚年能有個棲身之所，妹妹后來還出資在歇馬鎮給他買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而外甥女也借錢給他補交了養老保險。

▲ 攝影：翟星理

到此，王忠厚才算勉強有了一份安定的生活。

而今的他已年過七旬，依舊孤身一人無緣愛情，依舊熱愛學習執著篤定，只是關注的重心從俄語變成了養生。

有人說，川大那個神神叨叨的張博士，說好聽一點是學癡，說難聽一點就是神經病。

而一位網友的評價卻尤其耐人尋味：

“比夭折的青春更絕望的是被耽誤的青春。那些活著的人，眼看著一趟趟列車從身邊轟然駛過，而他們手上只握著一張舊船票。”

時代在不斷地前行，過往的錯失與傷痛也在個體身上留下深淺不一的痕跡。有的人能釋懷放手，有的人卻難以忍受。

有很多的時機，一旦錯過，便永不可回頭。張博士的特殊之處恰恰在于，無論重頭來過的機會多么渺茫，都要不顧一切地去執著追求。

某種意義上講，這是一位令人心酸的老勇士，長久地沉湎于過往，忽視了時代前行的腳步。

有記者曾問他：是否對自己當年辭職旁聽的選擇感到后悔？

他說：我不會后悔。雖然我窮困潦倒，但內心是充實的。

也許，堅持到底的學習也是彌補創傷的一種方式。太多的錯失化作了強烈的渴望，唯有在求知的世界，能暫得片刻安寧。

造化弄人，幾多唏噓！時代的洪流永遠不會因為個體而暫待停留。

一切都將成為過去，向前看，才會找到出路。

愿這位老人在晚年能享有一份平靜溫暖的生活。

對于張博士，你怎么看？歡迎在留言區討論。

原標題：《73歲老人在川大蹭課17年：4次入俄當翻譯，經歷被拍成電影，結局卻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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