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疫情之下，“復旦通識”組織“學人疫思”系列，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邀請不同學科的教師撰文，從各自的專業領域與學術興趣出發，對疫情展開不同角度的討論，進行跨學科的深入解讀和分析。不僅止于復旦的教師，該系列也會向其他高校的教師、學者約稿。本文系復旦大學歷史系向榮教授的《“黑死病”與意大利和英國的抗疫斗爭》。

1499年意大利曼圖亞城的死亡統計表。來源：Fig.7, in Carlo M. Cipolla, Public Health and the Medical Profession in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1347-1352年，歐洲爆發了一場特大規模的鼠疫，即“黑死病”，導致一半左右的人口死亡。時至今日，歐洲人一提起“黑死病”仍無不談虎色變。在經歷了1347-1352年的大流行之后，“黑死病”并未從歐洲消失，而是反復發作，一直延續到1720-1722年馬賽大瘟疫。歐洲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據薄迦丘記載，1348年3月到7月，佛羅倫薩城里死了10萬多人。他說：“多少雄偉的宮殿，華麗的大廈，漂亮的宅第，從前那可是達官貴婦出入如云，現在卻十室九空，連個最卑微的仆從都找不到了”。但是，歐洲并未被危機所吞噬。在與“黑死病”的反復斗爭中，歐洲人擺脫了早期的恐懼和瘋狂，歐洲的公共衛生制度也隨之誕生。

一、“黑死病”大流行期間歐洲人的反應

突如其來的“黑死病”讓歐洲人心惶惶，一時間各種各樣的反應都出現了，其中最典型的表現形式有三種：

一是逃離，這是人求生的本能反應。薄迦丘說在1348年疫病期間，一些“男男女女就只關心他們自己”，“他們拋下自己的城市、自己的家、自己的財產和親人，盡量設法逃到別的地方，至少也要逃到佛羅倫薩的郊外”。盡管薄迦丘認為這是一種自私行為，但卻是疫病期間普遍發生的現象。直到15世紀晚期，一份德意志手稿上還寫道：“聰明的大夫有三條使我們遠離瘟疫的黃金規則：迅速離開，走得遠遠的，不要急于回來。”

二是認為疫病是上帝的懲罰，于是從意大利開始，歐洲很多地方興起了“鞭笞運動”。信徒們自發地組織游行，鞭打自己，以示懺悔，祈求上帝寬恕。教皇也參加過阿維尼翁的幾次游行。但由于鞭笞者蔑視教會權威，并具有強烈地反猶主義趨向，1349年被教皇克雷芒七世宣布為非法。盡管如此，“鞭笞運動”在歐洲尤其是西北歐禁而不絕。

三是排外，外來移民、流浪漢受到歧視和迫害，其中猶太人受害最深。“陰謀論”者說疫病是猶太人在井中投毒所致，因此，在法國南部、西班牙、瑞士和德意志等廣大地區都出現了迫害猶太人的浪潮。數百個猶太人社區被摧毀，大量猶太人被屠殺。2007年，考古學家根據阿拉貢王室留下的關于1348年春300猶太人在塔雷加被殺害的記錄，在當地發掘出一處中世紀猶太人公墓，死者都是被極端暴力致死，不少人還有死后被褻尸的跡象。經歷了“黑死病”期間的大迫害之后，猶太人在歐洲的活動中心被迫轉移到了東歐。

威尼斯老傳染病院（Lazzaretto Vecchio）。來源：By Chris 73 / Wikimedia Commons, CC BY-SA 3.0

二、意大利的抗疫斗爭和制度創新

幸運的是，歐洲人并未停留在“黑死病”大流行初期恐懼、驚慌和對“他者”的仇恨之中，他們開始探索理性、務實的防疫措施。這關鍵的一步，是從意大利城市國家開始的。意大利著名史學家卡洛·齊波拉說：“為了同鼠疫作斗爭，意大利北部主要國家發展出公共衛生體系。最基本的步驟是在1348年疫病大流行時采取的,到16世紀中葉該體系已經達到高度精密和復雜的程度”。意大利的抗疫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隔離。按照中世紀醫學理論，“黑死病”是“瘴氣”即空氣污染造成的，因此應對措施要么逃離，要么治理污染源，如清理垃圾，打掃街道，沖洗屠宰場等。但是，早在1348年“黑死病”爆發期間，就有人根據經驗認識到這是一種新的傳染性疾病，并采取了緊急隔離措施。比如，當早期病例在米蘭被發現后，米蘭公爵立即下令將有病人的三戶家庭堵死，無論病人或健康人，任其自生自滅。以這種近乎殘忍的方式，米蘭避免了“黑死病”大流行的災難。

到14世紀70、80年代，常規化隔離措施在意大利建立起來。1377年，威尼斯前殖民地、亞得里亞海重要港口城市拉古薩頒布法令，規定外來人口和貨物必須在城外孤立地點隔離30天方能入城。1380年意大利半島的威尼斯和熱那亞采取同樣措施。1383年法國馬賽將隔離時間延長到40天。從此“40天”成為意大利和歐洲隔離的代名詞，事實上，“隔離”（quarantine）一詞就是由意大利語的40而來。

2、建傳染病醫院。1399年鼠疫在意大利再度爆發，米蘭公爵詹加萊亞佐·維斯孔蒂下令在城內建兩所傳染病院，將病人從家中移出隔離。次年，他將傳染病院遷到城外偏僻處，他還將病人家屬送到城外修道院集中觀察。在他看來，控制疫情的關鍵是要將病人、與病人有過接觸的人和健康人隔離開來，徹底切斷傳播途徑。到15世紀中期意大利大多城市都新建了傳染病醫院。

威尼斯傳染病醫院是意大利的典范。1423年，威尼斯政府在潟湖拿撒勒的圣瑪麗島修建了第一所傳染病醫院。該傳染病院的目的是雙重的：一方面收治威尼斯本地的鼠疫病人，另一方面用來隔離來自疫區的船員。該病院后來被稱為“老傳染病醫院”。1468年威尼斯在圣埃拉斯莫島又建了一所傳染病院，目的是對老傳染病醫院的病人進行二次隔離。因為政府發現有些在老傳染病醫院治愈返回威尼斯的病人繼續傳播疾病，因此，政府規定在老傳染病醫院出院的病人不得直接返回威尼斯，而是要轉到新傳染病隔離觀察40天后再回去。

3、建立疫情通報制度。1399年疫情期間，米蘭公爵詹加萊亞佐要求對病人和死亡人數進行統計，并以日報形式呈交他本人，以便親自掌握疫情動態。后來，公爵的臨時措施變成了常規性制度，病人和死亡人數也向社會公布，從而形成了歐洲最早的疫情通報制度。該制度隨即被意大利其它城市國家借鑒和采用。

4、使用健康通行證。嚴格的隔離措施給意大利帶來了安全，但也給意大利經濟造成了負面影響，并引起了商人和依靠日工資生活的雇傭工人的不滿。為了緩解防疫和經濟生活之間的矛盾，意大利在15世紀中后期引入了健康通行證制度，沒有受到疫情影響的人和貨物可憑證通行。

5、成立常設的公共衛生機構。當1348年“黑死病”在意大利半島肆虐時，威尼斯和佛羅倫薩等城市都任命了特別衛生委員會應對危機。之后，隨著“黑死病”反復發作，應對危機的臨時委員會逐步轉變成為常設的公共衛生署。衛生署由任命的衛生專員或選舉產生的衛生委員會領導，實際工作則由長期雇傭的專業人士承擔。米蘭的衛生署成立于1448年，威尼斯成立于1486年，佛羅倫薩成立于1527年。威尼斯衛生署的工作人員中包括公證人、文書、信使、船長、新老傳染病病院院長、醫生、護士、看守等。意大利衛生署有處理相關事物的絕對權力，包括立法權、司法權和籌集善款救助窮人的權力。衛生署頒布的條例具有法律效力，他們還可以對不遵守防疫條例的人使用酷刑。

1630-1631年大鼠疫期間托斯卡納區健康通行證。來源：Fig. 4 in Carlo M. Cipolla, Faith, Reason, and the Plague in Seventeenth-Century Tuscany, London: W. W. Norton and Company, 1981.

三、英國成功的經驗

直到1518年，英國才在亨利八世的大法官和首席國務大臣托馬斯·沃爾西的推動下開展防疫抗疫斗爭。雖然英國起步較晚，制度也沒有意大利完善，但實際效果并不差。1576-1577、1630-1631、1656-1657年意大利爆發三次大鼠疫，導致意大利人口銳減，勞動力短缺，國內市場萎縮。在此期間，英國雖然也爆發了1665-1666年的倫敦大瘟疫，但人口損失遠沒有意大利嚴重。16、17世紀英國保持著人口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勢頭。從某種意義上，16、17世紀鼠疫的襲擊直接導致了意大利和英國經濟的“大分流”。

意大利是16、17世紀歐洲防控鼠疫斗爭的樣板，英國向意大利學習了不少具體政策舉措，如40天隔離，死亡統計和疫情通報等等。但由于國情不同，英國不可能、也不應該完全照搬意大利經驗。同意大利相比，英國的防疫斗爭有自身特點。

首先，與政治上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不同，16、17世紀英國形成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有助于在一個大的領土國家范圍內推行整齊劃一的防疫政策。雖然英國的官僚制度不發達，沒有形成常設的公共衛生機構，但英國政府充分利用“國王統治下的自治”傳統，發揮中央和地方的積極性，彌補了管理制度方面的缺陷。中央負責頂層設計，推出了一系列防控鼠疫的議會法令、王室公告和樞密院條例，地方政府即郡治安法官和自治市市政官員負責落實。地方政府借助中央權威，將任務下達到堂區委員會，要求他們上報疫情，征收濟疫稅，并任命檢疫員、看守和護士等工作人員。由于上級政府只是指導和監督，而不是直接介入防疫工作，從而避免了在意大利常見的公共衛生官員同地方政府、教會和普通民眾之間的沖突。更為重要的是，“國王統治下的自治”有助于培養基層社區的治理能力。當1665-1666年倫敦大瘟疫的消息傳到西南邊陲小鎮泰特伯里時，當地居民立即召開緊急會議，頒布決議，禁止任何外來人口和貨物進入。會議還任命8名首戶組成應急委員會，監督決議實施。由于英國基層社區治理能力強，16、17世紀英國鼠疫局限在少數幾個大城市尤其是倫敦，很少滲透到廣大鄉村地區。意大利則相反，公共衛生署對廣大鄉村地區管控不力，鄉村疫情和與大城市一樣嚴重，從而使得死亡人數倍增。

其次，英國防控鼠疫傳播的主要方式是封戶、封村乃至封城，很少建立傳染病院，將病人同健康人分隔開來。傳染病院耗資巨大，是當時英國經濟能力承受不了的；而且對于一個人口眾多的歐洲大國，有限的傳染病院也解決不了根本問題，因此英國的隔離措施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即使在威尼斯，當大瘟疫爆發時新、老傳染病院都不敷使用。威尼斯編年史家羅科·貝內代蒂記載，1576-1577年疫情期間，威尼斯老傳染病院集中了7000-8000病人，他們得不到有效的治療，缺衣少食，不少人精神崩潰。在貝內代蒂看來，這里簡直就像地獄一樣。新傳染病院有10000人，許多人不得不在臨時搭建的棚屋和緊急征集來的船只上棲身。英國的隔離措施簡單粗暴但卻有效。按照英國《防疫條例》和《防疫法》，染疫病人及其家人要封堵在家，必要時可采用暴力手段；與此同時，堂區要為染疫家庭提供生活必需品。該原則可以擴大到染疫的村和鎮。1665年，一包從倫敦寄來的舊衣服引發了德比郡伊姆村的鼠疫。堂區長威廉·蒙佩森立即向德比郡伯爵報告，并表示為了防止鼠疫傳播出去，他和當地村民愿意放棄逃生，只要有人提供食物和其它生活必需品。伯爵表示他將盡全力幫助伊姆村民，“只要他們使自己保持在指定的范圍內”。伊姆村民劃定封鎖線，將活動范圍限制在村莊周圍半英里內。在伯爵親自部署下，附近村莊每天派人將食物和其它生活用品送到封鎖線指定地點。伊姆村為此付出了巨大的生命代價——350名村民中259人死于這場鼠疫，但該郡其它村莊和城鎮無一染疫。伊姆人的壯舉既是自我犧牲精神的表現，也是德比郡伯爵和周邊居民外部壓力的結果。

再次，16世紀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對英國和意大利產生了不同影響。作為一個新教國家，英國堅持“因信稱義”，反對羅馬天主教的迷信和繁瑣儀式，從而大大減少了宗教因素對防疫抗疫斗爭的干擾。1578年樞密院頒布的《防疫條例》規定，疫情期間任何人不得發表干擾抗疫工作的言論，如認為抗疫是徒勞無益的，隔離措施有悖于基督教兄弟之愛，違者神職人員將被禁止布道，俗人則處以監禁。意大利是文藝復興的發源地，但在16世紀卻成為耶穌會士活動的中心，是羅馬教廷反宗教改革運動的大本營，意大利在走向理性和世俗化道路上的領先地位不再。1631年6月，負責阿爾諾河谷防疫事務的佛羅倫薩衛生總監得知被隔離的蒙特盧波村要舉行祈求上帝寬恕的游行，并邀請附近社區參加，立即派人前去制止。但派去的人受到當地神父和村民的叱呵和威脅，被迫離開。次日，游行如期舉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本村人和外村人一起參加，最后在熱烈的宴會和暢飲氣氛中結束。此案充分揭示了反宗教改革運動之后意大利國家權力和天主教勢力之間的復雜關系。此外，經過宗教改革，英國廢除了中世紀教會的慈善救濟，建立了以濟貧稅為基礎的政府救助制度，大大提升了應對貧困和突發性災難的能力。1578年《防疫條例》援引《濟貧法》原則，規定疫情期間堂區委員會向所有有產者征稅，用于抗疫和救濟受疫情影響的窮人。意大利堅持羅馬天主教個人自愿的原則，并將救助行為與靈魂拯救聯系在一起。意大利的防疫抗疫經費主要來自慈善捐款，包括個人直接捐贈、兄弟會集體籌資、主教出賣贖罪券等多種形式。由于意大利慈善捐助更看重精神價值而不是實際效用，帶有宗教儀式化傾向；加之來源多頭，管理混亂，實際效果并不好。

“蒙佩森的井”：1666年伊姆村封鎖線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置放點。來源：By Alan Heardman, CC BY-SA 2.0

綜上所述，在與“黑死病”的反復斗爭中，歐洲人逐漸走出了早期的恐慌和非理性反應狀態，通過理性探索，并依靠集體和國家的力量，歐洲人最終戰勝了“黑死病”。意大利和英國是歐洲抗疫斗爭的典型代表。意大利不僅是抗疫斗爭的先行者，而且創造出接近于完美的公共衛生體系。其中不少政策舉措如隔離、疫情通報、健康通行證等至今仍在被使用。英國起步較晚，但由于所采取的政策舉措符合英國國情，實際抗疫效果甚至超越了意大利。在筆者看來，意大利完美的制度并未達到人們預期的效果，既與制度本身有不切實際的因素有關，也與其它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制約有關；英國沒有形成常設的公共衛生機構，從制度建設層面來說缺陷明顯，但其它有利因素如廣泛的社會動員彌補了制度本身的不足。因此，完美的制度是否有效或在多大程度上有效需要放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同其它因素結合起來考察。對于史學工作者來說，回到過去的歷史場景，重視歷史本身的復雜性，避免意識形態和過度的理論構建，才有可能接近歷史真實，并對歷史學的精髓有所感悟。

（“復旦通識”系列專題的內容由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