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為《華爾街日報》撰寫的文章中認為新冠病毒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但在2020世界和平論壇特別會議的“疫情后的亞太安全”小組討論上，來自中國、泰國、韓國以及印度的前外交官均表示，新冠疫情只是一個加速器，逆全球化、貿易戰、技術戰，還有貿易和技術脫鉤，這些問題其實在新冠疫情之前就開始了，這些趨勢在疫情之后將會進一步持續。

6月17日，“后疫情時代：中國與世界”2020世界和平論壇特別視頻會議進行到第二天，來自多個國家的前政要、智庫負責人和戰略家針對當今世界人類所面臨的新安全挑戰進行討論，提出建設性應對方案，努力推動國際社會的安全合作。此外，他們對近期出現的朝鮮半島問題、中印邊境、中美關系等問題給出了自己的看法。

“新冠疫情確實加速了亞太地區安全鏈的發展，包括“脫鉤”、逆全球化、全球經濟的支離破碎以及大國之間的競爭，”印度前外交秘書梅農表示，“并且讓整個亞太地區的‘熱點’又再度復燃。”

在過去的一周里，中國的周邊并不太平。6月16日，朝鮮炸毀了象征著朝鮮和韓國對話窗口的朝韓聯絡辦公室，并揚言將在朝韓軍事協議規定的非軍事區重新部署軍隊。此外朝鮮拒絕了韓國向朝方派遣特使的請求。17日，朝核問題磋商韓方首席代表李度勛赴美訪問。同日，美國宣布，把針對“朝鮮（威脅）的國家緊急狀態”再延長一年，保持對朝制裁。

據解放軍報微博報道，6月15日晚，印軍違背承諾在中印邊境加勒萬河谷地區，再次越過實控線非法活動，蓄意發動挑釁攻擊，引發雙方激烈肢體沖突，造成人員傷亡。18日，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相關提問時表示，事發后，中印通過軍事和外交渠道進行了溝通協調，雙方同意公正處理此次沖突引發的嚴重事態，共同遵守兩國軍長級會晤達成的共識，盡快使現地局勢降溫，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目前，中印邊境地區的形勢總體穩定、可控。

梅農指出，新冠疫情讓這些問題變得更為突出，因為現在大國領導人也面臨著各種壓力，包括內部壓力和外部壓力。

這種壓力對于美國領導人來是11月的大選和國內的抗議，以及如何處理中美關系。韓國外交通商部前部長金星煥表示，對于目前的半島局勢，朝鮮肯定是想等著美國大選結束之后才尋求實質性的談判，因此要等美國大選之后，朝韓關系才能實質性的出現緩和趨勢。“目前韓國需要做的是認真研判局勢，做好準備。韓國政府需要在每一次美國加強（對朝）制裁后發出自己的聲音。”

對此，中國外交部前副部長何亞非則表示，對于中印邊境沖突以及半島問題等小規模事件，在處理上應防止任何可能出現的大國之間緊張關系的惡化，不讓它們發展成為軍事對峙。“危機管理以及對話磋商機制需要更好地融入危機應對機制中，現在這些機制還是缺乏的。”他指出，此外還可以制定一個短期的參數，“你的邊界在哪里，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在實現我們的目標之前，我們要確保沒有一個國家會惡化這種緊張局勢，不會通過單邊措施來破壞和平”。

會議開始前，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閻學通提出了一個問題，新冠疫情似乎將世界重心再度從跨大西洋地區轉移到了亞太地區，中美之間的競爭重點關注的也是這個地區，有沒有可能在這個地區建立起一個亞太安全架構？

對于這個問題，梅農表示，一個雙邊或者是多邊的亞太地區安全架構在不遠的將來都不太可能實現。他指出，可以先團結那些志同道合、有興趣的國家建立起一個架構來推動安全。

泰國前副總理蘇拉杰也表示，應該以區域主義推動多邊主義合作。雖然新冠疫情讓國際合作越來越疏離，但是地區合作在蓬勃發展，亞洲國家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現就是一個范例。“因此，像東盟+3、東亞峰會、博鰲亞洲論壇這些地區組織應該進一步得到加強，這樣他們才能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來維護和平對話，并且支持新冠疫情之后的經濟合作。”

蘇拉杰建議，10+3（東盟+中日韓三國）以及10+1（東盟+印度）今后應該成為10+4（東盟+中日韓印）的機制，成為新架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對于東盟國家之間，以及中國、日本、韓國、印度之間的和平安全合作非常重要。

金星煥和何亞非也提出了類似構想。金星煥認為，加強東亞峰會的作用是建立有效地區架構最現實的辦法，第一步，就是成立具體的區域信任建設措施。

何亞非認為，目前地區沖突的根源是意識形態問題，各國應擱置分歧，重啟對話和談判。此外，由于非傳統和傳統安全威脅交織在一起，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區域性的治理框架，來應對這些非傳統的威脅。比如創建一些地區域性的供應鏈，一直到我們有可能復蘇全球供應鏈的時刻到來。

蘇拉杰最后指出，區域主義推動合作，從而可以幫助我們帶來一個和平的全球主義，“中國會在這其中發揮非常關鍵的作用，它會把不同地區的組織連在一起，當然也要跟聯合國體系連在一起，這樣才能把多邊主義真正重振起來。”蘇拉杰稱，如果我們能夠維護多邊主義，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維護人類美好的未來。

對于今后亞太地區的安全形勢，與會的多位前外交官均表示，中美之間的關系將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素。

近日一些學者表示，疫情之下，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單獨解決新冠疫情，因此國際社會應該做出集體性的努力。

6月4日，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美國《外交政策》雜志上撰文稱，中美間的緊張關系給全世界造成影響，而亞太國家不希望在中美間選邊站。“這兩個大國必須發展出一種共處模式，在一些領域保持競爭關系的同時，不讓兩國之間的矛盾危害所有領域的合作。”李顯龍寫道。

對于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提出邀請印度、韓國、澳大利亞以及俄羅斯加入G7集團一事，金星煥表示，他理解特朗普邀請這四個國家的理由，G7集團已經不能夠適當地代表現在世界上正在發生的事情，但是他不同意美國在制定新制度的同時將某一個國家排除在外，也就是把中國排除在外。“這是不現實的”，他說，“也是不可取的。”

金星煥指出，雖然多邊機構應該得到加強，但現實沒有那么容易。“美國是我們的盟友，中國是我們最大的貿易伙伴，在中國和美國之間，韓國真的很難做一個選擇，不知道該怎么辦，所以我覺得還是有局限的。”金星煥表示，亞太地區的中等國家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中國和美國這些大國應該更加慷慨，應該去照顧其他國家的聲音，也包括鄰國的聲音。

梅農認為，所有國家都應該更關心我們的鄰邦，“我們都需要從我們所在的地區找到解決辦法，我們需要通過各國內部的這種互相的關系來解決問題，而不是尋求域外的力量來解決問題”。

何亞非表示，印度、日本和東盟可以促使中美兩國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它們也可以參與這些對話，這樣可以使對話更加成功。“盡管大家都非常關注中美關系，但我認為我們需要更多關注中國同東盟、印度、日本、韓國、朝鮮這些國家的關系，制定‘一國一策’的做法，實現長期的繁榮和穩定。”何亞非說。

世界和平論壇創辦于2012年，是由清華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協辦、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承辦的中國第一個高級別非官方年度國際安全論壇。

因疫情關系，第九屆世界和平論壇預計將于2021年舉行。本次和平論壇特別會議以線上形式進行，涵蓋疫情危機后的世界秩序、后疫情時代的人工智能、疫情危機后的亞太安全和后疫情時代的中美關系等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