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牛津大學出版社“大戰”系列的主編羅伯特·格沃斯（Robert Gerwarth）找到徐國琦，邀他寫一本《亞洲與一戰》時，徐國琦是一口回絕的。

這位以《中國與大戰》《一戰中的華工》等研究享譽國際的一戰史專家考慮到，關于亞洲其他國家的一戰研究極少，寫這本書難度太高，且那時想盡早轉移到心心念念的“何為中國與中國人”課題上，便決意推辭。

但羅伯特經驗老到，三言兩語便將了他的軍：除了您還有誰能寫？若您不寫，以后就不要批評這套叢書“歐洲中心主義”、沒有亞洲的聲音。

的確沒有人做過類似的研究。1990年代初，尚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的徐國琦正是因為在課上批評一本英國一戰史名著缺乏國際史視野、尤其是缺少中國因素的考察，而一步步“陷入”了一戰史研究。這些年來，他致力于將中國視角寫進一戰的歷史，尤其是為支援歐洲戰場的十四萬華工“正名”，使這個群體更為人所知。

2010年，徐國琦應耶魯大學杰·溫特（Jay Winter）教授之邀，在其主編的一戰史專著中承擔了“亞洲與一戰”一章的寫作。杰說服他的理由也一樣——這個題目沒有其他人選，非君莫屬。

“那一章只寫一萬字，就費了老鼻子勁了，更何況這次是寫一本專著?！毙靽f。他找不出任何一本研究朝鮮與一戰、越南與一戰的書；關于日本與一戰，只有一位美國賓州大學的教授寫過兩本著作，印度的相關研究則都是在大英帝國的話語之下寫的?！皩戇@本書難度極大，亞洲與一戰的研究，幾乎是一片空白?！?/p>

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人視為文明的轉折點，學界的研究、媒體的討論、公眾的紀念從未間斷。然而在亞洲，學術圈集體忽視了這個題目。

一戰對亞洲國家不重要嗎？顯然不是。徐國琦在研究中證明，一戰在亞洲國家的民族發展史上標志著一個轉折點：日本在戰略上利用它躋身強國之列，而中國、印度、朝鮮及越南則都經歷了民族自決觀念的傳播、民族復興新運動的出現。

一戰還影響了中國的毛澤東、越南的胡志明、朝鮮的李承晚、印度的甘地、日本的近衛文麿這五位未來國家領導者的思想和政治主張。毛澤東寫過關于戰爭及巴黎和會的文章，甚至考慮過跟隨赴歐華工的腳步，到法國支持協約國。胡志明戰時已在巴黎，為被法國占領而四分五裂的家鄉游說。甘地作為印度民族獨立領袖，在一戰期間開始崛起，并在巴黎和會之后聲名大噪。流亡美國的李承晚，試圖利用他與威爾遜的關系，以及對美國政治言論的了解來推動朝鮮獨立，奮力想去巴黎投身朝鮮人的獨立事業。近衛文麿是巴黎和會日本代表團的成員，西方列強拒絕他們的種族平等條款，改變了他對日本與世界關系的思考。

“這本書真正的重點是‘一部共有的歷史’，從跨國界的視野去看亞洲，找到人類共同體的故事。我希望它能引起反響并激發辯論?！毙靽诮邮芘炫刃侣剬ＴL時說。

共有的歷史：打撈亞洲的一戰記憶

澎湃新聞：這本書強調“共有歷史的視野，而不是單獨幾個國家的歷史回顧”。您認為，中國、印度、日本、朝鮮與越南，具體在哪幾個維度上，享有“共有的歷史”？

徐國琦：我選擇的這五個國家，日本是一戰時期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正在改革圖強、試圖利用一戰改變民族命運，印度是英屬殖民地，越南是法屬殖民地，朝鮮是日本殖民地，它們正好代表當時亞洲的整體狀況。同時，這五個國家之間也有聯系，他們以中國為中心互為鄰居，同屬于佛教共同體或儒家文明共同體，共有某種相同的文化源頭。一戰是他們共同的起點，也是轉折點。

首先，這五個國家都把一戰爆發看作國家的機遇。

印度自十八世紀開始接受英國的殖民統治，在一戰爆發的1914年，它還不是個民族國家，而是由不同種姓、宗教、邦國組成的混合體，印度的精英也是一盤散沙。一戰喚醒了印度人的民族意識和民族獨立思想。戰爭爆發后，印度作為大英帝國的成員之一，接受宗主國的征召出人、出錢、出力。印度的精英一邊倒地支持戰爭行為，一方面是要向世界展示印度的貢獻，更重要的是，他們期待一戰之后爭取自治或者獨立。包括英國政府并不喜歡的甘地，也在主動為大英帝國招募護士、士兵。他們意識到這是印度的一個機會。在接受殖民統治的這么多年里，他們被告知白人不可侵犯，但這場戰爭讓他們為一群白人攻打另一群白人，在海外作戰的士兵還得以近距離觀察西方社會，這個心路歷程非常復雜，事實上增強了他們的自信心和獨立訴求。

越南也一樣。法國人在越南高人一等，但是10萬越南人——5萬工人5萬士兵——應召出征抵達法國以后發現，法國士兵作戰力不過如此，而越南人也可以有法國女朋友、妻子。除了與法國女性約會以外，他們把法國女友的照片寄回家，有些甚至是裸照。越南人視之為愛國行為、民族成就，他們可以挑戰法國人在越南建立的殖民秩序和政治禁忌。這對越南人來說，是一個轉折點。而未來的越南領袖胡志明——當時還叫阮愛國，在1919年前往巴黎，為祖國的獨立游說，他在那里的經歷對越南的未來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一戰起初是西方國家之間的戰爭，當西方列強在歐洲戰場上打得你死我活時，日本認為這是千年一遇的機會。甲午戰爭后日本在東亞崛起，但是受到西方列強的鉗制，所以一戰一爆發，日本千方百計地要擠上戰船，把西方列強踢出亞洲。

而中國之所以沒有成為殖民地，原因也在于西方列強互相牽制，不讓任何一家坐大。一戰爆發后，日本虎視眈眈，中國其實處于危險境地。此時要么被動卷入，要么順勢而起，把危機變成機會。鴉片戰爭以來對中國不利的國際秩序已經在崩潰，而新的國際秩序還沒有形成，中國應該主動參與建設國際秩序，這是個機會。這是梁啟超他們當年的考量。

朝鮮人既沒有參加戰爭，對它也沒有太大興趣。但是，1918年美國參戰之后，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十四點原則”、要建立新的國際秩序，朝鮮民族主義者和中國人、印度人一樣激動。比如李承晚，當年他在美國，是威爾遜的學生，也是虔誠的基督徒。威爾遜要給萬世開太平、建立民族自決原則，深深鼓舞了他們。后來朝鮮爆發了一百多萬人的大游行要求獨立，這就是“三一運動”。“三一運動”成為當時亞洲民族獨立運動的楷模，中國的陳獨秀、毛澤東、傅斯年，越南的胡志明等人都曾盛贊朝鮮爭取獨立的斗爭。所以，一戰也是朝鮮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第二個方面，是這些國家在一戰中有共同的、血染的旅程。14萬華工，100萬印度人，10萬越南人，他們在一戰期間奔赴歐洲戰場。這些過去風馬牛不相及的人們，在歐洲發生了交集。作為一個集體，他們被派到歐洲，實際上扮演了拯救西方文明的角色。

日本比較特別，他們卷入一戰很深，但是戰場在中國青島。這也從再次提醒我們，一戰不僅跟中國有關，而且戰火燒到了中國。日本擠進戰船之后，派了五萬人的部隊，加上兩千名英國兵，把在青島的德軍圍得水泄不通。1914年11月德國投降。日本在亞洲打敗德國以后，軍事行為告一段落，沒有向歐洲派一兵一卒。日本的目的是取代德國成為東亞霸主。他們在1915年提出了“二十一條”，野心昭然若揭。

第三個方面是亞洲國家集體的期待與失望。印度原以為做出巨大犧牲，可能獲得自治，沒想到英國沒有兌現諾言，殖民枷鎖變本加厲。甘地他們因此覺得一定要民族獨立，從此走向尋求獨立之路，到1947年終于成功。越南也一樣，胡志明在巴黎和會上提交的八項訴求，法國人理都不理，最后越南走向社會主義道路。日本則是走向了二戰的毀滅之路。

澎湃新聞：這本書為什么要從一戰爆發之前二十年——1894年開始寫起？

徐國琦：要研究中國與一戰，必須回到甲午戰爭。甲午戰爭讓日本成為東亞強國，導致朝鮮成為日本殖民地，中國也從此意識到要除舊布新、加入國際社會。所以，廣義上的一戰，我個人覺得應該是從1894-1895年的甲午戰爭開始，到1945年結束，是五十年戰爭。印度、越南也一樣，獨立的種子在一戰時期就埋下，二戰后才實現了獨立。

澎湃新聞：一戰對于日本走向一意孤行的擴張有怎樣的影響？

徐國琦：日本原想通過一戰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他們已經相繼打敗了中國、俄國、德國，要成為世界強國。但是，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提交種族平等提案，西方國家卻一邊倒地表示門也沒有。這實際上對日本打擊極大。所以日本學者認為日本在一戰中是失敗的。何況一戰之后西方列強又聯合起來把日本的手腳綁住，在華盛頓會議上簽訂《四國條約》《九國公約》束縛日本，日本被迫“吐”出了山東。

日本的第一部憲法以德為師，但在一戰中他們打敗了老師。此后日本一心一意想加入西方，在種族平等提案被拒絕以后，1924年美國修訂移民法，又把日本人和其他亞洲人共同作為歧視的對象，日本人可以說是熱臉貼了冷屁股，心理落差很大，所以一戰之后要與西方列強分道揚鑣。這種幻滅感有助于解釋日本后來的一意孤行以及對華擴張政策的意圖。這就是為什么我要提“五十年戰爭”，一戰和二戰是連在一起的。

大人物與小人物：亞洲的“1914一代”

澎湃新聞：您曾在談論中國與一戰的文章中寫過，這一時期中國出現了“外交政策群體”（陳獨秀、梁啟超、梁士詒、顧維鈞等），知識分子和言論精英對中國的國際事務和外交政策產生了空前的興趣，中國的“1914一代”比歐洲的“1914一代”更為“老謀深算”。能不能請您談談“亞洲的1914一代”？

徐國琦：“1914一代”（the generation of 1914）是歐洲的概念。這一代歐洲年輕人養尊處優，享受了多年和平與物質繁榮，對參與戰爭蠢蠢欲動。沒想到這場戰爭對西方文明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914一代”在歐洲歷史里是貶義詞，他們是天真爛漫地走向戰爭。

中國的“1914一代”，是有理想、有謀略、有具體政策的一代。包括精英和平民，前者如毛澤東、胡適、晏陽初、李大釗等等，后者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一戰華工。他們都是國家建設的一部分。

朝鮮的李承晚、金奎植，印度的甘地、泰戈爾，越南的胡志明，日本的諸多政治和學術人物，他們都深深卷入當時的世界歷史、本國歷史進程中。相較而言，歐洲國家是夢游般地走進一戰，他們沒想到一戰這樣慘烈。而亞洲國家的精英們，從一開始就是有目標、有策略、有計劃地走進這股歷史洪流。

澎湃新聞：“外交政策群體”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解釋框架，您將平民百姓也納入其中。

徐國琦：過去國內學界沒怎么注意這個概念，以往的關注點過于精英化。“外交政策群體”包括精英也包括平民，包括奔赴歐洲的14萬華工，100萬印度人，10萬越南人。

一戰華工有百分之八十是文盲，出國之前可能連縣城也沒出過，一下來到西方文明的中心法蘭西，接觸西方最先進的文化與物質——有一批華工是專門負責修坦克的，這是當時最前沿的軍事技術。他們的工資高，糧食有特供，跟法國人一起工作，好多人還有法國女朋友。他們得以親眼觀察西方文明是怎么回事。一夜之間，他們不再是眼界狹窄的平民百姓了。

當年中國政府為什么能參與巴黎和會？為什么歐洲人要在紀念一戰的時候感謝中國？是一戰華工的流血犧牲，是他們的非凡旅程把中國和世界拉到一起。這個故事，無論從哪個角度都無法否認。

另一方面，這些奔赴戰場的中國人、印度人和越南人，也在拯救自己國家的歷史。晏陽初、李石曾、蔡元培等精英知識分子曾花大量時間教華工讀書。晏陽初從耶魯大學畢業的第二天就奔赴法國，為華工服務。他后來接受賽珍珠采訪，說華工是他的老師，讓他找到一生的方向——平民教育運動。蔡元培專門給一戰華工寫教案，后來在北大新潮社出版。我們覺得華工是去謀生賺錢，但對精英們來說這是個大戰略。

有些小故事也很有意思。比如法國政府特別不愿意越南人和華工待在一起，因為華工很有愛國精神，法國殖民者擔心越南人受到影響。胡志明在法國時還曾假裝中國人，教中文，畫中國國畫。這是一段有血有肉有人性的共有歷史。

他們是偉大的一代人，“他們”包括精英，也包括這些小人物。

澎湃新聞：這五個國家的精英都深受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的新世界秩序藍圖的影響，李承晚、陳獨秀等人都曾對威爾遜寄予厚望。能否請您談談威爾遜這個人物？

徐國琦：美國在十九世紀末就已經是經濟上的超級大國，但在一戰爆發時并不愿意卷入國際事務。威爾遜在1916年尋求總統連任時的競選口號就是：“他使我們避開了戰爭。”直到1917年德國潛艇擊沉了一艘船，有美國人遇難，美國這才被動地參戰。

威爾遜是美國總統里第一個有博士學位的人，做過大學校長、律師，充滿理想主義色彩，他覺得他可以讓美國成為世界霸主。在巴黎和會之前，威爾遜就口若懸河滔滔不絕，提出“十四點原則”，建立世界和平的新綱領。

實際上威爾遜不該出席巴黎和會，因為其他與會者級別都比他低。但威爾遜自降身價、信心滿滿地去了，他覺得他可以建立新的世界秩序，但沒想到美國根本沒有準備好——美國國會沒有批準《凡爾賽條約》，美國人不想做世界霸主。

另外，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克里孟梭，這些家伙老謀深算，威爾遜根本不是他們的對手。他想倡導民族自決，廢除秘密條約——怎么可能？西方這些國家的外交就是建立在秘密條約基礎上的。

不過威爾遜是典型的種族主義者，是個偽君子。他出身于弗吉尼亞州，歧視黑人，又吹噓自由平等博愛。這些老牌的帝國主義者就一步步就把他帶到溝里了。

但這不妨礙1918-1919年的“威爾遜旋風”、或者叫“威爾遜時刻”，讓世界為之震動。中國精英對威爾遜的演說倒背如流，陳獨秀說威爾遜是世界第一大好人，毛澤東對威爾遜也非常尊敬。泰戈爾當時是亞洲的名人，1913年就拿了諾貝爾文學獎，有一本書就題獻給威爾遜。威爾遜在亞洲和西方都被當成上帝。人們期待一個更公平美好的國際秩序。

當然這是曇花一現，威爾遜最終成了一個悲劇性人物。他從巴黎和會回來就中風了，后來其實是他太太秘密執政。這位美國總統一心想讓美國成為世界領袖，但美國國會、美國人民一口拒絕。這是一個被全美國人拋棄了的總統。

反思被忽略的：關于一戰的歷史敘述

澎湃新聞：由于新冠疫情的爆發，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最近被頻繁提起。過去學界對1918年大流感與一戰之間的關系有過什么樣的研究？美國總統威爾遜在巴黎和會期間病倒，究竟是何疾病沒有定論（1919年4月3日因為腸胃性流感癥狀入院就醫，五天后出院重返會議，據說這段經歷徹底改變了威爾遜的狀態），但有人懷疑就是當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瘟疫爆發對于一戰結束在1918年有沒有影響？我們為何很少在傳統的一戰史敘述中看到那場瘟疫？

徐國琦：關于一戰與1918年大流感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圍內都還是空白！

至少有5000萬人死于那場流感，全世界每3個人中就至少有1個人感染。而全世界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士兵和平民人數是2000萬。美國有75萬人西班牙流感，死于一戰的人數是11萬，相差五倍以上。

但迄今為止，那場流感的起源還不清楚，學界仍在辯論。我們知道它爆發于1918年3月的美國，一共有四波疫情，其中第二波最致命。所謂“西班牙流感”，西班牙是背了黑鍋——疫情起源于美國堪薩斯州，但是一戰期間參戰國封鎖消息，只有中立國西班牙的新聞在天天報道。流感起源有美國、歐洲、中國等不同的說法，我們現在都不清楚。

按照一個日本學者的研究，中國約有100萬人死于這場流感；美國有兩個病毒學家說是900萬。但是沒有更細致的研究。據說有1500-1800萬印度人死于流感，如果數字可靠，印度是死亡人數最多的國家。

瘟疫對一戰結局有多大影響呢？德國當時的一位將軍叫魯道夫，他就說是西班牙流感導致了德軍的失敗。歷史學家不完全贊同，但我們有一個觀點是西班牙流感加速了德國的失敗，雖然不是主要原因。

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感染了西班牙流感，九死一生；法國總理克里孟梭也中了招。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威爾遜也感染了。我們知道，威爾遜當時生病以后，生理、心理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些還沒有深入的研究。

今天人類再次面臨病毒的威脅，但對一百年前的這場瘟疫我們都還知之甚少。所謂“共有的歷史”，就是說全人類都在一條船上。西班牙流感如此，新冠病毒也是如此，它不分國家民族，不分西方東方，富人窮人一視同仁。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題目不僅有學術價值，而且有現實意義。

澎湃新聞：這些年來您一直致力于將亞洲、中國帶入一戰史的書寫，打破歐洲中心主義的歷史敘述。能否請您介紹一下，關于亞洲與一戰的關系，近年來有哪些進展？目前還存在哪些誤解、偏見，或者尚待挖掘的議題？

徐國琦：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一百多年了，亞洲國家基本上沒有意識到一戰對亞洲的重要性，《亞洲與一戰》是目前唯一一本從亞洲視野來解讀一戰的書。當然有政治原因，意識形態原因，也有學術訓練的原因。

中國的歷史研究有一個骨子里的致命傷。我們的歷史分為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世界史，而一戰史恰恰是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歷史。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人認為，一戰期間中國積貧積弱，沒有什么貢獻；研究世界史的人對中國史則不太關注，但實際上這段歷史與國際局勢息息相關，只有打破學術壁壘才能做好。

另一個問題是斷裂，每個朝代都說前朝是邪惡政權。北洋政府一無是處，便無法兼容一段精彩的歷史。這樣把中國歷史碎片化、道德化，原本非常精彩的故事，最后就弄得里外不是人、沒法講。

印度長期以來是在大英帝國的敘事里、把印度作為殖民地來寫這段歷史。盡管現在已經有人意識到要把印度作為主角去寫，但仍存在一些問題。越南和朝鮮半島更是找不出一本相關的研究。此外其他的亞洲國家，比如泰國也直接卷入了一戰，派了航空部隊去歐洲參戰；還有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都值得寫。但國際學術圈集體忽視了這個題目。當然，這個題目難度極大，一開始我也不想做。

澎湃新聞：您的研究始終有很深的現實關懷，即思考中國，乃至亞洲，與世界的關系。您在新書中感嘆，亞洲各國對一戰的記憶都相當薄弱，缺乏思考，研究太少。我們今天為何、如何重審這段歷史？

徐國琦：我的研究的確有現實的關照，好幾本作品也都先在英文世界出版，西方人接受了這些故事。骨子里，我們這一代人比誰都愛中國，希望中國好，希望中國的貢獻能在世界上得到承認。

一戰期間的中國，雖然積貧積弱，但國際形象都很正面。中國是受害者，站在道德和正義一邊；國力富強的日本則反之。另外，當年的梁啟超、泰戈爾、甘地他們可以和全球對話，他的價值是普遍價值。我作為歷史學者，不僅是在還原他們的歷史，也希望這些人文遺產能夠對現實有啟迪。

我認為我們要講一個好故事、有說服力的故事，應該跳開意識形態，講一個人類共同的故事。我希望讀者能好好思考這一點：人類已經來到一個轉折點，將來不是中國和外國的問題，而是全人類，是地球能不能生存的問題。

這也是為什么我要研究“共有的歷史”。我寫了三本相關著作，第一本是《中國人與美國人：一部共有的歷史》，第二本是《亞洲與一戰》，第三本去年剛剛寫完，關于中國與中國人的概念。我希望這種新的視角，能夠發掘那些我們通常忽視的人和事件，理解其歷史貢獻和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