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J.威爾遜是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第五任社長。1946年12月16日，哈佛大學理事會投票聘任威爾遜為社長，任期從1947年7月1日起。威爾遜向校長提出，一個運轉良好的、高效的哈佛大學出版社并不僅僅是一個“服務性”組織，它可以成為大學的一個真正創新的部門。在他的帶領下，哈佛大學出版社迅速崛起，新書品種數量不斷增長。

本文節選自浙江大學出版社近日出版的《哈佛出版史》，該書以哈佛大學出版社的六任社長為線索，完整展現了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發展歷程。社長們對于大學出版社與母體大學的關系、大學出版的使命和本質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探討和追問。

托馬斯·詹姆斯·威爾遜高大、堅定，高貴、友好，他來自北卡羅來納、牛津大學和紐約市，為哈佛大學出版社注入了熱情的擴張哲學。很快，他就以這句話而聞名：“大學出版社只要不破產，就要盡可能出版更多學術好書。”起初他也相當警惕過度擴張的危險，但是這些警惕逐漸消失了。在戰后世界的有利環境中，加上來自大學之外意外的資金支持，他領導下的出版社也有條件將這種哲學付諸實踐。出版社的產量在增加，聲望也在提升，累計出版了大約2300種書，包括很多重要著作。

威爾遜長長的任期從1947年年中持續到1967年年底，年出新書從68種增加到144種，年銷售收入從44.3萬美元增長到大約300萬美元，員工從大約40人增加到115人。他接受哈佛的工作時抱著這種理解，即“哈佛大學出版社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在不賠錢的情況下為大學提供服務”。不過，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利潤增長得太快了，1967年，除去建倉庫花掉的30萬美元，出版社還是獲得了31.2萬美元的利潤。

在任期的最后一年，威爾遜和他的首席咨詢師、支持者唐納德·斯科特所爭取的是出版社未來四年在產出、人員和空間方面的持續增長（目標是年出新書200種），他們擔心學校將人為限制出版社的“自然增長”。在這一點上，他們走得太遠了，他們沒有預料到離開哈佛社之后的新環境。現在看起來很清楚的是，出版社在威爾遜時代取得了極大成功，但是擴張過度，而且沒有為未來做好準備。

威爾遜在哈佛大學出版社歷史上的地位遠不僅是由于數量的增長。其他的暫且不提，他將出版社的公共關系帶到一個他的前任們從未達到的高度。與哈佛教師的關系，與哈佛內外作者的關系，以及與哈佛校友和哈佛友人的關系，他都歸為公共關系。他將打理這種關系視為大學出版社的兩個日常問題之一，與財務并列。威爾遜將大學出版社看作大學的事業、大學不太明確的組成部分，由專業的出版人所組成，其“首要責任”是服務于母體大學。

他是第一位成為哈佛教師的社長，一直致力于把出版社和教師團結在一起。威爾遜不但在哈佛大學內部提升了出版社的聲望，而且在出版界也是如此。他可以說是美國大學出版業真正的代言人，他的前任們則無此殊榮。不僅如此，他還為出版社帶來了全新的格局：與紐約的商業出版公司的緊密聯系。

在成為出版人之前，甚至在幾家出版社工作期間，威爾遜一直呼吸著學術的空氣。與教授們相處時，他和教授們都感覺很自在。1902年10月25日，威爾遜生于北卡羅來納州的教堂山，他的父親長期擔任北卡羅來納大學的教務主任和招生主任。年輕的威爾遜不到19歲就從那里畢業了，又繼續攻讀法國文學碩士學位。他獲得了羅德獎學金，1924—1927年在牛津度過，獲得了同一個專業的博士學位。

其后，他回到北卡羅來納教了三年法語，又對出版教育圖書產生了極大興趣，便于1930年搬到了紐約。在亨利·霍爾特出版社，他先是做外語編輯，后來成為大學部的經理。在雷納爾和希契科克出版社，他又做了兩年同樣的工作。在這兩家出版社，他都做到了副總裁和總監的職位。1933年，他從法語翻譯的《羅曼·羅蘭和瑪爾維達·馮·梅森堡通信集》出版。1942年，他加入海軍成為上尉，作為機庫軍官在 “進取”號上服役一年，1945年退役前成為中校。其后，他回到了教堂山，擔任北卡羅來納大學出版社的社長，哈佛就是在那里找到他的。

在哈佛歷史學家費正清看來，威爾遜“對新的觀點相當著迷，一本關于前沿主題的好稿子能夠瞬間調動起他的想象力和激情”。威爾遜確實激情四射。像杜馬·馬龍一樣，他能夠激發學術思考，跟進學術發展。威爾遜是一個樂觀主義者，而成功又助長了他的樂觀主義。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嫻熟地運用著出版社理事會、董事會和調查委員會，在主要問題上總能照他（和唐納德·斯科特）的來，在他任期的后十年尤其如此。這些委員會的成員們似乎成為他忠實的擁戴者。這可以部分地歸因于他的風格的勝利，他特別會主持會議。在管理員工方面，他不像與教師委員會打交道那么老練，起碼出現了不少他未能避免的內部分裂和協調不周的情況。但是，他尊重編輯的判斷，支持他們的決定。

威爾遜心軟，比如他不太會開除人。不過，他也會發脾氣，有時即使對哈佛教師也會發火。他跟生產經理出了名的爭吵在樓道里都能遠遠聽到。他的書桌總是堆滿了等待回復的信件。1953年接替柯南特擔任哈佛大學校長的內森·M.普西曾經寫道：威爾遜“結合了卡羅來納人的魅力、禮貌和北方人的節儉、常識”。

繁榮的原因何在？

關于魅力和禮貌，無可置疑。但是哈佛社的繁榮并非源自節儉。威爾遜時代出版社的智性蓬勃和財務繁榮主要是由于以下幾個條件：

大學的新態度。雖然比其他大學出版社都晚了一步，但是哈佛大學出版社最終還是被母體大學接受了。顯然，威爾遜就任的前四年，出版社都虧損了，但是沒人恐慌，因為這是出版社新的董事會已經定了的。更重要的是，校方終于認識到出版企業必須有大量營運資金。簡單說來，在賣書之前，你就必須支付印制費（以及薪水等其他成本）。你出版的書越多，需要提前支付的現金就越多。

威爾遜來了之后，校方允諾向出版社提供無息貸款。長期的營運資金貸款與出版社的損益表是絕對獨立的。貸款是用出版社的凈值擔保的，主要是指庫存圖書。1958年，當貸款接近57.5萬美元時，大學理事會停止繼續給予無息貸款，但是規定出版社還是可以貸到50萬美元以上，只是要付利息而已。這是董事會建議的。1963年7月，貸款總額達到100萬美元，在威爾遜時代一直在這個水平上下波動。

外部條件。戰時紙張、印刷和裝訂的緊缺結束了。這不但使出版新書更容易了，重印書也是如此——比如戰爭期間已經賣光或損毀了的“洛布古典叢書”。投入戰爭相關工作的作者們現在又開始寫作了。學術圖書的購買者也快速增多。1948—1968年，大致與威爾遜任期相當，高等教育機構的教師人數增長了兩倍，學位學分登記者從240萬人增加到690萬人，住校研究生從17.4萬人增加到80.8萬人，博士學位授予人數增加了5倍。同一時期，聯邦政府給高等教育機構的年度撥款從5.26億美元增長到33.48億美元，高等教育機構在圖書館上的支出從4400萬美元增長到4.93億美元。

福特基金會。從1957年開始的七年里，哈佛大學出版社獲得了福特基金會的29萬美元捐贈。大多數年份是3.95萬美元，哈佛社借此出版了很多單靠銷售無望保本的人文社會科學圖書。福特基金會共向35家大學出版社捐贈了272.5萬美元。

貝爾納普遺贈。福特基金會固然慷慨，但與另一項外部支持相比就見絀了。相隔十年去世的貝爾納普家族的兩個人為哈佛社留下了一大筆財富。

新大樓、新員工

1947年，威爾遜接任時，他感到急需兩個重要的新職位——一個銷售與推廣經理、一個科學編輯。1948年他就找到了人。同一年，生產經理離職，一個名氣更大的人接手。

威爾遜的第一位銷售與推廣經理是林恩·賈斯特斯·“賈德”·卡雷爾，他在俄克拉荷馬大學出版社的同樣職位上干得很好。1952年，年僅40多歲的卡雷爾死于癌癥。威爾遜招聘了馬克·薩克斯頓接替卡雷爾。薩克斯頓是一位小說家和編輯，他在威爾遜接下來的15年任期中一直在哈佛社。薩克斯頓1936年畢業于哈佛，1939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說，后來就在紐約的出版社里做編輯，直到他找到威爾遜說他想做編輯，但是被聘為銷售與推廣經理。他的妻子約瑟芬也是紐約的一個編輯，追隨他來到哈佛社，成為威爾遜的執行秘書，直到她1967年去世。1957年重組后，推廣和銷售分為兩個部門，薩克斯頓擔任推廣經理，洛林·林肯擔任銷售經理。在威爾遜時代，推廣部和編輯部之間大多數時候幾乎沒什么協調。

首任科學編輯是約瑟夫·D.埃爾德。他來哈佛之前，在印第安納州的瓦巴什學院教物理，同時擔任《美國物理學雜志》的助理編輯。從1948年到1972年退休，埃爾德一直是編輯部一個儒雅且重要的存在。他除了編輯科學類書稿(有時也涉足其他學科)，還多方幫助其他編輯，比如教他們如何整理統計表格。

創設科學編輯職位，體現了威爾遜和理事會在出版更多科學圖書上的努力。由于種種原因，大學出版社通常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比在“硬”科學領域做得好。戰后科學繁榮，商業出版公司占領了科學出版的領域。哈佛也想獲得自己的份額，從1950年開始出版兩套叢書：“哈佛應用科學專著系列”和“哈佛實驗科學史案例系列”。詹姆斯·布萊恩特·柯南特卸任校長前后，加盟了案例系列，成為首席學者。但是科學圖書最大的增長來源于紐約的一個校外機構——聯邦基金會，它有著30年的醫學、醫學教育和公共衛生學術圖書的出版經歷。1951年，哈佛大學出版社接手了該基金會的所有在版圖書，包括大約60種書（理事會認為可以全部接受 )，而且之后開始生產和發行該基金會的書。截至1983年協議終止，哈佛出版了100多種該基金會的書。1952年，哈佛收購了另一套重要的科學叢書“哈佛天文學叢書”，由哈羅·夏普利和巴特·J.博克主編。該叢書由商業出版社布萊基斯頓于1940年啟動，后轉給哈佛社，其影響力相當持久。

1948年，伯頓·L.斯特拉頓接替阿爾弗雷德·朱爾斯擔任生產經理。他在印制技術方面非常在行，曾任亨利·霍爾特出版社的生產負責人，在馬薩諸塞州的印刷圈子里也很活躍，還被選為印刷協會的主席。在哈佛大學出版社，他有時會與編輯部甚至威爾遜和沃倫·史密斯發生沖突。設計師伯頓·瓊斯在他手下工作了將近18年，但是二人的關系總是很僵。

1950年代，書稿的持續增多帶來了編輯部的一些變革，不但聘用了更多的編輯，而且出版社在1958年任命了一位執行編輯，負責安排進度、調度書稿和部門的日常管理。

這位執行編輯就是后來擔任總編輯的莫德·艾克特·威爾科克斯。她以最優等成績畢業于史密斯學院，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后在哈佛大學、史密斯學院和衛斯理學院講授英語，最終于1957年發現圖書出版才是自己真正的志業。這一年夏天，她修讀了拉德克利夫的出版課程，埃莉諾·多布森（那時已從夫姓改名為埃莉諾·多布森·丘爾了）在課程里講授編輯和校對。這使她成為丘爾夫人領導的編輯部的秘書。一年后，威爾遜發現并提拔了莫德·威爾科克斯。后來，他在董事會上講，丘爾夫人是一位天資卓越的編輯和導師，但是情況變化了，她的部門的效率已經落后于其他部門了。他創設了執行編輯這一職位。其后八年間，埃莉諾·丘爾和莫德·威爾科克斯共同負責招聘新編輯和管理編輯部。威爾遜很及時地覺察到了編輯部需要真正的重組。

哈佛大學出版社積壓的來稿也使前端處理困難重重。威爾遜實際上是哈佛社唯一的 “組稿編輯”，而且在掌社早期確實審閱了很多來稿。后來他成為各種全國性組織的成員，出差也增多了，工作就落下了（這一狀況最終也沒有得到緩解）。1950年，在開始美國大學出版社協會主席的兩年任期之前，他創設了社長助理的職位。最初，他提任了原來負責直郵廣告的勞倫斯·貝爾登擔任此職。1955年，貝爾登讓位于彼得·戴維森，而后者很快就辭職加盟了大西洋月刊出版社。1956年9月，出版社剛搬到基特里奇館，在耶魯大學出版社做過幾年推廣經理的32歲的哈佛校友馬克·蘇立文·卡羅爾就擔任了此職。

同時，在威爾遜任期的前半段，沃倫·史密斯依然是可靠可敬的二號人物，雖然這直到1954年才在職務上體現出來。這一年，史密斯被獎掖為副社長兼業務經理。除了管理庫存、會計、硬件設施及其他傳統業務，史密斯還負責不斷擴張的 “洛布古典叢書”，以及出差至英格蘭去攬來出版很多英國圖書的美國版的業務。這些引進書包括 “列那狐叢書”“繆斯叢書”“阿登版莎士比亞作品集”等三套文學叢書。1957年，在威爾遜受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赴遠東旅行的五個月間，史密斯擔任代理社長（保羅·巴克代理理事會主席）。關于新書的財務安排，也是史密斯與威爾遜商議，合同史密斯也會聯署。

但是，在威爾遜掌社的后十年，據他講，史密斯的 “工作范圍和影響力逐漸減小了，特別是限于他監管的特定部門”。原因之一是威爾遜認為需要鍛煉年輕的骨干（史密斯比威爾遜還年長一歲半）。另一個原因是他們倆本來就不是同一個類型的出版人。當威爾遜想要開足馬力前進時，謹慎的史密斯多次提醒他注意，而且史密斯的意見往往受到同事的認同。史密斯不像威爾遜那么希冀擴張，或者說在印數上不像威爾遜那么樂觀。威爾遜越來越不耐煩，也不想聽了。對員工來說，沃倫·史密斯在1967年6月30日正式退休之前的幾年，是在他那間關著門的辦公室里一點一點退休的。

轉折點發生于1959年年初。那時，馬克·卡羅爾擔任社長助理已經兩年有余，他處理威爾遜的來信，為他做調研，尋覓來稿的審稿人，這些工作使威爾遜重負釋然、心存感激。1959年，他被任命為副社長。 史密斯繼續擔任副社長兼業務經理。威爾遜宣稱，卡羅爾會與他和史密斯共同 “承擔指導哈佛大學出版社走向和總體管理的責任”。除了負責其他工作，卡羅爾同時負責管理編輯業務的運作。

哈佛出版社的經典圖書

威爾遜時代，哈佛大學出版社很快吸引了全國性的關注。第一個收獲的季節是1948年秋季。秋季書單里的五本書登上了《紐約時報·書評周刊》的頭版，包括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該書推動了哈佛大學出版社及其“美國外交政策叢書”的崛起，這一定讓羅杰·斯凱夫得意揚揚，因為是他在1946年與費正清簽訂的合同。截至1984年，這本書修訂了多次，從398頁擴充到664頁，售出約37.8萬冊，包括5萬冊精裝版，16.7萬冊第二版的維京平裝版，14.9萬冊第三、四版的哈佛平裝版以及1.2萬余冊的日文版。這本書是研究中國歷史及其與當代事件和美國政策的關系的多學科著作，極富可讀性、啟發性。

在令人振奮的威爾遜時代前期，哈佛還出版了以下圖書：保羅·A.薩繆爾森的《經濟分析基礎》(1947)，該書成為 “哈佛經濟學研究叢書”中的一部經典之作；西北大學恩斯特·薩繆爾斯的《亨利·亞當斯的青年時代》(1948)，作者寫出亨利·亞當斯傳記的后兩部后，此書的重要性更加凸顯；奧斯卡·漢德林的游記《這曾是美國》(1949)，該書的合同是斯凱夫于1944年簽訂的；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思的《價格控制理論》(1952年初版，1980年再版 )；威廉·本廷克史密斯編輯的《哈佛之書：三個世紀的文選》(1953年初版，1982年再版 )；霍華德·芒福德·瓊斯的《1890年以來美國文學及其背景指南》(1953年初版，1959年、1964年、1972年再版)。

當時，給哈佛出版人帶來最大喜悅的作者并不是哈佛的教授，而是一位做過女校校長的衛斯理學院的70歲英語作文教師——艾米·凱利。她將書稿命名為《阿基坦的埃莉諾和四個國王》。哈佛大學出版社1948年年初收到書稿時并不太感興趣，甚至想要退稿，但是她拿出了2500美元的現金資助。1950年4月，該書終于出版，立即在書店賣火了，好幾個月都躋身暢銷書榜。所謂四個國王，是指埃莉諾的兩任丈夫——法國的路易七世和英格蘭的亨利二世，以及她的兩個兒子——獅心王理查和約翰王。出版社和富蘭克林·斯皮爾廣告公司將埃莉諾宣傳成 “史上最具魅力的法國女人”。最近的統計顯示，該書售出約17.9萬冊，而且還在賣。這包括3.7萬冊精裝版、11萬冊佳釀圖書平裝版(1959—1971)和3.2萬冊哈佛平裝版(1971年至今)。

威爾遜時代早期，哈佛大學出版社解決了若干政策問題。

作者資助。艾米·凱利支付的2500美元一定是哈佛大學出版社從作者那里收取的最后幾筆現金資助之一。出版社在馬龍治下就不贊成這種資助。現在，在威爾遜治下干脆取消了。威爾遜后來稱之為 “很壞的東西、危險的東西”。

審讀費。早先，作為對學術的一種服務，哈佛教授免費評估本校出版社的書稿。根據理事會的決議，斯凱夫支付他們10—25美元或贈送出版社樣書。1947年威爾遜時代開始時，哈佛大學理事會根據出版社董事會的建議，將支付給非董事會、理事會成員的哈佛教師的審讀費定為最高20美元。董事會、理事會成員無審讀費。隨著時間的變化，上限多次提高，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達到了100美元。

紀念文集。1950年和1954年，理事會兩次決議反對出版紀念文集。其后，哈佛僅出版了很少幾種緣起于對個人的紀念的文集，但是原則是該書必須有其自身價值，而且不得稱為 “紀念文集”或有所誤導。

教材。此前，哈佛大學出版社并沒有關于教材的明確策略。理事會于1950年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投票后決議，哈佛大學出版社不成立教材部門，而且如果需求已經被商業出版公司滿足了的話，一般不考慮出版用于大中小學課程的教材。33換句話說，他們決定不進入競爭激烈、使用量大、利潤豐厚的來源于二手材料的教材的市場。不過，理事會說他們會考慮商業出版公司不會出版的教材，即“可以被學院或大學采用作為深入講授的文本的教材或圖書”。因為哈佛社雖然退出了大體量的教材市場，但并未排除可以用于教學的一些圖書的出版。

1950年，即《埃莉諾》出版的那一年，哈佛出版了賴世和的《美國與日本》。那一年，賴世和年屆40，成為遠東語言學的教授。由于日本在美國占領期間及其后逐步有所改變，賴世和在擔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期間出版了第二版(1957)，在擔任美國駐日本大使期間又出版了第三版(1965)。該書售出約17.2萬冊，包括2.6萬冊精裝版、8.8萬冊維京平裝版以及約5.8萬冊日文版。

通過費正清和賴世和的著作以及 “美國外交政策叢書”的其他品種(關于墨西哥、印度、意大利等)，哈佛大學出版社以其他出版社從未企及的程度影響了美國人對外國人的理解。這一貢獻還推動了哈佛文理學院戰后四大外國研究中心的建立。第一個是1948年成立的俄羅斯研究中心，接著是中東研究中心、東亞研究中心和國際事務研究中心。中心的研究者們都長于著書，而且都在哈佛出版。

1950年，隨著艾利克斯·英克爾斯《關于蘇聯的公眾意見》的出版， “俄羅斯研究中心叢書”啟動。1960年，該叢書的第37種———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的《蘇聯集團》出版，并被列為 “國際事務研究中心叢書”的第一種。不過，俄羅斯研究中心影響力最大的書恐怕還是政府學教授、理事梅厄·范塞德的《俄羅斯是如何統治的》，該書深深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學生。

與費正清、賴世和的書一樣，《俄羅斯是如何統治的》也是哈佛出版的經典之作。1953年初版，1963年再版，范塞德時任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此后很快擔任哈佛大學圖書館館長。兩個版本共售出7.6萬冊———皆為精裝版，因為銷售穩定，威爾遜不允許出版平裝版。1972年，范塞德去世，來不及再行修訂了。(1979年，哈佛出版了杰瑞·F.霍夫的修訂版，標明 “霍夫、范塞德著”，書名為《蘇聯是如何統治的》。)

費正清主持的 “哈佛東亞研究叢書”于1959年啟動。該叢書截至威爾遜時代末期共出版了31種，截至1980年則三倍于其數。該叢書并非以其中的暢銷書或 “經典”而聞名，叢書本身即為經典。費正清曾說過：“在現代中國這一新領域，我們需要以學術專著為基礎來進行歷史的思考。”東亞研究中心是 “一個可以幫助作者把論文變成書的機構”。這種出版形式并不常常令出版人興奮，但會令創新的學者興奮。中心先于其他大學進入這個領域，全美范圍內關于中國的書稿一度任其挑選。費正清認為 “編輯工作是極其重要的”。他組建了由伊麗莎白·M.馬西森帶領的大型編輯團隊。必要的資助主要來自福特基金會等外部資源，包括向出版社支付的圖書補貼。

1950年代早期，哈佛大學出版社在外交領域崛起之時，在其他方向也多有嘗試和建樹。

在社會科學領域，哈佛出版了塔爾科特·帕森斯和愛德華·A.希爾斯編輯的《邁向一般的行動理論》(1951)。該書大部分內容非常難讀，然而它還是以綜合了社會學、人類學和社會心理學而聞名。該書賣了30年，售出1.1萬冊。

在美國史方面，哈佛于1951—1954年隆重出版了八卷本《西奧多·羅斯福書信集》。書信原件贈給了哈佛學院圖書館。項目主編埃爾廷·E.莫里森和副主編約翰·M.勃魯姆來自麻省理工學院歷史系。勃魯姆還為哈佛寫了一本小書——《共和黨人羅斯福》(1954)。《書信集》和勃魯姆的書使西奧多·羅斯福重新引起了關注。

1953年，哈佛大學出版社第三次獲得普利策獎——大衛·約翰·梅斯以其出版于1952年的兩卷本《埃德蒙德·彭德爾頓傳(1721—1803)》獲此殊榮。梅斯是弗吉尼亞州里士滿的一位律師，與哈佛沒什么交集。彭德爾頓是弗吉尼亞的律師、法官、州長和愛國者，一位被忽視了的美國建國之父。威爾遜想出版這本書，但是無從籌措成本。結果梅斯承擔了7044.09美元的生產成本和一部分廣告成本，并擁有版權、獲得收入，然后向哈佛社支付定價的25%(乘以銷售冊數)作為傭金。該書共售出1684冊，作為一部普利策獎獲獎作品，確實是太少了。要是《埃德蒙德·彭德爾頓傳》在三四年之后出版，那它可能就被歸入貝爾納普品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