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上升為國家戰略，目標是到2020年，基本建成與我國經濟實力以及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今年2月14日，五部門聯合發文加大金融支持上海自貿試驗區臨港新片區建設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力度。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是我國在全球金融危機后，轉變發展方式，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金融更高水平開放創新等工作的突破點，具有對中國經濟全局強力的引導作用。

在十余年的努力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成績斐然。今年3月份英國智庫Z/Yen發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上海名列第4位，僅次于紐約、倫敦和東京。在沖刺之年，驟然而至的新冠疫情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了重大沖擊，并將持續一段時期。我國的經濟發展重點也要隨之進行調整。未來，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要進一步從提高安全資產供給能力入手，完善市場體系，進一步定位建設為國內國際兩個循環的連接點。

后疫情時期全球安全資產需求升級

國際金融中心是一個伴隨著人類全球化過程而來的產物。在整個人類發展歷史中，全球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相互聯系與交流不斷加強。這種進程產生了一種超越各個地方不同社會結構的全球新秩序。在全球化進程中，不同時代都有著各自的國際性城市。例如古羅馬、長安、巴格達、伊斯坦布爾、倫敦、紐約等。這些不同階段的世界性城市反映了不同時期的全球化重點地區，回應了不同時代全球化各自面臨的核心問題，形成了不同時代的國際金融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的演進大體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國際匯兌中心。自從人類全球散居以來，就在不同地區之間產生各種貿易、文化交流，塑造了絲綢之路等貿易路線。不同地區的貨幣不同，在交易中十分不便。這就需要有一個貿易路線上的主要城市進行集中的貨幣匯兌，方便各地區產品交易。這種城市就慢慢成為了當時的國際金融中心。從早期的羅馬、長安，到中世紀后期的熱那亞、阿姆斯特丹等。這種匯兌型國際金融中心往往是與產品的大宗批發貿易相聯系。在貿易中心進行集中交易后，商人再分銷往各地，帶回來的各種貨幣統一進行匯兌，便利全球貿易。

第二階段，從19世紀開始的制度化的國際金融業。國際金融業制度化的標志之一是建立以英鎊計價的金本位制度。這使得一些主要國家的貨幣，如英鎊和荷蘭盾有可能在世界范圍內流通。這樣，國際匯兌中心的地位更多體現為承接制度化國際金融業務的金融機構聚集地，例如倫敦金融城聚集了大量跨國銀行。二戰后，美國建立布雷頓森林體系，紐約成了毫無爭議的全球金融中心。

國際金融中心的這種轉變是與全球化發展的新階段相聯系的。在19世紀后，全球化在市場經濟發展的推動下，呈現了生產和銷售等各項業務逐步開始了全球擴張。這就超越了簡單的貨幣匯兌業務，提高了企業的融資和全球資金調動的需求。針對這些全球化的新問題和新要求，應運而生了全球通用的資金流動協議，即制度化的全球金融網絡。

新冠疫情之后，全球金融中心會加速進入新階段。全球化中不確定性加大，推動全球金融市場更加注重安全資產的提供能力。什么是安全資產？安全性的核心標準是資產價格波動小，流動性高。資產價格的核心要素是資產包含的各種信息，資產定價是對資產信息意味的風險進行估值。因此，資產價格波動最直接的原因是信息不充分，新信息不斷出現給投資者帶來各種驚訝。安全資產是對信息不敏感的資產，不會因為信息波動帶來價格劇烈波動。

這次疫情期間，國際金融市場的大幅震蕩。疫情發生較早的歐洲，在3月9日-13日這一周內，英國富時100下跌16.97%，法國CAC40下跌19.86%，德國DAX下跌20.01%。之后，美股開啟了迅猛下跌，短短十幾天，熔斷五次。2月21日以來，CBOE波動率指數最高上漲超過400%。

股票、債券、黃金、石油等所有資產同步下跌背后是投資者面對疫情極端不確定性，對信息極端敏感，產生恐慌心理，對安全資產需求過大，而供給不足。目前國際上的安全資產主要還是美元，在信息不確定性環境中，美元成為了最主要的投資標的，導致美元指數迅速上升。面對這種情況，美聯儲開啟了無限QE，直接購買資產提供美元，同時，與15個國家簽訂了貨幣互換，保障世界金融市場美元供給。在安全資產的供給保證后，世界主要股指目前都基本恢復。

不僅僅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間，安全資產需求倍增。實際上，2008年金融危機背后也是安全資產不足。在1990年之后的本輪全球化中，各國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石油輸出國都積累了很多財富。但是，各國的安全資產供給能力嚴重不足，導致財富向美國聚集，推升房地產泡沫。

在此次疫情后，安全資產不足問題將會更加嚴重。疫情對國際經濟影響范圍廣，深度大，未來復蘇不確定性高。全球產業鏈受到沖擊，未來存在向區域化調整可能較大。西方國家內部矛盾凸顯，社會進一步撕裂，沖突可能經常化。在這樣的趨勢下國際安全資產供需矛盾會進一步加劇。未來國際金融中心將在制度化提供流動性基礎上，會更加體現安全資產的供給能力，成為全球金融體系的安全基石和資產價格錨。

上海經過多年建設，已經在國際匯兌領域取得了極大便利，各項制度化、法制化建設快速推進，與國際標準逐漸接軌。可以說，已經具備了國際金融中心前兩個階段的主要特征。未來，更需要適應全球化發展新趨勢，提升安全資產供給能力。這就要求進一步在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的大方向下，完善金融市場體系和業務體系，依托穩健發展的國內經濟，通過規范金融創新，創造更多的人民幣計價安全資產。

進一步定位國內國際兩個循環的連接點

國際金融中心都是依賴于母國自身的經濟發展能力。早期國內奢侈品進口支撐了國際匯兌，例如古羅馬、熱那亞等。工業革命之后，更多是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主要發起國，成為資金的供給方，例如之后的倫敦和紐約。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要進一步以疫情后我國國內國際兩個循環為支撐，發力兩個循環相互促進的連接點。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我國為了應對疫情后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環境變化做出的及時應對。此次疫情是全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何時以何種方式結束還未可知。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經濟體都受到嚴重影響。世界供給和需求全面收縮，全球價值鏈面臨分割、停擺，全球化受阻。新興市場國家財政狀況堪憂。這使得疫情后一段時期的國際經濟環境無法回到我國2000年入世時候的大發展期。面對變化，還需要堅持在更多領域、更大范圍和更深層次上加強開放。但是，未來更需要以我為主，構建更加穩健、安全的國內經濟循環。

我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經濟已經開始更加依賴國內循環。但是，當時的國內循環是債務-投資驅動型的。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債務攀升，推動了國內投資。隨著投資回報率下滑，這種模式下債務積累越來越高，金融風險急速攀升。

未來國內循環更多要以消費為驅動。通過消費升級帶動企業投資和擴大生產，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帶動國內消費進一步上升。同時，國內消費擴大也會進一步帶動進口貿易，通過進口貿易促進國內高質量發展。

上海在這方面有著巨大優勢。上海主辦的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連接了國外生產和國內消費。以上海為龍頭，通過消費引領長三角經濟帶實現良性內部循環。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正是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的交匯點，需要更好借力雙循環發展，并通過完善的金融市場支撐國內國際雙循環良性互動，將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成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有力支點。

（作者于澤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