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在工人集聚的上海楊樹浦地區，由浸會大學發起的滬東公社，與燕京大學的北平協和醫院社會服務部，南北呼應，構成了中國近現代科學意義上最初的社會工作形態。

改革開放后，上海重建社會學和社會工作學科。要繼承這一寶貴財富并傳之后人，尚需共同努力，記取昨日來處。

2019年12月22日上午，在楊樹浦路1500號綠之丘（原煙草倉庫）二樓，SUSAS2019攝影展展廳舉行了“聽老先生講滬東公社往事”座談會。座談由浦東新區社會工作協會副秘書長胡如意主持，社會學家吳鐸先生和華東師范大學人類學教師陳赟作為嘉賓，與民政研究者劉先生、趙伊人、王昀等現場聽眾探討交流。以下為實錄精要，經發言者審校。

社會工作的對象，正是有需要的困難群體。此處為上海建于上世紀90年代的一棟居民樓，居民曾為加裝電梯一事多方奔走。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吳鐸（社會學家）：勵天予年輕時曾在滬東公社工作。如果他健在，估計100多歲。與我相差一個輩分。我之所以認識他，是華東師范大學辦社會學碩士研究生專業的緣故。華師大是中國恢復重建社會學之后，開設社會學碩士生專業最早的四所大學之一。其他三個是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和中山大學。

當時華師大師資力量不夠強，聘請老師有困難。陳譽老師推薦了勵天予先生。這位陳譽老師，擔任過華東師大圖書館的館長。他和他的夫人，兩位前輩都曾在美國進修社會工作專業的社會福利方向。陳譽老師應該也在滬東公社工作過一段時間。他和勵天予在美國留學時是同學。陳譽推薦勵天予先生到華師大任兼職教授。他主講的方向，一個是社會工作，另一個是專業英語。

我直接接觸的滬東公社的老師就這兩位，他們都去世了。后來我對滬東公社了解多一些，是要講一門社會工作簡史的課。這門課當時在上海電視大學開設，即如今的上海開放大學。

座談會現場，嘉賓與聽眾交流。桌上資料中有《社會工作發展簡史》一書。澎湃新聞記者 王昀 圖

這本《社會工作發展簡史》，當時我是“編著”。這里有我“著”的成分。這本書出版于2003年，網上可以搜到，比如孔夫子舊書店。我自己保管了大概兩三本。我這門課大概在2001年到2002年之間，是只講一學期的課程。我講完課，整理相關資料，后來出版了這本教材。其中就提及滬東公社。

現在我就講下關于滬東公社的歷史。

談論滬東公社時，要從它的前身說起。現在很多人認為，滬東公社是滬江大學所辦。這樣就要說到1906年。1906年，由美國基督教的南北浸會（陳赟注：1845年，美國的浸信會分裂成美南浸信會和美北浸禮會。上海浸會大學，也就是后來的滬江大學，是兩個浸會聯合創辦，校董事會決定1912年中國新年起兩校合并管理，雖已有校長，但直到1915年才成立校務會，標志行政管理體系的確立。葛學溥應該是由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派遣的，他的書信匯報載于南浸會的檔案中。）——基督教里一個重要的分支，在這里辦了一個浸會大學。浸會大學是中國比較早的大學，更是上海最早的大學之一。后來還有滬江和圣約翰。葛學溥主持了滬江大學7年，從1906年到1913年。到1913年，由浸會大學發起滬東公社。

在我看來，中國最早開展社會工作的機構不是這家。現在之所以認可它是中國第一個比較專業、現代科學意義上的社會工作機構，是因為浸會大學按照發展社會工作的概念運營。其他很多機構，職業學校、鄉村建設學校、醫院等，雖然也都很早，但那是由學校或醫院帶領，進行相關社會服務和社會工作，跟專門落實社會工作服務的滬東公社不太一樣。

滬東公社做了不少實事。葛學溥在這里建了公社，主要目的是為周圍群眾服務。具體做的事情，包括醫療救助和開辦醫院。那時中國工人基本是文盲，他就普及識字，辦初等教育。后來抗戰爆發，就做很多救助流浪兒童的工作，即安民、安撫。所以，他最初做社會工作，就是從救助、慈善事業開始。從近現代的社會工作的發展回顧，發端在此。目的明確，定位清楚。

用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評述，這是群眾工作。滬東公社在中國開展社會工作，依據現實的社會需求，就打上了中國本土的烙印。楊浦區恰是中國共產黨地下黨最強的區之一。中國共產黨是在上海成立的；中國工人運動發起于上海；中國最早的民族工業，上海也是最重要的根據地之一。黨的力量很強，工人運動力量也很強，斗爭比較尖銳。

工人當時相當貧困，是客觀的社會背景。共產黨開展工人運動，滬東公社的工作也從本體出發，立根在社會當中，具有相當的本土特色。

中國社會工作的發展值得研究，我個人只研究了這一段。

浸會大學是美國人所辦，教職員工多數是美國人，也有英國人等，董事會成員是美國人。這個大學辦在此處，和圣約翰大學不一樣。圣約翰大學直到1951年才把名字取消，變為華東師大。

浸會大學辦到1928年，董事會改組。具體原因我不知道，這個原因或可作為博士論文的題目。我認為，由于楊浦的中方力量在當時社會環境中比較強，所以改組了。改組后，8位華人進入浸會大學董事會。其中校長叫劉湛恩。劉湛恩當校長時，1928年，浸會大學改名為滬江大學。至此，上海的浸會大學存留了22年。美國和香港的浸會大學至今還在。

滬江大學的名字，和滬東公社一致。很多后人不知浸會大學成立22年后改名滬江大學。設想下，滬江大學辦滬東公社，乍聽相當順理成章，便以為是滬江大學所辦，其實不然。

2019 SUSAS攝影展展廳中，眾人在今昔楊浦濱江地圖前，對照過去與當下的變化。澎湃新聞記者 王昀 圖

滬東公社發展的黃金時期，最為人所知的是滬江大學這一段。劉湛恩當校長后，進入抗日戰爭時代。

1928年，中日已有危機和摩擦，但沒有爆發戰爭。劉湛恩當校長后，上海發生八一三事件，抗戰開始。由國民政府領導的淞滬會戰相當壯烈，打得很慘烈。日本人沒想到，上海戰場的國軍會如此殊死抵抗。

這時產生了很多傷兵，難民、無家可歸者很多。另外，群眾抗日情緒高漲，并且有所組織。如組織醫療隊支持抗戰，還有很多后援隊。在這樣的形勢下，滬東公社大幅擴展原先的工作。很多抗日活動，把開會、集中動員的場所設在滬東公社所在地。同時還擴大收容和救濟。

此時劉湛恩校長40歲左右。后來上海淪陷，被日本人占領，再后來是汪偽政權。

劉湛恩當校長時雖然只有31歲，但他是杰出的知識分子，知曉如何擔任校長，所以任滬江大學校長后聲望很高，尤其是抗日主張堅決。汪偽政權決定拉攏他，試圖讓他履職教育部長。劉湛恩堅決拒絕。他拒絕的態度，本身就是對抗日的動員。拉攏不成，汪偽政權就把他暗殺了。

我當時不知劉湛恩校長這段歷史，此書中沒有寫。如果此書修訂，要補充這方面資料。

雖然滬東公社為美國人所辦，但發展在中國的土地上，一開始就有本土特色。同時，滬東公社發展過程中，為中國群眾做了很多實事。這些事情，不光學界記得，很多老人都記得。

劉先生：我1997年在浦東濰坊街道做調研，向一個老年人問路。我聊起來說，在做社會學調查。他說知道社會學。我很吃驚，因為那時知道社會學、社會工作的人很少。當被問及是否了解社會學時，他說：“知道，就是滬東公社。”他是從楊樹浦地區動遷過來。可見，老百姓心目中，滬東公社的地位很高、影響力很大。

在上海楊浦弄堂中，如今可遠望的是浦東三件套。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吳鐸：滬東公社最早由浸會大學所辦。他們引進這種先進的理念、先進的工作、先進的學科，引進后就具有中國特色。社會科學立足本土，勢必打上本土烙印。

另外，有些開創性的學者很愛國，西方學成歸來后，著手落地實踐。比如教育學家陶行知。我讀小學時，受到陶行知學生的教育。我小學五年級的班主任，是陶行知的學生，給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西方學成歸來者，給這個學科的本土研究和發展深深打下烙印。滬東公社的參與者，就是例子。

現在對滬東公社哪年建立有爭議。我剛才說的是1913年。上海地方志寫的是1918年。我也看了一段楊浦區志，說得比較含糊，沒直接論及滬東公社成立時間。將來，華師大的學生或可進一步研究滬東公社，產出論文。

滬東公社很多問題，我也不清楚，都值得做研究。現在找當事人已經很難，間接的當事人也不一定找得到，文獻記載大概也不多。所以研究不太容易做。

關于滬東公社，我就先介紹這些。

相比之下，北方還有一個類似滬東公社這樣——現代科學的社會工作意義上的社會工作機構——北平協和醫院社會服務部。

當時北平協和醫院社會服務部所屬的北平協和醫院，也是美國人創辦。西方國家使用賠款在中國辦了很多機構，包括大學、醫院。北京協和醫院1921年有一位美國的醫務社工前輩浦愛德。

根據這個歷史，上海恢復重建社會學后，浦東的上海東方醫院，最早建立社工部。當時我做會長并且建立研究機構。

浦愛德在北京協和醫院辦社會服務部，用現代語言說，就是發展醫療社會工作。東方醫院原來的醫務社會工作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張一奇，翻譯了一本介紹美國醫院社會工作的書籍。浦東新區建社會工作者協會后，我們也發展了學校社會工作、社區社會工作、醫務社會工作等。醫務社會工作，就是受到北平協和醫院社會服務部的影響，發展了社工部。

北平協和醫院發展社會服務部后，開始在醫療過程中為患者等對象提供服務。不是醫學性質的服務，而是社會工作范疇的服務。因此，在普遍意義上，最早傳入中國的現代醫務社會工作，在南方是由浸會大學所辦、滬江大學發展壯大的滬東公社，在北方是北平協和醫院的社會服務部。

有一點很惋惜，我們沒發揚好醫務社工傳統。后來醫院只注重醫療服務，不注重社會服務。其實，不限于心理服務的社會服務，是醫療服務中必不可少的。

如果醫生態度好，病人不吃藥也好得快。他會說，這是什么病、發病原因，以及如何治療。讓病人有信心，告知具體治療方式。還有特別針對子女家屬的社會服務。家屬和子女各自要有什么態度，如何化解困難，如何尋求社區支持。

我曾與香港同行合作醫務社會工作的課題。香港有兩位住院老人，社工提供各種服務，安慰他們，并幫助解決困難。這兩位老人是香港的低收入者，在醫院康復后，不想回去——因為居住地條件沒有醫院好。住院進行醫療時，社工還提供服務。假使回去后，會沒人關心他，所以兩位老人不愿回去。

在香港，處理這個情況，不是醫生負責。醫生負責問診開刀，檢查抓藥，因此就找到社會工作者支持。

兩位老人起初不愿說實情。有位社工逐漸知道他們的心理，就詢問老人原先的居住地。了解之后，社工下沉到社區街坊做工作，請相應社會組織協作。香港有很多社會組織，這些社會組織也愿意提供幫助。比如基督教青年會、基督教服務處。大一些的組織比如明愛，有幾千人規模。我們和基督教服務處一直關系良好。這些機構專為這些對象提供服務，同時提供經濟上的幫助——但這不解決根本問題，根本問題應從制度上解決，香港的貧富差距太大。

這個案例中，社工就把這些安頓好，然后溝通交流，勸告老人家，可以放心回去，家里臨時有困難，現在已在做準備，有相關人員提供幫助。如果再生病，我們還在，鄰居會繼續關心你們。成功溝通后，兩位老人回家了。之后社工持續回訪跟進。這就是醫療社會工作。有短片記錄了這件事。

醫療社會工作對醫療非常重要，是好轉的重要條件之一。協和醫院創建社會服務部的緣由在此。協和醫院影響面很廣。這個傳統沒繼承下來，特別是，新中國建設后沒能繼承，相當可惜。

綠之丘對面是杭州路第一小學，正是資料記載的滬東公社原址所在。澎湃新聞記者 王昀 圖

王昀：滬東公社的原址就在馬路對面，杭州路第一小學。

吳鐸：楊樹浦路眉州路。提的是楊樹浦路眉州路這個范圍。我們知道，就是滬東公社。當時辦了學校、醫院等許多組織。

胡如意：吳老，您提到中國特色，業內人比較理解這個中國特色，但更多人不一定知道。

趙伊人：我也順著這個提問。吳老之前更多從學科史角度講述。我個人一看到“公社”，就聯想到共產主義的傳統，但也很疑惑，它由基督教的學校開辦，有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傳統。但20世紀初，西方共產主義的思潮好像沒有興起。另外我查到，他們起初是基督教背景，包括資金上，使用教會的錢。后來經手過國民黨的資金。解放后停辦。但我網上檢索，后人追溯時都描述，這與共產黨做事一脈相承。我覺得論述上沒有問題，但個人挺想撥云見日，也便于把我們現在的一些實踐放入歷史敘事。

吳鐸：我的“一開始就打上了中國本土特點”意思是，他們開始發展社會工作時，可以在學校里建專業、招學生、設學位。浸會大學成立七年后，就在楊浦這塊土地上，根據本土所需，萌生了開辦滬東公社的概念。

為什么叫滬東公社？取名本身就從楊浦出發。

胡如意：開始是叫“The Yangtzepoo Social Center”，直譯為“楊樹浦社區中心”，后來葛學溥給它起了一個很優雅的中文名字——“滬東公社”。

吳鐸：鴉片戰爭后，西方整體對中國是侵略的動機。他們到中國開展社會工作，建立學校和醫院，初衷和性質很明確。但一部分個體確實有善良的本質。很多傳教士與中國百姓結成了良好的關系。客觀結果要分兩面評述。

我一直認為，我們要把這個communism和別的命題分開。communism是共產主義，這個主義只存在于馬克思主義的命題里。中國和美國的community是一樣的，我們借用這個概念，稱作社區。

我認為它具有本土特色的原因是，首先立足楊浦，“滬東”這個名字很有本土特色——不叫“浸會公社”。提供的服務也有本土特色。劉湛恩當校長并接管滬東公社的15年，如果沒有本土特色，滬東公社無法壯大。它契合了社會，貧窮、救濟、醫療、學校等具體需要。這些都是本土特色。

滬東公社發展的黃金階段，是劉湛恩當滬江大學校長時期。當時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和抗日群眾有機結合，留下很多可歌可泣的資料。后來滬東公社成為抗日中集開會、動員、救濟為一體的平臺，這是中國特色。

紀念滬東公社的原因是，它是在中國的第一個同類組織，對當時中國社會發揮了積極作用，提供了有益的幫助。實話說，這也是科學研究的價值。包括勵天予教授在內，都是留學生回國后，在這工作。

非常遺憾，我們搶救這個遺產過于遲緩。當時我自身工作繁重，沒想到搶救這個遺產。如果勵天予教授健在，我們組建研究團隊，那就不是我在這蜻蜓點水，而是會出版成書。

中國社會工作領域的一個特點是，社會學和社會工作這兩個姊妹學科，解放后中斷。后來參與恢復工作的同志中，我算年輕的少壯派。領導是費孝通，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副委員長。還有雷潔瓊同志。我與費孝通、雷潔瓊這代人有長期深入接觸。

我當時不從事這個專業。是改革開放后，1978-1980年之間，轉身投入這個專業。我任系主任期間，工作繁重。現在很多人認為，中國最早引入社會學概念是1980年前后。一些前輩知道這個認知不對，相關概念和實踐早有引入。

開始做社會學恢復工作時，我們都是學者。我們意識到，中國要恢復社會工作，關鍵要普及大眾認知。

你們知道，恢復社會工作時，哪個部門最積極？

上海一處居民樓內的樓梯。澎湃新聞記者 周平浪 圖

王昀：民政部。

吳鐸：民政部。民政部積極到什么程度？恢復了社會學，社會工作沒恢復，怎么辦？民政部決定撥款。由北京大學王思斌老師，首先帶領恢復社會工作專業。

那時我們辦學困難。我在校任領導期間，華東師范大學的總投入只有3000多萬人民幣。當時我與香港城市大學合作研究。它投入高達40億港幣。差距如此顯著。

在那個境況下，教育部表示資金匱乏。民政部表態，愿出資支持。民政部出資，給北京大學籌備大陸第一個社會工作專業。

后來我們編纂了一本中國社會工作百科全書。此書主編之一是民政部的社會福利與社會進步研究所的所長陳良瑾，研究所隸屬民政部，他是行政身份兼學者身份。再就是我。我們兩人主編這本很厚的書。此書跨度20年。起點就是民政部幫助北京大學恢復社會工作專業。

民政部積極介入，很多事宜順利推進。民政部大部分工作，本質就是社會工作——負責救災、救濟、鄉村建設等。同時也有差異，民政部側重制定政策、下沉督導和總體規劃。

王昀：延續滬東公社的議題。有哪些傳統，在解放后的實踐中被繼承？

陳赟：如果只是作為一個學科的開頭，只不過在歷史上留個名而已。但滬東公社不僅是開端，還做了很多事，只是關于具體的實踐，網上資料很少。

我覺得如果要在一個地方扎根，就需要和其他很多機構合作，不然服務覆蓋面不廣。我了解到，解放前，滬東公社和共產黨地下黨組織，比如怡和紗廠等的地下黨組織借基督教女青年會名義開展合作。就在這里斜對面（楊樹浦路眉州路）開辦夜校。我對他們具體如何動員和組織很感興趣，但沒有太多信息。

他們的做法受到美國以及基督教的影響，類似睦鄰合作運動——大學如何參與社區建設。大學既是研究機構也是所在社區的社會組織，用研究的科學的方式來進行社區建設。考慮到這個因素，他們實踐時已發生了變化。

我之前一直糾結的是滬東公社具體的建立時間。查到好幾個版本。如果只看第一任社長葛學溥的歷史記載，應該是1915年或1917年。1915年是在學校里組建了一個社會服務團；1917年，在校外購入房產、設立了一個服務點。

我還查過美國南浸信會的資料，他們有年度總結報告。葛學溥既是教師、學者，同時也算教會工作人員。這是美國很多教會大學、包括浸信會創立的大學，比如布朗大學的傳統。美國許多高校有教會傳統，雖然采用科學的培養方法，學生也被教導培養出來后要踐行社會服務，其性質是基督教意義上的社會服務。后來基督教的社會工作，又和科學的社會工作方面融合。再后來，學科完善之后，學科理論與方法更具獨立性之后，基督教色彩才慢慢消退。

葛學溥雖然身為人類學家，但他還需要向南浸信會做各種匯報。我看到匯報中的記錄，他們曾計劃建立布朗社會學學院。這個社會學學院不單在布朗，而是必須跨境——以布朗大學的名義，在世界多地開辦學院。因為在上海已有他們所建的學校，就以此為基礎，進行基督教價值的范疇里的一些社會科學教育及社會服務。

這就是滬東公社為何沒有與巴黎公社相同的意義，而是有基督教社會主義所謂“公社”的意義。而且這個公社，可能就是Society的意思，有些人譯成“會社”。好比美國的有些慈善組織，就翻譯成會社，比如“美國慈善組織會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COS)”。但滬東公社為何被翻譯成“公社”，我始終沒有找到確據。我不太相信這出自葛學溥自己的翻譯，雖然葛學溥作為人類學家，肯定擅長了解地方性。如果真是他把“楊樹浦”翻譯成“滬東”，我覺得已經非常接地氣——地道了。

胡如意：叫楊樹浦服務中心。

吳鐸：可以改的。

陳赟：但我不知道這個名稱是誰修改的。有些人說是葛學溥自己改的，我能夠接受葛學溥對中國的了解沒到那種程度，他正好在那個“可能可以”的邊界。但我又不敢相信。無法考證令人遺憾。但我懷疑這可能和第六任社長金武周有關系。

吳鐸：我們也聘請過金武周，這位老先生很積極。我們社會學院恢復重建時，出過一個刊物《社會學資料》，金武周是我們特聘的刊物主筆。在這個刊物上，我們最早發表了經翻譯的美國的城市社會學，是油印的刊物。當時對中國社會學界而言，城市社會學還相當陌生。當時金武周已經七十多歲了。

陳赟：對，我們后來看到的一些回憶，就是金武周所寫。他文筆確實很棒。他寫到，葛學溥漫步在還是荒灘的地方，開始想象他心中布朗社會學學院的藍圖。他想象，他家鄉紐約的實踐，在這里也落地推進。我覺得這與金武周些許浪漫主義的回憶有關。但我沒有任何切實的證據。

我感興趣的點在于，為什么會稱作滬東公社？這個名稱太上海地方化了。

在楊浦濱江更新之中，一些工業設施被當作景觀留下。澎湃新聞記者 王昀 圖

吳鐸：關于滬東范圍的界定，是需要考證的。我早些年界定過。今天沒帶相關資料。首先是由民間界定，所指的不僅限于楊樹浦，還有楊浦幾個主要的地方。

當時浸會大學命名滬東公社，頗有本土特色。命名者借用了滬東這個概念。最早它是科學用語，是地理名詞用語，抑或民間流行語？我比較傾向于，起初是民間流行語，演變到科學用語。滬東在地理空間上存在界定的邊界，不是信口雌黃。

中國的社會工作思想，不是學科也不是機構——只討論思想的話，從救濟的角度，中國鄉村都開展慈善事業。之所以被稱作鄉紳，就因在鄉村做慈善事業，老百姓對他比較友善。包括廟宇，一直在做施舍。之前提到的都是基督教相關，中國的道教和地方宗教也做慈善事業，已有慈善思想和具體救濟行動。

科學和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工作是從歐洲發端。相比歐洲，美國的社會工作發展有些不一樣。歐洲的社會工作發源于救濟和慈善事業，但后期注重研究，出現了一批知名的社會工作者和社會學家。而作為后起之秀，美國社會工作事業創立時遇到了很多現實問題，所以社會工作實務比較發達。

我與香港的社會組織，包括明愛、基督教服務社等，有著廣泛合作。香港的社會工作事務比較發達，主要原因是，基督教在香港影響力很大。另一個原因是，新中國建立前后，偷渡客很多，香港很亂，大家惶惶不可終日。偷渡者集中在彈丸之地，急需慈善事業出手救濟的群體很多。

我和香港基督教服務處總干事吳水麗也是朋友。現在我們邀約他來協助我們建設浦東新區社工協會。他是民政部以及廣東省聘請的專家。他最初從救濟難民著手，推進社會工作，機構人數也不多。他們救濟人數眾多、貧困潦倒的難民。富有的香港人，如一些財團、老板或公司，包括民間組織，都會捐助。

我們與香港現狀不同。香港的社會福利署不參與具體的社會服務。我們的民政部不但制定政策和規劃，還處理很多具體事宜。香港的社會工作是社會組織自我管理運行。

我和幾任相熟的上海民政局局長調侃，你們辦的福利工廠，幾乎可以轉制了。你給別人辦嗎？民政局辦了很多直屬的養老、殘障人士等福利工廠，現在已轉制，人群安置做得好，規格也高。

胡如意：現在變成工商界了，但還有稅收優惠。

吳鐸：有優惠。

香港的社會組織發展很成熟，我們差距顯著。香港是動員整個社會力量推進社會工作事業。內地目前束手束腳，社會組織發展存在各種問題和矛盾。我們原先基礎較薄弱，社會工作恢復至今只有數十年。再加上主客觀因素，一直沒得到充分發展。

還有社會工作亟需規范化的問題。由政府部門來推動、主導社會工作，理論上是好事。只有這樣，內地的社會工作才能普及并普惠。

比如，我們推進特殊護理服務。我現在年近90，所在社區街道主任見到我，詢問我是否需要特殊護理。我生活尚能自理，就婉拒了。這不是錢的問題。很多我的同事，更需要護理。但護理人員只有三位。

吳鐸先生參觀楊浦濱江。胡如意 圖

這類事宜之所以能如此有力推廣，是因為政府知曉需要后，及時制定發布政策。這就是我們講的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一旦我們下定決心，投入到具體行動中，效率很高。比如，我今天和胡如意走訪楊浦濱江，我就想，如果在資本主義社會推進類似項目，估計不太容易。

劉先生：我到社工處后，開始探究上海社會工作起源。找到兩個起源。

其一是滬東公社。另一個起源就是醫務社會工作，1901年發起于北平協和醫院，發展成熟后，1922年以后，濟南齊魯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南京鼓樓醫院先后開展了醫務社會工作。上海的仁濟醫院、上海紅十字會醫院以及上海四明醫院也在這一時期開展了醫務社會工作。這就是我找到上海社會工作的兩大起源。

上海能在大陸率先恢復社會工作，不是偶然，有時代賦予的底蘊。無論政府推動抑或社會需求激發，只要時機成熟，就會破土而出。我寫民政志時，也遇到關于滬東公社的問題。寫跨度四十年的民政志，而社會工作恢復重建時間也不長。當時開展醫務社會工作，上海本土醫院也慢慢跟進，其中一所是浙江巨商葉澄衷之子葉子衡先生資助的澄衷肺病療養院，本來為上海的浙江同鄉服務，后來逐步面向所有市民。澄衷肺病療養院也開展了醫務社會工作服務。

現在能恢復本身就是傳承。它不是外來嫁接，而是從本地生發。上海東方醫院能率先恢復醫務社會工作，最初萌芽就在這。包括1997年，我在浦東濰坊街道做社會調查時，老年人都知道滬東公社。因此，上海能夠在內地率先恢復社會工作，是有一定社會基礎，有歷史淵源的。

王昀：在座各位的父輩、祖輩們，有沒有聽說過滬東公社？

聽眾：我因查閱《申報》，看到過滬東公社的資料。如果要做滬東公社的研究，可以在《申報》上檢索，里面肯定有很多相關訊息。

陳赟：我覺得資料可能是在上海理工大學的檔案館，滬江校址原址在那里。以前同濟的一位老師章華明曾做過一些研究。當然，他可能沒從滬東公社這個角度研究。

滬東公社頗為值得研究，唯獨很多。還要繼續剛才吳老師講的中國化與傳承的問題。

1920年代有個很重要的社會歷史背景，就是“非基督教運動”。以前有許多由基督教方面推進的工作，包括醫療和社會服務。后來在非基督教運動當中，存在“中國化”的過程。劉湛恩可能也在做此事，但他自身一直是虔誠的基督徒。劉湛恩提出過“讓滬江大學更中國化，更基督化”的口號。基督教理念和中國化實踐如何相融合，在他的思想和實踐里，可能都是重大問題。

上海浸會大學堂（Shanghai Baptist College and Seminary）于1914年改名為滬江大學。“滬江”這個用詞，完全不像當年特別專業的大學的叫法，它太地方化，是非常民間的稱謂，和震旦之類校名完全不一樣。我也不知這其中具體緣由。

當時葛學溥開辦滬東公社時，他應該想從南浸信會拿錢，但他最后沒拿到錢。目前資料顯示，他記錄的是“自助”，但我不知這筆款項的來源。他人研究后表示，因滬江大學是私立學校，所以會收取一定數額的學費和接收社會捐助。比如劉湛恩和教師們也捐了不少錢。滬東公社的錢可能來自于此，但我相信這只是一部分。

至于學費怎么來？滬江大學有一個非常厲害的學科——商科。最先為人所知的是社會學及社會工作，但實際帶來經濟收益的是商科。后來它起到很多教學輔助工作，得以辦工人夜校。工人夜校有各種形式，其中肯定有共產黨參與。

在SUSAS 2019 攝影展的展廳中，陳赟翻看展陳的資料，也是這塊地方的一小片歷史。澎湃新聞記者 王昀 圖

吳鐸：直接說共產黨和滬江大學的關系即可。當時由地下黨發動了楊浦區的群眾運動，滬江大學的劉湛恩大力支持了這些群眾運動。而且滬江大學有地下黨組織。滬東公社有沒有共產黨人，需要檢索具體材料做進一步考證。另一個可了解的線索是上海基督教青年會。

陳赟：對，還有基督教女青年會。

吳鐸：還有全國基督教協會。上海的基督教青年會（YMCA）是大陸發展最完備的，大陸的基督教青年會總部就設在上海，原先YMCA的會長和女青年會的幾任會長都健在，不過從崗位上離退了。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出現時，或許和滬東公社有關。

陳赟：有關系。某些歷史材料提及，滬東公社開辦平民女校是與女青年會合作的。滬東夜校背后應裹挾了很多社會力量。我覺得這是滬東公社與協和不一樣的地方，協和是基于醫務的社會工作，滬東是基于社區服務、社區建設，還有相當重要的一點是“助人自助”的社會工作原則。

王昀：當時滬東公社是否收到很多類似大學課題經費性質的資金嗎？如今，大學還會出現這樣的項目嗎，可以出義工，發動志愿者？

陳赟：滬東公社其實有變化。葛學溥就曾經開展過學校內部的學生“服務學習”以及實習。服務學習是非常好的傳統，也延續到滬東公社。另外，他其實想將基于大學的社會服務進行分離，一部分保留在校內作為學生的服務學習實踐，另一部分就是在校外組建社會組織。我看到過有材料說，他自己籌措了兩萬美元，雇傭了三位美國人和十幾位中國工人，付諸校外的社會服務。這條消息不是來自南浸信會，而是布朗大學的布朗中國學院報，不過也只略有提及，沒有確鑿證據。

我唯一可以確信的是，從那之后，美國方面停止對他經費支持。因為當時美國外派了許多學者進行社會調查，形式類似北方的燕京大學做的春田調查。采用了廣泛地社會調查，產出了許多研究成果。滬江大學也有類似調查。當時美國社會學會的會長狄雷，也是布朗大學的教授，前來指導，和學生一起工作，寫出第一篇非常重要的報告《沈家行實況》。但后來沒再做下去。我關注到，滬江大學畢業生的畢業論文有很多關注勞工、妓女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問題，都是這個導向。但再沒有出現《沈家行實況》那樣專門為地方做一個調查報告。

滬東公社第三任社長錢振亞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核心人物。他把葛學溥的很多設想落實了，比如建立足球隊。體育活動也是社會工作服務的重要部分。葛學溥自己就是一位體育愛好者，不僅擔任人類學教師，還身兼大學的體育教練。后來以滬東公社為基礎，組建了足球隊。據說，滬江大學的足球隊相當不錯，還被納入上海足球隊。我覺得如果要去搜尋滬東公社的相關歷史資料，這也是一條線索。滬東公社提供的服務與活動很多，包括電影、絲竹、游戲、音樂在內的文藝服務，以及中醫會、同樂學會等。

趙伊人：對，解放前這里就有自來水廠的足球場。足球場現在還保留著。

陳赟：推測這可能也是早期工會爭取而來的工人權利。通過這些可以去探究滬東公社發展的社會脈絡。

雖然滬東公社沒有形成特別集中的形象，但扎根社區，其影響遍及社區中的人。尤其楊浦區是一個新興的上海城市社區，滬東公社的作為，就是社區建設（社區營造），盡管當時沒有如此定義。1949年后，楊樹浦的工廠國有化，組織了工人俱樂部開展了各種活動。我不相信解放后參與其中的工人沒有延續之前的傳統以及相關活動。令人惋惜的是，還沒有從滬東公社視角出發去做過訪談和研究。

滬東公社為周邊很多村落的學齡兒童開辦過學校，辦過主日班查經班，也辦純粹世俗的學校。我相信肯定有很多散落的記憶。我認為滬東公社的最杰出成就，就是把自己完全融入社區。

2019年8月，綠之丘平臺上的綠植。澎湃新聞記者 王昀 圖

王昀：今天這個話題是如意首先跟我提起的。也想聽她講關于西方睦鄰運動和滬東公社的一些聯系。

胡如意：之所以對滬東公社感興趣，原因之一是感覺這與后期的社會服務發展一脈相承。另一方面，我覺得也歸功于當時國際思潮中很多運動的影響。當時很多留學生留學歸來，引進西方良好的理念，并且本土化。其中相當重要的是睦鄰運動。

那是在英國發起，起初在校園內，更多實踐社會研究和社會調查。是在那些精英學校（如牛津、劍橋）中號召，在教授帶領下深入田野，去做各種調查。田野調查過程中還要與百姓生活在一起。盡量結合百姓需要落實一些事情。背后原因是，當時工業革命后，社會貧富差距很大，大量的貧困、犯罪等問題涌現。那些教授很有責任擔當，深入一線做調研。調研后寫各種報告，然后上報政府，做意見和建議的陳述。過程中，覺得也不能完全依賴政府，就帶領學生去到平民聚集的地方，共同生活，服務于百姓。

第二階段發展是在美國，剛剛提及紐約，其實還發起于芝加哥。背景也有高校，但更多與工人運動、工人服務，以及工人福利相關。因為有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勞工，涉及很多問題。比如童工以及女性的權利。最初影響力較弱，像俱樂部一樣運行。大家喝酒相聚，女性也可以帶上孩子相聚。但在實際發展中，做了很多工人倡導的事情。而有些事情的推進，不是社會力量可以達到的，需要百姓為自己發聲——如何保護童工、如何與雇主談判，都會有一些自下而上的想法。其中還有大量類似院舍的組織——免收租金或很低償，讓無家可歸的老百姓在大廈里有安居之所。這大概在是1910年前后。1910-1920年代是蓬勃發展時期。

當時也傳入中國。而我們更多處于戰亂，所講的是國家民族的興亡，沒顧及老百姓也需要民生服務。怎樣讓這里的工人群體有機會讀夜校，讓沒有文化的工人，要寫個信就能找到代筆，還有其他一些娛樂文化活動的根源。所以我覺得，睦鄰運動和剛講述的滬東公社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在中國得到本土化的飛躍式發展。

楊浦區最早應該是在2010年左右，推動基層社區建立睦鄰中心。類似的社區服務中心，全市不少，楊浦保持了“睦鄰”二字。

SUSAS 2019 攝影展現場，參觀者在觀看照片與展品。澎湃新聞記者 王昀 圖

吳鐸：歐洲最早的社會工作發端是睦鄰運動。一戰期間，整個社會劇烈動蕩。歐洲的國民運動最早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后，大量農民破產，轉而涌進城市。和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一樣，全國各地的人擁到上海。睦鄰運動在歐洲發展起來。

美國為什么在芝加哥發起？講城市社會學時，我們講到芝加哥學派。芝加哥與上海，在區位上，在歷史上，有很大的可比性。芝加哥是美國五大湖和東西大鐵路的東部起點，又是五大湖所屬區域，臨近大西洋。上海臨近東海，是中國最發達的城市，也是工商業最早發展的城市，又是工業最早發展的城市。我們講述城市文學時，會提及芝加哥和芝加哥學派。講述社會工作的睦鄰運動時，芝加哥和上海也有很多可比性。時間晚一些，芝加哥可能早。商業、區位和發展的社會形態，明顯類似。

趙伊人：這個脈絡，是在具體實踐上傳承，還只是在話語上沿用？

胡如意：你說是睦鄰二字嗎？

首先，看滬東公社的傳承，我覺得既有教會，也強調睦鄰思想。有高校，又強調能為當時楊浦的工人和百姓提供最基礎的救助和一系列社區服務，其中包含文化、娛樂等服務。我覺得這是當時那個時代的傳承。傳承人是傳教士和一些留洋回來的中國人，覺得這樣能將好的經驗介紹過來。

其次在民政史上，關于“睦鄰”二字在楊浦變成“睦鄰服務中心”，我覺得，是當時民政局局長，在社會治理的大背景下，有意進行傳承。這樣能發揮社會力量，既有和老百姓的融合，也有社會力量充分參與。

非常欣慰，在這里能遇到非常活躍的各方人士，無論學生抑或居民，還是各方代表，一起為這件事情（編注：指攝影展）聚力、提供照片、籌集資料。其實背后也是睦鄰行動。

楊浦居民提供的自家相冊中的照片，在SUSAS 2019 攝影展布展過程中，正準備上墻。澎湃新聞記者 王昀 圖

吳鐸：有時研究蠻有意思的，比如“社區”概念。在社會學和社會工作推進之前，政府話語體系中，沒有社區的概念但學者把這個概念推進后，我也沒想到發展如此迅速。一旦進入中央政府文件，推進就迅速很多，有了力度。到處“社區建設”。而且，這個社區我覺得用得有點尷尬，和建造相關，叫建造社區。定位是把街道看成一個社區——社區原來是共同體概念，不具有行政化的概念——或說核心概念不是行政化的。可以是具體化的空間概念，也可以不包括空間概念，但進入政府文件后，它被約定俗成為一個空間概念。

上海剛解放時，街道的概念是區政府的駐街道辦事處，不具有政府的一定施政權限——現在為止還沒有明確，但實際上是有的。

胡如意：現在是越來越有了。

吳鐸：管得多了，政府也強了。街道本身沒有人民代表大會，實際是區政府辦事處。但相比解放初的十幾個人，現在的街道規模大很多，管轄面也很廣。派出所也是街道派出所。街道還負責群眾團體、經濟、福利等實際的綜合治理。

劉先生：社會向前發展時，肯定會出現新鮮事物。這其實是一種社會管理模式。

胡如意：退休干部也是街道在管，退伍軍人也是。

趙伊人：我住定海橋，做一些社區服務和藝術方面的事。我問一下陳老師，您之前大概研究到什么程度。

陳赟：我當時只是在社會學系之下進行滬江大學的研究，也包括滬東公社。我們學院在2013年舉辦了一個社會學百年的活動，查詢過相關資料。

吳鐸：我們上次搞過一次滬江大學社會學百年紀念。

陳赟：為此也請您過來講過這個議題。其實，美國的大學強調社會服務的功能，滬江大學因循了這個傳統。滬東公社第三任社長錢振亞講，社會行政人員必須接受大學訓練，這個社會行政人員，就是社會工作者。他特別用了“社會行政工作”這個詞。我覺得，這個概念可以和中國的民政社會工作結合在一起。但我不是社工專業，這個脈絡我無法完全串連。我隱約覺得，這是他對中國了解之后，提出的一個特別適合中國的方式。

這與美國有類似之處。類比的話，現在中國的街道可以與美國的小鎮相比照。你屬于小鎮，我屬于街道；在互動與生活中形成生活共同體，通過行政——治理的方式去維系、營造共同體。這個行政—治理，包括社會行政式的服務，由共同體的公權力運作機構實施的社會服務。錢振亞在美國接受過高等教育，他把接受的理念在中國實踐，在楊樹浦這個形成中的社區進行中國化。但可惜錢先生在1934年就英年早逝，這種實踐就斷裂了。

吳鐸：還有一事不明。滬東公社有關材料，現在到底轉交到哪里了。

陳赟：我到上海市檔案館沒查到專門的檔案。

吳鐸：楊浦區志記錄了很多關于滬東公社的內容，值得看一下。如果做研究，需要查閱原始檔案。滬東公社的原始材料，可能的確全部失散了。或者還尚存于世，但不知現在所在何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