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讀嘉出品 讀嘉

文/蘇則（原創）

這是 讀嘉 的第 170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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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贊美封建的“反封建思想家”

王國維曾過說：“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他所說的“國初”，即明末清初時代，確實產生了一系列大思想家，如我們非常熟悉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此外如主張實學，被譽為“開二千年不能開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筆”的顏元（號習齋，1635年—1704年）等人，也在東亞大陸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建國以來，一些主流的歷史敘事認為，明清之際乃是封建社會沒落、資本主義萌芽的重要時代，作為這一時代的產物，明末清初思想家們的觀點著作必然具備資產階級反封建的特性。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侯外廬（1903年—1987年）影響巨大的《中國思想通史》，是這類歷史敘事的典型例子：

“他們（明清之際思想家們）在哲學、歷史、政治、經濟和文學諸方面的‘別開生面’，就不僅是反理學運動的量變，而是按他們自己的方式表現出對資本主義世界的絕對要求……雖然他們各有自己的反對派的特性，但一般說來，他們都是封建社會的叛徒。”

“（王）夫之正處于一個暴風雨降臨的時代，這正如黃宗羲所說是‘天崩地解’的時代。在十六、七世紀之交，中國歷史正處在一個轉變時期，有多方面歷史資料證明，當時有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因此，在社會意識上也產生了個人自覺的近代人文主義。（王）夫之的《噩夢》、《黃書》和《搔首問》等著作，就含有豐富的反抗封建制度的精神。”

“顏元同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的表現形式不同，但他們的愿望卻具有共同的特點，即‘這些愿望表現著進步社會階級的利益，表現著整個社會在現在道路上，即在資本主義道路上發展的迫切利益。’”

“他（黃宗羲）的生活約可分為三期：早期他繼東林的余緒，從事于反抗封建統治的斗爭，以著書斥阮大鋮而最具膽識，幾遭殘殺。中年時期，他糾合同志抗清，設世忠營，走四明山結寨防守。待明朝既亡，他總結東林、復社的思想，樹立了反封建的政治思想，以《明夷待訪錄》一部偉著為代表作。”①

侯外廬（1903年2月6日－1987年9月14日），《資本論》譯者、中國大百科全書歷史卷負責人，與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呂振羽并稱“馬克思主義史學五老”，其《中國思想通史》以“中國思想通史”為題，而引據最多的文獻可能是馬、恩、列寧的著作。

我們粗一看這些“資本主義世界”、“封建社會”、“進步社會階級”、“反封建的政治思想”之類的“大詞”和“宏大敘事”，不免覺得侯外廬等人寫的真有氣勢，分析得也真是高屋建瓴，但如果我們切實去讀了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顏元等人的書，就會發現“反封建”的高帽子戴在這些古人的頭上是萬分的不合適。直接地說：被某些馬克思主義史家稱為“反封建”思想家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顏元等人，在他們的多數著作中，不但并不反“封建”，而且對“封建”表現出了很大的好感。試舉幾例：

黃宗羲在《留書·封建》中認為，三代以來的外族侵略之患，就源于自秦朝以來封建制度的廢棄。在先秦的封建社會，君民關系并不懸絕，“君之視民猶子弟，民之視君猶父母”，兵民合一，各個地方都具備自衛能力，外族即使進入中原，那也不過是寇盜之患，他們可以擊破幾個國家，卻不能輕易征服所有諸侯。郡縣制帝國完成了君主對臣民的絕對統治，但臣民和地方缺乏自主自衛能力，一旦帝國軍隊被擊敗，就有全圖淪喪之憂。②

顧炎武在《亭林文集·郡縣論一》中，這樣贊美先秦的封建制、批判后世的郡縣制：“古代的圣人，以大公無私的心對待天下臣民，給他們土地分封列國。今天的君主，卻想讓四海之內都變成自己直接統治的郡縣。”③

顏元認為：“如果不是封建制度，就不能盡可能地實現治理，就不能盡可能地使用天下人才。（秦朝以來，）后世臣民們不敢建議實行封建制度，而帝王們也樂得把天下作為自己的私產，并且樂于容易控制的郡縣制度，于是自甘孤立，使得民眾和社會屢次受害，國家亂亡也不覺得后悔，這可以說是很愚蠢的了。”破壞封建制度的是秦人，“秦朝統治者仗著私智和暴力妄自稱雄，將各個地方收歸己有，竟敢變動古代圣賢的封建制度（‘百圣之大法’），不但自取滅亡，而且給民眾留下了世世無窮的大禍。秦始皇之罪可以說是上可達天。后世文人如柳宗元等人，卻反而宣揚‘天下為公自秦朝開始’，可以說是非常不仁的行為了。”④

顏元（1635年－1704年），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直隸博野人，明末清初思想家、教育家，顏李學派創始者，批判科舉制度，主張為學返于先秦六藝，兼通文武。

被侯外廬贊許“含有豐富的反抗封建制度的精神”的王夫之的《黃書》，和顏元類似，對于廢除了封建制度的秦始皇恰恰充滿了鄙夷：

“到了孤立的秦朝，君王治國的法度淪喪了，統治者只想把整個天下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時時猜忌，唯恐強悍有力者早晚崛起，仿效自己，搶奪君位。因此，他對于有能力的人一律剪滅，有機謀的人一律打擊，有實力的人一律削弱。君王以外的臣民不能得到土地分封，地方官員如亭長（秦、漢時在鄉村每十里設一亭，亭長掌治安警衛，兼管停留旅客，治理民事等工作）、邑宰（類似后來的縣令）等官員不能私藏一點財富。秦王想用這種方法鞏固自己的大業，長久保持一姓的至尊地位，但是失敗卻隨即到來。由此而言，見識淺薄，不立藩國，拱衛中原，輔助華夏，豈不是錯誤的嗎？”⑤

當然，這些思想家中也有人反對直接恢復封建制。但是他們反對直接恢復封建制，主要是從可行性上著眼，并不反對封建制后面的精神。如王夫之反對直接恢復封建制，是因為“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⑥，兩千年如此，已經難以撼動了；又如顧炎武認為：“郡縣制度的弊害意味著它將要變革，那么是要將它變革為封建制度嗎？不能。未來的圣賢應該‘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天下就可以治理。”⑦所謂“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就是在封建制已經斷絕兩千年，難以為繼的大背景下，重振封建制度的精神而非形式。

由上述的引文來看，我們可以發現的是：某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對這些明末清初思想家們的“反封建”定位完全是錯的；這些思想家并不以“反封建”為主要觀點，恰恰相反，他們對舊有的封建制度及其精神有相當程度的認可。參考人類社會中某些“被代表”、“被幸福”、“被平均”的例子，我們可以說，這些古代思想家是“被反封建”的，某些現代史學家出于自己的目的，強行把他們塑造成了“反封建”的“進步形象”。

那么，在封建/郡縣問題上，這些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們并不選擇從時代順序上看起來“先進、進步”的郡縣制，卻轉而復古，群起支持古代封建精神，他們的理由是什么呢？我們今天就來對此略作介紹。在這些思想家中，黃宗羲我們已經有過比較詳細的介紹（見、），我們主要把眼光聚焦到顧炎武、王夫之、顏元等人的身上。

一、如何實現社會復蘇：呼喚“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的顧炎武

近代以來，漢語圈許多文人的想法是：崇尚復古的人和思想，是保守、退步的，與此相反，主張革新的人和思想，是進步的，值得效仿的。如果從這個觀念框架中看，那么我們只能得到一個非常諷刺的結論：顧炎武、黃宗羲等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不夠“進步”，比他們更早的文士俗吏們，往往要比他們“進步”得多。

自秦漢以來，由于東亞大陸帝國的根本體制是郡縣制，因此在思想界的封建與郡縣之爭中，支持更為晚近的郡縣制的觀點才是主流意見。例如，“唐朝時由于郡縣制在全國的推行是既成事實，討論的主流觀點轉為普遍支持郡縣制，李百藥的《封建論》，顏師古的《論封建表》以及柳宗元的《封建論》，其基本傾向都是反對封建的。論者多認為郡縣制有助于天下的安定與統一，如柳宗元指出的‘有叛國而無叛郡’（諸侯國會叛亂，郡縣不會叛亂）。實行封建制則被認為是歷史的倒退，不利于中央集權，會引起紛爭。”⑧顯然，這些觀點都是以鞏固皇權為立足點，是為皇權著想，為皇權服務的。

柳宗元《封建論》

但在歌頌“進步”的郡縣制的“主旋律”中，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們卻異口同聲地發出了批判郡縣制、重估封建制的種種“雜音”，這顯然并非巧合，和這些思想家所處的時代環境，有莫大的關系。我們先來介紹一下顧炎武（1613年－1682年，原名絳，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寧人，人稱亭林先生。明朝直隸昆山縣人，即今江蘇蘇州昆山）對明末清初社會的觀察，以及這種觀察和顧炎武政治觀念的聯系。

顧炎武的直觀感受首先是：明朝人非常窮，而且過得很苦。顧炎武在自己的筆記《菰中隨筆》中記錄說，即使是在一貫被稱為富庶的江南，在數十萬人的大縣中，擁有數百金資產的富戶也不過一千家左右，而這些富戶又往往又為帝國承擔為數眾多的稅役壓力，“煩苦獨甚”，往往有返貧的可能。

古代東亞大陸人素以勤力農商、吃苦耐勞著稱，何以往往在貧苦中度日，少有出頭的希望呢？顧炎武發現：雖然確實有很多明朝民眾在努力工作，但又有許多人再消滅他們的勞動果實——這些人“食利于官”，也就是說，是吃財政飯的。一個富戶不超過一千戶的江南縣城里，卻有不止數千人在吃官飯。

這些人主要是胥吏，即官府的各類辦事人員和差役，按趙世瑜所說，相當于“中國古代政府機構中的低級公務員、辦事員”。這些胥吏所擅長的，就是用官府苛刻的規章法令從民眾那里榨出錢來，在一個人就能負責的崗位上，卻有六七人共同擔任這項工作，在這個鐵飯碗里掏飯吃。很顯然，只憑借官府給他們的收入，他們是活不下去的，他們也不是為了這么點官府的錢去擠破頭做胥吏的，他們的目的主要是依靠官府，利用公權力壓榨平民。⑨

這樣，明朝人貧窮困苦的原因也就可想而知了，即使他們再努力耕作經商，也有許多更加“努力”的人們等待著吃掉他們的勞動果實，壓榨和揮霍財富比創造財富容易得多，而且不需要什么技術門檻。

這種惡性循環要怎么解決呢？很自然地，顧炎武想到了減少官吏、縮小政府職能（即顧炎武所謂的“省事”），只留下必要的人員，其余的都裁撤去自行就業。這其中縮小政府職能是最重要的，縮小政府職能之后，公權力影響范圍縮小，這些小吏也就沒有什么敲詐民眾的機會了，而一旦沒油水可揩之后，即使你要硬拉他們去官府“為人民服務”，他們也不愿意去了。

顧炎武：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驅使，余并罷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事省則無所售其嚇射，即勒之應役，將有不愿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務也。（《菰中隨筆》）

既然問題如此明顯，解決辦法如此簡單，為什么明末吏治仍然敗壞到這個地步？為什么帝國冒著如此之大的財政風險，要養這么多閑人，用明朝人的語言來說，“養虎狼百萬于民間”？——事實上，按照顧炎武的考證，明帝國對這些花錢供養的小吏們的態度，其實是越來越縱容的。在永樂年間，貪贓枉法的小吏會被貶謫去戍邊，到宣德年間，就改為“運磚納米贖罪”了⑩。于是顧炎武更進一步，發掘出明末吏治敗壞的真正驅動力：皇權專制。

顧炎武在《日知錄》等書中指出：君主所恃以平定治理天下的，是官僚，所以《尚書·虞書》中說，“臣屬要做朕的股肱和耳目”，《尚書·皋陶謨》又說：“天（指皇帝）的職責由人（臣下）代替”——因此帝王為了維持統治，必然需要依靠官僚系統。但主事的官僚系統的龐大又可能動搖帝王的統治，于是“明末的皇帝把百官的權力都侵奪走，交到胥吏的手中，百官成了擺設，控制國政的其實成了胥吏……

（晚明人）謝肇淛說，自古以來官場法網之密，沒有像今天這樣的。（導致）上自宰輔，下到驛站、倉庫的工作人員，都用虛文應付……官員不留意政事，把一切事務付于小吏，而小吏按照過去的文書和成規奉行，不敢逾越分毫。上級既然用這種模式控制下級，下級也不能不用過去的文書和成規應付，因為官員一旦應付不到位，那么上級的小吏又會按照法令將他們打下馬……這就是吏治敗壞的根源”。?

胥吏扮演著對于君主專制而言極為重要的角色，因此帝國君主往往以犧牲社會的元氣和政府的效率為代價豢養他們。顧炎武觀察到的晚明社會，是一個民間力量遭到官僚系統的控制，而官僚系統又被皇帝一人控制的社會。為了控制民間力量，皇帝需要借助官僚系統的力量，無限擴大官府職能，壓縮民間自治空間，而為了控制官僚系統，皇帝需要設計最為僵硬死板的法令，提拔卑劣無能的文吏，這種邏輯到明朝登峰造極，這就造成了顧炎武和黃宗羲都竭力批判的胥吏政治。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蓋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舉，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隸為之，所謂皇皇求利者，而當可以為利之處，則亦何所不至……其二，天下之吏，既為無賴子所據，而佐貳又為吏之出身，士人目為異途，羞與為伍……

而眾所周知的是，東亞大陸歷史上貴族世襲的封建制到委派官吏的郡縣制的轉變，恰恰就是皇權專制極大擴張，地方自主權急劇縮減的過程。顧炎武敏銳地觀察到了這一點，因此將明末嚴重的冗官和冗政，概括為君主專制驅動的郡縣化過程：

“現在郡縣制的弊病已經到達了頂點，卻沒有圣賢出現（來改革它），舊的制度仍然繼續下去，這是現在的民眾生活日益貧苦，而中國日益衰落、趨于亂世的緣故。為什么呢？封建制度的弊病是專權于下，而郡縣制度的弊病是專權于上。古代的圣人，以大公無私的心對待天下臣民，給他們土地分封列國。今天的君主，卻想要讓四海之內都變成自己直接統治的郡縣，如此仍然不滿足，還要懷疑每一個人，管制每一件事，使得法令文書一天多過一天，相互牽制的官僚系統越來越龐大。這些帝王認為這樣一來地方官員就不能殘害民眾了，卻不知道官員們在這種統治下面畏懼恐慌，避免犯錯，以安全完成任期為幸運，自然不會冒著風險為民眾謀利。這樣民眾怎么能不窮困，國家怎么能不弱小呢？照著（郡縣化）這個趨勢不變，即使再過上千百年，也會越來越亂的。”?

經過上述推理，更進一步的結論顯而易見：如果需要恢復民間生機，在根本上就要壓制皇權專制的欲望，增加地方力量的自主權，這就是顧炎武所竭力鼓吹的“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的含義。顧炎武的具體主張如下：

第一、用了解本地風俗和社會的本土精英而不是外地的科舉達人充當地方長官，提高他們的品級（顧炎武《郡縣論》：“改知縣為五品官，正其名曰縣令。任是職者，必用千里以內習其風土之人”），在存在國家法令監督和制約的情況下，采用繼承制和推舉制實現地方長官的世代自行替換。

第二、賦予地方長官以財政、人事、自衛、資源開發的權力（顧炎武《郡縣論》：尊令長之秩，而予之以生財治人之權，罷監司之任，設世官之獎，行辟屬之法，所謂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而二千年以來之敝可以復振）；廢除向郡縣派遣監司的制度，減少帝國朝廷對地方的管控。

按照顧炎武的理想施行，地方擁有了繼承權、人事權、財政權、自衛權，那么很大程度上就是掛著郡縣制名義的封建制。顧炎武樂觀地估計，按照這以設計施行，天下“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他的依據有兩方面，其中第一個依據是技術性的：這個設計可以節約晚明郡縣制下官僚體系的巨大耗費——根據顧炎武的了解，明末有十分之六到十分之七的馬被消耗在“州縣上計京師，白事司府，迎候上官，遞送文書”這一系列旨在加強控制地方官僚的事務上，有十分之七到十分之八的紙張被用在衙門文書工作和官僚間迎候、生辰、拜賀等等雜務上——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明末冗官冗政的弊害到了什么樣的程度。

顧炎武主張封建化郡縣制的第二個依據更為重要。他指出：人性多少總是自私的，“各懷其家，各私其子”，這是人之常情。即使是碰到了一個好皇帝，他愿意站在民眾的角度上設想，但也總不如百姓自己為自己設想來得切實。因此顧炎武主張，正視并且利用好自私自利的人性，為社會和人類服務。郡縣制下的流官為什么不為民眾著想？因為他們是皇權-官僚體系的螺絲釘，隨時可以遭到替換，和地方沒有聯系；而本土出身的封建化地方長官，為了保護自己在地方上的利益，更容易愛護百姓、土地和財物，在流寇戰爭中，更愿意誓死抗爭。

這個觀點可以得到不少歷史的佐證：在五代十國時期，杭州臨安人錢镠開啟的吳越國地方政權，完成了質量過硬的水利工程，到大一統的宋代，這些水利工程反而廢弛了。按照吳越地區老人的看法，這是因為北宋派下來的行政官僚們不必考慮江南地方的農業生產，水利不行，稻田沒有豐收，他們也可以吃別的地方轉移來的稅收，“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無所謂的?。割據地方的錢镠在某些人看來可能是自私的，但他的自私顯然造福于本地民眾。按照顧炎武的說法，這就是以個體的自私，推出了天下的至公。

這個觀念推導出了顧炎武的分權理論：“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獨治也”，“所謂天子，是執掌天下大權的人……（但是）自公卿大夫到縣令小官，也都分天子之權，各治其事，而天子的權位也由此尊崇。但后世卻有了不善于統治的人，把天下一切的權力都收歸己有，但是以天下萬事之眾多，不是一個人所能夠操持的”?，沒有一個皇帝有德性和能力匹配其專制的欲望，于是皇帝們只能夠廣設法令，重用胥吏，壓制民眾，導致吏治和社會敗壞，而要阻止這個敗壞的進程，就需要分權于人——而分權，顯然也是封建制相對于郡縣制的重要精神。

《日知錄》“愛百姓故刑罰中”條：“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獨治也”。

二、如何實現民族自救：批判“孤秦陋宋”的王夫之

影響明末清初思想家政治觀念的另一個時代背景，是明朝顛覆、滿清入關的現實。眾所周知，顧炎武、黃宗羲和王夫之都是明朝遺老，心懷強烈民族情感，致力于民族自救。顧炎武將“亡國”和“亡天下”區分開來，認為亡國只是帝王及其臣子之事，但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到了亡天下的時刻，普通民眾也有了責任，他所說的“亡天下”，很大程度上就是暗指異族入侵的情況（《日知錄·正始》）；王夫之把華夏和夷狄之間的區分抬高為天地人三維中的一維（《黃書》：華夏不自畛以絕夷，則地維裂矣；王夫之說的另外兩維，分別是人和獸之間的區分，即天維，以及君子與小人的區分，即人維）；黃宗羲甚至主張“以中國治中國，以夷狄治夷狄，猶人不可雜之于獸，獸不可雜之于人也”（《留書·史》）。

在這些激烈的民族情緒背后，是明末清初思想家對于民族自衛自救的思考，在這個思考過程中，他們發現了先秦封建制度先對郡縣制的若干優點。本文開頭曾經提到，黃宗羲在《留書》中判定夷狄之亂源于封建制度被廢棄，就源于上述思考路徑。和黃宗羲類似，王夫之（1619年－1692年，湖廣衡陽縣人，思想家、哲學家、字而農，號姜齋，晚年隱居于石船山麓，世遂稱船山先生）也曾借鑒過去的封建制度，尋覓民族自救的藥方。

一般讀者以為，王夫之在《讀通鑒論》中認為郡縣制度的存在已成既定事實，因此爭論封建和郡縣問題是無用之舉，于是推論王夫之否定封建制。其實這個觀點是比較片面的。至少在民族自衛自救方面，王夫之仍然認為封建制的分權模式有可取之處，他在《黃書》中這樣贊譽西周和春秋時代的封建社會：

（郡縣制下的帝王）統治萬國，揮動手中的鞭子，即可役使整個天下，卻無人敢和他分享功名。圣人也是人，也可能有類似的欲望。但是，（西周卻實施分封，）華山和黃河以西由周公分管，函谷關以東，由召公代治。五等諸侯，九州長官，軍政首領，縱橫交錯，分區治理，使他們能控制大國，扶助小國，互相牽連，所以即使是偏僻荒遠之地，也沒有被孤立的危險。君王調動國家，如同活動自己的臂膀、靈活自如，因而，周朝的圣德之君，能有效地保護神州、排除異族干擾的原因，就在于他們的思想沒有松弛，權力也沒有削弱……即使后來天子衰弱，不能命令諸侯，但諸侯中的強者仍能奮然而起，南征北戰，驅逐夷狄。?

封建列國體系在面對外族侵略的時候，更具靈活性和自衛自救能力。但是，東亞歷史上的“孤秦”和“陋宋”為了鞏固自身的統治，一味地壓制地方和民間自衛力量，這導致了這種靈活性和自衛能力的逐漸喪失。王夫之哀嘆說：如今，天下讓強悍的勇士柔弱下來，將縱橫八方的人才聚集起來，迫使他們統統去務農，那么國家的實力就沒有了；帝國扶持老實謹慎的人，幫助軟弱的人，讓他們去當兵，那么軍隊只有名義，而沒有實際的戰斗力了……（帝國君主）宰割萬物，專營私利，放縱自身，大權在握，不給臣下權利，也不強化地方力量，這樣，一些可以用來治理天下，拯救災難的措施，便已蕩然無存了。?

杯酒釋兵權的“陋宋”，王夫之《黃書》：卒使中區趨靡，形勢解散，一折而入於女直，再折而入於韃靼，以三、五、漢、唐之區宇，盡辮發負笠，澌喪殘剮，以潰無窮之防，生民以來未有之禍，秦開之而宋成之也。是故秦私天下而力克舉，宋私天下而力自詘。

王夫之他們在討論“陋宋”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力量，招致夷狄之患的時候，聯想到的當然是大明帝國在末年對抗李自成、張獻忠的游民軍隊和滿清的蠻族軍隊的戰爭中的無能表現（參考、）。顧炎武在《日知錄·藩鎮》條中，引據宋代學者黃震的《黃氏日鈔》和《宋史》的觀點，認為人們只看到宋太祖取消藩鎮節度使鞏固宋朝百年統治之利，卻不知道帝國從此奪走了地方的軍隊和財源，其危害數百年都沒有停止，造成了崇禎末年少數外敵內寇縱橫，就使得城池失守的慘狀（人徒見藝祖罷節度，為宋百年之利，而不知奪州縣之兵與財，其害至于數百年而未已也！陸士衡所謂一夫從橫，而城池自夷，乃崇禎末年之事乎？）。

按照這個思路推理，要恢復民族元氣和戰斗力，必須加強地方自衛能力，而要加強地方自衛能力，就需要給它們足夠的自主權限。王夫之主張：

圣人不以一己之私意治理天下……要革除牽制地方的分司制度，加強知府權力，使知府能完全治理郡務，設推官輔佐太守管理官吏，設武監管理軍政。軍政和賦役，由府統籌。遇有征發，府按布政使司的計劃進行。法令、錢餉、驛站、屯田、水利等事，向布政使、都指揮使報告結果即可。那些牽制知府權力，位于知府之上的官員，原是對知府職能的補充，由于形勢隔絕，卻造成了相互推諉、政事敗壞。這猶如厚睫毛、大耳朵，無益于視聽，卻有損耳目功能。?

天下的統治權固然統一于天子，但天子到基層直接統治天下，就造成亂政。所以在封建制度下，天下的統治權分屬各國；在郡縣制度下，天下的統治權分屬各州。各州郡的統治權固然統一于州郡長官，但州郡長官到基層直接統治州郡就會導致亂政，因此還是要將具體統治權分屬諸縣。上層直接統治就會導致亂政，分散統治權就能得到較好的治理，這是因為上層的智能達不到洞察全部問題的程度……

王夫之雖然沒有像顧炎武那樣，直接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一類的口號，卻確實得出了和顧炎武非常類似的加強地方分權和自治的解決方案，而這些解決方案，無疑也是部分源于先秦封建傳統的。

三、再論“封建”與“專制”

由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的種種論述看來，封建時代和封建制度并非毫無正面價值的罪惡淵藪，反倒是挑戰君主專制、解決秦制帝國歷史積弊的一個思想來源。已經有很多學者指出，在近現代漢語圈的傳統敘事中，“封建”一詞是被污名化的，這和部分學者生搬硬套蘇聯版本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歷史五階段論”（即認為人類歷史是沿著原始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的單線序列發展著的）關系甚大。葉文憲說得好：

“自從把feudalism譯為‘封建’，尤其是引進五形態論以后，孽生出一系列以‘封建’為前綴的名詞，形成了一個‘封建族’名詞群，如：封建制度、封建專制、封建等級制、封建帝制、封建帝國、封建國家、封建王朝、封建壓迫、封建割據；封建領主、封建主、封建地主、封建官僚、封建士大夫、封建軍閥、封建把頭、封建余孽、封建殘余、封建勢力、封建農民、封建農奴；封建經濟、封建領地、封建莊園、封建剝削、封建地租、封建土地制度；封建主義、封建思想、封建道德、封建遺毒、封建迷信、封建腦瓜；封建家庭、封建婚姻、封建習俗等等……我們發現，大凡冠以‘封建’前綴的名詞都是貶義詞。于是我們恍然大悟，原來‘封建’成了垃圾桶，不管什么壞東西都往里扔；‘封建’也成了惡謚，凡是壞人就給他貼上一張‘封建’的標牌。這種做法只是一種丑陋的權術，不是科學的研究。”?

到了當代，已經有不少的學者對這些概念論斷提出了質疑。馮天瑜《何為“封建”，何為“專制”》認為，秦漢以降兩千余年間，在中國長期延續的，不是漸居次要的“封建制度”，而是由宗法制、地主制、專制帝制綜合而成的社會形態。在西歐、日本有典型表現的封建化的三特征——農人農奴化、土地莊園化、政權多元化，中國秦漢至明清的大勢與之背反，故秦漢至明清冠以“封建社會”，顯然不得要領，而稱之“宗法地主專制社會”，似可昭示這兩千余年間社會組織、經濟結構、政治體制諸層面的基本特征，又可簡稱“皇權時代”。

黃敏蘭《被污名化和泛濫化的“封建”》認為，“中國式‘封建’是對‘封建’的誤解和濫用，它已經嚴重影響到對中西歷史真相的認識”，傳統的“歷史五階段論”只強調封建社會和封建主義的消極面，卻忽略了它們的積極面。

黃敏蘭認為，“西歐封建主義的實質是明確規定各等級的權利和義務，不是以往簡單認定的那種領主剝削農奴的階級對立。最基本的有兩點：一是權利和義務的對等，享受權利就得盡義務，同樣，盡義務就應享有相應的權利——議會制就是根據此原則建立的；二是無論上下，都既有權利，也有義務，非一方獨享權力和權利。以往我們因對封建的誤解，以為封建主義是落后的和丑惡的，因而未能看到，西歐的封建主義有積極的一方面，例如契約的原則、互惠的原則、等級內相對平等的原則、分權制約的原則等等。這些都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到了促進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封建主義為社會留下了相當充裕的空間，使得新生力量有生存和發展的條件。”而某些長期缺乏封建傳統的文明恰恰缺少了這種空間，造成了文明的停滯。

雍正皇帝《駁封建論》：“大凡叛逆之人，……皆以復封建為言”，按照他的邏輯，反過來大概也可以說，“大凡奴性之人，皆以廢封建為言”。

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明末清初思想家的例子，也是對那些“封建專制”陳腔濫調的絕好反駁。這些思想家的思維還沒有遭到“封建專制”、“歷史五階段論”一類的大詞和宏論的污染，因此他們對“封建”的理解和評價，反而比后世的某些掌握了“宇宙真理”的歷史理論家們要來得準確和公正。總體上看，這些思想家基本都反“專制”，但他們并不反“封建”（至少不反對封建精神）；他們都是公認的走在各自時代前列的東亞大陸思想家，但他們的政治追求恰恰更具備“復古”特質。如果我們承認這幾個看似矛盾的命題，就不能不承認：“封建”往往是“專制”的反面，“封建專制”這樣的套話很難站得住腳。

我們也不能不承認，認定時代必然沿著“歷史五階段論”前行，認定保守和復古就是落后的觀點本身就存在著巨大的偏見。歷史的“前進”并不意味著文明水準的“前進”。文明的演進未必就是一路向前推進的，在特定社會或者特定時代中，循環發展的情形也是存在的。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顏元等人批判當時的郡縣制，試圖從封建制中尋求救治之策，并不是說要把先秦封建制直接照搬，而是希望通過封建來限制郡縣制背后君主專制的傾向和欲望。在一班文明的列車在通往專制的道路不斷飛馳的時代，“回到過去”（復古）的口號，可能才是真正具備“進步”意義的。

注 釋

① 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

② 黃宗羲《留書·封建》：自三代以后，亂天下者無如夷狄矣……然以余觀之，則是廢封建之罪也。秦未有天下，夷狄之為患于中國也，不過侵盜而已……自秦至今一千八百七十四年，中國為夷狄所割者四百二十八年，為所據者二百二十六年……乃自堯以至于秦二千一百三十七年，獨無所事，此何也？……然則廢封建之害至于如此，而或者猶以謂諸侯之盛強，使天子徒建空名于上。夫即不幸而失天下于諸侯，是猶以中國之人治中國之地，亦何至率禽獸而食人，為夷狄所寢覆乎！吾以謂惡傷其類者然且不為，況乎其不至于是乎！后之圣人復起，必將慟然于斯言。

③ 顧炎武《亭林文集·郡縣論一》：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封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

④ 顏元《存治編·封建》：第妄謂非封建不能盡天下人民之治，盡天下人材之用爾。后世人臣不敢建言封建，人主亦樂其自私天下也，又幸郡縣易制也，而甘于孤立，使生民社稷交受其禍，亂亡而不悔，可謂愚矣。……而秦人任智力以自雄，收萬方以自私，敢于變百圣之大法，自速其年世，以遺生民氣運世世無窮之大禍，祖龍之罪上通于天矣！文人如柳子厚者，乃反為「公天下自秦始」之論，是又與于不仁之甚者也，可勝嘆哉！

⑤ 王夫之《黃書》：迄於孤秦，家法淪墜，膠膠然固天下于攬握，顧盼驚猜，恐強有力者旦夕崛起，效己而劫其藏。故翼者翦之，機者撞之，腴者割之，貳人主者不能藉尺土，長亭邑者不能橐寸金。欲以凝固鴻業，長久一姓，而僨敗旋趾。由此言之，詹詹鑿陋，未嘗回軫神區而援立靈族，豈不左與！

⑥ 見王夫之《讀通鑒論·秦始皇》條。

⑦ 顧炎武《日知錄·郡縣論一》：知封建之所以變而為郡縣，則知郡縣之敝而將復變。然則將復變而為封建。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而天下治矣。

⑧ 袁剛, 翟大宇. 論明清之際"復封建"旗號下的分權反專制思想[J]. 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5(03):39-44.

⑨ 顧炎武著《菰中隨筆》：龔子芻言，謂今江南雖極大之縣，數萬金之富，不過二十家，萬金者倍之，數千金者又倍之，數百金以下稍殷實者，不下數百家。以戶口數十萬之大縣，而富戶不過千余，于千家之中，而此數十家者煩苦又獨甚，其為國任勞，即無事之時，宜加愛惜。今多事皆備辦富民，若不養其余力，則富必難保，亦至于貧而后已。無富民則何以成邑？宜予之休息，曲加保護，毋使奸人蠶食，使得以其余力贍貧民，此根本之計。又曰，一邑之中，食利于官者，亡慮數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驅使，余并罷遺。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事省則無所售其嚇射，即勒之應役，將有不愿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務也。

⑩ 顧炎武《日知錄·除貪》條：蓋自永樂時，贓吏謫令戍邊，宣德中改為運磚納米贖罪，浸至于寬，而不復究前朝之法也。嗚呼，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毋貪，不可得也。

? 顧炎武《日知錄·吏胥》條：之所恃以平治天下者，百官也。故曰“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天工人其代之”。今奪百官之權而一切歸之吏胥，是所謂百官者虛名，而柄國者吏胥而巳。……謝肇淛曰：“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今日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倉巡，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逾越。而上之人既以是責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不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旦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者，職此之由也。”

? 顧炎武《亭林文集·郡縣論一》：方今郡縣之弊已極，而無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貧，中國之所以日弱而益趨于亂也。何則？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封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以為如此，守令不得以殘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凜凜焉救過之不給，以得代為幸，而無肯為其民興一日之利者，民烏得而不窮，國烏得而不弱？率此不變，雖千百年，而吾知其與亂同事，日甚一日者矣。

? 顧炎武《亭林文集·郡縣論五》：天下之人各懷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為天子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為，此在三代以上已然矣。圣人者因而用之，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夫使縣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則縣之人民皆其子姓，縣之土地皆其田疇，縣之城郭皆其藩垣，縣之倉廩皆其囷窌。為子姓，則必愛之而勿傷；為田疇，則必治之而勿棄；為藩垣囷窌，則必繕之而勿損。自令言之，私也，自天子言之，所求乎治天下者，如是焉止矣。一旦有不虞之變，必不如劉淵、石勒、王仙芝、黃巢之輩，橫行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也。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從締交之拒，非為天子也，為其私也。為其私，所以為天子也。故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公則說，信則人任焉。此三代之治可以庶幾，而況乎漢、唐之盛，不難致也。

? 事見范仲淹《答手詔條陳十事》。

? 顧炎武《日知錄·守令》條：所謂天子者，執天下之大權者也。其執大權，奈何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而權乃歸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權，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權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而萬幾之廣，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權乃移于法，于是多為之法以禁防之。雖大奸有所不能逾，而賢智之臣亦無能效尺寸于法之外，相與兢兢奉法，以求無過而已。于是天子之權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親民之官。而今日之尤無權者莫過于守令，守令無權而民之疾若不聞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國命乎！《書》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蓋至于守令日輕，而胥吏日重，則天子之權已奪，而國非其國矣，尚何政令之可言耶！削考功之繁科，循久任之成效，必得其人，而與之以權，庶乎守令賢而民事理，此今日之急務也。

? 王夫之《黃書》：夫廷萬國，一君長，挾尺捶而奔役四宇，功施鈇鉞，爛然開於共主而天下弗分其功名，圣人豈異人情而不欲此哉！然而山、河以西，師旦分牧。函、崟以東，召奭代理。五侯九伯，州長連率，經緯縫紩，割制員幅者，使之控大扶小，連營載魄。是故偏方遠服，不受孤警。連城通國，若運攬臂。則周之盛王所以維系神皋，擯拒夷類者，意未有所弛而權不可得而衰。夷、厲而降，牧長無命，綱維潰破，鋒矢尋於同仇，牖戶薄於外御。是故孤竹蹙燕，淮夷病杞，鄋瞞、義渠侮齊，宋而窺河、渭，然而天子不能命伯。列侯之強大者矯激奮起，北斥南征，故斬令支，轢卑耳，拓西戎，刈潞氏者，猶赫赫然震矜其功以張赤縣之幟。

? 王夫之《黃書》：今夫柔鷙擊，輯縱橫，驅合於農則實去。要愿樸，建脆弱，驅合於兵則名存。名存實去，則自忘其弱而喪其畛。方且割萬有，專己私，侈身臂，矜總持，不縱以權，不強其輔，則所以善役天下而救其禍者，蕩然無所利賴。此仁者之悲膺疾頞，而俗儒之利以為名也。

? 王夫之《黃書》：故革分司，重府權，盡治其郡，設推官以贊其吏治，立武監以簡其兵賦，兵賦所講，受成於府，有所徵發，府受臺計而遣之。刑名、錢馕、驛置、屯田、水利，奏最於兩司足矣。夫撓郡權而臨其上者，不過治府緒之余，而形隔勢礙，推委以積其壞，是龐睫儋耳，無益於視聽而益損其官也。

? 王夫之《讀通鑒論》：天下之治，統于天子者也。以天子下統乎天下，則天下亂。故封建之天下，分其統于國；郡縣之天下，分其統于州。州牧刺史，統其州者也，州牧刺史統一一州而一州亂，故分其統于郡。郡守，統其郡者也，郡守統一郡而一郡亂，故分其統于縣。上統之則亂，分統之則治者，非但智之不及察；才之不及理也。

? 葉文憲. 封建和"封建社會"新論[J]. 浙江學刊, 2000(04):123-127.

原標題：《何謂封建，何謂專制？——明末清初思想家的答案|讀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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