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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真有一個許玲玲的話，希望這是人間能夠給她的慰藉”
原創 吳越&班宇 理想國imaginist
但人們的焦點很快溢出小說本身，轉而對東北的社會生態充滿興趣，一時間，“東北文藝復興”成了大家熱議話題。漫天的“東北”讓班宇頭疼：“東北具體啥樣，你就自己來看一看。”
班宇最新小說集《逍遙游》面世前，《收獲》編輯吳越專程去了一趟沈陽。吳越向我們展現了一個更完整的班宇和更具體的東北。在朋友面前，班宇聊起他最愿意聊的小說創作本身，也說起他對自我寫作和東北生活間關系的理解。
“有個朋友總愛開玩笑，指著我和董寶石說，你們其實是東北復仇男孩，向誰復仇？向自己復仇。
我現在不斷回溯到我為什么需要寫小說，本來是因為我想要一個自由，這個不是創作身份上的這種自由，而是我想在故事里面體驗出來那種自由。”
撰文 | 吳越
1.
2020年4月6日早上9點，我醒了拿起手機，看到班宇在凌晨3點10分給我發了幾個短句，句與句之間顯得呼吸艱難。
“老吳。”
“我今天剛知道，《逍遙游》的女主角，就是那個原型。”
“病逝了。”
“沒什么事，有點睡不著，跟你說一句。”
我回復：“啊。我昨天很早睡。是做腎透析出了問題？謝謝告訴我。”
老班立刻就回了，像是根本沒睡。“大概是晚期，然后引起各種并發癥吧。”
我岔開話頭說：“之前我記得你說她是親戚的熟人？”
老班：“她爸爸是我姨的同學。昨天我姨來我家里，聊天時提到的。”
我：“就這幾天的事？趕上疫情，那后事還得從簡。”
老班：“每個小區門口都有個喇叭，每天循環播放疫情提醒，其中一句是‘紅事緩辦，白事減半’。我每天出門都想，你咋減？咋控制？后來發現是‘簡辦’，不是減半。”
我年前專程去過一趟沈陽，和老班一起轉了兩天，也去過他家喝茶，那是一個有著好幾棟高樓的威風凜凜的小區，冬天里在單元樓門口掛著厚厚的夾棉門簾，一撩開門簾出來就看見高遠夜空里冰粒般的幾顆星子。他一說到小區門口，我立刻想起他在樓前那條長長的、疾風勁草的步道上弓身行走的樣子。
我們最終不得不繞回來，直面死亡帶來的撼動。老班的第二個短篇小說集正是以《逍遙游》為書名的。我說：“你后記里該記一筆。”他說：“我是想提一下。”
我最后說：“她留在文學里了。許玲玲安息。”
兩年前的這個時候，剛認識不久，微信里我叫他班宇，他叫我“吳老師”。我們同樣在談論許玲玲，他正在修改《逍遙游》第四稿（其實就稍微動了幾個字）。很快稿子定下來即將發在2018年第四期的《收獲》青年作家專號，不久又被定為頭條。我給班宇發消息：“如果真有一個許玲玲的話，希望這是人間能夠給她的慰藉。”
我所供職的《收獲》雙月刊每年都推出一期青年作家專號。1987年《收獲》第5期、第6期“先鋒文學專號”被視為這一傳統的前身。余華、馬原、蘇童、格非、葉兆言、孫甘露、洪峰等人的作品通過先鋒文學專號橫空出世。余華曾這樣回憶說：“1987年秋天，我收到第5期的《收獲》，打開后看見自己的名字，還看見一些不熟悉的名字。《收獲》每期都是名家聚集，這一期突然向讀者展示一伙陌生的作者……這一期的《收獲》后來被稱為先鋒文學專號。”（《1987年：<收獲>第5期》,余華）
時序轉動，青年永恒。以距今最近的五年觀，雙雪濤、張悅然、孫頻、舊海棠、常小琥等新一代作家從青年作家專號起步，不僅中短篇，還包括周嘉寧的《密林中》、笛安的《南方有令秧》等長篇小說。
2018年的青年專號趕上一個特殊的機遇：格非主持的清華大學創作與研究中心與《收獲》聯手，邀請部分作者參加于清華園舉辦的青年作家工作坊。
這年7月，我和我責編的三位作者班宇、郭爽、董夏青青在工作坊碰面了。有件事頗可一記：軍中作家董夏青青提議我們彼此破除客套，以“老”相稱，她率先慨然喊我“老吳”。從此，83年出生的我、84年出生的郭爽、86年出生的班宇和87年出生的董夏青青成了老吳、老郭（有時簡稱“爽”）、老班和老董。
工作坊中，每個人的作品都要拿出來“過堂”。《逍遙游》獲得的大部分是美譽。格非評述為“震撼，迷人，回答了人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還沒有欲望”，他還注意到小說中一些看似微末的細節特別準確，“父親給許玲玲從沈陽去秦皇島旅游的錢，不多不少，五百元，是一個貧困的父親剛好拿得出來的、剛好夠這樣一趟短途旅行的用度，并且因其少但又不是極少而令人心酸。”班宇在“答辯“時說：“這個小說一部分來自親友的真實講述，寫的過程中受盡折磨，不忍心寫。最后寫成這個樣子，我想表達的是生命狀態急迫關頭的一種短暫逃逸，同時也想寫這么一種人物的狀態——你在與人間若即若離的時候，不僅得到了單純直接的愛，自身也還在努力反饋著愛。”
2018年下半年，老班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在短時間內廣為所知、炙手可熱。他原本在豆瓣、微博上就具有超高人氣，再疊加上了期刊、媒體、評論的影響力，又因其來自東北沈陽，某種文化、時代與社會的奇觀效應隱現其后。2018年10月，他的首部短篇小說集《冬泳》問世即暢銷，因一波影視演員的轉發而加速“出圈”。2018年12月，第三屆收獲文學排行榜頒獎典禮上，我和老班再次見面時，他已被九位評委票選為短篇小說組榜首。授獎辭曰：“作者就像是從巨大的崩潰中幸存折返的人，他掌握著滿手的細節，慢慢陳列一些，又藏起更多。一段翻滾著塵世悲歡的窮游，既看山河風景，也探幽微人心。”
在他即將上臺領獎的那一剎，我舉起相機給他拍了張照片。
2019年是比2018年還要紅的一年。老班以前寫的和正在寫的小說被全國多家文學期刊以最快的速度發表。他還成為時尚媒體和諸多文學獎項爭相邀請的對象。有一次，我看GQ的報道才知道某一夜他就在上海展覽中心，在我所在的編輯部走路五分鐘可達的地方，但這五分鐘恐怕已經是名利場宇宙的外緣。
2019年9月的一個早晨，我和老班討論完一個新短篇，忽然隨口（但其實也是蓄謀已久）問道：“一個小說反復談，和你每天面臨的那些新鮮的、復雜的事相比，可能是最單一的事情？”
老班：“我覺得……生活沒有本質變化，我還在單位跟老吳談稿子。”
我心里沒有設置標準答案，但老班的這個回答堪稱優秀。我由此知道他依然是“許玲玲”們的畫像者，是替命運暗河中那些嘶啞無聲的溺水者放聲歌唱的人。
他正在寫的那個新短篇就是《夜鶯湖》，三個月后發表于2020年第1期《收獲》。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黃平評價這是“班宇寫得最好的一篇小說”——“在當代文學中較為罕見地把握住了這種回望關系，將消逝的世界贖回。”（《寓言與憂郁——論作為悲劇的班宇小說》）
2.
來沈陽之前，老班處心積慮反復叮嚀要穿厚實一些，零下十幾度，不能穿那種薄得像紙似的棉衣。我只好專門添置了一件長到腳踝的新羽絨衣。及至在酒店門口見到他也穿得像個包子，連唯一露出來的臉也凍得白里透紅，我失望地說：“怎么你也這么不扛凍？”老班怪叫一聲道：“東北人也是人啊！”
在我看來，“東北人也是人”和“東北發生的小說也是小說”一樣，是個很明顯但又不得不去重新辨析的事實。這幾年的話題中，似乎傾向于把東北單獨地從一個完整的時代和幅員中割裂出來，抓住它的普遍特征推到極致，成為奇觀。可是，走在工人村的阡陌街道上，走在職工宿舍院中，走在勞動公園里，除了噴涌的暖氣白煙、佇立在院外的浴室和人們在結冰的湖面上速滑這些場景稍顯陌生外，大部分場景與我童年成長的南方城市并無二致。
我同意老班的話：東北既不是我寫的那樣，也不是你認為的那樣，它具體啥樣，你就自己來看一看。
“鐵西區北面都是工廠，南面都是家屬區，我們就屬于在南邊。大家都騎自行車上班，早上黑壓壓一片，都在紅綠燈這兒等著。現在你看到的這個是拖拉機廠的家屬（宿舍）區，斜對面是印刷廠的家屬區，我們要去的是變壓器廠家屬區。我爸媽都是變壓器廠的。住在這兒特別有安全感，從來沒丟過小孩。”
我跟在后面，咔佧拍著照片。我問他“變壓器廠最特別的地方”，他回答“最特別的地方是大，亞洲最大，一個廠子有幾十萬人，相當于一個縣城的人口”。我說，“那你爸遇到你媽真不容易”，他說，“他們是雙方父母介紹認識的。”后勤部門和工會的二代聯姻。
在到達變壓器廠家屬區之前，還經過了熱力廠宿舍樓、工人村浴池、東北制藥廠宿舍，自行車配件廠宿舍，以及一座煤山的原址——往日一入秋就開始囤煤，高得嚇人，班宇和他的同學們經常爬到去玩，現在這里是一片空地。自行車配件廠應該已經不存在了，而變壓器廠后賣給了新疆來的一個商人，現在只有千余人上班。
班宇帶我一拐彎走進院子，抬頭看那個封著鈷藍色陽臺窗，后面就是他26歲之前生活的家。在2012年，這套52平米的房子賣了30萬元人民幣，而現在“可能25萬還賣不到”。家屬區雖然身居市區，但不對應熱門的好小學，又舊，賣不上價。
在宿舍樓還沒有參與房產買賣的年代，家屬區的直觀含義就是：父母的父母、父母的同事，自己的同學，學校的老師，全部都是鄰居。補課就是從1號樓下來去4號樓。離開七八年了，老班還經常會一個人回來轉轉，來維護或者勾兌記憶的原漿。
一個同學的媽媽，是個大胖子，在糧油店負責油炸糕，是一種糯米里邊帶著紅豆餡的食物，小孩最饞這一口。只要一去了他家，或有時候只是路過，這個媽媽一定追著把油炸糕給他們裝進口袋。老班說，“后來他媽媽生病去世了”。
同桌的父親，老工人，一條腿不太方便，上下樓梯都吃力，但他有優秀產業工人的天賦，動手能力極強。小到電飯鍋，大到汽力零配件，都能修。有段時間他專門給出租車司機改裝車，能把用油量改得稍微少一點。
一個好哥們，大學畢業后去當兵，留在寧波做海軍，在那兒娶了個東北老鄉姑娘，父母給他們帶孩子，現在舉家都遷過去了，很少回沈陽。
還有個女孩，是附近一家烤串店老板的女兒，比他小兩歲，長得可太美了，遠近聞名，現在說起來還是這一代家屬院孩子心中的女神。小女孩想當空姐，去報了儀態班，有人答復她說現在看個子還可以，不知道能不能長到要求的身高，可以試試看。班宇耳聞，認為對方是騙子，全扯淡，普通人怎么能這么容易當上空姐呢？周圍的人也都這么說。不料女孩長到一米六六，順利當上了空姐，后來也嫁得不錯。這個街區最好吃的一家烤串店就此消失。老班問我：“究竟長多高能當空姐？”
走到垃圾站附近的時候，老班想起了這里曾經有一家黑門戲廳（因此處入口就是一處漆得極黑的鐵門而得名），所有的孩子都偷偷摸摸拿著家里的錢來打街機。90年代走到末尾的時候，一些人搬了出去，一些外面的人住了進來。老班家樓下的門面，在2000年左右是一個微型洗浴中心，里面有兩位女性，一位25歲左右，一位30歲左右，班宇去姥姥家吃晚飯的時候，經常從門前過，有一個夏天的夜晚，正好碰上兩個男的為爭人頭而打架，當時院里很多人都在，卻都把手背在后面淡定地圍觀，仿佛刻意保持道德上的切割。兩個男人中，忽然其中一個掏出一把刀捅了另一個。這個動作就發生在班宇眼前，像玩笑一樣輕忽，最多算是個嚇唬，沒想到血流如注，中刀者立刻倒在地上。鄰居們報警，班宇跑回了家。
漸漸，人們見面互相打招呼問的話是“領退休金了嗎”。男六十，女五十，可以按月領到退休金，但要捱到這個年頭不容易。往往是，孩子上大學需要用錢的時候，父母體力衰退，只能從事薪水微薄的工作，卻又還不到領退休金的年歲。此時，班宇的家庭就處在這么一個隘口。每個月，父母能夠提供的是600元生活費。吃飯穿衣是夠了，但如果還想買書、買碟、抽煙、下館子，就有點緊張。
于此同時，班宇精神上則處于懈怠。小時候他當過很長時間的神童，專門打奧數比賽，一直到上中學，被分在理科特長班，忽然遭遇一波又一波沖擊，發現比自己腦子好使的同學不在少數。大學隨便考了一下，也是某種消極的體現。在東北大學計算機系平平淡淡讀著，校內網興起，班宇忽然想起查查那些以前在課外的奧數班里成績最好、表現最獨特的那幾位現在都在何方，搜索結果是海外世界名校。他不得不承認智商的客觀性。他轉頭繼續看王小波，看余華，看外國小說，聽搖滾樂，窮極所有資料去分析和理解一個樂隊新出的專輯，用寫代碼的手打出長句。那時候還有不少音樂雜志，有編輯在豆瓣上發現了他能寫，漸漸他成為很多雜志的長期撰稿人，稿酬每千字六十到三十不等，有時換著名字寫，一本雜志有一半都是他寫的。
最窮的時候，他為了賣一本舊書，專門到豆瓣上去寫一個評論，以抬高轉讓價。這本書是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名叫《喪失為人資格——頹廢無賴小說》，其中收有誰也不知道的日本作家太宰治的同名小說。班宇“以極其呻吟的筆調”寫了一篇書評，登上了書評版的首頁，他偷偷在最下面加了個“轉讓”，8塊錢買來的二手書以十倍的價值再轉了出去，完成了一星期生活費的籌款任務。他覺得很逗的是，雪球在網絡世界里越滾越大，《人間失格》現在已經沒有一個文藝青年不知道了。
大三下學期開始，班宇陸續在出版社和房產廣告公司干過，他原以為自己文筆還不錯，給樓盤寫點漂亮好聽的話不難，后來發現實在干不了。到實地去看只能看到一個大工地，對著地基寫華宅，怎么都寫不出來。潤色樓書也讓他很痛苦，產品經理那一套對于賣產品有效的詞匯對漢語言的傷害特別大，一段時間內他幾乎不再能分辨出來什么是好的和美的詞。最后他在某家古籍出版公司落腳，老板是前一代搖滾青年，后來熱愛國學。班宇的工作是帶著一個團隊編古籍，什么好賣做什么，《史記》，《黃帝內經》，《山海經》，《韓非子》，《莊子》，《孟子》，《論語》，《唐詩》，《宋詞》，《昭明文選》，凡此種種。曾經忙得不可開交，也一度面臨危機，最后平緩度過，轉眼到2017年，書號不好拿，做書成本也高了，公司業務開始閑下來。算一種此起彼伏吧，班宇開始想寫小說。他不打無準備之仗，訂了一年的《收獲》，每期對照著看，覺得也許自己也能試著和其中一兩個扳扳手腕。
2018年初，發生在“東藥廠宿舍“的許玲玲的故事寫成了，取名《逍遙游》。
行程最后，老班帶我去看了《夜鶯湖》里“夜鶯湖”的原型，沈陽勞動公園游泳池。上世紀90年代初這里很興盛，但總是出事，年年有過電溺水的孩子。承包商換了一個又一個。
我想起老班說他戒酒了。直接原因是前不久在北京大醉了一次。當晚前后喝了兩場，大部分人都不太清醒，至少都摔過一跤，他摔了兩跤。有人的眼鏡腿也摔斷了。散場時朋友問他住哪，他說華僑飯店，朋友打車把他送到，在前臺掏出房卡，叫服務員攙著上樓開門，服務員說不對，我們沒有這間房。如此反復多次，最后搞明白，這家旅館叫的名字比“華僑賓館”多兩個字，不是一家。這時候他已經沒辦法再挪步了，只能就地再開一間房，進門就睡。早上5點多，他掙扎著醒過來，吐了，不知自己在哪。打開手機看百度地圖，方知在北三環。這是前一晚他就著啤酒和我說的。
時間已經到了正午。太陽直射，照不開冰上的白濛一片，影影綽綽。穿戴專業、衣著鮮艷、不知從何而來的滑冰者們一腳腳慢慢蹬著，很自由，無聲無息，一圈又一圈，仿佛即將從冰面上冉冉升起。
訪談人：吳越，《收獲》編輯
2020 年 1 月 14 日下午至晚間
沈陽的一家餃子館、班宇家中
（訪談開始前，班宇一口氣點了四種餡料的餃子）
吳越：你前幾天說和朋友一起去鲅魚圈玩了，風景怎么樣？
班宇：風景不存在的。就是我有幾個關系不錯的朋友，每年定期找個靠海的地方租幾天房子聚一聚，去了也不怎么出屋。放個電影，打打牌，或者就是待著，什么也不做。靜觀時間從身上駛過，在內心里遙望大海。
吳越：什么時候形成這么個朋友圈的，什么樣的人員構成？
班宇：其中有十幾年的朋友，認識最晚的也有五六年了，做什么的都有，一個朋友在電業公司上班，但是幾乎不去，一個朋友是圖書館的管理員，天天看繪本，再就是對使用圖書館電腦偷著上網玩游戲的孩子們進行管理教育，說起來還有點浪漫，像一位麥田里的守望者。還有兩個朋友是編劇，寫情景喜劇的，大家年紀都差不多，最大的 83 年的，最小的 89 年的。
班宇：這兩年可能確實是這樣……但他們對我沒有任何好奇，因為認識時間比較長了，互相比較了解。我們混在一起的時候就天天聊聊歌，聊聊電影，然后罵一罵共同不喜歡的人，出去吃個好的，就這樣結成一種友誼，比較自在的狀態。
吳越：看了些什么電影？
班宇：今年看了《愛爾蘭人》。前陣子自己看了修復版的《海上鋼琴師》，那片子以前看很喜歡，修復版竟然完全沒感覺，不會被觸動了。我最近一次被影片觸動是看坂本龍一的紀錄片。紀錄片本身拍得太一般了，但是坂本龍一這個人非常有魅力，你就能知道這個人怎樣一步一步形成他自己的。比方說他自己去南極，在冰層上敲個洞，然后把收音機放在里面聽那些水流動的聲音，事實上這些東西在現代音樂早有人做過，可以歸納到聲音藝術、田野錄音、環境錄音等范疇內，但是他不管這些，都無所謂，他的所有創作都是一種自我的探索的創作，而不遵循音樂史的路徑。我覺得還挺了不起的。
吳越：你關注坂本龍一的路徑，可能你也在思考自己的下一步怎么走。
班宇：你是不是也以為我現在面臨著很多機會？所有人都這么想，一夜成名，名利撲面而來，其實真沒有。我和遼寧作協的關系也就是我是一個會員，它不會給你開工資，也沒什么人事調動，偶爾喊你去開會、去座談，也不多。相關影視版權有在談的，大概還要一段時間，現在好多看著不靠譜的我都拒掉了。有人想幫我出樂評集、雜文集，我提不起勁，那是前一個階段寫的東西，有些在場感，基本上是為雜志所寫，那時是真心喜歡，被觸動，但現在沒什么非拿出來的必要。其他方面呢，有人讓我去北京啊一些公司里做編劇，我完全不想干，不是說光喜歡電影就行，要從頭學起，這是個技術活兒。而且到北京我還要多負擔一份房租。在沈陽我至少比較自由，生活成本低。所以我的位置很尷尬，大家覺得你出名了肯定賺到錢了，我也沒法解釋。很多人不明白：我能做的事情特別少。還就覺得小說有意思，牛逼，能寫點小說還想盡量寫點。
吳越：小說在你看來是什么？
班宇：用虛構的方式來說實話。我還真是一個不能對自己的寫作撒謊的人。我也可以寫非虛構，但非虛構里面容不下捏造，我也可以寫樂評，但是我只想說實話，只能說實話，寫樂評的時候就得罪很多人。寫小說對我來說可能是最后一個選項，一個最合適的東西，在這里面我可以半真半假，在小說里說點實話。在小說里說實話，我認為還是在說實話。至少在一些人看來，我目前的小說里承擔的就是一部分東北的真實。
吳越：你不承擔的是什么？
班宇：我不想承擔任何更大的使命，那不是我出發的起點。我跟董寶石關系很好，有過幾次對談，提及多是兒時種種印象，更像是在講文化上的復古和回潮。有個朋友總愛開玩笑，指著我和董寶石說，你們其實是東北復仇男孩，向誰復仇？向自己復仇。你總想表現出來別人有啥我也有，別人能那樣我也能這樣，我不比你差什么，也有著強烈的表達與抒寫愿望，但是其實我們內心里有一種天然的自卑與自傲，相互疊加，成因復雜。
同時，我也不認為我的寫作跟東北有一個特別深刻的精神上的聯系，而是一些共通的經驗恰好發生在東北。比如《逍遙游》這個小說它可以不是東北小說，它為什么非得是東北呢？我感覺是不是大家先有東北命題這樣一個概念，再把我放進去找了個位置。反正過去這一年挺熱鬧的，也搞得挺累，很多時候好像一個人非得逼迫另一個人給出一個觀點、一個答案，但是我的個人體驗就是我對某些事情既沒有好感也不厭惡。我今年的目標就是少參加點活動，肯定不能跑那么多地方了。去年有段時間我每個雙休日都在出差，到一個地方坐下來一個人一口氣講上一個小時，很費精神。
班宇：從沒找過嘉賓。不好意思麻煩別人，我自己能做到的事一般就不麻煩別人。因此每一場都特別疲憊。我以前還是挺喜歡出去走動的人，從去年開始就完全不感興趣了，到酒店就睡覺，不想喝酒也不想吃東西。其實我是這樣一個創作狀態，我這段時間如果想寫個小說，至少我不希望出門，因為出門我啥也干不了，根本就不會想寫。每周出去兩天就相當于一個月都沒有創作狀態。我用了一年時間體驗到這是個麻煩事兒。你看波拉尼奧說他寫短篇小說從來都是三篇一起寫，我就特別羨慕，因為我從來沒有過兩篇三篇同時一起寫的狀態，我只要寫一篇小說，所有的生活作息都圍著這篇小說來轉，一直到寫完初稿之后，松一口氣，有個底，然后漫長地修改。
吳越：在去年這種信息量巨大、疲于奔命的狀態下，你還是寫出了《夜鶯湖》這樣繼續往上走的、努力突破圍困的作品。你考慮過辭職、專門寫作嗎？
班宇：我其實一直在想要不要把工作辭掉。今年本來想辭，但又猶豫了一下。主要是我的工作事情不多，我自己可以調節。在家里會懈怠，到單位寫上一天，還特別出活。好幾個小說都是在單位電腦上完成的。
（談話告一段落，班宇領著我去他成長的工人村，現在已經成為鐵西工人村歷史建筑群，傍晚時分，我們回到班宇家中喝茶繼續聊。）
吳越：你覺得自己的寫作遇到問題了沒有？
班宇：有啊，每一個小說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新的問題。在細節和語言的使用上會有沖突。我真的要好好想一想，避開熟悉的表達、容易滑過去的寫作。我特別習慣于在短句的連接做一個我仿佛自己感覺到的一點空隙，這點空隙就是一個節奏和詩意的存在，這個東西是讓我著迷的。這種技巧和筆法，我已經寫得差不多了,我想要做更難的事。更難的事當然不是說寫長句，而且我不認為長句就比短句典雅，至少從 20 世紀來說，小說是一個面向未來、不斷在進化的心態，不斷在受音樂、影像等等其它媒介的影響，到了 21 世紀，小說就是要使用21世紀的語言氣息和節奏方式，包括考慮到讀者吸納、接納信息的方式。
吳越：恕我魯直，《夜鶯湖》里有一小段，我想問問你是想表達什么。
班宇：是不是夢中“大魚按捺于岸”那一段？
吳越：正是。你怎么知道？
班宇：因為我其實也不知道自己想表達什么，但憑直覺感受這句話應該出現在那兒。沒法說清楚。這個夢也是我真實做過的，半夜醒來記下，用在這個小說里了。《夜鶯湖》這個小說代表了我目前創作小說的一個驅動力，就是想展現那種我說不清的感情。很多人談他們寫某篇小說的源起可能是一句話或者一個畫面，對我來說，最要緊的是有一個情感上的沖動，比如我體驗到了一個新的情感點，或者是有某一種感受突然變得更深了。我用各種方式把這一感受盡量地描摹出來，對我來說就是成立的一篇小說。沒有一個牢靠的情感根基和情感沖動的小說是不成立的。
吳越：《夜鶯湖》確定發表后，你發來的創作談里有一句話：“寫作《夜鶯湖》時，沒有明確緣由，小說像是從天而降，或者脫水而出，一個溫暖的陰影，緩緩波蕩，從身后將我抱住。此前，我處在一個較為微妙的時刻，混沌是其外在，內在清晰無比，但兩者的交界之處，常令我困惑，不知所措。所謂的勇氣與希望，臨于此景，不太有作用。人在凝滯之際，想邁出一步，無論左右，所需要克服的，不僅是阻力而已。”我當時忍住沒問，現在想問——這較為微妙的時刻是指具體遇到了什么事？
班宇：這是指的是去年五六月到七八月間，那段時間我對自己產生很大的懷疑，就不知道自己還能不能干（寫小說）這個事。
吳越：那時候你不是正當紅嗎？期刊上發得很密，獎也很多。
班宇：就因為“正當紅”，然后去南京的《鐘山》領了個獎，喝了頓大酒，彼此都有點灰心。當時我們是一個什么樣的感受？2018 年開始有了點名氣，然后發了一批稿子，熱熱鬧鬧，所得的反饋并不能給我更大觸動，就覺得特別郁悶。這和別人沒關系，所有人對你都是善意的，但是你自己不斷地被自己掏空。見每個人你說的都是一樣的話，你說的也都是誠實的話，這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因為你沒有騙人。同樣的話說很多遍之后你會問自己：我是不是在表演？
《夜鶯湖》在去南京之前寫了一點，回來之后就不想寫了，狀態極其糟糕。有半個月時間，我記得很清楚，7 月 1 日到 15 日，每天平均下來只能睡 2~3 個小時，一點沒夸張。極其焦慮。排解焦慮的辦法就只能是去書寫，小說也寫不動了，就寫別的。給朋友寫很長的一段話，探討一個什么看法，或者只是寫點日記。寫的過程中還好，寫完之后又他媽的不行。沒有別的辦法，那時候特別艱難，你會覺得整個就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質疑到這種程度。一個月里我可能瘦了有 10~15 斤吧？還挺好的一個副產品，只是后來又胖回去了。每天就只想睡個好覺，我究竟能不能睡個好覺？不行，真的睡不著。吃了褪黑素也不管用。
吳越：你知道有那么段時間我也有些顧慮，你活動很多，名氣上來了，還愿不愿意在一個小說上談那么多來回，細摳文本……
班宇：從來沒有過不愿意。我最愿意的就是談小說。
吳越：文學圈里咱先不論，你覺得為什么那些圈外的人、跨界的人，突然對一個小說家這么的感興趣？
班宇：我不知道。我很奇怪。
吳越：你打動他們了，毫無疑問！
班宇：問題是這個就是讓我痛苦的一點。因為那些被打動的“點”對我來說太簡單。總要去回答很多次網上的討論，《冬泳》里這個人殺了幾個人，怎么死的，誰說誰死了，誰殺了人，諸如此類。對于人們熱衷談論的東北話題，我已經不知道還能說啥。一提東北這點事，我就頭疼。東北既不是我寫的那樣，也不是你認為的那樣，它具體啥樣，你就自己來看一看！
吳越：后來是怎么挺過去的？
班宇：不敢在家待著，得去辦公室上班。上班有同事，不管咋的，別人還能跟我說兩句話。我特別想去運動，跑步，去健身房出汗，吃兩片餅干，一盒牛奶。這樣到了7月底慢慢緩過來一下。我想要不然咱別寫了，也不是不行，已經出了本書了，成績也不錯，挺知足，要不然就停一段看一看。結果剛有這個念頭，又覺得他媽的我還是不服。我的一部分能力得到了釋放，但還沒到能力的邊界。我還想干，爭取再寫一點。
班宇：對，《于洪》在那之前，其實是 2018 年底的時候開始寫的小說。
吳越：你給我看的時候我們討論過。你說你愿意保留那個巧合。我還以為你特別喜歡因而維護。
班宇：那次我給你發過去之后，你給我打了個電話，談了這個稿子，那天我其實心里特別失落，心想這個小說難道有什么問題嗎，因為我寫的時候還挺亢奮的。然后等我9月份要給一家約稿的雜志時，我再讀了一遍，我發現對這小說我不是很滿意。于是按那次我們討論的要點又改了一遍。每次微信討論我都記個文檔，這樣清楚一點，然后我會斟酌考慮怎么改，再弄上幾遍。《于洪》我調好之后覺得如果之前是 50 分的話，現在可能有 60 分、65 分，及格了，發一發可以了，我就給發了出來。
吳越：很可惜那篇你后來沒有修改后繼續給我，我覺得它的基礎很好，你寫的時候可能太快。
班宇：是寫得比較快，所以快寫完之后會有身體上持續的亢奮感。《滅點》也是這樣很快地寫好。回過頭來看我自己覺得《滅點》比《羽翅》和《于洪》都好一些，《滅點》必須好一些。如果能多幾天的話，我還能改得更好點兒。
吳越：你現在已經處于一種被人追稿的狀態。你需要舍棄一些，這樣出手的水平可以保持穩定。你看不看關于自己作品的評論？
班宇：評論說實話我挺愛看，但是和創作的關系來講真的是沒啥關系。比如拿卡佛來舉例，上世紀 60 年代卡佛那樣一個曖昧的點，所有人都覺得好，但是今天你如果是你寫出來的話，大家就不再覺得好，你得需要尋找今天的類似的一個點。這個點展現方式跟上世紀60年代又不能一樣。這個變化這么大，只能自己去一點一點嘗試和感受。另一方面讀比較多的所謂經典的外國小說，在眼界、寫法、技巧和情感上去學習。讀小說我覺得收獲最大的一點就是一種共情體驗，因為你真的很難從一篇小說里面繁殖出另一篇小說出來。我曾經有過這樣一個嘗試，比如說我很喜歡威廉特雷弗的《鋼琴調音師的妻子們》，我把這篇小說擺在這，再開個空白文檔。然后我要每一句都模仿他講一個類似的故事，我發現寫到 1500 字的時候，你已經講不下去了，不是你寫不下去了，而是你寫的故事跟他完全沒有關系。而你的初衷是向那篇小說致敬、向它做一個模仿臨摹。所以我覺得寫作這個事跟閱讀可能肯定是有關系，但沒有那么深入和密切的聯系。
吳越：這不是個好消息嗎？這個試驗的結果比你模仿他成功了要好得多。寫出了自己的故事。
班宇：對，我發現只能說自己的話，在小說里面只能寫自己的話，問題是說和寫自己的話，現在對我來說也是一個困境，就是如何生產出新的話。這樣的作品，我也可以再寫一年兩年，別的期刊還能發一發，對吧？但是我不想這么干。我現在不斷回溯到我為什么需要寫小說，本來是因為我想要一個自由，這個不是創作身份上的這種自由，而是我想在故事里面體驗出來那種自由。而我反而這條路上如果越寫越窄的話，我越來越不自由。現在我需要學會的一件事就是學會等待一個我想寫的一個情緒，在閱讀資料中我會尋找到一些歷史的縫隙，看看怎么寫點好玩的。
原標題：《“如果真有一個許玲玲的話，希望這是人間能夠給她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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