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美國海軍陸戰隊公布的《2030部隊設計》標志著該軍種全面轉型探索的開始。其戰略背景是大國競爭逐步升級：戰略上，2017年《國家安全戰略》及18年《美國國防戰略》錨定了大國軍事競爭，向美軍轉型提出了戰略要求；政治上，全面升級的對抗式和泛意識形態化思維為轉型提供了土壤，上月白宮《對華戰略方針》無論從內容還是措辭上都是這一趨勢的升級體現；科技上，美國在高新技術產業上游的防御戰部署繼續發力，試圖扼殺新興大國的技術崛起。

不過，戰略轉型必然需要在當下與未來進行取舍，而這需要其他驅動。經濟上，長期脫實向虛的經濟基礎、泡沫化的金融環境、連年高筑的財政赤字，已使美軍現代化布局出現降速甚至是個別領域的倒退；軍事上，作戰思想的演變、軍種文化的慣性、作戰體系與軍種政治的滯性，都在美軍大國競爭轉型準備的落實中體現了當下需求。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美軍應對大國競爭的轉型存在猶豫和躊躇，當然，這也是任何一次大轉型的必然過程。

新的戰略、政治和經濟環境對美國大國競爭的軍事準備提出了挑戰，同時也提供了扔下包袱并倒逼其加速進行戰略取舍的機會。新的《對華戰略方針》在模仿冷戰腔調時不僅繼承了大量的意識形態話術，也同樣接過了諸如“推回”這類戰略概念衣缽。政治、經濟和軍事環境的改變不會完全重合，但也形成了某種合力，美軍轉型可能會在不同軍種、作戰領域和構想中加速進行。

戰略底色與個人意志

在大國競爭軍事準備成為美國軍事重心之后，多個作戰域和軍兵種開始了力量調整，以地區新興大國為假想敵、以對等大國區域沖突以及長期競爭為場景，開展了一系列轉型探索。

這些方案的共同點在于：力量部署更加分散、靈活；強調深化聯合，追求融合，甚至極端的長周期去軍種化傾向；打通作戰域；相對弱化平臺，更加側重網絡；加快新技術應用。陸戰隊的此次轉型同樣具有這些特征。

同時，陸戰隊的轉型還具有強烈的個人色彩。大衛·伯杰2019年7月11日成為海軍陸戰隊司令，5天后《司令規劃綱要》即公布。作為對2017、18年兩份安全戰略文件的貫徹，伯杰不僅要將陸戰隊從過去二十年反恐、反“叛亂”、治安和維穩行動中解放出來，回歸傳統的海上遠征部隊角色，更要將這一角色重新塑造至另一個極端狀態。縱向對比，如果計劃全面實現，陸戰隊將不再作為持續大規模地面作戰的力量；橫向來說，陸戰隊已走在其他軍種之前，率先在戰略重心轉移中完全放棄對沖。今年3月的《2030部隊設計》要求在10年內對部隊結構、裝備體系、作戰方式及相應訓練要求進行中長期、結構化的重大調整，幾乎完全瞄準印太地區的可能沖突。

為了在大國競爭軍事準備與不確定風險之間進行對沖，美軍在轉型考慮中普遍保留了冗余，并為此付出高昂的財政、組織、人事成本以及機會成本。而未來是否能夠承受這些成本是個巨大的未知數。以財政為例，特朗普政府的擴軍和強軍計劃雖然表面看來氣勢逼人，但始終面臨困境，雖然軍費名義值不斷攀高，但增速和實際值（甚至是名義值）都已出現下滑，2021年軍費申請中陸戰隊的經費便縮減了14億美元。

而就在伯杰主導陸戰隊推出激進改革方案的同時，新冠疫情對美國大國競爭軍事準備造成了第一次體系性的沖擊，相應的財政和金融應次生影響則可能在中長期進一步提高美軍轉型挑戰。美國政府今年預算赤字可能超過4萬億美元，接近其國民生產總值的20%，而上一次出現這種規模赤字還要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無論美國的全球金融地位在疫情之后會不會受到本質沖擊，以美軍標準而言，都要做好過“緊”日子的準備。

簡言之，戰略定位提出了轉型要求，轉型環境倒逼做出取舍。目前，陸戰隊已走在了其他各軍種之前，無論選擇對錯與否。

目標：小而分散，散而能戰

陸戰隊此次轉型核心目標是在西太地區潛在大國沖突中獲得戰場發言權。在遠程精確打擊火力網內通過機動部署和打擊能力，發揮橋頭堡支撐和內線、側翼牽制作用。

如果這一方案實現并具有可行性，將是對陸戰隊歷史角色的一次重大改變。21世紀前20年的陸戰隊，由于美國在大國邊緣地帶的非對稱作戰需要被動放棄了傳統技能，而這次轉型則不僅是主動“回到海上”，更將其“由外而內”的傳統遠征角色變為“由內而外”。

自冷戰結束以來，陸戰隊的作戰力量核心一直圍繞著陸空特遣部隊展開。作為兼具陸、海、空力量構成的聯合部隊，特遣部隊依賴海、空優勢確保安全地進入戰場和作戰區域的防御（特別是防空），并以地面部隊掌握大范圍控制區域。新的轉型認為陸戰隊未來無法再基于這些前提假設進行作戰，傳統的特遣部隊無法在西太與潛在大國對手進行抗衡。

在系列兵棋推演中，西太第一島鏈及爭議海域的大規模部隊駐守、固定基礎設施以及長補給線都被認為不利于陸戰隊達成新的戰略目標。轉型目標強調小群、小分隊獨立作戰能力，在敵軍內線和側翼吸引分散敵方部署；大規模持續地面作戰的任務則完全由陸軍負責。如果大國沖突發生在歐洲，這意味著陸戰隊失去戰略和戰場的發言權；但如果是在西太，影響則不大。這也進一步證明了陸戰隊此番加速轉型所關注的便是西太地區。

因此在新的優先次序取舍中，一系列放棄了對沖的選擇被做出：裁減部隊規模，包括今年計劃2300人，總計劃削減近2萬人；削減炮兵部隊；裁掉主戰坦克；減少大型運輸裝備；裁減傾轉旋翼飛機和F-35B。在此基礎上，節省下來的經費和調整后的部隊結構將著眼于加強遠程打擊能力、無人平臺的發開和裝備，例如大幅增加HIMARS營的數量、察打一體無人機的投入等。此外，陸戰隊也開始進行小型登陸平臺的探索。而隨著小規模部隊前沿分散部署成為戰場重心，陸戰隊將更加強調一線基層指揮體系的態勢感知、研判和決策，過往冗長繁復的指揮鏈條將被改變。

理想與現實的不確定性

像所有激進改革一樣，陸戰隊的轉型必然遇到政治、戰略、財政、組織、技術、人事等諸多方面阻力。例如財政方面，經費壓力雖然是倒逼美軍加速軍事準備戰略取舍的重要因素，包括陸戰隊轉型在內，平穩轉型的前提假設還是美國整體軍事開支維持在目前水平。而未來十年美國經濟及金融形勢尚為未知數，重現類似2011年《預算控制法案》所造成的強制減赤局面并非不可能。

政治方面，陸戰隊的轉型將使美國的歐洲盟友在面對東面潛在的威脅時不得不更多地依賴自身力量，而其西太盟友在加強傳統兩棲作戰能力的同時，卻不得不重新適應“反其道而行之”的美軍。無論是戰略協調性還是戰術互操性的難度都將增加。而美國國內，政治人物與公眾的態度也很難說，他們能否接受小規模美軍被置于敵方火力打擊范圍以內，并以此為常規部署和作戰模式？

不過，即便假設美軍能夠克服這些阻力，轉型本身的合理性也同樣存在不確定性。在任務能力方面，新方案體現了轉變的決心，但放棄對沖后其專注方向過窄，將使陸戰隊在其他沖突場景下無法提供支持。大國競爭雖是美國軍事轉型的最主要底色，但是高度不確定的地緣政治風險，低烈度反游擊、反叛亂或高烈度大規模地面作戰場景都依然存在理論可能。若出現戰略誤判，陸戰隊不再具備必要的作戰靈活性和戰略韌性。

在敵方淺縱深區域維持小型內線及側翼作戰單位，并通過“靈活部署”調動、迷惑敵軍，雖然陸戰隊經過了不少推演認為這一方案可行，但如何在重點打擊或軟殺傷下維持基本的燃料和彈藥補給、與其他部隊（特別是海軍）指揮和聯絡通暢，都將是巨大挑戰，需要更多實驗和推演來驗證并修正。而能否在中短期內培養一批符合轉型要求的各級指揮官梯隊更是一大挑戰。

美陸戰隊轉型體現了美國將軍事競爭準備重心東移的決心。但即便最激進的轉型也無法一蹴而就。如果我們將未來10年作為一個觀察期，戰略和戰術重心的取舍，作戰和人物能力的風險對沖，跨軍種和軍種內部的兵力結構與裝備體系試驗，政治軍事大環境中的資源協調等問題都將不斷反復震蕩和整理。

基于陸戰隊的轉型，有一點或許是確定的，即美國軍事競爭準備已在常規領域開始對威懾和實戰化做出新的權衡。如果美軍確信威懾不足以遲滯并“推回”新興軍事大國的崛起，那么其軍事準備轉型便會對未來的大國競爭管理和危機管控提出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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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祁昊天，系北京大學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