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特拉維夫市擁有世界第二、僅次于硅谷的創業生態系統。全世界都在使用的USB驅動器、觀察病人身體內部位的攝像機、GPS導航技術、治療帕金森與多發性硬化癥的藥物、幫助癱瘓在床病人的機械腿等技術，無不起源于以色列。

以色列的資源稟賦是人的創新思想（即企業家層出不窮）。他們既缺資本，也缺本國規模化的商業應用場景（需求端）與供應鏈優勢（生產端）。這迫使以色列的高科技公司經營策略是：要么將技術應用場景放到全球市場，尋求大的市場規模進行項目落地，如合資建設江蘇常州市“中以產業園”，在上海建設“中以（上海）創新園”；要么將高科技項目孵化做大后賣給跨國科技巨頭公司，例如，2018年全球有26個國家參與了以色列高科技項目的孵化投資，共計282個項目，投資總額為39億美元，占以色列高新科技投資總額的70%。其中，美國投資137個項目，投資金額為20.48億美元；中國投資21個項目，投資金額為2.66億美元。

以色列科技創新能力的初始來源

1、以往對以色列科創能力的認識

為什么以色列擁有這么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從以往的新聞報道或學術研究中通常歸納為：

第一、研發投入。研發投入占GDP的比例常年在4.5%以上，位居世界第一；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在10%以上。以色列34%的國民受過大學教育、12%的國民擁有碩士及以上學歷，約40%的工業從業人員從事研發工作，特別是在科技研發領域，每萬人中工程師、科學家擁有量達到140人，居全球之首（美國與日本這一數據分別是80名與75名）。這是以色列的資源稟賦和比較優勢。

第二、政府扶持高科技初創項目。1991 年以色列實施“國家科技孵化器計劃”，在全國建立了 24 個科技孵化器。孵化器對通過篩選的每個科技項目資助30萬美元；政府不從中獲利，孵化成功后，項目企業按其產品銷售額的3%-5%比例逐年向政府還款，直到政府資助款還清為止。同時，以色列政府主導孵化器發展，但不干預孵化器具體運作，而是遵循市場規律，保障孵化器良好運營。

第三、科技研發人員的激勵得當充足。作為大學知識產權資產經營的主要平臺，以色列高校成立技術成果轉化機構，專司創新成果與應用技術的商業化開發，代表高校全權負責與企業進行關于技術創新產業化的談判，擁有完全的自主權。技術成果轉化機構注重對各相關主體的激勵，既給予發明人相對較高的獎勵比例，又保證院系、大學和轉移機構能獲得一定收入，對研發人員予以充足的激勵保障。一般來講，以色列技術成果轉化機構采用“442”的分配模式，即科技成果轉化后，收益的40%用于獎勵科學家和團隊，40%用于大學科研機構發展，20%用于技術轉移公司的運營。

我們認為，上述見解僅僅是看到了以色列科技創新活力的表現，沒有挖掘到其內在、初始的創新活力源頭。

以色列為什么會在1991年實施科技孵化器計劃和創建科技成果轉化機構？為什么會有如此高的資金比例投入研發？為什么以色列的科技研發方向定格于電子通信與醫療方向？對這類問題的回答，有助于我們看清究竟什么是以色列高科技發展的源頭與外生力量，也有助于上海科創中心建設過程中廊清前進的方向。

2、天賜良才來自前蘇聯

眾所周知，以色列是一個移民國家，世界上唯一一個移民數量多于本地居民的國家。建國之初，以色列人口數量僅為80.8萬人，到1990年代初，已達到600萬，到2019年8月，達到900萬。在以色列的移民結構中，俄裔猶太移民份額最大，在1990年代末總數達到120多萬，約占以色列移民總數的1/5，以色列總人口數的16%，以色列選民的15%。眾多史料證明，大規模俄裔猶太移民活動發生在1989年到21世紀初，1986年、1987年移居以色列的俄裔猶太人分別為202人、2096人，而到1990年為18.52萬人，1991年也在15萬人左右，移民運動直至21世紀初才告一段落，數量達到100萬人左右。整個1990年代，來自俄羅斯的猶太移民占當年以色列全部移民的80%-90%，因為蘇聯政府（即之后的俄羅斯政府）于1989年開放邊境，允許境內猶太人移居以色列。

1980年代中晚期，蘇聯猶太人數量雖然僅占蘇聯總人口的2%，但是，猶太工程師與猶太醫生數量分別占蘇聯工程師隊伍與醫生隊伍的20%與30%。據資料顯示，1990年代移民至以色列的俄裔猶太人中，多數在蘇聯就處于中產階級，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過硬的專業背景。他們中70%以上具有高中文化，40%以上受過本科及以上的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為14.5年；且70%的年齡不超過50歲，俄裔猶太移民使1990-1996年期間以色列勞動力人口增加近1/3。

據以色列中央統計局統計，1985-2006年期間，前蘇聯給以色列帶去了1.5萬名科學家、10萬名工程師；在這批科學家中，物理學家、程序設計師、數學家占52%，生物技術學家占27%，化學家占12%。而在大量俄裔猶太人到來之前，以色列的科學家與研究人員僅為8000名左右。因此，俄裔猶太移民的到來，使得以色列勞動力中近四分之一為科技人員和專業人員，遠高于美國16%與日本11%的水平。

3、以色列對俄裔猶太科技移民的吸收與扶持

對于這一期間的俄裔猶太移民，以色列工貿部投資推展中心原主任利弗那特曾評價說：雖然俄裔猶太移民不懂管理、行銷與業務，但是非常懂科技。對于剛剛從瀕臨崩潰邊緣脫離出來的以色列經濟來說，難于為大量講俄語的科學家、醫生、工程師、教師等專業人才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這一狀況促使以色列出臺一系列方案，幫助這一部分移民在勞動力市場就業，如半年的生活津貼、短期免費住房、語言培訓、市場知識灌輸、移民工資的大頭由政府承擔、醫療與養老保險等。同時，也提供與以色列高科技產業發展相關的措施。

第一，早先成立的科學吸收中心（CAN）發揮著重要作用。該中心在1973年成立，旨在為移居以色列的猶太人在就業市場上覽得工作。事實上，該中心的主要工作對象是俄裔科學家與研究人員，已完成13275名俄裔猶太科學家找到工作。據1998年統計數據，在9800名找到工作的科學家或研究人員中，有8390名是在CAN的幫助下找到工作的，其中4040名科技工作者在私企工作，2250名在大學工作。

第二，1991年制定并實施高科技孵化器計劃。這一計劃旨在科研項目創業的初始階段進行資金扶持、協助公司進行科學規劃與研發產品。首期28個項目涉及1100多名研究人員，其中80%是移民，當然，以色列政府規定每個研究項目的研究人員至少50%以上是移民。通過這一計劃，逐步解決了科技移民的就業問題，更為重要的是，該計劃激發了移民對高新技術的研發熱情，也極大地推動以色列高科技產業的前進步伐。由于俄裔移民中多數是物理學、程序員、生物技術與醫生等，因此孵化的項目也主要集中在電腦軟件、光電技術、電子通信、生物制藥與醫療器械等方向上。

以色列政府對科技領域的扶持政策，間接促成了1995-2001年間在高技術領域就業數量從10.84萬人增長到19.75萬人，高技術勞動力（科學家、工程師、技術人員）增長了25%，同期美國僅增長16%。

4、對以色列高科技產業發展的影響

以色列經濟體制轉軌工作于1985年9月起步（佩雷斯總理發布經濟改革計劃），在1985-1989年間經濟仍處于轉型期，并沒有出現高速增長的局面。但是，自1990年代以來，俄裔猶太移民的大規模涌入，使經濟開始復蘇并持續好轉，1990-1994年經濟增長率達到6.1%。從行業發展來看，1987-1995年期間，約有5000多名俄裔科技移民從事電子行業，推動了以色列軟件產業的迅速發展，其工業產值在這8年間增長了3倍。1990年代，高科技產品出口成為以色列經濟增長新引擎，。1995年，高科技產業產值已占工業生產總值的一半以上，高科技產品占全部出口產品的三分之一以上，告別以出口鉆石與農產品為主的局面。西方比較公認的結論是，以色列每吸收10萬高素質俄裔猶太移民，能推動GDP增長6%。目前，高科技技術與產品占全部出口產品的70%以上，主要集中在航空航天技術、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納米技術、人工智能、國防技術等。

所有上述成就取得的最初源頭，是1980年代末到21世紀初大量高素質科技人才的涌入，沒有俄裔猶太移民，則沒有現在的以色列高科技產業。

對上海的啟示：建立科技人才特區，以更開放視野吸納海外優秀人才

1、啟示意義

第一，上海建設全球科創中心，需要一個外生的、大量的人力資本涌入。陽光底下沒有新鮮事。在來自全世界各地的、以猶太移民為主的以色列人口構成中，俄裔猶太移民數量最多，素質最高，這一部分天賜良才成為以色列高科技產業發展所需的、具一定人力資本門檻值和最初主要推動力，這是以色列高科技發展的前提條件。對上海建設全球有影響力的全球科創中心而言，人力資本數量還沒有積累到科創生態系統競爭力發生質變的高度。

第二，強大的、市場化的內部激勵機制是高科技發展的必要條件。俄裔猶太移民大規模涌入后，以色列政府創造條件、有意識地將這部分科技移民引導到電子通信、醫療等行業的孵化器方向工作，將科研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在這一部分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政府制定強大的激勵機制，將大部分收益留給研發人員，將風險留給自己。這是以色列高科技發展的內在機制與必要條件。對上海科創中心建設而言，同樣的必要條件也是必須的，讓收益留在高科技產品的創業者，將風險留給政府自己，不與民爭利。

第三，將本國創新思想與外部資本的完美結合是以色列高科技發展的全部秘密。在俄裔科學家、工程師大量涌入的基礎上，以色列政府高度重視研發投入，并持續鼓勵吸納全球猶太人回歸，使高科技人才與創新思想成為以色列的比較優勢。在此基礎上，以色列政府不斷吸引外國資本投資、孵化本國高科技項目，達到開放、共榮的雙贏局面。

限于人力資本沒有達到相應高度，上海還無法做到類似以色列那樣依靠創新思想來吸引國外資本進行風險投資。需注意的是，以色列的高科技項目多數是屬于從0到1的原創性創新，主要原因是以色列缺少規模巨大的市場應用場景（需求端），也缺少分工細致豐富的上下游產業鏈（生產端），但是，上海如果發展高科技項目，則更有可能是從1到N的市場推廣型技術創新，因為長三角地區的上下游產業鏈分工程度高，且中國需求端的市場規模也足夠大。從這一意義上講，上海發展高科技項目的難度遠低于以色列特拉維夫市。

2、政策建議

第一，設立“全球科技人才特區”。一個城市的科技競爭力取決于其在全球科技創新網絡中的地位，就如特拉維夫市創造了全球諸多的、從0到1的原創性技術。對上海創建全球有影響力的科創中心而言，吸引全球科技人才不僅迫在眉睫，且需要提高到另一個高度。也就是說，應借鑒當年深圳建設經濟特區經驗，以闖尋對外開放路子的氣魄來試驗、尋求“全球人才回歸、集聚的特區之路”，這一新特區建設需要國家放權，大膽地試，只要對上海科技創新的全球地位提升有幫助、有貢獻，便是成功的。

第二，科技人才特區應保留國外的生活方式與信仰自由。在新特區內，國外人才在本地可以有國外相差不大的生活方式與生活配套設施，可以有自己的信仰，且文化更加多元。教育、醫療等設施完全參照國外發達國家水平。

第三，爭取上海進行華裔卡的試點、降低外國科技人才的中國綠卡申請門檻。針對大量在國外生活或居留的海外科技人才，北京已經在試行華裔卡，只要證明你是海外華人的后代（類似猶太回歸民），就可以在國內申請華裔卡，享受與中國居民相同的公共產品服務。同時，中國綠卡申請的門檻較高，非頂級專家或沒有做出重大貢獻者，一般不予以受理。到目前為止，全國僅發放8000張左右的中國綠卡。這對于吸納全球科技人才極為不利，更不利于上海科創中心的建設。

[作者范劍勇系復旦大學產業與區域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得到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批準號2017BJL001）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批準號17JJD790003）、資助，特此致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