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閉幕的全國“兩會”實質性地提出了我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一攬子政策方案。當前還存在著對政策方案力度等方面的擔心。在總理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這個問題被屢次提及。

對“兩會”政策力度等的擔心是多余的。中國經濟問題的核心是一些基本參數發生變化后，由于體制性問題導致經濟調整滯后，呈現出了大量結構性問題。新冠肺炎疫情產生一系列短期沖擊，強化2019年以來的周期性問題，對經濟產生巨大的下行壓力。但是，在應對疫情中，我國經濟最大的風險是，過度刺激導致周期性問題結構化，使得中國經濟可能永久性陷入低增長軌道。“兩會”公布的政策方案已經排除了這個最大風險，中國經濟會迎來光明的復蘇與持續增長。實事求是從中國情況出發，不簡單盲目攀比西方國家政策，是非常值得點贊的。

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最大風險是周期性沖擊結構化

我國經濟是“結構性、體制性、周期性”問題疊加的結果。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同時也在逐漸改變一些基本參數。例如，2012年之后，65歲以上人群占比上升，老齡化加速，勞動供給降低的同時也抑制了消費市場規模的快速擴大。投資歷經快速工業化、融入國際價值鏈和快速城鎮化帶來的房地產與基礎設施建設幾個階段，回報率逐漸下降。在日益接近國際前沿后，技術模仿的空間越來越小。對外出口的增長日益依賴我國在全球市場份額的擴大，但是進一步增長難度越來越大。

面對經濟基本參數的變化，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是主要以規模為導向，尚未完成向高質量發展的體制轉型。為了強拉速度，導致產能過剩、杠桿率過高、經濟由實入虛、收入分配惡化、城鄉發展失衡、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拉大等結構性問題日益突出。

在體制因素放大基本參數變化導致結構性問題突出外，近年來消費、投資和出口等也屢屢受到一些周期性沖擊。可以說，經濟結構失衡疊加周期性沖擊導致了下行壓力加大。

需要明確的是，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是中長期的結構性問題，應該在體制改革推動結構性調整為主線下熨平周期性問題。但是，在現實中面對周期性問題時，往往會強行提高經濟增速，導致宏觀政策過度發力，進一步使得結構性問題固化。例如，過度投資導致產能進一步過剩、杠桿率進一步提高，初次分配更加不利于勞動收入等。一旦陷入周期性問題結構化，我國經濟調整的難度將一次次加大，面臨著積重難返，經濟長期低速增長的風險。這是我國經濟最大的風險來源。

新冠肺炎疫情是二戰以后全人類面臨的最大周期性沖擊。疫情全面切斷了人與人的正常聯系，導致很多產業大面積停業，對經濟帶來巨大的供給側沖擊。由于產品之間是互補的，某些產業停業或者大幅度減產導致無法便捷獲得相關商品后，人們會減少總的消費量，導致總需求下滑。這種下滑可能會大于供給側的下降。在此之后，總需求下滑導致企業收入降低，解雇工人，居民收入下降，總需求進一步下滑，企業出現倒閉浪潮，經濟陷入嚴重的負向循環。

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沖擊，各國都會采取大規模的宏觀政策對沖。我國也同樣需要。但是，由于我國特殊的經濟風險，即周期性問題結構化，這種政策組合必須把握好度。

“兩會”一攬子方案明確了總方向是穩定和優化市場經濟

在全國“兩會”中公布的一攬子政策方案，很有針對性的化解周期性問題結構化這個最大風險。保市場主體基礎上以改革為動力的總體思路確保了政府和市場之間應有的邊界，通過完善新時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后疫情時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提供了堅實的內在動力，是利國、利民、利企業的政策組合。

第一，著眼長遠發展，沒有設立GDP增速目標。這次政策方案里面最鮮明的是用“六保”取代了簡單設立GDP增速目標。不設立GDP增速目標不是增長不重要，恰恰是增長太重要了，是一切工作的基礎。正因為其重要性，我們更要明確要什么樣的增長，怎么保持增長。不設立GDP增速目標一方面是因為疫情復雜，與去年可比性大幅降低，更重要的是為了長遠發展。短期內追求速度必然導致各級政府忽視結構性問題，忽視民生問題，發力過度強化結構扭曲，更加不利于企業發展和長期經濟增長。不設立GDP增速目標實際上要求更高，是以高質量為導向的發展。

第二，宏觀調控政策體現了“保”市場基礎，而不是過度刺激。宏觀政策關鍵就是錢從哪里來，花向哪里去。財政赤字規模比去年增加1萬億元，同時發行1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共2萬億元。減免社保費，動用失業保險結存，推動國有商業銀行讓利，自然壟斷性企業降價，以降低企業的經營成本，共約4萬億。這兩部分資金直接指向廣大中小微企業，確保最易受到沖擊的主體生存。保住了市場主體就保住了就業，就保住了民生和消費。加上新增1.6萬億地方債增加投資，這部分資金基本上抵消了新冠肺炎疫情對一季度經濟的影響，將經濟帶回到正常軌道。在此之后，更要靠市場發力。

第三，預留了充分的政策空間，保障市場主體能夠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我國政策還有最夠空間應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確保市場主體穩定運行。財政赤字是“擬”按3.6%“以上”安排，未來還可以擴大。貨幣政策工具可以進一步創新，納入更多選項，準備金和利率有足夠下行空間。

第四，以消費為突破擴大內需戰略，構建更加完善的國內循環。面對疫情的國際擴散、國際產業鏈的進一步調整和我國從外需向內需過渡的發展階段要求，擴大內需自然成為政策主要著力點。內需中以終端消費為抓手，有利于構建國內更加暢通的經濟循環。投資承擔了“補短板”和“調方向”的重任，通過“兩新一重”鞏固國內發展基礎。

第五，以市場化改革化解結構性問題，提供長期發展動力。“保”住了市場之后，應對疫情和長期發展都更加迫切需要激發市場活力。近期一系列改革文件的發布宣示著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的落實。“兩會”方案明確了今年的工作重點，通過進一步的要素市場化改革、國有企業調整和發展民營經濟，鼓勵新就業形態，給市場松綁，提供了廣闊發展空間。

“兩會”方案明確了我國經濟發展的大方向，奠定了進一步培育市場力量應對疫情沖擊的基礎，避免了對周期問題過度發力使得結構進一步固化。未來關鍵問題是如何在執行中有效落地。例如，如何創新財政轉移支付，確保資金直達市場主體，如何創新貨幣政策，確保流動性不在金融市場空轉。

（作者于澤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主要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