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疫情之下，“復旦通識”組織“學人疫思”系列，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邀請不同學科的教師撰文，從各自的專業領域與學術興趣出發，對疫情展開不同角度的討論，進行跨學科的深入解讀和分析。不僅止于復旦的教師，該系列也會向其他高校的教師、學者約稿。本文系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宗教學系教授李天綱的《疫情中的城邦理想》。

馬相伯晚年的題詞“與造物游”

疫情喚醒了城市共同體

“就像火災一樣，如果瘟疫發生在少數幾間房屋里，并使其具有傳染性之后，只會燒毀這幾間房屋。……然而，如果它發生在房屋建立得非常緊密的城市里面，就會瘋狂地擴張，并毀掉它所到達的所有地方。”——笛福《倫敦大瘟疫親歷記》，第261頁。

武漢封城的那一晚，省與省，市與市，公路、馬路、河道，瞬間都筑起了邊界，每個人都被圈在了各自的圍城中，感受到了自己城市是一個單獨的存在。這時候的城市是一個整體，邊界很清晰。在農村是田連阡陌，在城市就是人家毗鄰，人群聚集，既進不來，也出不去。無論你在本地城市是按戶口居住，或用居住證、暫住證居住，還是流動人口，甚或是臨時出差，瞬間都被關閉在同一個城市。城市人，在目前的中國是一個難以界定的模糊概念，在這個時候卻變得異常清晰。以“健康碼”為標志，每個人都屬于一個共同體——你自己的城市。我是生于斯，長于斯的上海人，這么多年的城市化、全球化的發展，這座城市的本來面目越來越難看清。“海納百川”的上海，在一定意義上回到了百多年前“光怪陸離”的傳統狀態。因為太多的文化特征迅速消失，社區、舊樓、方言、餐飲等等，一切又都不再是傳統。在所有老上海人感覺到城市共同體逐漸消失的同時，很多新上海人又難以融入當地社區，住在一個地方，并不覺得有多大的社區歸屬感。然而，瘟疫來了！所有人都被綁定了，亮出你的健康碼，我們在喊出“武漢加油”的同時，忽然都意識到自己是蘇州人、南京人、杭州人、上海人……

疫情期間，從書架上找出了英國作家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倫敦大瘟疫親歷記》（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本書1722年出版，作者以紀事的筆調描寫了1665年的英國肺鼠疫。1663年，鼠疫在荷蘭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流行，次年9月就暗暗地登陸到了倫敦。12月20日，英國第一號死亡病人據說是倫敦市內那位收到來自荷蘭絲綢包裹的居民。在這次通過飛沫迅速傳播的細菌性大瘟疫中，“實際上那一年（英國）真正的死亡數目高達10萬人，而在官方記錄中，瘟疫死亡的人數僅僅是68,590。”即便如此，這些數字也足以令人驚恐。倫敦市區人口不到50萬，“每周死亡二千到三千，甚至四千人，”（第281頁），最后死了三、四萬，全市人口損失了十分之一，那一定是比今天新冠病毒對倫敦市民更強的心理沖擊！

和中世紀大瘟疫動輒令當地人口減半的慘狀相比，300多年前倫敦的這次Pandemic死亡人數已經大大下降。隨著早期工業、商業、貿易、金融的興起，英國、荷蘭、法國、意大利都出現了大都市。大都市的特征是人群聚集，交往密切，瘟疫一旦發生，就會有爆發式的傳播。但是，十七、十八世紀歐洲最先進步的城市，如佛羅倫薩、那不勒斯、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倫敦、巴黎，已經開始建設現代市政制度來對抗瘟疫。下水道、清潔飲水、屠宰管理、路政建設、餐飲習慣、社交禮儀等等制度不斷改善，醫院（包括傳染病院）等公共衛生事業也逐漸成型。1665年倫敦大瘟疫前后，歐洲各大城市都已經開始建設各自的公共衛生體系。笛福描寫的倫敦是一座瘟疫流行的溫床，但是《倫敦大瘟疫親歷記》之后的倫敦人接受教訓，建造了世界上最完善的公共衛生體系。整個十九世紀，倫敦是向全世界輸出了最多文明制度的城市。按現為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的概括，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向全世界推廣了“帝國式”的英式制度，包括：英語；土地租約制度、銀行制度；公共法；新教主義；體育運動隊；“看更人”政體；代議制議會，以及自由觀念等。這里他顯然漏掉了“衛生制度”，即諸如大型醫院、專業診所、隔離病院、檢疫防疫、保健護理、愈后康復、體育運動等現代公共衛生制度。這套倫敦制度成為十九世紀各大都市的標配，也是“城市文明”的標志。

英籍考古學家柴爾德（Gordon Child, 1892-1957）把“城市革命”（起源）作為人類文明的主要標志；英國歷史學家吉本（Edward Gibbon, 1737-1794）的《羅馬帝國衰亡史》則把古代希臘、羅馬奉為城市文明的樣板。然而，現代大都市其實是人類歷史上的全新現象，它們和古代、中世紀的城市有天壤之別。不用多說近代的倫敦、巴黎和古代的希臘、羅馬的區別，就是中國的歷代古都西安、北京、南京，人口早就達到幾十萬、上百萬，但和近代上海、漢口、天津相比也一樣有著巨大的差別，不可同日而語。舉例來說，現代城市如果沒有一個覆蓋全市的下水道系統，污水沿街道流淌，瘟疫就會時時泛濫。明清的江南城鎮靠自然和人工改造的河道清除污濁，而沒有這項自然條件的北方村鎮，疫情就不斷出現。現代城市制度最重要的指標，就是看衛生體系的完善程度。近代的醫療衛生體系，是在一些市民生活為主的大城市里面，按照現代人的需求建立起來的。這個系統，平時用來檢疫、防疫，一旦瘟疫爆發就用它來抗疫。有了“城市文明”，人類的抗疫能力大大地提高。同時，城市文明體系就像一只更加復雜的鐘表，它要求有更好的維護，更精確的操作，一旦犯錯，就完全崩潰。

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上海的抗疫成績實屬出色。至5月18日確診病例326人，死亡7人，算是成功。成功的原因可以列舉很多，排在第一位的肯定是這個城市里一貫強大的公共防疫體系，以及十分普及的公共衛生意識。上海市民的公共衛生意識是不斷學習和吸取歐美經驗和教訓，在開埠以后的180年間慢慢培養起來的。上海在國內尚屬領先，在國際卻是后起。按1926年民國上海市政府成立“淞滬商埠衛生局”時的估計，“我國衛生之狀況，與英國八十年前，美國五十年前大略相同。”（《民國上海事通志稿》，第四冊，第684頁）因不注意公共衛生，流行病和瘟疫肆虐之下，上海人口的年死亡率約為30‰，而倫敦、紐約已經降至12‰。今天上海的人口年死亡率也已經降至7.5‰，平均期望壽命達到了84歲，和世界上最先進的紐約、倫敦、巴黎、東京相當。上海、香港、東京、首爾、新加坡這樣的東亞大城市，通過借鑒英、美公共衛生制度建立了自己的防疫體系，這次抗疫成績都相當不錯。因為東亞城市的衛生環境比歐美差很多，當地醫生發明了一些因地制宜的抗疫工具，倒也行之有效。例如，當前版本的衛生口罩是伍連德博士在1910年抗擊鼠疫時發明的，50年前上海普遍使用的熏蒸消毒法也是本地防疫人員因地制宜創制的。這次全世界范圍內對口罩功能的有很大爭議，在上海、香港、東京卻并無異議，大家相信“伍連德口罩”確實有效，能阻斷細菌和病毒的傳播。衛生條件優越的歐美市民，對東亞版本的口罩不感冒，表現出對自己衛生制度的過度自信，不必要地多感染，多犧牲，吃了一次大虧。

抗疫以來，上海市民對城市文明共同體的認同感大大增強了。春節后的二、三個月里，國內外的人員交流一下子中斷，市民們生活在封閉起來的城市里。二千數百萬人口在家中裹足，守望相助。既相互提防，保持社交距離；又隔空呼喊，不斷提醒鼓勵。好像是大自然的主宰者做了一次試驗，把各種級別的人口流動（migration）都暫時停下了，很多層次上的“全球化”，大大小小的“一體化”統統停住，反而是一股強勁的“本土化”運動得以回歸，發生的效果居然也是相當不錯。都市白領們給身在第一線的醫護人員“投食”，都是本土的網紅品牌；市民關注自己城市“逆行”到武漢的醫護人員安危，成為大家的日課；“上海發布”實時更新，成為穩定市民情緒的神器；在各種場合，上海話的使用頻率增加了；還有，“新上海人”終于有了時間和機會，向鄰居們學做“本幫菜”……。熟悉上海這座城市歷史的人們都知道，每次面對外部危機的沖擊，諸如瘟疫、戰爭、動亂、饑荒、災害、難民潮，都會激發起城市內部的凝聚力，完善自己城市的抗疫、衛生、治安、慈善制度。作為一座大都市，上海正是這樣建成的；作為一種現代市民，上海人就是這樣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認同。瘟疫，喚醒了城市共同體。

抗疫促進族群融合

“人們再一次團結起來，決心共同分擔痛苦，分享快樂，承受這場史無前例的災難”——笛福《倫敦大瘟疫親歷記》，第40頁。

在忽然降臨的生命威脅面前，共同抗擊瘟疫的行動，使得城市內部不同社群發生融合，把人群結合在一起的認同感油然而生。上海這樣的“國際大都市”，社會內部的族群關系是非常復雜的。瘟疫一旦爆發，不同城市、地區和國家的人群短期之內自然會出現提防、猜忌的心理。但是，人們發現：為了抗疫，共同體內部的不同人群卻只會撤除屏障，加深融合。1850年代以后，上海已經打破了“華洋分居”的隔離局面，實行了“五方雜處”的居住方式，但外僑與華人之間的隔閡并非完全撤除，江、浙、粵、閩不同祖籍地的華人關系也很疏離。瘟疫從外部傳入，在不同人種、民族和地籍的人群中肆虐。一染俱染，并不分人種、族裔和地籍。為了當前的集體安全，減少整個城市的犧牲，激發出來的是一種整合性的意識，也就是一種城市共同體的認同。每次瘟疫當前，全市民眾，不分華洋，不計貧富，不論親疏，必須要團結一致，才能戰勝瘟疫。1910年開始，曾經肆虐于歐洲的鼠疫，經俄羅斯商人、移民從西伯利亞傳入中國東北，幾乎是100%的死亡率，一年內死了5萬多人。此后，1917年在綏遠、河北、北京；1920年在東三省又相繼爆發鼠疫，都是染上就死。北方的三次鼠疫大流行，上海華人開始還木知木覺，但歐洲裔外僑對鼠疫的危害記憶猶新，因而膽戰心驚，立即行動。三次抗疫，上海中外各界人士動員起南中國的力量馳援北方，最后成功地把那場鼠疫堵在了黃河以北。中外報章上一致推崇抗疫英雄伍連德（臺山人，1879-1960）、金寶善（紹興人，1893-1984），那份熱情不亞于今天的復旦校友，以及上海的男女市民們在隔離狀態下把朱疇文、張文宏、福奇、德羅斯滕的言行當做傳奇。

疫情稍緩，伍連德于1915年應邀到上海，與上海市民心目中的衛生英雄顏福慶（上海人，1882-1970）合作建立“中華醫學會”。旅滬粵商、江浙市民，還有英、美、法僑民都十分愛戴他們，踴躍捐款，全國性的權威醫學機構——中華醫學會，在上海順利成立。1930年，伍連德應邀出任“上海海港檢疫所”所長，他的工作也是得到了滬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歐美僑民和各國領事對于華人中間能夠出現這樣的一等人才也都贊不絕口，華人地位因而提升。他們還推舉伍連德博士申請諾貝爾醫學獎，雖然功敗垂成，但畢竟就是華人中最早接近諾獎的人士。1920年代因華洋之間的“商戰”，充滿了中外競爭，令民族主義情緒上升。但抗疫活動卻促進了上海的華洋融合，促發了社群內部的凝聚力，增強了市民的認同感，這是每次瘟疫流行后都會出現的積極情況。正是在經受一次次“疫情”的外部沖擊，一種邊界清晰，內部凝聚的共同體意識就會發生，所謂“上海人”的認同感也就次第形成。

當初的陰謀論者也有說，歐洲人帶來的瘟疫是要滅絕華人。歐洲人來華后則不敢深入內地，連南市、江灣的華界人口密集市區也不敢涉足。每次瘟疫高潮，總有人說它在不同人種、民族、國籍人群中的傳播性有所不同，更有說是上帝針對某些人群的懲罰。確實，由于生活方式不同，瘟疫在華洋、城鄉、貧富、男女和老幼等不同群體中感染率有所不同。歐洲人剛到上海，體內儲存的抗體不同，本土瘟疫爆發時，白人的死亡率非常高。意大利那不勒斯有一個Massa家族，五兄弟在1848年后隨耶穌會來上海傳教。除了畫家馬義谷（Nicolas Massa, 1815-1876）活得最久，留下作品之外，其他四位弟兄都在十多年內染病去世。但是，由于人類同源，圓顱方趾，本性一致，瘟疫并不會對哪一個特定人群更加仁慈，幸災樂禍的態度不久就會受到嘲弄。開埠以后，上海的梅毒、鼠疫都是外國水手帶來，常常是先在外僑社群中傳播，華人有嘲笑為“外國病”、“香港腳”。但是，災難接踵而來，倫敦流行的肺結核，上海人也逃不了，必須合力抗擊。

Solidarity（團結）這個詞在2020年以來的各國政要口中和全球媒體上頻繁出現，完全是被這次新冠病毒pandemic喚起的。抗疫，促進了城市共同體內部人群之間的團結，這幾乎就是一條鐵律。按笛福的描寫，1665年的倫敦大瘟疫橫掃了倫敦的所有教區，貴族、平民，本地人、外國人，安立甘教徒、天主教徒，從國王、首相，到廚子、工人都意識到所有的身份差別在生死存亡面前都不值一提，當務之急是把瘟疫撲滅，不留一個患者，以絕后患，為此就要關愛每一個人。現代市民中間的平等意識，并不都是在社會對抗和斗爭中爆發的。大都市民眾關于“人人平等”的現代意識，很多是在共同抗擊瘟疫和自然災害運動中產生的。社會學、宗教學和歷史學并不會懷疑“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四海之內皆兄弟”等教義宣講對現代人的平等意識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現代人的平等觀念必然是在現代社會環境下運行，要靠一整套的城市文明制度來支撐。平等，看似一種不同人群之間的利益糾纏，但在大家共同感受到一個更高的存在，或者有了一種超越性的共同經驗，意識到所有人都處在同一個共同體時，才會有真正的平等行為發生。共同體的成員一起經受劫難，一起重建生活，他們才能學會有尊嚴地交流和共處。“海納百川”，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消弭紛爭；“萬川映月”，才能在一個各持意見的多元糾纏中完成一個社會團結。

瘟疫，促進了平等觀念的落實，在無論強勢、弱勢的群體中，推行疫苗接種，一律免費。百多年前，現代城市衛生制度已經逐漸建立，這在上海歷史檔案上有確鑿記載。1926年夏秋之際，上海閘北水廠水體污染，導致霍亂大流行，病死366人。為此，上海市政府和租界工部局、公董局衛生處協力聯合，下決心在上海全境推廣免疫接種。1927年，上海“淞滬商埠衛生局”率先為13,098位市民免費接種霍亂疫苗。1932年擴大到786,407人，1933年再掃尾接種590,879人，六年一共接種了2,570,034人，租界政府也在1930年開始給境內居民免費接種。1932年，上海全市總人口是3,133,782人，經過連續六年的高強度免費接種，上海市民差不多人人都接種了免費疫苗。（見《民國上海市通志稿》，第四冊，第695頁；上海辭書出版社《現代上海大事記》，1996年）從此以后，霍亂在上海就很少流行了，偶爾有從外地輸入的病例，臨床醫院和隔離病院就能應付自如，加以控制了。霍亂之外，傷寒、赤痢、天花、鼠疫、白喉、猩紅熱、流行性腦脊髓膜炎，都由上海的醫院和藥廠研制疫苗，陸續接種，上海在1930年代就逐漸趕上了世界防疫先進水平，成為全球和地區瘟疫流行時的低發城市。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上海租界的城市治理體制曾被稱為是“國中之國”，這其實是一個不無夸張的說法。上海租界固然是一種從市政權力擴展而來的自治體制，但他的獨立性并沒有達到“國家”層面，而是清朝帝國和中華民國體系的一部分。上海租界率先建立現代城市的醫療衛生、稅務警務、馬路管理、法制安全等體系，并在毗鄰的江、浙幅員之內自成一體，這種情況往往是確實的。問題是，臨床醫療和公共衛生體系服務的人群是流動的，不確定的。防疫、檢疫、抗疫不可能是封閉的，必須是開放性的。好的醫院、醫生，自然而然會向周邊城市的病家開放；一個有效的衛生防疫系統，也必須擴展到周邊的共同體。如果說在經濟、法律、治安領域還有可能劃出一個“孤島”、“特區”的話，那平時的衛生防疫體系必須盡可能地擴大范圍，覆蓋更多的人群。因為防疫、抗疫而觸發的社會合作與融合，就會在相互毗鄰的地區之間進行。首先，租界與華界在衛生體制上急需融合，公共租界、法租界的“十里洋場”早已“華洋雜居”，人員密切流動，不可能像警務、稅務、消防那樣保持一個相對獨立的安全體系。一個包括“大上海”三界（公共租界、法租界、華界）范圍的衛生體系建設，在1930年代已經展開。從歷史情況來看，衛生防疫制度的建設，確實成為上海與毗鄰地區社會融合的最重要的推手。

我們確實可以看到，除了上海洋行、公司和各地買辦之間的個人、法人商務合作，地方權力機構之間最能開展密切合作的就是在公共衛生領域。上海和江蘇、浙江在體制上“接軌”最成功的領域，也就是在這里。1926年，中華民國上海市政府成立“淞滬商埠衛生局”，所立章程和所行業務，都和公共租界的衛生事務一致。按租界治理狀況作標準，南京國民政府還在接壤地區設立“模范區”。“1928年12月，衛生部長薛篤弼來滬考察市政衛生，并于中央大學醫學院院長顏福慶、市長張定藩、衛生局長吳鴻基洽商，指定將吳淞區劃為衛生模范區，實施鄉村衛生，至次年九月起實行。而高橋區亦指定為衛生模范區，于1929年7月起實行。”（《民國上海市通志稿》，第四冊，第689頁）衛生模范區除了率先推行免疫接種之外，還像租界一樣，嚴格管理牲畜屠宰，掐斷細菌、病毒通過動物中介傳播到人類的途徑。

防疫抗疫：以城市為主體

“這個城市公共衛生管理最應該加強的地方，是建立更多的傳染病院。”——笛福《倫敦大瘟疫親歷記》，第251頁。

這次疫情爆發以后，中國各地迅速以省市為單位，形成一個個抗疫主體，疫情發布都是以省市為界。中國以外，世界各地的抗疫主體，似乎也都是地方政府。在美國，是以州為單位；德國以邦為單位；意大利也按倫巴第省米蘭市、威尼托省威尼斯市、馬爾凱省馬切拉塔市為單位，法國、西班牙等國家的情況也都是以地方政府為責任單位抗擊疫情，呈現出一種“地方化”應對的局面。各國的中央（聯邦）政府也全力以赴，積極協助地方當局。但是終究因為目前的衛生防疫、醫療服務體系都是在19世紀以來每個城市按照自己的體量，衡量自己的財力、物力和人力獨立建造的。這些系統自成一體，獨立運轉，更加經濟、有效，所以至今的全世界的抗疫運動，都以地方為主體，是有歷史原因的。

上海是中國第一個建成獨立防疫體系的現代城市，1906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衛生部（Sanitation）常年經費就達到90,757銀兩，占當年全部市政預算的4.98%。1932年，更是達到了1,358,406兩，占全年預算的7.87%。Sanitation涵蓋的范圍，是指抗疫、防疫、檢疫、保健、環境等公共衛生事業，并不包括醫院、臨床等個人醫療業務。這個公共衛生體系是非常龐大的，在當時的國際大都市中也是拿得出手的。上海的法租界、華界政府不及公共租界財力雄厚，但也在衛生事業上有大筆投入。1933年，中華民國上海市政府的衛生投入為355,000元，占市政總預算的3.3%（《民國上海市通志》，第四冊，第689頁）。上海地方政府自主投入，獨立管理，建成了自成一體的衛生防疫系統，其完善和覆蓋程度，在當年全中國沿海、沿江商埠大城市中肯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眾所周知，現代醫學和傳統醫術不同，它是由好幾個獨立的檢、防、醫、治體系綜合而成的。現代醫學體系不但包括臨床診斷、外科手術和新藥研發，還有諸如衛生、普查、防疫、護理、康復等門類。從“現代醫學”的標準看，中醫、藏醫、蒙醫、和醫，雖然也參與治病，但它們都只略具一二，都只是醫療手段，不是現代醫學。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現代醫學界把11世紀弗蘭德斯地區布魯日的麻風病院——圣約翰醫院，確定為世界上第一座醫院，因為它已經有了隔離、護理、康復等的衛生功能。19世紀的上海，按照大都市標準，需要建設的是現代醫療體系，而不是保存傳統醫術。現代醫療衛生體系，無論對市民百姓，還是對市政當局來說，都是非常確定的事情。頭腦清晰的上海市民，并沒有化多少時間去討論西醫、中醫，孰優孰劣的問題。本著這樣的“現代醫學”觀念，上海建造的新式醫院并非“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診所，而是一整個統籌的體系。我們看到，1930年代，上海除了有仁濟、公濟（今一院）、廣慈（今瑞金）、寶隆（后同濟，今長征）、中山、紅十字（今華山）、宏恩（今華東）等綜合性醫院外，還建有了專門的傳染病、流行病醫院，如肺科、隔離、精神病院。1949年以前，上海用了100年的時間，建成了一個以城市為單位，市民為主體的醫療衛生系統，在許多方面相當有效。

以上海市區內最主要的行政自治體——工部局為例，它雖然用稅款補貼私立團體，如教會、紅十字會、大學醫學院開辦的醫院之外，并不直接管理一般醫院。但是，1930年代工部局確實是直接經營8座規模較小的傳染病和特殊病院，如：外僑隔離醫院、華人隔離醫院、外僑神經病醫院、外僑肺病療養院、巡捕醫院、監獄醫院（提籃橋、廈門路）、感化醫院等。也就是說，市政當局并不直接負責臨床醫療，卻全力承擔全體市民的公共衛生義務。一旦發生鼠疫、瘧疾、天花等瘟疫，隔離醫院病房立刻開啟，無論中外病人，一律關進去，其狀況略如2003年上海市政府因SARS在金山遠郊地區建立的公共衛生中心醫院，今年在武漢和世界各疫情城市建立的方艙醫院。順便做一個結論的話，那就要說：一百多年前，上海已經建立了一個完整的公共衛生體系。這個系統是由公共權力部門用稅款支持的，其中的檢疫、防疫費用，都由地方政府承擔，不用市民花錢。公共衛生是市民享有的身份福利，也成為他們的認同標志。

在今年新冠肺炎抗疫過程中，上海的抗疫成績比米蘭、紐約、巴黎、香港、新加坡、漢城、東京更出色，這和這座城市具有悠久和完善的衛生、醫療傳統有關系。上海的衛生制度在全國是最完整的，我們查到一份1932年上海市政府制定的上海市衛生局各科、股的業務事項表格，可以發現該局的業務范圍十分細致。如：第一科，設：文書、會計、庶務、醫藥管理、衛生教育、生命統計等股；第二科，設：清道清潔、普通衛生、肉品檢驗等股；第三科，設：產婦嬰兒衛生、學校衛生、勞工衛生、防疫、診療等股。另外，衛生局附設衛生試驗所，下屬總務、細菌檢查、化學化驗、生物學制品等課；還有高橋區（高橋診所）、吳淞區（吳淞醫院）、江灣區（江灣醫院）衛生事務所，以及市立第一（江灣）公墓等。（《民國上海市通志稿》，第四冊，第686頁）衛生體系，加上醫療、慈善、教育體系，是現代城市文明最基本的要素，有之則稱為“文明”和“現代”，無之則被指為“蒙昧”和“落后”。上海的衛生防疫體系，努力追趕全球文明標準，按照當時的城市覆蓋范圍，初步建立起來。衛生防疫體系的規模和邊界，就像一個城市的馬路、交通、下水道系統一樣，必須與城市化重合并且同步。上海在1930年代具備了這些大都市指標，確實已經和倫敦、巴黎、紐約等國際都市等量齊觀。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對防疫、檢疫管理之嚴格程度，只要看一下目前還保留在虹口地區的工部局屠宰場舊址（“1933老場坊”）就可以了解。為在400萬人口的大都市里管住豬、牛、羊肉的進口、屠宰、分割、批發、銷售諸環節不發生瘟疫，政府投資建造了這座亞洲最大的屠宰場。雖然經過歷次政權更迭，上海的衛生防疫制度及其設備、設施、機構，包括醫院都延續下來了，不像新聞、出版、教育、娛樂部門那樣發生體制上的斷裂。上海衛生制度的延續性有一個更加確定的例子，即上海市政府衛生局一直就在工部局大樓衛生處原址辦公，直到數年之前才遷往新樓。

和1930年代的上海等現代城市衛生體系建設相比，最近二十年以來各地的醫療體系建設存在一種片面性，即十分重視臨床醫療的硬件投資，而對衛生防疫系統的內在梳理和完善工作缺乏認識。疫情初期，我們發現武漢各大醫院的病床，無論是其總數，還是人均數，都和上海、北京差距不大，臨床醫療條件并不差。各地醫療衛生部門，都只是重視在三甲醫院、病床數量的追趕，但對做好人畜交互關系，生鮮市場清潔，牛羊豬屠宰中的檢疫，口岸輸入疫病的監控，以及各種病毒、細菌載體的控制與管理都非常不夠。把現代醫療衛生制度僅僅理解為看病、吃藥、開刀，這是一種傳統醫療觀念，離現代都市文明對于“衛生”概念的理解還有不短的距離。這些細致的工作，都需要有像伍連德、顏福慶這樣的公衛專家長年累月地不懈從事才能做好。單單是有地方財政投入，中央權威監管，并不能做好這樣的艱難事業。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衛生、醫療體系的建設其實是以城市為單位。他需要以熟悉情況的內行專家意見為導向，按本地人文、習俗、自然、氣候等地理情況，因地制宜，條分縷析地慢慢進行梳理，精心培育，以應對錯綜復雜的疫情。我們應該用一種人類數百年、上千年的抗疫史眼光，改變近幾十年里對醫療衛生事業的膚淺理解。不能只注重臨床醫療，卻忽視了公共衛生，只說“解決老百姓看病難”，動輒上千張床位的大醫院，最終仍然難以遏制大瘟疫的暴發。這里的意思還是，以防疫為導向的公共衛生系統，不能只是如方艙醫院那般的最后一道防線。持之以恒的防疫系統，嗅覺靈敏的檢疫系統，再加上一個專業高效的抗疫系統，綜合性的人類健康維護體系才是我們要積極爭取的。顯然，這樣一種綜合的疫情防控體系只屬于地方，而且必須是以城市為主體，以市民為本位。

城市人—全球人

“倫敦在1665年發生了一場可怕的瘟疫，奪去了四萬人的生命。然而，我卻活了下來。”笛福《倫敦大瘟疫親歷記》第316頁。

倫敦鼠疫發生的那一年笛福5歲，57歲時所作《倫敦大瘟疫親歷記》是一部紀實體小說。但是，這部作品整合了很多檔案、口述和采訪資料，完全可以作為一部抗疫史書來讀。同時，這部作品包涵著那個時代作家特有的哲學性思考，引人深思，又應該被我們當今深陷疫情中的讀者們所重視。笛福更加著名的小說是《魯賓遜漂流記》（1719），描寫的是一位身陷孤島，獨自面對大自然的原子化個人——魯濱遜。在《倫敦大瘟疫親歷記》這部不那么著名的作品中，笛福描寫了一座在大瘟疫中飄搖的都市，一個興起中的市民共同體——倫敦。西方哲學家通常會把魯濱遜作為“個人主義”的典型案例來解讀，看一個純粹個體如何面對一切。然而，哲學家又認為“人是社會的動物”，每個人必然要生活在一個群體之中，正如魯濱遜在島上又找來了“星期五”，用主仆關系組成了一個二人社會。社會作為一種共同體，有大有小。小到主仆、夫婦、家庭、家族，大到社區、城市、聯邦、國家，乃至全人類。作為個人，每個人都是自己；作為成員，每個人都是共同體中的一分子。倫敦，對于笛福這樣一位逼近現代社會的英國作家來說，是一個最為重要的社會共同體，他就是以一個市民的身份記錄了自己城市的災難。

十八、十九世紀是大都市崛起的兩個世紀，同時也是“民族—國家”成型的200年。城市和國家，是兩個不同規模的共同體；國民和市民，又是兩種時而互補、偶有沖突的身份。十九世紀以后，城市體制越來越被民族—國家建制收編，逐漸地把一些重要權力上交給中央或聯邦，成為附屬性共同體。城邦，還是國家？兩種共同體，孰輕孰重？哪一個更加重要的呢？按照2020年世界各國在新冠肺炎抗疫運動中的表現看，各大城市，如紐約、舊金山、西雅圖、米蘭、威尼斯、倫敦、巴黎、慕尼黑、漢堡……都是由州、聯邦、城市政府承擔了最為艱巨的任務，地方政府仍然是抗疫主體。國內的抗疫情況也一樣，武漢、北京、深圳、溫州、南京、蘇州、上海等城市共同體，承擔了動員、組織、安撫市民隔離生活的重任，一級級的社區組織、志愿者團體和個人，是幫助大家度過這場災難的主體。睹此情景，我們有理由說：城市又回來了，抗疫的同時喚醒了市民的城市意識，確認了自己的歸屬感、身份感。

瘟疫流行后的“封城”（shut down），每一個人都被封閉在一個固定的空間里，讓人人都強烈地意識到自己屬于這一塊土地，而不是那一塊；屬于這一個社群，而不是那一個。現代社會過于頻繁的身份流動，人們從農村到城市，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這些不確定性都會沖淡每一個人的身份感。但是，2020年的抗疫，猶如一次急剎車，又如一副清醒劑，讓我們再一次停下來思考：我們到底屬于哪一個共同體？怎樣才能讓自己的城市更加安全？為了保護這個賴以生存的共同體，城市還缺少一些什么？我還看到意大利米蘭封城盈月的時候，一位老者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反過來發問：我們這個城市到底做錯了什么？得到了如此的遭遇？每一位市民們看到往日繁華的街道、廣場空無一人，孤寂寥落，心理不堪承受，都會有這樣的發問！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學》里曾提出一個著名的命題：“人是城邦的動物”。按哲學家的分類，城邦是最符合理性的生活。一個自然的社會關系，如夫婦、兄弟、家庭、家族、村社，人們可以在其中實現“善”；但是在城邦共同體中，人類可以實現更高程度的“至善”。有三種“善”是人類普遍追求的，即物質上的富裕，身體上的健康和道德上的完善。這三種善，只有在雅典、斯巴達等城邦共同體中才能得到最高程度的滿足，城邦才是適合人類天性的共同體。城邦政治為市民“身體上的健康”投入財力，建造體育場，舉辦運動會，興建劇場、浴室，包括了著名的希波克拉底醫院，亞歷山大醫學院等，這些都是關系到市民身心健康的重要設施。至于像鋪設城市下水道，采用管道自來水，清潔街道環境，這些就直接都是古代的公共衛生體系了。所以，城邦是“至高而廣涵的社會共同體”，市民可以在其中實現“優良的生活”。古代城邦如此，現代城市也還是如此。

亞里士多德說人類是“城邦的動物”，定義了人的社會／政治屬性，和人是“政治的動物”、“社會的動物”等基本等值，指的是一種文明制度。我們完全知道，哲學家說人是“城邦的動物”，并不是一種狹隘的地理屬性。哲學家的意思是人的精神需要經受城市文明制度的熏陶和培育，并不是說市民們只能蝸居和隔離在自己的城邦內，此疆彼界，老死不相往來。相反，哲學家的導師蘇格拉底說，人應該超越城邦，成為一個“全球公民”（Global Citizen）。然而，我們仍然要說：每個城市的市民都應該像烈士李文亮醫生那樣，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關注自己的共同體，為保護好最為切近的親人和同胞，毅然行動。行有余力，“城邦人”也會順著文明制度的階梯，超越自己，成為蘇格拉底意義上的“世界公民”。當瘟疫降臨到別的城市，我們也為別的地區和國家的人民擔憂，我們關心武漢的疫情，為歐洲的老人們擔憂。

時至2020年，“全球化”已經不再是一個受人待見的詞。然而，“全球化”仍然重要，人類畢竟還有一個最大的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同民族、城市和地區的民眾必須有一種積極的融合關系，相互鼓勵，相互支援。在這個意義上，人類不應該，也不可能“逆全球化”。但是，再一個“但是”，每個人首先應該在自己的城邦好好生活，建設好自己的城市。然后通過幫助別人，成為“全球人”。4月份，我們幾個上海市民以“馬相伯中外文化交流中心”的名義，克服了“封城”后的重重困難，向羅馬某機構寄贈了一批醫用口罩。大家選定的捐贈寄語是馬相伯晚年的題詞“與造物游”，表達了上海人與羅馬人同在一個蒼穹之下抗擊瘟疫的決心。當天，美國歌星Lady Gaga發起了一場全球公益演唱會：One World, Together at Home。人類真的應該在一起，但我們都首先要關注腳下，維護好自己的城市，讓它成為一塊有主人的土地。

（“復旦通識”系列專題的內容由復旦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組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