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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祥日記》中的傳染病預防、盜版打擊和敵偽經濟

中華書局 劉冬雪 選錄
2020-06-11 14:32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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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伯祥,名鐘麒,字伯祥,以字行,1890年生于江蘇蘇州,“姑蘇五老”之一,編輯,文化學者,1975年逝世。王伯祥先生一生從事編輯工作多年,先后供職于商務印書館和開明書店,長期居住于上海。新中國成立后,舉家移居至北京生活,直到逝世。王伯祥先生有書寫日記的習慣,一生留下日記140余冊,約500萬字,時間跨度超過半個世紀。北京語言大學張廷銀教授牽頭整理,海量日記原稿凝結成排印本20冊,近期將由中華書局出版,列入“中國近代人物日記叢書”,定價1380元?!锻醪槿沼洝酚坝”疽衙媸溃舜瓮瞥龈綆饕呐庞”?,將進一步掃除讀者的閱讀障礙,更好地發揮日記的學術價值,促進相關研究的深入開展?!锻醪槿沼洝穬热葚S富,涉及到民國及新中國時期學術文化、學人交游、社會變遷等諸多面相,史料價值較高。現僅以傳染病預防、打擊盜版侵權和敵偽統治下的經濟狀況這三個側面為中心,選錄日記的“冰山一角”,供讀者進一步了解情況。

王伯祥日記原稿

40周歲時,王伯祥攜夫人秦玨人攝于上海

【按】傳染病一直伴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類飽受它的困擾,不斷與之斗爭,但還是難以避免中招。傳染病的暴發和流行危害人類的健康,還會對社會發展造成一定的不良影響。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全球流行,讓我們更清醒地意識到,病毒傳播是沒有國界的,居住于同一個地球村的人們必須共同來面對,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民國時期社會不安定,戰爭摧殘民生,社會控制體系不斷弱化,在這種情況下,防疫的困難較大。王伯祥先生在日記中多次提及傳染病,比如鼠疫、霍亂(日記中稱為“虎疫”)、天花、流感、瘧疾、肝炎、麻疹(日記中多稱為“痧子”)、水痘、猩紅熱等,是對不同時期衛生防疫和醫療水平的真實記錄。當時,防疫主要靠定期打針,但某些防疫針注射后的不良反應較大。一些我們現在不太擔心的傳染病,比如兒童容易得的麻疹、水痘等,在當時會令一家人感到緊張。新中國成立后,較重視防疫宣傳,傳染病出現后會采取一定的隔離措施。囿于篇幅,僅選錄部分內容。日記原稿上的小字夾注在排印本中以加括號的方式與正文作區分。

1938年12月24日

上海天花盛行,被認為有疫口岸。

1940年4月26日

玨人偕雪村夫人入虹口故居視物,歸途為踞寇所設之防疫隊截住,強行注射藥液,甚懊惱云。

1942年8月6日

玨人以次均重行注射防疫針。

1942年8月7日

過河南路南口遇阻。(執行巡捕全不曉事,明明規定防疫證有效期為三個月,余執之證乃五月廿三日所發,滿期距今尚有半月馀,然與之申論木然無效,只有退而他適耳。)繞由福建路入,則又坦然無事,可笑亦復可憐也。

1942年8月8日

清晨赴徐家匯路衛生處擬注射防疫針,乃男女在烈日下排隊候針者約有四百人,且號稱維持秩序之白俄等人時加非禮。余睹此情形,蹶然行,乘廿二路公共汽車赴館,仍由福建路入,至十一時復往三馬路申報館對面之衛生分處一看,烈日下依然列有八九十人,若輪至最后一人必且時及停閉,豈非空候,仍廢然返館。吁,時至今日誠難乎其為人矣。

1942年8月10日

余所持防疫證時效尚有十許日,原不必急于續辦,以日前曾遇無理之事,雅不欲再招無謂之氣,乃折回,拉雪村同往徐家匯路衛生處注射防疫針,不得不序立烈日下兩小時始獲證而歸。午飯后與雪村偕行入館,由河南路南口進,卻并不查證,甚詫。

1942年8月23日

晚飲后芝九過談,方自蘇來,為言故里情況甚悉,以虎疫故迎神賽會又大作,數十年來未有也,不禁陡憶童時景象,四十載振興教育之結果依然復返斯境,可勝嘆哉!

1946年6月1日

杜克明醫師今日應開明之招來館,為同人注射防疫針,余亦奮臂受針,滋、湜兩兒、濬兒及顯、預、碩三孫、鍇孫均援同人家屬例同到開明請注射焉。

1946年6月8日

今日杜克明醫師來館注射第二次防疫針,以故濬等亦到。余竟以畏痛避不行,殊堪自笑也。

1947年7月9日

下午為同人注射第三次防疫針,于是今夏防疫工作畢矣。

1947年7月10日

又云昨日注射之防疫針反應甚大,今日同人因發熱而未到者達四分之一,下午且多早退者,士敭亦未至,故攜去之鑰匙竟托予同矣。

1951年6月12日

飯后,公司延請大夫為同人注射防疫液。

1965年5月29日

到家潤、湜、宜都在,知潤已往接燕孫,托兒所拒絕接回,并聲言星期亦不令外人入見云。蓋該所發見兒童中有傳染病,須隔離,因有此措施也。

1965年8月7日

琴媳告托兒所又有傳染病發,見燕孫不讓接歸云。

1965年8月15日

琴媳、元孫上午曾往西城教育部辦托兒所探視燕孫,及午歸。謂見伊嬉樂無恙,且晤其師保冀其聰明,下期即升中班云。惟下星期仍未許接歸。并知所規凡因同班有傳染病者,雖本人不沾,亦同樣不令接歸。且無病兒童只準隔一星期探望一次云云。其嚴如此。

1966年3月5日

接琴媳電話知托兒所以外間傳染癥甚劇,燕孫將三周留所不許出,且亦謝絕探望。

20世紀60年代,王伯祥在寓所伏案工作

【按】在當今世界,打擊盜版侵權、保護知識產權逐漸成為一種社會共識。盜版嚴重侵犯了著作權人的合法權益,同時也挫傷了原創的動力。回溯歷史可知,著作權保護意識的形成經歷了一個從萌芽到成熟的過程。我國首部著作權保護法律《大清著作權律》誕生于1910年。那時,清王朝大廈將傾,這部法律沒來得及發揮作用,便被時勢的浪花卷起,拋向了民國的沙灘。很快,后浪奔涌而來,《中華民國著作權法》頒布并經歷幾次修訂,相應的施行細則出臺,出版行業協會組織建立。新中國時期,對于著作權的保護更加完善、深入。目前,《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正處于第三次修訂過程中。王伯祥先生作為開明書店的編輯,是出版業的資深從業者,對于打擊盜版一事格外關心,在日記中常常提及。民國時期,盜版層出不窮,對其打擊力度較弱。當時人們對盜版的稱呼多為“翻版”、“翻印”等?!锻醪槿沼洝分猩婕氨I版的內容,具體而言多為對盜版行為的取證及舉報、處理方法與遇到的阻礙,以及如何防范盜版等問題。

1934年4月26日

發見大連灣路大同制本所裝訂翻版《文法與作文》,因扭交匯山捕房。但重重黑暗,經良久麻煩始將該翻版人拘執,預備明日解送法院刑庭訴訟。

1934年5月9日

蓋道始來告,翻版案無甚發展,不值得提起私訴也。

1936年7月22日

曉滄來,為翻版書侵害其利益,頗見憤恨,但翻版事根絕至難,出版家亦同樣感受壓迫也。 丏尊勸其再考慮,勿先單獨提起訴訟,竟致欲罷不能,反覺受累云。

1938年9月7日

為市上發見林語堂編《開明英文讀本》有翻印本,特委托登報通告各販賣書商,注意拒絕銷售,并征求舉發翻印之人。

1941年7月3日

致道始,送書簽樣子及陳告捉翻版停頓各事。

1941年7月5日

翻版事榆林路捕房延不肯辦,而薛榮鑫則旦夕來纏,厭苦極矣。今日捕房人竟傳言要錢,因由雪村屬君毅與之接洽,許于破獲后酬以五百元(薛已許其千五百元),始允即辦,但陽生等趕到捕房,又托言禮拜六,須下禮拜一再辦云云。黑暗如此,復有何言。予始終認為不理尚得中道,殊不必徒為紛紜也。

1941年7月9日

致立齋,送查獲翻版通訊稿,托在《申》、《新》各報發表(虹口翻版昨已由榆樹路捕房抄獲二千馀本,車送法院,人已遠飏,未起訴,所耗已二千馀金),聊示打草驚蛇耳。

1941年7月18日

虹口破獲翻版案經季康之疏通,決與和解,即將所擬悔過書稿及當事者登報道歉稿送道始核閱,約明日晨取回。

1941年7月19日

翻版人史孟鄰、王高清介劉季康、夏廣隆、周文夔來簽悔過書,先約君毅來蒞。君毅以四時至,史等直至五時始來,談妥已將六時。

1941年7月21日

致道始,送辦理翻版案公費五百元,并附代撰跋文。

1942年3月31日

諦電話見告,謂在來青閣見到《廿五史》翻版書,但無法干涉,亦惟有徒感關切而已,時事其勝嘆哉。

1942年5月11日

為文化書局翻印《廿五史》事致函書業聯合會徹查。

1942年5月12日

索非來告,頃于散館后與調孚出訪翻版《廿五史》,果于三馬路抱經堂購得一部。詢其來源,謂出自文化書局,因將書送會以憑根究云。余惟不欲泰甚,默嘆作奸犯科之愚頑而已。

1942年6月5日

書業聯合會抄轉文化書局為翻印《廿五史》事道歉函,其中罅漏尚多,因復書會中駁正之,仍請為風紀前途注意。

1943年6月25日

為遏止翻版事,為書業公會草通告及分致北平、東三省公會函。

1949年6月5日

書業聯合會抄轉文化書局為翻印《廿五史》事道歉函,其中罅漏尚多,因復書會中駁正之,仍請為風紀前途注意。

1952年12月2日

南洋各埠發見翻版開明舊地理教本,特擬啟事一則,備在香港報紙揭登,藉釋群疑。

1912年,王伯祥與葉圣陶(右二)、顧頡剛(左二)等人攝于蘇州

1975年春,王伯祥與葉圣陶(后排左)、章元善(后排中)、顧頡剛(前排左)、俞平伯(后排右)攝于葉宅庭院。世人將其合稱為“姑蘇五老”。

【按】自1941年1月6日起,汪偽政府中央儲備銀行開始發行中央儲備銀行券(簡稱“中儲券”),與中、中、交、農四大行的法幣等值流通。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侵入租界,上海的“孤島”局面不復存在。敵偽當局無法套購法幣外匯后,開始考慮以中儲券收兌法幣。在這一過程中,市面上必然會產生震蕩。對于生活在上海法租界的王伯祥先生來說,自此,日常生活開始受到影響。法幣與中儲券之間的兌換折扣迅速下降,帶動物價飛騰,一時人心惶惶。隨后,汪偽政府頒布《整理舊法幣條例》和《禁止舊法幣使用辦法》,強行使法幣退出流通?!锻醪槿沼洝穼τ谖飪r的記錄十分詳細,小到一份炒飯、一碗面條、一個饅頭,都會多次記錄價格的變化,并感慨其家庭經濟狀況逐漸變差。王伯祥先生子女眾多,抗戰時期,有的子女在后方生活,寄送家書的同時一并寄些錢款。后方依然使用法幣,但王伯祥先生必須把法幣換成中儲券才能在上海使用。按敵偽當局的規定,法幣與中儲券的兌換比是2:1,所以王伯祥先生子女寄來的錢款,到了上海立刻縮水一半。王伯祥先生在日記中寫到:“款至此間只有一半,殊感肉痛”,這種荷包瞬間變癟的“肉痛”,我們應是完全能夠理解的。

1942年3月19日

接紹虞三月十三日信,托將存款換中儲幣(近日與法幣已生差額),愿貼水,因即轉屬孑如代辦之。

1942年3月26日

午與雪村同過西南酒家,吃臘味飯一盅,計二元二角五分。(日來法幣為儲幣所擠,致生差額三成,物價因亦陡漲有超過五成者。)

1942年5月21日

市面劇變,中儲券本已壓法幣而乙之(由對等行使抑為七七折),今又掛牌抑為七一折,奸儈黑市遂大活動,刺戟物價瞬息踴騰。

1942年5月22日

報載軍票與中儲券已發生確定連系(中儲券百元當軍票十八元),法幣復見低抑,一夕之間又自七一折降為六六折矣。

1942年5月23日

市面又變法幣折為六十,聞尚將下降,更不知伊于胡底也。

1942年5月25日

法幣又抑為五三折,市面益見動蕩。

1942年5月26日

法幣再抑為五折,一切物價不啻驟漲一倍,民生憔悴已可知,然誰能保不再下抑乎?伊于胡底,詩人先我嘆之矣。

1942年5月29日

市情動搖益甚,各界均惶惶,物價愈騰,我輩恃薪水為生者竟不敢措想矣,奈何……廉遜來,亦為市況劇變發愁。

1942年5月30日

托孑如取出紹虞及余存入浙江實業銀行之儲券千元,備不時之需。雪村示余雪山五月九日信(由士佼轉到),知內地情況亦復欠佳,頗露消極態,非復前此凌厲之概,豈在港受挫又影響心理乎?然大局如此,誠不容樂觀也。心庵來談,知平津往事演變正如今日之上海耳。(是可知滬地情形真乃初嘗異味,將來愈演愈烈,不知若何過去也。)為之扼腕愁嘆不止。

1942年5月31日

市情奇幻,幣直強抑,誠不知明日是何景象也。

1942年6月1日

報載周佛海談話,八日起兩星期內法幣須折半兌換中儲券,而所收法幣只限中央、中國、交通三行之無上海以外地名者始可照兌,其他雜鈔概從廢棄,中國農民銀行鈔亦絕不通融云。此舉影響甚大,聞有幫傭、老嫗畢生累積數百元,以所執皆農民鈔,一旦遭廢,竟致懸梁者,嗚呼,可概其他矣!

1942年6月17日

給金才節賞十元,學驥、華坤各五元(仍用法幣,今后將禁不流通,改用儲券)。

1942年6月19日

接誠之昨寄信,托售《叢書集成》,蓋為儲券推行之故,原有財產平空打一對折,陡見窘迫,遂動斥賣藏書之念也,展讀凄然。

1942年6月22日

法幣今起抑不通行(回鄉恐非力所能及耳)。始攜冷飯入館,當午以開水泡食之用咸蛋及大頭菜等下之。后將以為常,蓋外間物日貴,無法應付矣。

1943年4月26日

其忱可嘉,而款至此間只有一半,殊感肉痛,即寄竹報癸十七號,復告家中瑣事,并戒后勿再劃款來。

《王伯祥日記》,張廷銀、劉應梅整理,中華書局2020年6月出版,8611頁,1380.00元
    責任編輯:彭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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