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的代孕產業與滯留在外的嬰兒們

兩周前，《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介紹了新冠疫情下的烏克蘭代孕產業。由于世界多國限制出入境，在代孕產業大國烏克蘭，有相當數量的代孕嬰兒在出生后無法被他們的父母接走，滯留在醫院等看護機構。根據烏克蘭當地給出的官方數據，目前已經確定的是有100名代孕嬰兒由于新冠病毒引發的全球大流行而由代孕機構暫時看護，但據《紐約時報》的這篇報道推測，在新冠疫情導致的旅行禁令頒布之前，至少有上千名代孕嬰兒將出生在烏克蘭。

Albert Tochilovsky是烏克蘭最大的代孕機構“BioTexCom”的負責人，他在與紐時記者通話時表示該機構會竭盡所能與嬰兒和他們的父母保持聯系，但與幾百名父母持續溝通也讓他感到筋疲力盡。隨后他還拍攝并發布了一段視頻，展示了該機構內受困于嬰兒床上的數十名代孕嬰兒。他還向記者透露，在代孕產業日益興旺的烏克蘭，大約有14個代孕機構在提供這項服務，但當局并沒有對代孕產業進行過相關的統計。而單單在BioTexCom，目前仍有約500名代孕寶寶等待出生，而顯然，如果疫情和旅行禁令持續下去，他們中的大多數依然難以與父母團聚。

據Tochilovsky介紹，烏克蘭的代孕服務是全歐洲最為便宜的，這里的代孕母親一般能掙到15000美元。雖然這項服務正在烏克蘭快速發展，但如今的狀況也再度引發本國民意代表的注意。一些烏克蘭議員長期以來都對代孕這項生意持反對態度，如今嬰兒剛一出生就面臨沒有父母照顧、全靠代孕機構托管的情況，也使得反對聲浪再度出現。在烏克蘭，代孕嬰兒可以在完成相關使領館手續之后，自動獲得與其父母同樣的國籍。但如今這些父母絕大多數仍然身在美國、意大利、西班牙、英國、法國等歐美疫情重災區，也有不少來自中國的父母無法前往烏克蘭接回自己的孩子。

德國之聲的兩位記者則在視頻發布之后也走訪了烏克蘭當地的代孕機構。這篇報道刊于5月25日，此時Tochilovsky發布的視頻已經引發了許多人的熱議與關切。一對并未透露真實姓名的德國夫婦由于多次嘗試懷孕未果，且德國法律嚴禁代孕，他們最終選擇了BioTexCom的代孕服務。與其他的代孕嬰兒相比，他們的孩子是相對“幸運”的——這對化名尤利婭和彼得的夫婦如今就身在烏克蘭首都基輔，住在BioTexCom提供的一棟招待所內。但由于烏克蘭如今仍未解封邊境，他們也無法帶著孩子離開。

德國之聲的記者們也注意到，雖然烏克蘭已有議員對于代孕產業的合法化提出異議，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該國政府并未就代孕導致的大量嬰兒滯留該國的情況進行干預與管理。前文提到目前已知滯留看護機構的代孕嬰兒有100名，這個數字也并非來自政府部門，而是烏克蘭議會人權專員Ljudmyla Denysowa的估計。她也提到了代孕可能引發的幾個法律問題。首先是嬰兒父母的入境問題，由于疫情導致烏克蘭當局封鎖邊境，外籍父母入境烏克蘭需要申請許可，而多數人往往通過使領館系統申請，耗費時間更久，相比之下通過烏克蘭議會的人權辦公室申請則是一條鮮為人知的捷徑。

父母入境難，而代孕寶寶們則面臨著出境的多重手續。雖然按照烏克蘭的法律，代孕嬰兒可以在完成既定手續之后轉入父母所在國國籍，但麻煩的是一些國家不僅不允許本國出現代孕產業，而且對于尋求代孕的夫妻的父母身份也有限制。例如尤利婭和彼得夫婦來自德國，那么妻子尤利婭按照德國法律，由于并未生育孩子，因此德國并不會承認她的母親身份，而是賦予孩子的烏克蘭代孕媽媽為其合法的母親。但這也不意味著尤利婭無法成為這個代孕寶寶的媽媽，只是程序會更加復雜——經由代孕母親同意之后，提供精子的彼得可以獲承認為孩子的父親，從而讓他的孩子得以轉入德國國籍；在尤利婭和彼得把他們的孩子帶回德國之后，尤利婭則需要借助領養這一方式再建立起與孩子的母子關系。

事實上，烏克蘭的代孕產業之發達早已不是什么新鮮事。早在2018年，德國之聲也做過相關議題的報道。而在2011年，烏克蘭代孕公司BioTexCom還鬧出了不小的丑聞：一對意大利夫婦從烏克蘭接回了他們的代孕寶寶，當意大利的有關當局并不承認這個嬰兒是他們的孩子，因為DNA檢測顯示雙方并無親緣關系。這個嬰兒最終被另一個意大利家庭領養了。這種情況并不少見，當時在西班牙也有至少20個家庭遇到了類似的問題。

代孕機構的負責人Albert Tochilovsky當時對德國之聲的記者表示，類似的錯誤其實難以百分之百杜絕，并且他們也弄不清楚到底是在哪一環節出現了錯誤。Tochilovsky在那一年被以“販賣人口、制造假文件以及偷稅漏稅”遭到起訴，并被軟禁，罪名坐實的話刑期可高達15年。但他則認為這樣的情況最多只會因為違反衛生部門的相關規定而受到行政處罰而已。

當然，烏克蘭并不是唯一一個代孕產業合法化的國家，自然也并非外國夫婦求子的唯一選項。Eurasianet在上周的一篇報道中把視線集中在了格魯吉亞的代孕產業和嬰兒們身上。和烏克蘭的情況類似，該國有不少代孕嬰兒如今也困在了代孕機構的嬰兒床上。帕特里克和艾妮坦是一對加拿大夫婦，他們的孩子在4月3日出生，考慮到疫情，他們原本以為需要再等個一兩周才能夠見到孩子，但疫情的持續讓他們的希望落空，兩人不得已開始尋求各種方法以求能夠到格魯吉亞接回已經出生的孩子。

盡管該國政府曾經考慮過中止代孕合法化，但格魯吉亞的代孕產業依然持續發展壯大，并且和烏克蘭一樣吸引了來自歐美多國的夫婦。帕特里克和艾妮坦曾經考慮過墨西哥，但最終被格魯吉亞更加優越的經濟和法律條件所吸引。但為了見到自己的孩子，他們花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聯系格魯吉亞外交部、各家航司、醫療機構（進行新冠病毒檢測），最終在孩子滿月后的第二天，經由白俄羅斯的明斯克抵達格魯吉亞首都第比利斯。在度過了14天的入境隔離期后，他們終于見到自己的孩子。帕特里克夫婦的孩子是安娜分娩的第二個代孕嬰兒，這次她獲取的酬勞高達15600美元，據說這是格魯吉亞人均年收入的三倍之多，而她也考慮再做一次代孕母親。

與《紐約時報》和德國之聲報道中的烏克蘭代孕困境相比，格魯吉亞的代孕產業面對疫情的準備工作顯得稍微充足些。一些機構正在考慮聘請保姆看護已經出生但無法被父母接走的嬰兒。在格魯吉亞一家名為New Life的代孕機構，平時每月大概有20名代孕嬰兒誕生，但在疫情來臨之際，該機構提前通知了嬰兒們的父母，使得孩子們在出生之后就能與父母團聚，唯一的例外就是帕特里克夫婦。此外，該機構預計還將有兩名嬰兒在6月初出生，但他們的父母目前依然受困于出入境限制，無法前來格魯吉亞。

烏克蘭的代孕產業出現的困境以及大量嬰兒滯留在代孕機構的事實，使得反對代孕產業合法化的意見四起，其中對于法律監管不力的控訴也不在少數。而雖然格魯吉亞的情況較之烏克蘭要好一點，但代孕產業在法律監管上依然游走于各種灰色地帶，該國也曾經就代孕的倫理問題出現過不小的爭議，只是豐厚的回報也使得當地不少女性愿意成為代孕母親，以賺取遠高于其他行業水平的薪水。

戰爭與疫情之下的也門

2020年前幾個月，當COVID-19幾乎吸引了全世界所有的注意力，人們關注于數國政府的抗疫不力、死亡人數的攀升以及正在顯現的經濟危機，而也門遠離世界的中心，連曾經懷揣地區野心的沙特阿拉伯都在試圖退出該地區，讓也門本就水深火熱的局勢更加雪上加霜。5月28日，獨立研究員海倫·拉克納（ Helen Lackner）在Orient XXI網站撰文分析戰爭與疫情等多重危機之下也門的艱難局勢。

2020年4月26日，宣布“自治”的南部過渡委員會（STC）的戰士們在亞丁。

拉克納歷數幾個月來也門形勢的發展，包括人道主義形勢的進一步惡化，沙特阿拉伯與阿聯酋介入的減少，《利雅得協定》的崩潰，以及《荷臺達協定》執行的中斷。另外還有胡塞武裝在東北部發動的軍事攻勢，毀滅性的洪水，COVID-19在全國的迅速蔓延，以及南部過渡委員會（STC）的“自治”宣言。5月22日，本是也門慶祝國家統一30周年的日子，但也門如今的局勢及其走向實在讓人不容樂觀。

2019年底，在經歷五年無果的軍事介入后，沙特阿拉伯似乎決心擺脫也門的泥潭，空襲大幅減少，分裂主義的STC與受到國際承認的哈迪政府試圖用《利雅得協定》重建反胡塞聯盟的內部合作。去年9月，沙特主要的石油生產和加工設施遭受導彈襲擊，經過數月的談判，人們預測軍事行動將會進一步減少，沙特有望與胡塞武裝達成協議。盡管胡塞武裝宣稱對襲擊負責，然而證據卻指向伊朗，但這一毀滅性的事件成為促使沙特認真嘗試退出也門戰爭的導火索。

2020年初，胡塞武裝在東北部發動軍事攻勢破壞了這一計劃。他們首先占領了首都薩那以東60公里處的尼姆（Nehm），這一前線地帶四年來一直處于靜止狀態。接著，胡塞占領了焦夫（Jawf）省的大部分地區，因此也幾乎切斷了連接也門和沙特阿拉伯之間的主要道路的通道，并威脅馬里卜（Marib）的油氣田，也讓這座城市本身及其龐大的人口幾乎成為胡塞領土上的一片孤島。沙特人加強了空襲，地面戰斗仍在繼續。

4月9日，沙特阿拉伯宣布為期兩周的單方面停火，以示他們跳出泥潭的決心，選擇在這個時間點停火，是為了在整個齋月期間以宗教理由延長停火。胡塞針鋒相對、雄心勃勃地提出了自己與沙特阿拉伯之間的全面和平協議草案。根據草案，這項協議讓哈迪政府靠邊站，迫使人們承認胡塞武裝和沙特阿拉伯才是這場沖突的主角，并將未來也門的內部政治問題留待也門內部討論。5月中旬，“停火”第三周結束時，共進行了145次突襲和577次空襲。簡而言之，胡塞武裝取得了重大進展，打破了北方戰線長達四年的僵局，對沙特的和平示好置若罔聞。胡塞武裝擁有主動權，這就帶來了一個問題：他們的最終目標是什么？他們是否愿意“放沙特人脫身”？沙特和胡塞談判的最新進展細節尚未公開。

在也門南部，去年8月，STC將哈迪政府強行驅逐出亞丁，11月雙方簽署了《利雅得協定》調和彼此關系，到了2020年初，這份協定的前景已經相當晦暗。與此同時，阿聯酋正式撤走了他們的硬件設施，盡管還留下了其親手訓練、裝備和付酬的各種與STC結盟的民兵。阿聯酋在官方上支持《利雅得協定》，王儲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ohammed bin Zayed）出席了協定的簽字儀式，但阿聯酋目前的立場曖昧不明。自去年夏天以來，阿聯酋在也門的一些對抗中給予STC空中支援。4月25日，STC自封的領導人、來自阿布扎比的艾達魯斯·祖拜迪（Aydaroos al Zubaidi）發表了“自治”宣言。阿聯酋國務部長安瓦爾·加爾加什（Anwar Gargash）保持了模棱兩可的態度，做出了迄今為止阿聯酋官方對該聲明的唯一回應。雖然沒有明確譴責STC，但他在推特上表示，《利雅得協定》應該得到執行，任何一方都不應采取單邊行動。

根據《利雅得協定》，聯盟負責南部局勢并監督其執行，在阿聯酋撤軍后，由沙特負責。但它們一直無法根據條款，減少STC在亞丁的軍事存在，并讓政府部隊重返進行軍事部署。雙方之間的緊張局勢一直在惡化，5月11日終于在阿比揚爆發了戰斗。在開齋節期間，由于STC領導人艾達魯斯·祖拜迪被沙特當局邀請參加在利雅得舉行的談判，因此開齋節期間這場不確定的戰斗暫時停火，一直持續到現在，這一額外問題讓謀劃從也門撤軍戰略的沙特當局感到擔憂。

還有許多其他原因促使STC采取行動：亞丁民眾對缺乏基本水電服務的憤怒與日俱增，財政狀況的持續惡化導致的民兵欠薪——更不用說大多數政府雇員，大規模的失業，由于資金短缺加劇的人道主義危機，COVID-19的肆虐，亞丁灣4月21日的特大洪水。他們的大本營亞丁現在幾乎每天都發生反對臨時政府和哈迪政府的示威活動。STC領導層的回應引發了許多問題，非但沒有改善局勢，反而惡化了局勢。

在也門內部，該宣言揭示了STC地理控制的局限性：所有東部省份以及索科特拉都脫離宣言，只留下最接近其大本營亞丁的那些省份支持宣言。幾天之內，索科特拉爆發了尚未確定的戰斗，過去三年，該地區一直是STC和政府聯盟的爭奪之地。在國際上，這一宣言受到了阿拉伯國家、聯合國安理會、聯合國特使、歐盟和世界主要國家的普遍譴責，所有這些國家和組織都強調，該宣言將對該國的眾多問題產生負面影響。

似乎這些問題還不夠，另一項更早的“成就”在過去兩個月里已經開始瓦解。2018年12月也門政府與胡塞武裝達成的《斯德哥爾摩協定》被廣泛宣傳為一項重大進展，是朝著達成更廣泛、更全面的和平協議邁出的第一步，其中包括一項《荷臺達協定》，規定交戰方在荷臺達市，以及荷臺達、塞利夫和埃薩三處港口實施停火。聯合國安理會第2452號決議決定設立聯合國支助荷臺達協議特派團，以支持《荷臺達協議》的落實，然而特派團的工作2019年停滯不前，進展有限。聯合重新部署委員會幾乎沒有運作：今年3月，一名胡塞狙擊手開槍打死一名政府監測員，導致政府撤出委員會，從而有效地干擾了委員會的工作。鑒于當前的COVID-19醫療緊急情況，不太可能迅速達到令人滿意的復工。因此，在這一點上，可以說這一行動處于停滯狀態，盡管聯合國可能會試圖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重新啟動。該省其他地方的戰斗在穩定的低水平上持續進行。

2019年，隨著胡塞武裝對人道主義領域的控制程度公開化，胡塞武裝和聯合國人道主義干預行動之間出現了齟齬，包括受益人的選擇，以及分配給胡塞官員和機構的資金數額。這使得聯合國無法制定2020年年度需求評估或人道主義應急計劃。聯合國聲稱，今年需要34億美元，但沒有提供任何細節或舉行通常的認捐會議。截至5月25日，已收到的資金總額為6.8億美元，其中一半以上來自德國、英國、沙特阿拉伯和歐盟。在聯合國安理會4月在也門舉行的每月會議上，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副秘書長沒有提及詳細的需求評估或計劃，只是宣布由于缺乏資金，許多人道主義和衛生項目將在數周內關閉，而聯合國在7月前需要超過9億美元的資金投入運營，主要用于世界糧食計劃署的糧食分配。原定由沙特阿拉伯主辦的4月份認捐會議現在已改期在6月2日，差不多已經到了年中。鑒于COVID-19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的壓力，大規模的捐款承諾希望渺茫。

自此，情況變得越來越清楚，由于世界糧食生產和出口大幅下降、國際人道主義資金大幅減少、通訊中斷、COVID-19大流行的副作用，也門可能死亡數百萬人。這些只會給這個只有大約2800個醫療設施部分運作的國家帶來進一步的災難，而在戰爭之前，其醫療系統就已經捉襟見肘。雖然聯合國聲稱正在為應對新的病毒緊急情況做準備，但他們也解釋說，其中包括轉移應對霍亂流行的機制。值得人們記住的是，2019年霍亂影響了近100萬人；今年前四個月，有超過11萬個病例，登革熱、瘧疾、基孔肯雅熱等疾病也處于流行水平。

4月9日，也門宣布的第一例COVID-19病例出現在哈德拉毛省的希赫爾（Shihr），患者已康復。從那時起直到5月25日，國際統計數據記錄的病例僅為233個，明顯低估了實際情況。由于多年來營養不良和醫療服務匱乏，加上缺乏專門的治療設施，人們預期情況只會更糟，死亡人數會非常高。

聯合國撥出4000萬美元用于抗疫相關活動顯然是不夠的。由哈耶爾·賽義德·阿南基金會（the Hayel Saeed Anam Foundation）發起的一項私營部門努力，正在召集國際公司在也門各地購買和分發基本防護設備。隨著危機的出現，也門人在懷疑和恐慌之間左右為難。全國各地當局的反應預示著未來幾個月的不妙狀況，因為它們包括相互指責、種族主義、仇外心理、廣泛傳播的錯誤信息和反復無常的“膝跳反射”決定。在過去的兩周里，病例和死亡人數急劇上升，而“當局”的反應各不相同，卻同等不恰當，造成了進一步的恐慌。在亞丁，已經有數百人死于神秘的疾病，這些疾病的癥狀就是COVID-19，醫院拒絕接收病人，甚至直接關閉。據無國界醫生組織稱，每天大約有80人被埋在那里。在薩那市，當局沒有給出死亡或病例的數字，并阻止信息發布。盡管如此，在5月份的前三周，仍出現了2500多例病例和至少320例死亡的報告。所有當局都下令在開齋節期間封鎖4天，但沒有采取任何措施來執行。

似乎所有這些災難還不夠，4月下旬，毀滅性的洪水襲擊了該國，一視同仁地影響了薩那、亞丁和馬雷布等主要城市，切斷了數百萬人的基本水電服務，直接影響超過15萬人。雖然死亡人數不多，但人們失去了他們的財產，以及他們本可以設法在一個特別艱難的齋月聚在一起的有限糧食儲備。

拉克納最后寫道，5月22日，也門紀念阿拉伯也門共和國和也門人民民主共和國和平統一為也門共和國30周年。這應該是一個值得高興的時刻。由于大多數也門人出生在1990年以后，他們沒有更早時期的記憶，也不記得統一的夢想。全國人民都期待著行動自由、民主國家、社會主義政權的社會服務和私營部門繁榮的經濟相結合的盛況、賦予婦女平等權利的個人地位法、假期消費、安全、穩定以及更多，但他們非常失望。在今天的黑暗時代，應該提醒年輕一代那些年的希望和樂觀主義，并從一個充滿希望的時期汲取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