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6日，“作家李霞訴《人民的名義》抄襲案”作出二審判決，二審認定，周梅森創作的小說《人民的名義》與李霞創作的小說《生死捍衛》系由各自作者就反腐這一相同題材獨立創作并各自享有獨立著作權的作品，兩者在故事結構、人物設置、具體情節、文字描寫等方面并未構成實質性相似，而且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并不會導致讀者對兩部小說產生相同或相似的欣賞體驗。

因此，《人民的名義》并不構成對《生死捍衛》的歪曲、篡改，周梅森并未侵犯李霞享有的保護作品完整權，《人民的名義》出版方北京出版集團公司也并未侵犯李霞的復制權、發行權。駁回李霞上訴請求，維持一審原判，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李霞訴《人民的名義》抄襲案”始于2017年11月24日，上訴人李霞起訴至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主張其根據自身長期的檢察工作經歷于2008年6月開始創作小說《生死捍衛》，于2010年9月到11月在《檢察日報》連載刊登，并于2010年11月由海南出版社出版。2017年1月，周梅森撰寫的小說《人民的名義》由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出版發行。李霞經對比分析認為，小說《人民的名義》在人物設置、人物關系、關鍵情節、一般情節、場景描寫、語句表達等方面大量抄襲、剽竊其《生死捍衛》一書且未給其署名，侵犯其享有的著作權，故訴至法院請求判令：1、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立即停止對涉案侵權作品的出版發行；2、周梅森、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在《檢察日報》、新浪網首頁向其賠禮道歉，消除影響；3、周梅森賠償其經濟損失80萬元，北京出版集團公司賠償其經濟損失20萬元，二者共同承擔其為制止侵權所支出的合理費用；4、周梅森賠償其精神損害撫慰金10萬元。

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經審理后認為，通過具體比對可知，涉案兩部小說在李霞主張的破案線索的推進及邏輯編排、角色設置、人物關系、情節、具體描寫五個方面的表達上不構成實質性相同或者相似，《人民的名義》不構成對《生死捍衛》的抄襲，李霞關于周梅森、北京出版集團公司侵犯其著作權的主張不能成立，故判決駁回李霞的全部訴訟請求，由其承擔全部訴訟費用。李霞不服一審判決，上訴至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請求撤銷一審判決、改判支持其全部訴訟請求。

案件二審

2019年1月30日，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受理上訴人李霞與被上訴人周梅森、北京出版集團公司著作權權屬、侵權糾紛一案，并依法組成合議庭，于2019年6月13日公開開庭審理了本案。上訴人李霞，被上訴人周梅森的委托訴訟代理人金杰、楊文，被上訴人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的委托訴訟代理人金杰、陳玉成到庭參加了訴訟。

由于涉案兩部小說篇幅長、容量大、情節復雜，侵權比對難度較大。庭審中，合議庭及時行使釋明權，引導雙方當事人就《人民的名義》是否、如何對《生死捍衛》具有獨創性的部分進行了抄襲作出陳述和答辯，保證庭審聚焦爭議焦點問題展開。雙方當事人針對涉案兩部小說是否構成實質性相似這一核心問題進行了激烈辯論，并就文學作品中思想與表達的關系這一法律問題充分發表了意見。

上訴人李霞認為，小說《人民的名義》與《生死捍衛》在故事結構、18處人物設置、50處具體情節、78處文字表達等方面構成相似。兩部作品均是反腐題材長篇小說，均通過檢察官調查敘事展開，破案線索及邏輯編排相似。兩部作品的人物身份、人物性格、人物背景等相似：

如均有省市區檢察院檢察長，均有銀行行長或副行長，均有企業廠長或董事長；如《人民的名義》人物歐陽菁與《生死捍衛》人物白無瑕均容貌姣好，善于保養，性格上都有與生理年齡不相稱的心理狀態，二人都有相同的座駕寶馬。兩部作品中均有師生、同學、發小、姐妹、家庭等關系的描寫。在具體情節上，兩部作品中均出現了官商勾結、幫派山頭、查案受阻、殺人滅口、下棋、喝咖啡等。在文字表達上，如玉蘭花與玉蘭樹，《生死捍衛》選擇了玉蘭花并有如下描寫：“走在校園的林蔭道上，白玉蘭花的幽香沁人心脾。”《人民的名義》模仿《生死捍衛》對玉蘭花的個性化選擇而對玉蘭樹有如下描寫：“白色路燈映照著幾顆高大的玉蘭樹，院內寧靜安謐，一對石獅子蹲在臺階旁。”

還比如辦公室魚缸設置，《生死捍衛》中有“此刻，向榮華正站在辦公室的魚缸前，目不轉睛地盯著穿梭的魚群”，《人民的名義》中有“陳海辦公室養著一缸金魚，各品種的魚兒色彩絢麗，悠然自得地漫游”。如相同句式，《生死捍衛》中，白無瑕突然罵了一句，“賀鵬程這混蛋找死”，《人民的名義》中，侯亮平低聲罵了一句，“混賬東西，找死啊”。如關于人民的表述，《生死捍衛》中有“無論是我們的審判機關還是檢察機關，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在我們名字的前面，冠有‘人民’二字”；《人民的名義》中有“亮平，你要給我記住，我們的檢察院叫人民檢察院，我們的法院叫人民法院，我們的公安叫人民公安，所以我們要永遠把人民的利益放在心上，永遠，永遠”。

被上訴人的委托訴訟代理人金杰律師認為：“兩部小說在背景描寫上并不相似。兩部小說均是反腐題材的作品，在檢察機關的人物職務的設置上，屬于公知素材，同類機構人物職務的雷同，不構成實質性相似。兩部小說均有省市區檢察院檢察長，均有銀行行長或副行長，均有企業廠長或董事長等職務設置，這種職業身份相似是我國檢察機關、金融機構等固定的職務設置，在人物特征、性格以及從事活動、涉及的故事情節上則完全不同。《生死捍衛》對于檢察機關人物職位以及地方金融機構的人物職位設置，不具有著作權法意義上的獨創性。

“小說、影視作品大多數來源于現實生活，特別是相同題材的作品，不同的人創作的作品存在一定的相近情節、場景等均屬正常。如白無瑕與歐陽菁兩人的人物形象、社會關系、渴望愛情的具體表現均不相似，原告主張的相同屬于思想范疇。玉蘭花是生活常見的公知素材，描寫情感時可使用。玉蘭花與玉蘭樹在兩部小說中的適用場景、表達角度、用于表達的人物及心境均不相同。辦公室魚缸是生活中真實存在的趣味，不屬于原告的創作，具體描寫上也存在差異。‘混蛋（混賬東西）找死’則屬于生活中發泄不滿的俗語，不具有獨創性。關于‘人民’的表述，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權力屬于人民是固定名稱、語句。”金杰稱。

庭審近四個小時后宣布休庭，雙方均不同意接受調解。案件未當庭宣判。

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關于《人民的名義》是否侵犯李霞對小說《生死捍衛》享有的保護作品完整權，二審法院認為，侵犯保護作品完整權的前提是對原作品進行了有違作者本意并歪曲、割裂了作者“烙印”在作品中的精神這樣的歪曲、篡改式的改動或使用。

著作權制度的目的在于促進文學、藝術和科學領域的創作與繁榮。為實現這一目的，著作權法應維護激勵作者創作與滿足社會對知識和信息的需求之間的平衡。為達到這種平衡，必須恰當確定著作權客體的范圍，而著作權客體的范圍取決于對作品的認定。為此，在司法實踐中產生了思想表達二分法的法律原則，即著作權法只保護表達、不保護思想。這意味著只有表達才能構成作品，而思想不能構成作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表達都能構成作品，只有具備獨創性的表達才能被認定為作品進而獲得著作權法的保護。那些屬于公有領域的表達不能被個人所獨占，因而并不屬于著作權法的保護范疇。

小說屬于以文字形式表現的文字作品，由題材、主題、結構、人物、情節、背景等內容構成。小說中的表達不局限于遣詞造句層面的文字性內容，故事結構、故事情節、人物設置同樣是小說表達的組成部分。判斷請求保護小說中的哪些表達屬于獨創性的表達是對兩部小說進行實質性相似認定的前提。只有當被訴人小說中的相應內容與請求保護小說中的獨創性表達部分構成相同或相似時，才有可能認定為構成剽竊。

基于此，二審法院對《人民的名義》與《生死捍衛》在故事結構、18處人物設置、50處具體情節、78處文字描寫等方面是否結構實質性相似，做出如下闡述：

一、關于兩部小說的故事結構是否構成實質性相似的認定。盡管兩部小說均采取了主線檢察線、副線政治線的雙線線索設置，但這是反腐題材小說常用的結構模式，并非《生死捍衛》的獨創性表達內容，不屬于這部作品著作權保護的射程范圍。

二、關于兩部小說的人物設置是否構成實質性相似的認定。盡管兩部作品在某些人物設置上選取了相同或相似的素材，但這些素材都屬于日常生活中常見的，并非《生死捍衛》的獨創性表達，不應被某一部作品所獨占。當這些屬于公有領域的素材被使用在不同小說中，與不同的人物、情節、環境相結合創作出給予讀者不同閱讀體驗的作品時，并不會構成實質性相似。

三、關于兩部小說的具體情節是否構成實質性相似的認定。將李霞主張的50處具體情節分別置于各自小說之中可知，《生死捍衛》中的特定情節表達有其獨創性部分，但《人民的名義》的相應情節內容與其相比并未構成實質性相似。

四、關于兩部小說的文字描寫是否構成實質性相似。將李霞主張相似的78處文字描寫分別置于各自小說之中可知，李霞請求保護的文字描寫中的一部分屬于常用詞匯、固定搭配、俗語俚語、生活語言、特定情境的常用表達等日常生活中的文字描寫，其本身并不屬于著作權法的保護范疇。

本案中，經前述對比可知，小說《人民的名義》與《生死捍衛》系由各自作者就反腐這一相同題材獨立創作并各自享有獨立著作權的作品，兩者在故事結構、18處人物設置、50處具體情節、78處文字描寫等方面并未構成實質性相似，而且存在明顯的差異性，并不會導致讀者對兩部小說產生相同或相似的欣賞體驗。因此，《人民的名義》并不構成對《生死捍衛》的歪曲、篡改，周梅森并未侵犯李霞享有的保護作品完整權。北京出版集團公司也并未侵犯李霞的復制權、發行權。

綜上，二審法院認定李霞的請求不能成立，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第四十七條第（三）（四）（五）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著作權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2020年5月26日，二審法院作出如下判決：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二審案件受理費一萬四千七百元，由李霞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