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庸面具下的艾希曼：從汽油推銷員到猶太人的沙皇

2020-05-30 07:22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原創貝蒂娜·施湯內特理想國imaginist

一提起艾希曼，就繞不過阿倫特以艾希曼為例對“平庸之惡”的論證。在《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這本書中，施湯內特描述出艾希曼的好幾重面目，比如德國快戰敗時，別人都準備逃亡證件，艾希曼說自己要為元首獻身，實際上提前好久他就已經謀劃好了失敗后的計劃；還有釋放出逃去中東的煙霧彈，實際在德國北部躲了四年，連他最親密的下屬都沒猜到他的計劃。

艾希曼給自己起的假名也很有心機，和真名差別不大，以防被別人認出來露餡。還有他從德國北部逃去阿根廷的時候，還特別周到地和所有鄰居告別，以防別人起疑心。書里描寫的艾希曼和阿倫特在法庭上看到的那個不起眼的平庸官僚差距，每一步都讓人覺得心思縝密。編輯梳理本書中艾希曼的關鍵行動，分享給大家。

從汽油推銷員到猶太人的沙皇：

艾希曼一直處心積慮地經營自己的名聲

艾希曼曾經只是上奧地利州的一個普通汽油推銷員，加入黨衛隊保安局是其職業生涯的一大躍升。

艾希曼接掌維也納猶太移民中央辦公室，是與猶太機構和社區代表打交道的最高階納粹黨人，在奧地利和境外猶太人中間聲名大噪，被希姆萊稱為他的“小總理”。而且他深諳在納粹體制下，名聲對于權力的重要性，有意識地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艾希曼對自己“嗜血獵犬”“猶太人的沙皇”等稱號沾沾自喜，甚至在得到正式任命前就開始吹噓自己即將獲得的職位。

不會說希伯來語的艾希曼卻成功營造出自己是希伯來專家的形象。

深諳輿論作用的艾希曼，甚至安排記者參觀集中營，以此對抗外界對“大規模謀殺”和“滅絕”等的報道。

《艾希曼》

一邊扮演元首忠實的追隨者，

一邊騙過最親密的同僚

德國即將戰敗時，艾希曼一邊裝模作樣地嚷嚷自己會永遠追隨元首，一邊早就安排好了自己的逃亡計劃。

艾希曼戰敗后想辦法從美軍戰俘營逃脫：設計假名，散布假消息，戰俘相互掩護避免被猶太人認出來。

艾希曼躲在德國北部呂訥堡石楠草原時，出色地隱藏起大屠殺兇手的身份，化身溫文爾雅的好好先生，還會在夏夜演奏小提琴、會修機械設備、會給小孩子輔導功課。

艾希曼有條不紊地離開德國逃亡阿根廷：與鄰居告別，謊稱要向俄國人投案，更改重要日期以掩蓋自己籌劃已久的事實。

艾希曼散布的自己逃去中東的煙霧彈，騙過了所有人，直到被捕都沒有人發現他在德國北部的藏身地點。

《艾希曼》

艾希曼在阿根廷“與世無爭”的生活中，

與其他右翼分子密謀納粹的復興

艾希曼對外聲稱自己在阿根廷的時光是夢寐以求的與世無爭。

20世紀50年代初期，很多人對于納粹罪行的深重程度并不了解，甚至認為屠殺數百萬猶太人是以色列釋放的謠言，艾希曼被認為是唯一知道真相和證據，可以反駁這些謠言的人。

艾希曼在阿根廷不知疲倦地寫作，試圖重建歷史，反駁受害者的指控。

阿根廷的艾希曼甚至給當時的聯邦德國總理阿登納寫了一封公開信，發表反猶言論。雖然是匿名發表，但他毫不顧忌其中披露的內容會把線索指向曾經作為猶太事務主管的自己。

艾希曼援引康德的思想為自己辯護，而他的審判官也發現艾希曼知識淵博、非常聰明、非常有技巧——絕不是阿倫特形容的不會思考的人。

艾希曼在阿根廷薩森訪談會上的講述與耶路撒冷審判中的陳述完全不同，不再迂回晦澀，而是直白、毫不掩飾地說出自己心中的想法，用各種扭曲的比喻來形容驅逐行動和大屠殺。

在電影《漢娜·阿倫特》結尾處有一段很精彩的演講，阿倫特指出當一個人喪失思考的能力時會多么可怕。施湯內特指出環境的影響，同是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審判中，面對審訊官、法官和新聞媒體等以正義為導向的聲音時，要收斂許多；而在薩森訪談會上，由于都是相似的極右翼分子，從來沒有出現過反對艾希曼的另一種聲音，他也因此變得更加肆無忌憚。

《漢娜·阿倫特》

艾希曼在阿根廷的“雙線作戰”，一方面要反駁越來越多關于納粹罪行書籍的指控，另一方面還要利用自己掌握的一手信息說出薩森圈子想聽的話，畢竟薩森們認為大屠殺是猶太人散播的謠言。這種復雜的論述甚至幫艾希曼提前預演了耶路撒冷的審判，讓他甚至能夠騙過阿倫特。

艾希曼的“結束語”，拒絕為納粹的罪行懺悔，并明確說出屠殺猶太人的事實，甚至為沒能全部消滅猶太人感到遺憾。

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戴上的另一重面具

以色列的審判官發現，艾希曼讀過很多書，對于很多關于納粹和大屠殺的論述十分熟悉，知道應該怎樣把它們為己所用。他展開新一輪偽裝，變身不會思考、過分拘泥小節的納粹官員，甚至成功引起了對手的同情。

艾希曼給自己貼上的所有標簽實際上都符合納粹眼中敵人的形象，例如“官僚”幾乎就是黨衛隊隊員的反義詞。官僚主義可以被用作武器，尤其是拿來對付那些相信官僚主義的人。艾希曼在納粹時期曾運用各種不正當的官僚主義花招阻撓國家的其他機構和他自己的受害者。他對這種權力的精細形式了解得非常透徹。而如今在以色列的牢房里，“官僚”聽起來又比“黨衛隊成員”無害多了。艾希曼因而搖身成為一個謹小慎微、對國家社會主義沒有狂熱興趣的官僚，是一個熱愛大自然并具有學術傾向的普通人。此外他向往開明作風和世界主義，終于在過去15年擺脫了煩人的命令和犯罪的政權，成功回歸自己的本性。這正是那名被告在耶路撒冷為自己人生最后階段選擇的艾希曼形象。

艾希曼總是有辦法完美地扮演一個角色，這讓他不但能夠前后一貫地假裝下去，甚至還使角色更加豐滿。他從健談的囚犯和勤奮不懈的歷史學家，進而成為尊重國際法的和平主義者，最后更儼然哲學家，與康德和斯賓諾莎一同闡述道德和生存方面的終極問題—只不過這次完全沒有了“血統的呼聲”。

我們總是在各種文件和聲明當中尋找與我們自身經驗和知識的關聯，換句話說，我們想要理解。與此同時，“世界觀的精英”卻看出了這種“想要理解”的愿望的脆弱性。可以利用這種對邏輯一致的渴求來混淆人們的判斷，從而使他們無法采取行動。想要理解的人，甚至還會在其他人早已摧毀所有邏輯橋梁的地方尋求理解，盡管在那些人的世界里，并非人人都享有生存權。艾希曼的《偶像》于是歌頌了哲學和道德價值、國際法的理想與對和平的向往，并表達出對納粹的幻想破滅和所謂的回心轉意，試圖借此為一心想要理解的人搭起一座橋梁，因為那些人怎樣也無法理解像滅絕猶太人這樣的罪行。

《漢娜·阿倫特》

艾希曼設法至少像那些譴責他的行為的人一樣，使用道德和正義的進步語言，借此傳達出一種建立關聯的可能性，一種了解他的意圖的機會。如此一來，艾希曼是否成功地把自己推銷成一個官僚、一個精神分裂者，還是一個失憶患者，就不再重要了。最要緊的還是不讓人發現他的真正想法、不提出疑問，而且不至于因為仔細聽他說話而看清其真面目。即使在出色的出版物和紀錄片中，艾希曼的照片也經常被左右顛倒地呈現，這并非巧合。人們在對他做出仔細觀察之前，就已經迫不及待地想勾勒出他的形象，那正是艾希曼在黨衛隊大權在握的根本原因之一。

他巧妙地利用了人們的愿望，讓他們看到自己想看見的東西。正因為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做出了巨大努力，假裝為想要理解的人提供幫助，搭起了通往其世界觀的橋梁，所以我們更應該清醒地以懷疑的態度看待“阿根廷文稿”惡毒的思想泥淖，以免落入艾希曼設下的“偶像”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