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屋運動”在歐美可追溯到二戰結束之時。大量老兵退役回鄉，政府并未給他們提供住房，不得不和父母局促同住，更有不少人淪為無家可歸的流浪漢。與此同時，城市中心卻有大量新開發的商鋪、住宅、寫字樓空置惜售。出于“我們上戰場保衛家園，但自己卻并沒有家園”的憤怒，老兵們聚集起來占用市中心閑置房產和政府擁有的公房。

時過境遷，今時今日的占屋者呈現出新面貌。在英國一個為占屋者提供信息的機構主頁上，列明“占屋是占據空置建筑物以供居住或他用的行動。當前法律提供了基本框架，可保護那些努力把閑置空間轉為有用空間的人。占屋在英國具有悠長歷史，不但緩解住房短缺，也可促進社會與文化活動。”

現下全球共計數百萬占屋者，遍布全球各大洲，既包括歐美國家，也包括南非棚戶區、日本帳篷住區以及委內瑞拉占屋者入住的摩天大樓。同樣是占屋者，同樣是占屋運動，可問題的根源、當前的狀態以及未來的出路卻不盡相同。

2017年，澎湃新聞發表的《住房創新｜南非開普敦的新嘗試，在市中心修建經適房》的文章中，曾介紹開普敦增加社會住房的嘗試。本文則嘗試呈現開普敦占屋運動的來龍去脈。

開普敦的居住隔離歷史溯源

恩格斯曾經說過：“黃金是白人踏上一個新發現的海岸時所要的第一件東西”。因地理位置與自然稟賦之利，開普敦的好望角（又稱“開普”）被葡萄牙人發現，被荷蘭人占領，被英國人爭搶。殖民者的冒險和機遇，是原住民的血淚和災難。今日之開普敦，空間分異與居住隔離可從歷史中溯源。

歐洲殖民者鄙視勞動，在開普城鎮無法謀生的白人，就向內地遷徙，占有土地和仆役，成為新興農場主。南非土地廣袤，又有土著居民可供奴役。持續多年，南非的勞動力一直由非白人充當，離開他們則經濟無法運轉。進入20世紀之后，南非白人出臺了《土著土地法》（1912年），禁止非洲人購買“歐洲人土地”；出臺了《特定居住法》（1950年），規定黑人、白人和其他有色人種必須居住在不同地區；立法在大學校園中實施種族隔離，開普敦大學和白水嶺大學對黑人學生關閉。直至1994年，種族隔離制度終告結束。

1994年之前，南非白人持有的原則是，除非需要黑人勞動，否則不許他們進城；可以讓黑人為白人干活，但不能讓他們和白人住在一起。這就導致了黑人被驅趕到城市外圍，形成與城市截然分開的“土著人特區”和貧民窟的城市格局。

1994年，經由和平談判以及互相妥協讓步，南非新政府成立。和平談判對未來政府設定了諸多限制，新政權難以撼動居住隔離的狀態。

從時間上看，開普敦的占屋運動比歐美要晚四五十年，但其聲勢和力度卻強大而持久。非國大在執政前制定了“重建與發展計劃”，規定了每年要為30萬住戶建造住房。新政府限于財政狀況，實際執行與先前的承諾相去甚遠。失業、住房缺乏一直是南非黑人擺脫不去的困境。巨大的期望，導致巨大的失望。無家可歸的黑人紛紛占據空地搭窩棚（形成城市外圍的貧民窟），抑或占據城市中心的空置房屋，占屋運動就這樣在1995年拉開了序幕。

與南非其他城市相比較，開普敦的矛盾更為劇烈。在南非的經濟之都約翰內斯堡以及行政之都茨瓦內，開發商在城市衰退時期以極低價格購入了中央商務區閑置商業地產，并以低成本把它們轉變成為存量經濟適用房。相反，開普敦內城的地產卻保持高價，從未貶值。2015年，每套住房的平均銷售價格大約為17.5萬美元，私人開發商無法主動開發經濟適用房。面對未來15年內65萬套經濟適用房的缺口，開普敦壓力重重。開普敦嘗試探索為開發商提供內城土地，用以交換經濟適用房以及數百萬美元的基礎設施開發。

伍德斯托克醫院和海倫·鮑登護士之家

伍德斯托克醫院（Woodstock Hospital）和海倫· 鮑登護士之家（Helen Bowden Nurses Home）距開普敦市中心幾公里，后者更被稱作“格蘭杰灣的寶石”。2017年，政府考慮出售這兩個地塊，且在一份聲明中取消了原定在桌山（Tafelberg）修建的經濟適用房。而這兩個地塊的銷售條件是，開發商應修建一定比例的經濟適用房。

然而，占屋者認為，這樣的承諾模棱兩可。數日之后，抗議者（收回城市組織Reclaim the City成員，這一組織主張在開普敦市中心提供經濟適用房）進駐了伍德斯托克醫院和海倫· 鮑登護士之家的空屋之中。

伍德斯托克醫院的一位占屋者Ntombi Sambu接受Ground Up采訪時說：“我住在地獄般的Khayelitsha的一個非正式定居點。我們占屋是為了收回這個空間，因為如果政府不想為人民建造住房，我們就要占領它。”

海倫· 鮑登護士之家的占屋者絕大部分是開普敦海點（Sea Point）地區工作的藍領工人。他們把此處命名為“艾哈邁德·凱瑟拉德之家”（Ahmed Kathrada House）。西開普敦政府耗資甚巨聘請安保公司，派出36個保安和6條狗，每天24小時巡守，“保護此物業免遭持續的入侵、破壞和盜竊。”

當然，“收回城市組織”占屋者入住之后，還有其他占屋者試圖恐嚇、威脅，甚至暴力接管和占領。此時政府聘請的安保公司與占屋者達成了奇妙地同仇敵愾地合作。據安保公司的報告，“2017年9月6日，約有50人試圖侵入，受到阻止之后，這群人用瓶子和其他東西擊打保安”。

“收回城市運動”占屋者們還拒絕了若干黨派在海倫·鮑登護士之家組織活動的企圖，他們明確“我們的行動是無黨派的”，“我們希望將其作為工人的住所時，政黨、機會主義者和罪犯很容易別有用心，加以利用。”

“無論合法與否，這里都是家。比我之前所住的地方好多了。”伍德斯托克醫院的占屋者如是說。

與海倫·鮑登護士之家的激烈爭搶和大力安防不同，同期被回收城市組織成員占領的伍德斯托克醫院可以稱得上“寧靜”了。只有兩三個保安，也并沒有發生過其他組織試圖搶占的情況。伍德斯托克醫院的建筑狀況更好，通道照明良好，有電力供應，廁所還可沖水清潔。

Gadija Kube今年55歲，她是一名占屋成員。在此之前，她持續5年租住在幾條街外的住處，5年之中房租翻番，由于無力支付房租，她被趕出。隨后在朋友處借助兩年，看到傳單之后成為伍德斯托克醫院的占屋者，她與5個子女和1個孫女同住。

另一位占屋者說，“我們聽說占屋是非法的，但除此之外完全沒有別的辦法。很高興我們得到了一個安身之所。只有這樣，我才不會丟失上班的機會，也不必擔心月底無力承擔的租金。”這位占屋者是附近一家超市的員工，她的丈夫失業，正在找工作，家中養育著兩個孩子。他們之前租住的房屋被出售了，此后再也找不到可以負擔得起的住房了。

兩處地點的占屋者們認為，“鄰近城市居住，生活便捷了很多”，“并不尋求奢華之地，只希望能夠住在更方便謀生之處。”一位占屋者說，“我們很害怕，因為我們知道這是非法的，總有一天回來時，會看到自己的東西被丟棄在外，但住在這里對我們來說，真的是一個獲得更好生活的機會。”

占屋運動何去何從？

伍德斯托克醫院和海倫· 鮑登護士之家的占屋運動，因2017年政府取消了原定在桌山修建的經濟適用房而起。2019年11月，西開普省高級法庭對這一案件開庭審理。法官就西開普政府把這一頗具價值的地塊作價1.35億蘭特（約6500萬人民幣）出售給私立學校而非建造社會住房的決定提出了質問。

法官指出，盡管政府聲稱有項目正在籌備，但目前并未在內城開發任何社會住房。政府方代表則回答說，這樣做并沒有違反任何法律原則，《社會住房法》并未規定必須在開普敦中心地區建造社會住房。在這個地塊修建270套社會住房要花費1.04億蘭特（約合人民幣5000萬元）。他說：“對于政府而言，把這樣的地塊變成社會住房是根本無法負擔的，這件事就到此為止吧（ It’s fundamentally unaffordable for the province to develop this property as social housing, and … that’s the end of the matter.） 。”

開普敦市發言人在開庭結束后說，種族隔離制度的殘余在整個城市、全省乃至全國依然普遍。這不會在一夜之間改變。改變是漸進的，無法立刻實現，我們必須為此努力。揪住開普敦中心城區這個概念不放，對開普敦已建造完成的社會性住房的成績視而不見，是不公平的。借此指責開普敦市政府25年來（在提供社會住房方面）無所作為，是不公平的。案件的審理結果會在2020年公布。

開普敦這一擁有480萬人口的海岸城市，城市中心基本為富人獨占，有錢人在這里啜飲一杯咖啡，價格為家政工人小時工資的兩倍之多。近年來的房地產開發則把工薪階層和窮人越推越遠，他們不得不在通勤交通上投入更多的收入和時間。在開普敦，95%的公共交通使用者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者，平均交通開支達家庭月收入的45%。

對于住宅短缺的問題，恩格斯曾在《論住房問題》（1872年）中用了一句話總結，“資本家不愿意，工人則沒有能力”。他還指出，“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房，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解決現實的住房短缺問題”。開普敦的占屋者在多遠的未來才能獲得鄰近工作地點的社會性住房？

參考文獻

1. 南非通史，鄭家馨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 Dwelling Discreetly: Undocumented Migrants in Cape Town，James Williams.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outh Asia,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Volume 37, Number 3, December 2017, pp. 420-426

（作者相欣奕供職于西南大學地理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