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梓材講席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與管理學部副主任。2007年獲得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是北京市教學名師（2015年）。

主要研究方向為：微觀經濟學及其應用，產業組織理論，財政學。

在國企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國財政與稅收改革，產業結構轉型和產業組織等領域，已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已發表200余篇論文。

1. 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傷害是不平衡的，其對于高度依賴密集人流的產業的傷害大，而對于非人流密集的產業的影響就小。疫情會打擊制造業，會沖擊經濟全球化，會產生類似于大蕭條那樣的失業后果，但是疫情也向我們顯示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新方向

2019年年底以來，中國與世界多國正經歷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就疫情本身來說，這種病毒是空前的；但將這次疫情放到人類與自然災難做斗爭的歷史長河中來看，這不過是人類經歷過的無數自然災難的變種而已。

按照災難經濟學家李嘉圖·波斯納的看法，當今世界，我們面臨四大威脅人類文明生存的災難：一是行星撞擊地球，盡管這概率很小，但一旦撞上，就足以毀滅地球和地球上的全部生命；二是人類正在進行的高能分子對撞機實驗如果失控，也足以讓地球毀滅；三是人類正從事的生物、病毒、細菌戰實驗（當今世界有11個國家擁有這類實驗室）如果失控，就足以毀滅整個人類；四是人類碳排放引起的全球變暖，如果讓地球表面氣溫比目前的氣溫水平翻一倍，甚至上升十倍，則人類就無法在地球生存。

這后三類毀滅性災難的源頭都是人類自身的行為，因此，討論災難問題在相當程度上必定是與調整人類自身的行為方式、交往方式有關系的，是與人類自身的文明程度的完善有關系的。與以上四類足以讓人類文明毀滅的大災難相比起來，這次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還不足以毀滅整個人類文明。但是它已經在全球引起了500多萬人的感染，奪走了30多萬人寶貴的生命。因此，這次疫情對于人類來說，已經成為一場全球性的災難。

新冠肺炎疫情引起了紐約股市和全球股指期貨指數的大幅度下跌，但從迄今為止的形勢判斷，疫情本身還只是一次外生的自然災害，美國歐洲股市下跌還不是一場金融危機。因為，金融危機是經濟體系內生的經濟“病疫”和資產“病疫”積累、傳染到一定程度的產物，而今年三月份以來美國、歐洲等國的資產價格下跌和資本市場恐慌主要還是疫情沖擊帶來的，并不是經濟體系內生的。但是，疫情造成的經濟停擺，對投資者的決策和預期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這本身會反過來沖擊實體經濟。疫情對經濟、金融市場以及社會發展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具體說來，有三點需要引起注意：

第一，為阻止新冠肺炎疫情傳播，許多國家的政府和社會團體都實施了隔離措施，而人員隔離的負面影響會通過產業鏈傳遞，并引起除純粹自然農作物生長以外的所有產業的生產停擺與中斷。首先，疫情影響制造業和第二產業，一方面，疫情讓制造業的訂單下降，另一方面，制造業本身也面臨勞動力居家或者隔離，造成停工，可是企業卻仍然需要支出工資成本與固定成本。

在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們第一次看到，企業發給勞動者的工資成本也會轉化為固定成本，即在產量為零時企業仍然需要支付勞動者工資。其次，傳統的服務業和一些人流密集的第三產業在疫情中會受致命沖擊，人員阻隔直接讓這些服務業需求下降，旅游業、教學培訓業、文娛業、餐飲業、線下零售業的營收幾乎為零。2020年我國第一季度經濟統計數據已經顯示，疫情的負面沖擊對第二產業傷害最大，其次是沖擊第三產業，同時，對于第一產業也有傷害，因為疫情中會中斷農產品的流通。但是，疫情有可能會拉高糧食價格，因人們居家后會增加對于糧食抗風險作用的估值。這就是說，疫情既會帶來宏觀經濟總量方面的負面影響，也會在產業結構方面產生影響，即疫情會淘汰那些高度依賴人流密集的并且也有可替代的線上業態的產業。

第二，疫情流傳雖然屬于外生的自然災害，但它與海嘯、地震那類災害不同。海嘯、地震只發生于某個地區，盡管會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和物資財產損失，但災害不會引發災害鏈。一個點或者一個區域由于災害而毀滅了，但是整個社會經濟網絡還是健康的，就好比一輛火車出軌后不會導致整個鐵路網絡癱瘓一樣。有時，地震、海嘯發生后，由于社會經濟網絡還是健全的，災難引起的社會救援會刺激社會需求，最后可能會抵消災難對經濟增長的負面效應。但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災難的暴發卻不同，它既是同時性的，又是普遍性的、全球性的，疫情通過人流渠道引發了災害鏈。疫情對生產的供給側與需求側的負面沖擊都會通過生產鏈、物流鏈而波及全球經濟。又由于疫情感染人群幾乎是同時的，所以很可能出現不同地區的居民同時受疫情傷害，大家同時陷于癱瘓，分不出身來救助別的地區的居民。

疫情沖擊通過產業鏈傳遞往往是通過訂單消失而發生的：生產環節A上的企業由于受疫情沖擊而停擺，會導致生產環節B上的企業失去訂單，而B環節上訂單消失又會導致C環節的訂單消失……而訂單的消失對于中國企業來說就意味著破產和遣散工人，讓工人失去收入來源。

這種情形，類似于金融危機，一家大銀行的破產可能會引發全球資金鏈斷裂，同樣，一個國際大港或一條主要航線上的船隊被疫情攻陷，則可能危及全球物流的暢通，影響全球的生產和貿易活動。不僅如此，面臨疫情傳播，原本依賴全球化的諸國決策人會直接感受到海外戰略物資基地和生產基地被阻隔的威脅，就有可能產生將重要戰略物資基地和生產基地往本國回遷的動機，直接導致經濟全球化過程的中止或倒退。

第三，這次疫情盡管至今還沒有成為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但疫情沖擊下的全球主要金融市場上的資產價格大幅度下跌以及由此引發的金融恐慌可能會產生流動性危機，進而發生全面的金融危機。現代微觀經濟學已經證明，在人們偏好是屬于相對風險規避型的前提下，他們所投資的資本市場上的資產的市盈率高低是與長期經濟增長預期成正相關關系的，而與風險水平呈負相關關系。

疫情顯然提高了經濟風險程度，又會降低長期經濟增長預期，因此，這次疫情引起金融市場上資產市盈率下跌是必然的，從而導致股價下跌。而資產價格的大幅度下跌就可能使一部分企業與金融機構出現資金鏈斷裂，如果不及時救助，就可能發生金融危機和宏觀經濟危機。中國股市受益于前幾年宏觀金融降杠桿、擠泡沫的政策，又由于中國政府對疫情地有效控制，而沒有發生大幅度下跌。只是疫情如果沒有解決，大批工人仍然居家隔離，相當部分職工沒有收入，在工資日結的制度下，一些居民的生存都會成問題，這相當于大蕭條時期的失業，其后果與宏觀經濟危機是一樣的。

2. 新冠肺炎疫情使人類終于明白，原來社會經濟交易方式應該是以“無接觸”為主、“接觸”為輔，并且在迎戰疫情災難的生死搏斗中，迎來了向“無接觸經濟”為主的形態升級的產業轉變和經濟轉型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新冠肺炎疫情實質上隱含著發展的機遇。因為疫情沖擊不是對地球上某個點、某個生產環節、某個地區所造成的傷害，而是造成了全球生產網絡停擺、中斷和破裂，這是一種網絡傳染、網絡破壞，甚至是網絡毀滅。戰勝疫情，我們實際上需要網絡重建，甚至網絡更新，同時也面臨生產網絡、貿易、物流網絡升級的機會。從根本上說，疫情之所以能夠入侵全球經濟網絡，這本身就說明現有的社會經濟網絡還不足以抵御病毒入侵，或者說明疫情發生前的社會網絡交往方式存在致命問題。因為近代社會網絡基本上是一個“市民社會”，是由于人的集聚才形成城市、市場交易、行會、議會、和文化圈，但同時也發生了各種傳染病，而且二十一世紀以來各種傳染病的發生頻率和規模有變大的趨勢。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大暴發，實質上向人類發出了改變社會經濟網絡交往方式、更新社會經濟網絡設施的警示信號。

其實，在這次與疫情抗爭的過程中，人類已經在運用新的交易方式、交往方式、生產方式了。比如說，學校停止在教室面授課程，但多種形式的網絡教學正在展開；面對面的會議在很大程度上已經被視頻會議代替；機構、公司的管理人員不到辦公室集中上班，而改為在家上班，用視頻設備完成信息溝通、文案工作和決策過程；線下的餐飲業關門了，但線上的餐飲業如外賣仍有一定規模經營著；網下的金融交易量大量下跌了，但網上的金融交易有不少增長；等等。中國經濟在2020年第一季度的一些數據顯示，在疫情期間，智能制造、無人配送、在線消費、醫療健康等產業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長。

這種在疫情期間仍然保持增長的產業與新業態的一個普遍特點，就是“社會距離”或“無人”，又稱為“無接觸”。即在生產過程或消費過程中，最大可能保持人與人之間的無接觸，或者至少保持一定的社會距離。

初一看，這些產業特點似乎是疫情逼出來的臨時措施，是非常態。似乎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后，我們還會回到人與人密切接觸的工地生活、校園生活、機構生活以及公司上班生活。人們總覺得，人與人之間的密切接觸的經濟生活才是常態。但是，在這次疫情以前，“無接觸”的電報、電話、電視走進人類生活已有一個多世紀了，事實上，這些分明就是“線上生活”“線上經濟”。再往前追溯，人類的“無接觸經濟”和“無接觸生活”實際上從發明文字起就開始了，書信就是無接觸溝通。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不照樣可以通過聊聊數筆，架起云上的情感世界嗎？因此，人類的社會聯系實際上在幾千年前就存在“無接觸”的方式了。只不過以前這些“無接觸”的活動只是作為輔助工具，人們之間的交往還是以“面對面接觸”方式為主。

細想一下，我們學過的課程，有多少是通過網絡、視頻實現的呢？我們現在獲取信息的渠道，還主要依靠開會、聽文件傳達，或者面對面口口相傳嗎？恐怕連紙媒體都已經不是我們日常獲取信息的主要渠道了。我們看過的電影，有多少是坐在電影院里與許多人密切接觸而欣賞的？“無接觸”方式已經全面地進入我們的學習、社交、生產、交易，甚至政治生活了。

為什么只有大家一起坐在教室里聽老師上課才是“常規”的學習方式呢？師生們偏好面對面交流，認為視頻上課沒有面對面交流來得深入，那就需要進一步改善視頻設備的質量，想法讓視頻設備做得與當面授課的效果一樣。現在恐怕在工作過程中大部分時間是處于“無接觸”狀態的。因此，就算是疫情過去了，我們仍然會繼續向“有距離”“無接觸”的方向發展。哪怕是疫情后學生都返校了，“保持距離”的要求可能還是應該保持下去的，當然這需要大大改善學校辦學條件。現在不是有人說要投資“新基建”但沒有項目可找嗎？改善學校設施，減少學生集體宿舍每個房間住的人數，就是一個投資方向。

這不是說要完全取消“接觸經濟”。人與自己的親人一定會保持親密接觸的。但終其一生，一個人的親人和親密好友也就那么一個小圈子。就算是這個親密圈內的關系，也會隨著成長而走向“無接觸”化。至于一個人的社會關系、日常交往和事業關系、生產過程和經濟金融交易關系，實際上是大量通過“無接觸”方式實現的。不錯，每天一個人離開家是去“接觸”別人，但是就是這個日常的“接觸”過程里可能99%以上是“非接觸”的。一個人的成功，一個單位的成功，現在很大程度就是靠“網紅”方式實現的，經濟是這樣，政治也是這樣。當然，靠面授、面試、談判、集會，這樣的面對面接觸方式還是需要的，可是使用接觸方式的頻率會減少，這只會提高“接觸”方式的效率和價值。

現代“無接觸”經濟形態首先出現在軍隊里。馬克思曾經說過，“軍隊在經濟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軍隊中發展起來的。……大規模運用機器也是在軍隊里首先開始的。……部門內部的分工也是在軍隊里首先實行的。此外，軍隊的歷史非常明顯地概況了市民社會的全部歷史。”以“無接觸”方式為主來完成一項工程、戰略，或組織一個項目，這在軍隊和戰爭里早就悄然發生了。

人類文明越原始，則交往和征服便越是要依靠面對面的接觸式的征戰，以百萬、千萬計的死亡人數為代價來實現戰爭意圖。這種“接觸式”的征服方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達到頂峰，物極必反，它終于被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原子彈爆炸這種殘酷方式擠出了歷史舞臺。近半個世紀以來，隨著現代電子通信設備最早應用于軍隊，電子戰在相當程度上已經以“無接觸”方式取代了“接觸”式的戰爭，實現了“決勝于千里之外”的境界。這里不說戰爭的正義性與否，只是探討戰爭方式，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的海灣戰爭，新世紀初美國對伊拉克的戰爭，美國在阿富汗的反恐戰爭，戰爭的主要方式都是“無接觸”式的。

現在，俄羅斯和中國的反恐戰，戰爭的主要方式也都是“無接觸”式的，“接觸式”的戰爭就主要變成特種部隊的小規模的精準打擊了。無人飛機的頻頻使用，甚至發展到無人戰艦，使戰爭的“無接觸”程度大大提高了。與戰爭的“無接觸”化發展程度相適應，各國軍隊規模也大大裁減了，依次走上了“精兵強軍”的道路。

軍隊的這種向“無接觸”方式轉變的趨勢后來就逐漸地影響到民間經濟、文化和政治過程。百萬民眾上街游行的方式已經非常罕見了，大眾政治過程越來越多地是通過網絡方式來實現了。應該說，這是人類文明的一個巨大進步!

在經濟生活中，在生產、交易過程中，由人工智能、機器學習為代表的“無接觸經濟”生產力應運而生，經濟學家正在研究自動化后人工成本在新價值里比率下降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曾經是無法離開人與人密切接觸的產業也在悄悄地向無接觸轉移：比如，在銀行業，成百上千的面對面交易網點已經撤銷了；電影業也正在發生從用“銀幕量”和“票房價值”來度量產業規模，到以“光盤量”和“點擊”“下載”數來度量產業規模的轉變。就在這個時刻，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了。疫情將人類逼回到家里，讓大家主要在網上生活，多虧前些年中國物流網絡和倉儲業的大發展，我們這個14億人口的大國在疫情隔離期間仍然能夠滿足基本的消費需求，從而感受5G、人工智能和數據基礎設施對于“無接觸經濟”的重要性。

3.面對疫情，政府實施救助政策，幫助企業在疫情下能夠生存下來，同時亟需啟動內需來加以抵御外來的經濟衰退壓力，并且向“無接觸經濟”所需要的5G、人工智能和數據基礎設施的方向來做投資

政府應該為抵御疫情對經濟的破壞，為恢復和發展經濟，讓經濟回歸到常態上來而出手。

首先，在金融政策方面，為了減緩疫情期間金融市場的波動，應該釋放足夠的流動性，最大限度地防止由于企業和金融機構的流動性短缺所產生的流動性陷阱。保障流動性鏈條的正常運轉，其實就是維持現有的財產契約關系，維持現存的財富關系，防止流動性斷裂所產生的財富效應讓社會財富歸零。其次，在財政政策方面，政府應適當補助企業，承擔企業為工人隔離而付出的社會成本部分。因為企業在工人隔離期間所支付的工資，實質是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為社會穩定所付出的成本。政府在疫情期間對企業的減稅可能不會起到多少刺激經濟的作用，因為許多企業在疫情期間本來就沒有現金流收入，也無須繳納稅收。但是，如果政府暫時減免企業的社會保障稅，如企業的養老金繳納，則相當于減少了企業的固定成本，會有利于降低企業的死亡率。政府還可以承擔居家的農民工返城復工的運輸成本，幫助企業降低組織生產要素的成本。最后，在收入政策方面，政府可以考慮直接給居民發放救濟金，尤其是對孤、寡、老、殘發放現金，以直接刺激消費需求。

以上這些政策，實質上屬于政府救助政策，其目的在于幫助企業在疫情下能夠生存下來。但是，無論是從經濟恢復的要求來看，還是從經濟發展的要求來看，這些政策手段都是遠遠不夠的。從救助企業、恢復經濟的角度說，就算我們能夠幫助國內企業恢復到疫情前的生產能力，但是世界性的疫情導致外需下降和外國生產鏈的供應中斷，這會讓多少中國企業重新關門、工人失業呢？因此，我們亟需啟動內需來加以抵御外來的經濟衰退壓力。

但是對于如何啟動內需來抵御疫情對經濟的傷害？政府要不要啟動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來拉動內需？目前理論界和政府決策部門對此都有爭議。現在有的研究者建議政府做“新型基建投資”，即政府領導社會資本做5G、人工智能和數據基礎設施的投資，政府財政可以發債，用赤字財政的手段來為這種“新基建”項目融資。這個建議引起了反對意見，有學者認為這個“新基建”投資方案還不如請政府直接給居民撒錢。這場爭論實質上涉及到三方面的問題：

第一，政府要不要以啟動基礎設施投資的方式來增加內需，保持經濟穩定和增長，以防止疫情引起的經濟衰退？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評估一下疫情對于不同產業的傷害效應。第二產業受到的傷害是既有需求側，又有供給側，原本來自于國外的訂單沒有了，這是屬于需求側的沖擊；原本來自于國外的中間品和主要配件的供貨由于疫情而中斷了，這是供給側的沖擊。

第三產業也由于疫情而造成了增加值大幅下降，盡管第三產業下降幅度沒有第二產業大，但由于第三產業已經占到我們GDP的一半以上（2019年第三產業在中國GDP里的占比是53.92%），因此，其實疫情對第三產業的傷害對于中國經濟的影響是很嚴重的，而第三產業受到的傷害主要是需求方，沒有消費了，店鋪只好關閉。因此，綜合看起來，疫情的沖擊，需求側的沖擊是主要的。再說，無論是供給方面的沖擊還是需求方面的沖擊，都會讓工人失業。為了讓失業的工人重新就業，就需要由政府啟動基建項目。實際上，自從2012年以來，中國幾乎每個省份的發改委都對于本省的基礎設施投資做了年度計劃和滾動的跨年計劃，一個省每年新開的重點建設項目多則3-4萬億元，少則1-2萬億元；這些項目一般是5-6年完成，也就是說，每個省每年完成的建設項目多則7-8千億元，少則3-4千億元；而在這完成的建設項目里，大概四分之一屬于基礎設施投資項目。

這就是說，過去的7-8年里，中國地方政府（每個省）每年完成的基礎設施投資多則2千億，少則1千億，合起來全國每年完成的基礎設施投資大概有4-5萬億元。這就是說，即使是沒有疫情沖擊的正常年份，我們全國僅地方政府的基礎設施投資每年完成規模就有4-5萬億元，鋪開開始的基建規模按完成規模的5倍算，每年全國就有20-25多萬億元的在建規模。現在疫情來了，按增長一倍估算，未來計劃40-50萬億的基礎設施投資在建規模，有什么不可以理解的？

李克強總理在202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擴大有效投資。今年擬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3.75萬億元，比去年增加1.6萬億元，提高專項債券可用作項目資本金的比例，中央預算內投資安排6000億元。這充分表達了中央政府在基建投資方面的決心。

第二，如果政府要做基礎設施投資，應該怎么做？要不要向新型的“無接觸經濟”轉變，以“新基建”為主做基礎設施投資？

首先，我們需要評估過去7-8年所做的基礎設施投資效果如何？還有什么缺口？其次，應該向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基礎設施薄弱環節投資。比如，公共衛生設施，醫院內部的設備和安全設施，全國的公共衛生網絡建設，等等，可能都需要補充和完善。還有教育的基礎設施投資，這方面一直被忽視了。我們的大學一直以來就是本科生規模很大，萬人、幾萬人的大學很多，全國幾千所大學，但是在學生的學習條件、生活條件以及教學、研究條件方面差異太大，有很大的改善潛力，能否在這次基礎設施投資安排中加以規劃？

再次，應該說，中國的城市化過程還未完成，城市基礎設施一定還有投資空間。最后，我們的確要注意，基礎設施投資主要是為了提高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讓我國在長遠發展戰略的供給能力上有智能基地，有人才基礎，有創新基地，而不是主要為了建幾個城市廣場讓我們臉上有光。我們的確應該向“無接觸經濟”所需要的5G、人工智能和數據基礎設施的方向來做投資。比如，中國在通訊、智能卡、計算機、導航、消費電子等五個領域的企業在增加，這方面的銷售額也在提高，但是目前中國還不是世界芯片領域的領頭羊。這個當然是企業要做的事，政府做不了芯片技術。但是政府可以研究如何在基礎設施建設上加大對于企業的支持，將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向智能化、數據化發展。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要重點支持既促消費惠民生又調結構增后勁的“兩新一重”建設，主要是：加強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發展新一代信息網絡，拓展5G應用，建設充電樁，推廣新能源汽車，激發新消費需求、助力產業升級。這就明確了新基建投資的方向。

第三，如果確定向“新基建”的方向來做公共項目，那么應該如何做？這方面應該有新的思路。

城市基礎設施不應該再以房地產繁榮、以土地財政收入為主要目標，那個時代應該說已經過去了。今后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要立足于朝“無接觸經濟”發展需要來鋪設網絡。首先，我們要看到，在這次疫情后可能有的國家會把海外生產基地遷回本國，但是也會有國際產業領頭羊看到中國抵御疫情的能力，看到中國的城市安全性好，重新把生產基地放到中國來。這樣，疫情實質上帶來世界經濟網絡、生產網絡更新的機會。

這是一場新的國際競爭，也是一次新的國際合作的機會，只是在競爭和合作中加上了健康的要素砝碼。你必須戰勝疫情，能夠免除疫情，保證生產過程不被中斷，才能得到國際合作伙伴。

其次，在過去的7-8年里，我們公布了幾十個“自由貿易區”，能不能把這些自貿區做實？讓更多的外企和民企能夠匯入全球的經濟網絡里去？再次，疫情后，全球金融市場上的投資者和企業界對于全球風險分布會進行重新評估，我們如何做好城市環境安全和資產安全，讓你這個城市的產業在全球物流系統里成為一個安全島？讓以你這個城市為節點而輻射出去的網絡線的通勤都暢通無阻？讓你這個城市里上市的資產具有國際競爭力？這是全球金融資產之間的競爭和合作，我們一直說要建設全球金融中心，可能就在21世紀20年代做成。

而這就需要新的設計，我國只有把基礎設施按新的產業和金融發展標準做好了，才能迎來新的國際資本流入。最后，中國的港口有數百個，我們面臨浩瀚的太平洋，這次疫情有可能會帶來海上航線的更替，我們如何放眼世界，建設好每一個碼頭，做成一批領先世界一個世紀的大碼頭？要知道，“無接觸經濟”的重頭戲是接觸處以外、接觸點以外的網絡鋪設，只有市場網絡按智能標準建成了，各個經濟體之間才能無縫對接，自動對接，才能免除人與人之間的接觸。當然，所有這些放眼世界、放眼未來競爭的“新基建”，都需要以我們強大的國防為基礎，國防力量建設是我們最基礎的“新基建”。

注：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項目編號：14AZD010）和北京大學加強基礎研究專項項目“現代治理框架中的中國財政稅收研究”（項目編號：7101500316）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