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3月26日，工信部組織開展產業鏈固鏈行動，聚焦重點產業鏈，以龍頭企業帶動上下游配套中小企業，特別是“專精特新”中小企業。澎湃新聞·智庫報告欄目推出“固鏈”系列，在全球疫情蔓延背景下，關注全球的產業鏈、價值鏈、供應鏈。

本文是澎湃新聞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孝松的專訪，談中小企業如何參與全球價值鏈競爭。

新冠疫情帶來巨大經濟波動，各國將面臨價值鏈上的位序“洗牌”，如何在新一輪洗牌中規避風險、抓住機遇，成為了疫后經濟復蘇工作的重要議題。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王孝松在該院舉辦的“新冠肺炎疫情與全球價值鏈重塑——中國的機遇與挑戰”直播課中提出多方面應對產業外遷的方案。針對課程中提到的圍繞全球價值鏈挑戰，產業升級發展及中小企業應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采訪了王孝松。

澎湃新聞：疫情對中國在全球價值鏈中地位帶來挑戰，同時也帶來了機遇。怎樣抓住這些機遇？

王孝松：目前中國深度嵌入全球價值鏈（GVC），使中國在分享全球化紅利的同時承受著外部風險。在機械電子設備、航空航天等領域，中國以往存在著關鍵零部件依賴進口的局面，本質上說，就是存在關鍵技術的短板。

盡管新冠疫情給中國企業參與全球價值鏈帶來了挑戰和壓力，但在客觀上成為各行業重新洗牌的契機，也為相關企業在一些關鍵領域實現突破提供了動力。

首先，中國企業過去長年只從事生產環節的“簡單勞動”，而較少從事研發產品、拓展營銷渠道、創立品牌等“復雜勞動”，大部分企業仍然處在全球價值鏈的底端。在外部需求萎縮、退單潮的沖擊下，外貿企業轉向國內市場，必然要從事“復雜勞動”，盡管面臨著學習成本和轉型成本，但國內消費市場的數字化大幅降低了企業自建品牌、打通銷售渠道的門檻，線上形成的端到端的路徑也剔除了層層轉包的中間商，這為終端消費者提供了更低價的商品，也為企業提供了更高的利潤空間。當中國企業具備了布局規劃、研發、生產、營銷、個性化服務等全方位的能力時，也就真正實現了“中國制造”在全球價值鏈上地位的提升。

第二，傳統的外貿企業主要是代工型企業，從紡織品服裝到各類輕工業產品，從機械設備到電子數碼產品，都是不為人知的中國企業為國際知名企業進行“貼牌生產”。中國企業生產的產品質量過硬，完全符合國際大牌產品的質量要求，但由于沒有自己的品牌，只能借助國際知名品牌出口到國際市場。實際上，生產能力的構建也并非“一日之功”，需要良好的基礎設施、完善的員工培訓和教育體系，乃至各項制度的保障。中國已經構建起強大的生產能力，未來若能在此基礎上努力向價值鏈的兩端進軍，就能以優質產品為基礎，樹立自身品牌，用同樣的資源創造出更大的價值。

第三，由于常年從事代工活動，中國外貿企業喪失了國際市場上的定價權，而創立自主品牌則有利于獲得外貿定價權、提高廠商利潤率。傳統的外貿產品是按照較為固定的成本加成率來定價的，國外采購商留給中國企業的利潤空間十分有限。以應對疫情為契機，中國外貿企業不斷提升研發創新能力和渠道開拓能力，那么，疫情抑制外部需求的不利時期，正好可以成為中國培育本土知名品牌的有利時期，在不久的將來，“中國品牌”將助推“中國制造”走向世界市場。

澎湃新聞：您在直播課提到中小企業通過更多參與數字經濟來提高競爭力。中小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的參與度怎樣？在供應端、需求端分別表現如何？中小外貿企業將市場轉移到國內是否可以解決一定的困難？

王孝松：在傳統貿易發展過程中，大企業在貿易活動中居主導地位；在GVC發展的背景下，中小企業獲得了更多的開展貿易的機會。一方面，中小企業可以為國外企業提供中間品和零部件，即前向參與GVC；另一方面，中小企業可以進口自身所需的一些零部件，即后向參與GVC。然而，在GVC發展背景下，國際貿易的主要參與者仍然是大型企業。

盡管中國的中小企業創造了大量產值、吸引了大量就業，但參與GVC的程度較低：以傳統貿易額測度，中國中小企業的出口比重約為15%；以貿易增加值測度，中國中小企業出口比重約為29%。因此，總體來看，中國中小企業參與GVC程度相對較低，還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數字經濟的發展，本應便于參與GVC的企業開展國際貿易，但融入數字經濟、借助電子信息手段發展貿易，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中小企業往往缺乏相應資源，無力承擔數字經濟發展所需的先期投入，因而在硬件購買、軟件開發等方面均處于劣勢。

根據世界銀行的一份調研報告，以企業是否建立自己的網站來表示是否有信息技術支撐，我們可以發現，信息技術支撐對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參與GVC的促進作用更為突出。在進口方面（需求端），對于雇員只有2人的企業，有信息技術支撐的企業的中間品進口份額比沒有支撐的企業高10%；對于雇員人數為12人的企業，有無信息技術支撐的企業中間品進口份額相差8%；雇員人數為50人的企業，份額相差5%；雇員人數為100人的企業，份額僅相差3%。在出口方面（供給端），信息技術支撐對雇員人數為15-25人的企業促進作用最大，促進效應隨著雇員數增加而急劇減弱。

可見，信息技術在促進中小企業參與國際貿易、融入GVC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受到運行成本和管理方面的制約，中小企業在掌握和應用數字技術方面較為滯后，因此未能抓住以數字經濟促進GVC參與的有利機遇。

對于已經參與GVC的中小企業，將市場轉移到國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困難，但不能一味引導外貿企業盯住國內市場，因為外貿企業轉內銷很可能搶占原來內銷廠商的市場。如果不充分挖掘內需，國內市場份額不變，那么二者就是在進行零和博弈，形成國內企業“自相殘殺”的局面。

澎湃新聞：有學者擔心，疫情會給中國正在進行的產業轉型升級帶來困難，您怎么看？

王孝松：我認為疫情能加速轉型升級步伐。產業轉型升級主要依賴于資本累積、技術進步、研發投入、發展戰略。

盡管受到疫情沖擊，但疫情只是陣發性外部不利因素，不會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系統影響，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仍然處在向好發展的階段，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增長，因此有足夠的實力進行資本積累和擴大研發投入，由此會帶來各方面技術水平的不斷提升。中國的發展戰略不會因疫情而變化，這就使投資方向、生產方向、貿易模式繼續服務于轉型升級。

與此同時，為應對疫情，中國各界大力推動了新產業新業態發展。一方面，積極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支撐服務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大力支持5G、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創新和產業應用；另一方面，遠程教育、遠程辦公、網絡購物等業態發展迅猛，不僅有利于防控疫情，而且成為拉動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這些都有助于中國加速產業轉型升級。

同上述新產業新業態相關的問題是“新基建”。包括5G基站建設、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等新基建建設涉及諸多產業鏈，不僅是短期刺激經濟復蘇、穩定經濟增長的重要手段，中長期也將成為中國技術創新能力提升、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的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