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宗強：張居正改革失敗與士人人格之缺陷

2020-05-25 17:04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羅宗強中華書局1912

張居正改革之失敗，使有明一代失去了最后一次振興之機會。十年改革之成果，一旦付之水流。有明一代之政局，至此遂發生了巨大之轉變。處于政局中樞之士人，在政局激烈轉變之過程中，各各登臺，演出了一幕幕悲喜劇。他們之內心世界，他們最為隱蔽之人格優點與弱點，遂一一顯露。他們分群而立，不斷爭斗，由是而開啟黨爭之風。

張居正像

萬歷皇帝并非不知道張居正的十年改革給他的皇朝帶來的新氣象，也并非不知道他以十齡童子而登帝位，靠的是張居正的全心全意的扶持；他之所以能獨立處理政事，也是張居正的教導、扶植之功。想當時，張居正回鄉葬父，朝廷的重要事務還要馳驛至江陵請張居正處理。那固然由于居正大權在握，但也說明在重大事件的處理中，皇帝本人尚無經驗與把握。他也并非是一位懵懂糊涂的皇帝，他是一個相當精明的青年。因之他開始在處理張居正的問題時，常有一種適可而止之心態。萬歷十年（1582）六月張居正卒，九月，反張居正之風就從翻案的試探開始，之后愈演愈烈。此期間，萬歷皇帝曾于十一年（1583）正月、二月、九月、十月數次表示，應該適可而止。

其實，萬歷皇帝在此一問題上并非糊涂者。或者他看到了清算張居正十年的改革若做過了頭，將會有什么樣的后果。但他后來卻做過頭了，不惟徹底否定張居正的改革成就，而且以極其絕情的態度，抄家、革去居正的一切官階謚號，革去他兒子的官職。居正的一個兒子受不了酷刑自殺身亡，家人還有因長期被關閉而致餓死者。居正曾重用的不少人才亦被牽連。

對于十年不辭勞苦輔助自己以成帝業的功臣，對于自己曾經那樣尊敬、給予無數恩典的首輔，萬歷皇帝之所以有如此之轉變，其中原因，非三言兩語所能說清。有萬歷自身之性格心理因素，有臣下之反復運作。而臣下反復運作除了政見不同、權力爭奪之外，細究起來，所展示的是士人的傳統道德取向，是他們的傳統性格的優點與弱點，是他們的復雜的內心世界的集中表現。

萬歷皇帝之絕情清算張居正，自其內心而言，起因其實微不足道。蓋雖為孩童而有帝王之尊，長期受居正之嚴厲管束，由不滿而生反抗心，十年聽從張居正之主見辦事，一旦管束解除，那種逆反心理，那種極大之權力欲望之釋放，那種報復心，會十分地強烈。此種之報復心，不惟不受任何力量之約束，而且是情緒化的。在此種心理支配下，內臣外廷有所運作，挑之立應。許多學者已注意到此一點，提到他的報復心理，提到內外臣工言說張居正生活之奢侈、家財之富有對于萬歷皇帝心理所造成之刺激。自他以十歲孩童登極，居正既是顧命大臣，又負責對他的教育。十年來居正對他反復言說為君之道，時時告誡他要節用愛民，要制欲，甚至連他喜愛書法，每有練習，也受到居正的訓斥。

張居正教導他的是那一套嚴格的、正統的儒家的帝王之道，是儒家內圣外王的帝王的行為規范。而現在臣下告訴他，居正本人生活十分豪奢而且好色，他所說的那套為人之道自己并沒有實行，這位年青的萬歷皇帝心里會有什么樣的感受呢？他或者會覺得他是受了愚弄，他或者會認為張居正乃是一介偽君子而生厭惡心。臣下所言說的居正家財之富有，對他又是巨大之誘惑。或者正是他此一種之心理，才使他從清算張居正初期的有所節制，一步步發展到極端。而促成此種發展的，是內外臣工之運作。

萬歷帝像

反張最初是試探性的。張居正萬歷十年（1582）六月死，九月南京河南道御史郭維賢就上疏薦舉原任編修吳中行、簡討趙用賢、員外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等可用。要知道這幾位都是萬歷五年（1577）因激烈反對張居正“奪情”而被削籍為民或被充軍戍邊的。召用他們就意味著否定張居正當年的行為。這是側擊。此舉之背后或者有高人之指點。但此時萬歷皇帝還沒有清算張居正的想法，或者由于時候未到，或者由于居正所用之人對此之態度萬歷皇帝尚不明了，把握不定。因此，郭維賢受到處分，“上怒其黨救，降二級，調江山縣縣丞”。

其實，反張居正政策之初始者，似為張居正所親自提拔之張四維。《明史·張四維傳》稱：

初，四維曲事居正，積不能堪，擬旨不盡如居正意，居正亦漸惡之。既得政，知中外積苦居正，欲大收人心。會皇子生，頒詔天下，疏言：“今法紀修明，海宇寧謐，足稱治平。而文武諸臣，不達朝廷勵精本意，務為促急煩碎，致征斂無藝，政令乖舛，中外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誠宜及此大慶，蕩滌煩苛，弘敷惠澤……”帝嘉納之。自是，朝政稍變，言路亦發舒，詆居正時事。

皇長子生，在此年之七月，也就是居正死后一個月。借著皇長子誕生之時機，張四維要表明自己與張居正政策之不同，最早明確指出張居正所行之改革促急煩苛、政令乖舛的，就是他張四維。他正是居正提攜引用來參與改革之人。居正死，他為首輔，他的地位亦并未動搖，何以如此迅速地要與居正脫開干系，此中心理，甚可玩味。有學者已經指出，他知道馮保有于他不利之行動，故先行反馮保，由是而及居正。其實，他為皇長子誕生而上疏，在聞馮保有所動作之前。

他急于與居正脫開干系之動機，或如《明史》本傳所說，是“欲大收人心”。何以要大收人心？或者他已意識到居正樹敵太多，行將遭清算；或者出于見解不同之原因。他雖為居正所薦用，而其實兩人政見并不相同。居正以雷厲風行之手段改革，以收立竿見影之效。四維則主浸潤從容，便民為先。

而此種不同之見解，在居正生前，因居正之專權跋扈，未能為居正所理解。居正死后四維為首輔，對于清算張居正，他在給王少方的信中，曾詳細地說明他的想法：

孤在詞館，叨岳老知己之雅，不讓古人。……原公與岳老之意，蓋謬以孤為可同心戮力于國家耳，豈有私也！孤之感切心骨者，亦以一念樸愚，為明賢所取，故益硁硁自信自保，恐晚節不終，為知己玷。乃岳老當柄久，不似前時小心長慎。孤私憂之，密有規諷，時亦見聽。然積不相悅矣。奸人窺之，遂橫生枝節，多方毀詆。賴公每事明其不然，遂全終始。然孤非欲自異，乃欲相成，顧岳老不察耳。使岳老信孤如前時，凡事相訂確求當如前時，則伊周事業可冀，安有后來紛紛者。惟其末年，猜忌太甚，而中外爭為諛悅，遂以交歡權珰為安身至計，使圣主蓄念于上，四海人心積怨于下。自古迄今，未有專恣若此而以善終者也。岳老既沒，法當改弦易轍，以收拾人心，消釋怨憤。

王少方為居正之親戚。信中提到奸人橫生枝節詆毀四維之時，少方曾在居正面前為四維解圍。此可見三人在居正生前關系之切近。以此種切近之關系，解釋何以要反居正之所作所為，此種之解釋，當為四維內心之真實想法。四維之所以在居正死后僅一月，即挑動對于居正改革之清算，主要之原因，乃在于對居正后期專權之不滿，亦在于已知居正“使圣主蓄念于上，四海人心積怨于下”，必遭清算而無疑。既清算在所難免，則率先提出，既可明示自己與居正理念之不同，亦可脫盡與居正之關系。蓋滿朝均知四維乃居正之所引薦。自此一點理解，則四維之門生李植等為反居正最力之人，實受四維之示意，當可信。

可注意者，四維之反居正，從目前所能看到之材料看，所針對者除居正在改革中之做法強梁急迫、嚴酷煩苛之外，于居正改革之實質成果如稅收之增加、國庫之豐盈、政府行事效率之提高、驛遞整頓之效益、邊境之安寧等等，無一字提及。不計改革之實效，以居正專權之可恨可惡掩蓋其為國為民帶來之益處，自四維始，成為整個反張居正浪潮之特點，亦為反張居正浪潮之主流。

張四維像

萬歷十年（1582）冬，先是直隸巡按御史王國論馮保專權納賄之罪。繼之“御史江東之首暴（徐）爵奸，并言兵部尚書梁夢龍與爵交歡，以得吏部，宜斥。帝下爵獄，論死，夢龍罷去”。徐爵是馮保的心腹，治徐爵罪必及馮保。李植遂發馮保十二大罪，十二月，謫馮保奉御，籍其家。又繼而，吏科給事中陳與郊劾論禮部左侍郎陳思育、太仆寺少卿于鯨“夤緣徐爵，結納馮保，朋奸誤國”，并言及他們結納張居正之家人游七。與郊奏劾陳思育、于鯨，明顯意在馮保、張居正。又繼而陜西道御史楊四知論居正十四罪。十一年（1583）三月，追奪居正官階。十二年（1584）四月，籍居正家；八月，榜居正罪于天下，論定。

在這場反張的浪潮中，沒有是非可言，只有一個原則，就是以張居正劃線。凡張居正主張的，都錯了；凡張居正親用的人，都有罪。曾劾奏居正奪情而被黜諸人，均復職。十年十二月四川道御史孫繼光上疏請復因劾奏張居正奪情而被黜之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鄒元標職。得旨：“朕一時誤聽奸言，以致降罰失中，本內有名建言得罪者俱起用。”十一年正月，上述諸人俱官復原職。

十一年九月，南京工科給事中馮景隆彈劾名將李成梁，說成梁的戰功是假的。馮景隆的奏章無中生有，生事惑眾，聳動視聽以清除與張居正有關之朝臣。景隆此奏，因過于荒唐而被兵部斷然否定：“李成梁前后大捷共計十次，斬首五六千級，皆親臨戰陣，奮死督兵，若捏報冒功，安能盡涂全遼耳目？”為此連萬歷皇帝也不得不說：“這等是非倒置，功罪不明，何以服人心，作士氣？”于是景隆以輕率妄言被調外任。景隆之劾奏李成梁，只是因為他是張居正重用的將領。就是如此荒唐之事，居然還被認為是一個可贊許之行為，科道官紛紛上疏救景隆。居正死后的整個反張浪潮，籠罩著此一種甚為荒唐之輿論。

李成梁像

萬歷十二年（1584）三月，工科給事中唐堯欽劾奏工部尚書致仕曾省吾，謂其為居正之黨，“省吾與王篆數人，同惡相濟，以欺居正，居正日為賣弄不覺，而竟成誤國之罪”。曾省吾本已致仕，劾奏者謂居正受其愚弄，何處受其愚弄，如何地愚弄，又未言及具體事實之證據，全憑一種之感想而言說，結果省吾雖已致仕而仍被詔奪官職。

同月，才中進士不久的南京浙江道試御史李一陽亦上疏，言南京工部尚書劉一儒與張居正為兒女親，不附居正，應重用。原任南京光祿寺少卿王蔚、傅作舟皆居正心腹，應斥為民。此亦為一甚荒唐之奏疏，何以不附居正就應該重用？如果居正所行為是，則不附為非；如果居正所行為非，則所行何事？不附由于何種之原因？均未明言。何以王、傅為居正之心腹就必得削籍為民？有何種之過錯？全無事實之證明。就是這樣荒唐的奏疏，萬歷皇帝亦居然“可其奏”。

兵部尚書張學顏為能干之臣，以其為居正所任用，也一再遭彈劾。六月，山西御史原一魁參張學顏，謂其為居正之故寵，應放歸田里。七月，李植劾奏刑部尚書潘季馴，季馴被黜為民。季馴為有明一代治河之名臣，于治河數立奇功。在居正當政時期，用季馴治河，正是居正善政之一。而李植劾奏季馴，所指稱季馴之罪狀，竟是“朋黨奸逆，誣上欺君”，實謂其與居正為黨。連名將戚繼光亦因居正之所重用而被“徙歸，邑邑以沒”。

此時之反張，不問事理之是非，言官以鷙擊為能，以反張為忠。而劾張者之所以得令名，實受進諫為忠君之傳統觀念所左右。此一種之是非標準，誤導者有二，不問事理之是非。張居正十年改革之成就，于君于國，均難以否定。若視其大者而論之，則是歸是，非歸非，去其煩苛急迫，懲其專權嚴刻，而取其改革之要領，則改革得以繼續。

即以“奪情”言之，父死守制，固為禮之所當然。然禮亦容權，所謂援之以手者是。其時主居正不當去者，亦援有本朝之先例在。而彈劾者之所以激昂慷慨者，正在于執持道德之準繩不容更改。平心而論，其時正處于改革進行之關鍵，居正若依禮守制，則于改革之進行當甚有妨礙。彈劾者之誤導，在以道德之是非取代事理之是非。居正死后清算居正之一大罪狀，正是此一“奪情”事件。而衡量之準則，正是此不變之道德之是非，而置其時事理之得失于不顧。此其一。與此相聯，言官論事本當以是否有益于朝政為準繩，若不論事理之是非，則雖諫無益；不惟無益，反而有害。細究反張之浪潮，則可知此一點。言官一反張居正之丈量土地，不問此一改革之利益所在。

十二年四月次輔余有丁言，給事中王士性、御史江東之論劾吏部尚書楊巍而波及首輔申時行，申、楊皆上疏乞休，三輔許國亦上疏求去。有丁言，在朝大臣因此而人人自危。六月，許國再次求去，稱：

大臣之義在定國是。今黑白混淆，紀綱紊亂，國是如此，而臣不能定，一宜去。大臣之義在正人心。今流言廣布，讒說肆行，人心如此，而臣不能止，二宜去。大臣之義在保安善類。今用一人，朝賢暮佞，持一議，甲是乙非，大臣數見詆排，老成皆無固志，善類如此，而臣不能安，三宜去。其他纖細，不可枚舉，伏望哀憐，放歸田里。

許國所描述的當時朝政之情形，是黑白混淆、讒說肆行、是非不分、老成求去。不難看到在反張浪潮中言官所造成之混亂政局。萬歷十三年六月，浙江道御史龔懋賢上疏，言今天下所少者五：在皇上心膂少、在中外兵少、在民間財少、在士論公道少、在天下任事之臣少。所多者有三：在朝廷冗費多、在天下刑獄多、在時事隱憂多。他對此五少三多一一加以詳論，以祈引起萬歷皇帝之注意。同月，刑科給事中劉尚志上疏，言反張者濫擊居正時期之故臣，至偽造名帖，構擬陷害，他對此極表不滿。

從以上所透露之訊息，可知當時言官如王士性、李植、江東之、羊可立輩于反張居正之時，不顧事理之是非所造成之為害。許國有幾句話說明主事大臣其時已極難辦事：“小臣一開口，不必是，即為風節；大臣一開口，不必非，即為朋比。小臣百詆大臣，輒以為不可屈而抗威權；大臣一侵小臣，便以為不能容而沮言路。世道至此，亦可嘆已！”言官不問事理之是非，以鷙擊為能，以反張為忠，且以是為風節，以道義為口實，誤導輿論。此其二。

此兩點誤導，混淆了事理之是非。居正十年改革之功業，本不應否定。《明神宗實錄》編者對張居正有一段評論，似較為公允：

夫居正以長駕遠馭之才，當主少國疑之際，卒能不顧誹譽，獨攬大權，綜核吏治，厘剔奸弊。十年來民安其業，吏稱其職，雖古賢相何以加。惜其褊衷多忌，小器易盈，怙寵奪情，本根已斷。卒之身死名戮，禍至喪家。若其才其功，則固卓乎不可及矣！

本不該否定而終于被全盤否定，此種誤導之得以產生，原因固甚復雜。有萬歷皇帝之心理因素，有改革過程中某些方法之不當，有居正個人思想性格之弱點，等等。然尚有一原因似為人所忽略，那就是士人傳統人格之缺陷于歷史關鍵時刻無所顧忌之張揚，從而哄然成一聲勢以左右時局。士于家國危亡之際，固有獻身以成仁者；士于眾口鑠金之時，固有不顧安危挺身以護道而真理得以發揚者；士固有敢于撫尸痛哭憑吊節義之人，因之正氣得以長存人間者；士固有濟困扶危，舍身亡家者。然士亦有叛國投敵成千古罪人者，有落井下石賣友求榮者，有阿諛逢迎不知人間羞恥者。凡此種種，每于歷史之關鍵時刻得以充分之表現。反張居正之浪潮，正是如此之時刻。

（選自羅宗強《明代后期士人心態》，中華書局2019年版。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