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央視春晚，小品節目《正方與反方》開場前，隨著主持人倪萍的介紹，“正方”演員以祝希娟為首，踩著“進行曲”的鼓點豪邁登場。“反方”演員則由陳強帶隊，配著“鬼子進村”的旋律魚貫而入。因“情報處長”得名的演員陳述，干脆哈腰圈兒腿，拿了個端槍掃蕩的臺型，逗得觀眾哈哈大笑。

笑聲猶在，斯人已逝。彼時的“反方”演員陳強、陳述、葛存壯、王孝忠早已相繼離世，就在上個月，80后們兒時的“胡漢三”劉江，95歲謝世。如果按坊間“五大反派”論，和王孝忠類似，另一位銀幕上的“鬼子專業戶”，老演員方化早在1994年《陽光燦爛的日子》里回眸一瞥，不過兩句臺詞“不看了，不看了……”便成永訣。

《正方與反方》劇照

彼時，走在“反方”倒數第二位的演員劉龍，日前剛剛辭世。和劉江一樣，兩位八一廠的老演員，耄耋之年得以壽終，誠既悲戚，繼以曹孟德的對酒當歌，可謂“恩澤草木”。由時代所限，亦有時勢造就。自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這些位反派演員，早已刻印進一代代國人的集體記憶。這一點，由我們日常開玩笑時一瞪眼，一吹須，一句“高，實在是高！”不經意間，早已活畫進現實人生百態。

黃世仁的陰毒，情報處長的狡詐，地主鄉紳的狠辣，外族侵略者的顢頇愚頑，他們的銀幕形象各擅勝場。你可能永遠不知道他們的真名，卻一直忘不了他們的扮相。與同行相較，劉龍在上世紀80年代出演了不少帶有商業味的電影，帶給一代人的笑聲，遠沒有他可怖的表演令人心有余悸。導演鄭大圣曾回憶在上影廠廠區放映廳看片的經歷：當年《405謀殺案》、《東港諜影》里面出現了電子樂，有跳接的剪輯，“從技法到觀念上，有很多開道意義的探索，是難得的類型片探索。”

《獵字99號》劇照

以此而論，1978年的電影《獵字99號》也屬此類，放在今天看，那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Cult film。劉龍在里面飾演潛伏特務班德彪，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戲劇學院教授石川回憶說，“真是童年的噩夢”。劉龍后來自己也說，演完這部戲，八一廠大院一位化妝師的女兒，只要見著他就跑掉，“有一次我問她媽媽，閨女怎么見著我就跑啊？原來是怕我給她牛奶里下毒（電影中的情節）……”

這樣的經歷在那一代反派演員的人生遭際里不是孤證，卻反證了他們銀幕形象塑造的魅力。1943年，中學肄業的劉龍來到上海，投考左翼劇社苦干劇團。面試時就一句話，念一遍“石頭、舌頭、日頭”，長在皇城根兒下劉龍自然不在話下。之后從劇務、場記干起，逐漸登上舞臺，有了自己的角色。劉龍曾回憶一次排話劇《云南起義》，他飾演袁世凱的侍衛官。散場時，石揮拉住他說，“劉龍啊，你怎么老是耷拉著個腦袋？舞臺上，演員是不能低著腦袋的，觀眾看不見你就麻煩了。打那以后我才明白，不能低著腦袋。”

此一句“不能低著腦袋”，是他舞臺開竅的法門，亦是人生正道的提喻。“沒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員。這是那一代演員身上的矜貴。”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石川感慨道。

劉龍個人照

【對話】

“黃金炮架子”

澎湃新聞：劉龍是山東人，生長在北平，為何要在上世紀40年代來到上海發展？不獨他，一批類似生活背景的演員，彼時都集中在了上海。

石川：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上海是一個誰也繞不開的文化碼頭。剛好其時傳統文明戲向現代話劇舞臺轉變，需要大量平津地區，有語言基礎的演員加盟。類似從默片到有聲片轉變，演員也從浙江、廣東為主體有所改觀，1940年代影劇界的“四大名旦”，除了秦怡是上海人，白楊、張瑞芳、舒繡文三位都是生在北方，或是在北京有過生活、學習的經歷，包括演話劇的石揮、藍馬也都是北方人，他們在語言上先天有優勢。

澎湃新聞：能否介紹下苦干劇團？

石川：苦干劇團是黃佐臨等發起的同人創作團體，得名于他提出“齊心合力，埋頭苦干”。

劇團不以營利為主，專事嚴肅的話劇創作。骨干以平津一帶演員為首，石揮、張伐都是，劉龍的師父崔超明那時就演反派。迫于生存環境，當時劇團和電影公司的演員人數大都相對固定，這就造成一個演員演什么就會一直演下去，類似京劇中的行當劃分，于是就出來了很多“專業戶”型演員。延續到1949之后，葛存壯演地主、方化演鬼子也可以視作一種“定型”。

總演一類角色，就會反復琢磨，于是造就了一批“小角色、大演員”。比如陳述、程之、白穆都是如此，謝晉導演當年稱他們是“黃金炮架子”。“紅花”可以走馬燈似地換，“綠葉”永遠是這批人。包括牛犇，他年輕時就飾演這類角色，演到現在還是如此，幾乎沒演過什么主角。《假鳳虛凰》中的主演是石揮，苦干劇團當時那撥男演員幾乎都在里面，劉龍只有兩三場戲，幾乎是一晃而過。

澎湃新聞：這批配角型的演員在1949年之后，也延續了自己的發展模式？

石川：劉龍等一批演員，他們面臨著新舊社會的轉換，文化觀念也發生了轉變。按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的定位，革命的文藝是教育人民、團結人民，打擊敵人的武器，所以演員表演一定要追求愛憎分明，演反派壞分子，那就一定要讓觀眾看完恨上你，某種程度上演員就要做出犧牲。舉個例子，陳強在延安演黃世仁，做了很多研究，把當地的“秧歌步”結合進自己的臺型。有場戲是黃世仁喝醉了酒，哼著小曲兒邁著秧歌步出場，結果演完就遭到領導批評，不少女性觀眾看了戲，對這個地主心生好感，嗓音婉轉、身姿翩翩，好帥啊！

這哪成，你（陳強）這是體現你個人，而不是角色，角色是要讓觀眾仇恨的。這讓陳強得到了教訓，他后來再演黃世仁，臺下參軍不久的小戰士切齒痛恨，舉槍就對著臺上射擊，幸虧班長眼疾手快槍口一抬，才躲過一劫。這兩個事兒一正一反，說明那個年代的表演觀念，就是要把自身愛憎賦予角色。

沒有接受過審美訓練的人，往往不能把角色和演員分開，這是一種可愛的幼稚病。上世紀80年代以后，這種表演觀念開始改變，不管是反派還是正派，作為一個人，人性的復雜要演出來。孫飛虎飾演蔣介石，開始把他當成一個“人”來塑造，他有自己的一套家國情感。相應的，觀眾也開始接受這樣的表現。

澎湃新聞：劉龍在1960年的電影《勐垅沙》中，飾演少爺帕嘎而為人所知，能否介紹下他獲得這個角色的機緣？

石川：當年的要求是故事發生在哪里，要盡量用當地的演員。拍《阿詩瑪》時，阿詩瑪是白族人，楊麗坤是彝族，上影廠力主她來演，電影當然很成功，但就這一點，后來遭到批評，甚至抬到“有違民族政策”的高度。劉龍那時還名不見經傳，能覓得這個角色，和他是昆明軍區話劇團演員的身份分不開，雖然是漢族人，他了解當地風土人情。少爺帕嘎那句臺詞，“給我拿九千九百九十九粒米，多一粒不要，少一粒不行。”可能就來自當地民間傳說。這也和當時提倡走群眾路線“下生活”分不開，民間采風得來。

《勐垅沙》劇照

“不能就表演談表演，抽離時代環境”

澎湃新聞：劉龍一代反派的集體謝幕，先于他們的，是一代表演觀念的終結。回過頭來看，如何評價他們的藝術價值？

石川：他們作為那個時代最后一批親歷者，是我們很大一筆文化財富。舉個例子，陳述在《渡江偵察記》中演情報處長，就那么幾場戲，舉手投足現在誰也無法復制，非常符合人們對那一類生活經驗的記憶與想象。80年代拍《日出》，飾演陳白露的方舒，向民國時代的老演員討教——那個時代風塵女子的站姿要像個“茶壺”，右手夾煙，手腕外撇，左手掐腰。再后來謝晉拍《最后的貴族》，把盧燕老師從美國請回來，教潘虹、肖雄那批女演員穿上旗袍怎么走路。

澎湃新聞：李安拍《色|戒》，也請盧燕老師來教女演員們牌桌前的儀態。說到底，那個味道學不來，是時代賦予的閱歷和經驗。

石川：沒錯，這就涉及到我們該如何看待那一代的表演范式。有些人認為陳強、劉龍那代演員的表演早過時了，是歷史的遺跡，但這就像是我們怎么看待自己兒時穿開襠褲的照片，你是要嘲笑自己的過往，還是加以呵護懷念？現代人應該就這個問題有基本的立場：不能就表演談表演，抽離時代環境。

現在很多影視作品“有演員，無角色”，人們記住的是片中明星，不會記得他飾演的角色。五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影片，我們脫口而出的是角色和臺詞，像“劉江”、“劉龍”（這樣的名字）本身很大眾化，演了一輩子戲，觀眾看著臉熟可能就叫不上名字。

澎湃新聞：這些配角演員，反派演員舞臺上的生存空間不大，往往一兩場戲，甚至一句臺詞就讓幾代觀眾念茲在茲。

石川：這批演員可能沒有受過完整的學院教育，像劉龍，可是通過一次次舞臺上實踐，石揮、崔超明等人就是他的老師，演完一場復盤提點意見，他聽進去了，慢慢參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體系和絕活兒。石揮就特別擅長結合中西方表演程式，比如演《大雷雨》，還沒出場，耳幕后先就咳嗽一聲，這是京劇里老生出場樣式。這些“先聲奪人”的技巧在西方表演體系里沒有的。另外他們善于觀察生活，比如揣摩舊社會上海白相人的做派行止。黃佐臨是蕭伯納的學生，石揮說自己的大學“就是北京天橋”，兩套不同的體系相互參照融匯，出來一批大師。

《開國大典》劇照

“他著實‘嚇’大了一代人”

澎湃新聞：相較于那幾位經典反派演員，劉龍先天條件“較好”，是否意味著他必須在角色選擇和塑造上更得別出心裁？

石川：劉龍的反派形象和自身長相間沒有特定的關聯想象。他典型的國字臉，亦正亦邪，演反派就需要先在精神狀態上找到“壞”在哪里。所謂眼珠一轉，計上心來，一場戲的表演層次要疊合得更細密，看不到針腳才好。劉龍給一代人留下的印象，“怕”的成分居多。劉龍在《三個失蹤的人》中飾演獨眼龍敵團副，幾乎是我兒時的噩夢。《獵字99號》等一系列電影，著實嚇大了一代人。

這可以拿謝晉對演員表演的三個境界來說，首先是對人物的理解能力，沒有生活理解不了，比如《牧馬人》里牛犇演郭扁子，“去去去，沒見過你爸跟你媽結婚啊？”一句臺詞就特別傳神。其次是對角色的呈現能力，能通過舉手投足把角色特質呈現出來。第三層要求更高，賦予角色獨特的魅力。那批老演員至今依然值得我們尊重，表演是帶有時代痕跡，誰也無法否定他們的角色魅力。

澎湃新聞：不少反派演員晚年，或者說正當年時就有諧星的味道，怎么看？

石川：1989年《開國大典》，劉龍在里面飾演毛人鳳，那個前倨后恭某種意義上就帶出了滑稽的味道。2009年《建國大業》，姜文飾演毛人鳳也讓人發噱，兩者感覺完全不一樣。姜文面授機宜，交待人去“把張瀾、羅隆基做掉”，完全是黑幫教父的做派。劉龍則是在電話里傳達，說到“就是那一批，張瀾、羅隆基……”時還手掩話筒，壓低聲音，這都是戲。

能否轉型，還是要看機遇的眷顧。陳強晚年轉型成功，《瞧這一家子》后和兒子陳佩斯合作了“二子開店”系列，葛存壯也有一個值得驕傲的兒子，卻沒有遇到合適的角色。劉江、劉龍晚年參與的影片多是客串，屬于他們自己的舞臺在80年代就基本結束了。

澎湃新聞：飾演反派的演員生活中口碑往往很好。這當然有個體內因，當成為一種整體性口碑時，是不是帶有社會性的原因？

石川：這批演員都是傳統教育出身，所謂溫良恭儉讓是有的。在舞臺上甘當綠葉，生活中也分寸自知，做人都很低調。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劉江上街還被一群小孩子圍著起哄，“胡漢三！胡漢三！”那他能怎么辦？只好一笑置之，悻悻而返。聽說劉龍八十年代上街也要戴墨鏡，也是不想招致無謂的麻煩。他們那代人共同的修養或者說智慧，就是“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

同時革命教育又讓他們秉持集體主義觀念，在革命集體大家庭中，遇到榮譽往后退，碰到困難往前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