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時期成都的管理

一個像成都這樣的行政市在清末時期會怎樣進行管理呢？盡管成都和北京之間公文和布告川流不息地來往傳送，但是中央政府卻很少注意到成都市里起于街巷之中的凡人俗事。當然，不管是哪位總督，只要他疏忽失職，未能阻止嚴重的動亂，就會受到嚴厲的處罰。清政府為了在省城維持法治和秩序也定下了總的指導方針，那就是在全國一律強制推行一部刑事法典，以及一整套管理法規，對于安置和駐扎在省城里的各文武官員的人數及職責有詳細的規定。帝國的制度對于19世紀末期成都市民身份和地位的提升也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其中至關重要的是，那些成功通過了各種文職人員考試的人被授予功名，他們及其家庭被賦予特權和名望，他們的地位就遠超于普通成都市民之上了。獲得了省一級和國家一級功名的成功者尤為榮耀，他們有資格可以和統治成都市的高官顯貴們社交往來。

雖說成都并非直接受到北京的操控，它的管理卻仍然和北京類似，總的來說它是由官方來掌握的。〔69〕中國的一些商業城市，例如上海、漢口和重慶在整個19世紀中，它們的商會、同鄉會分擔了城市管理的許多工作，這一點毫無疑問。〔70〕但是在絕大多數的省城里，清朝官場對這些社會團體組織仍施加極大的壓力，它壓制和限制了一切其他社會團體的創造性。廣東的商人在某些方面已經開始了對清政權的挑戰，〔71〕但是成都卻仍然十分服從這種壓制和限制，這有許多原因。在中國城市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大多數的成都市民都是新近的移民。四川西部富有的地主，他們在平原上掙下了財富，在清政權全盛時期，他們在成都市建下了家業；為了在這個并不寧靜的邊境地區生存下來，他們并沒有像中國南方許多家族那樣迫于壓力建立強大的家族自治組織。他們反而傾注更多的錢財去購買更多的田產，或是投入到對他們子孫的教育事業中去，寄望于他們的子孫能進入官場，或者至少也能夠分享一些與成都精英階層談文論道的樂趣。成都的商人也和他們一樣，依靠官場，覺得他們能成為自己的顧客，是自己無上的榮耀。成都許多的同鄉會總是由在這里短期任職的官員而不是商人來把持。〔72〕一個外國觀察者指出，在所有的商會組織中以絲織業商會最為“專橫”。〔73〕但它的專橫不是指向購買他們商品的官紳階層，而是指向給絲綢商店供貨的低級紡織工人。商人們敢于對紡織工人這樣苛刻要求，是因為在他們的這個行當中，他們能夠和官員們發展起個人的和金錢上的緊密關系。

由此可看出整個成都就是一個官場，但是官員們并不專屬于它，或說是特別附屬于它。總督們總是來了又去，固然這種更換沒有其下屬那么頻繁。1850—1911年，只有六位總督任期超過了三年，其中一位任期超過了九年。〔74〕另一方面來看，成都縣和華陽縣的縣長，任期歷史上少有超過了兩年以上者。或許他們寧愿如此；這兩個“首要之縣”的任一個任命都受到了大家的關注，那是因為它顯赫的名聲以及能提供給他們機會，可以和官場要人混熟。但是這兩個職位的工作任務同時也是繁重的。不僅僅因為這兩個縣長每日的工作都得在總督的眼皮子底下進行，而且他們還會陷入難以負擔、代價甚高的責任中，他們必須招待川流不息的上司的造訪。〔75〕將大量各懷雄心的官員集中在一個城市里，人們也許會認為公共資源控制的競爭一定會很激烈，在權限有所交迭的官員之間的沖突定會頻繁發生。然而，清朝的政治制度，在成都那刻板的管理機制中自有一種壓倒一切的威力來對付這些事情，那就是以總督的名義迫使官員們在最低限度內，以低調的協力來配合工作。20世紀以前，清政府的官僚體制對于城市發展，是決不會褒獎的；只有京城除外，或許還有少數幾個獨具城市魅力能夠吸引皇家去游覽的城市也在此列。四川的總督們在朝廷建立的聲望主要都來自他們處理的一些與成都本身牽連甚少的事務。在晚清時，對他們來說最為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規定手下的縣長們一律將其權限內應收的土地稅上交省一級的金庫，再由他們將其中的一大部分上交北京。還有一點重要的，就是他們有能力阻止，或是終止有組織的反抗政府的力量發酵，或是解決外國人帶來的各種麻煩。在19世紀的最后幾十年里，涉外糾紛的陰影日漸增大。這個時期，李鴻章、張之洞，以及長江中下游和沿海地區的總督們在獲得了朝廷允許后，開始試驗性地創辦工業，在這種形勢下，四川的總督們卻基本上在忙于鎮壓動亂和注視西藏的動態。

成都中層的官員們將他們職位升遷的希望大部分都寄托在總督身上，他們對前程的希望也都全賴總督對他們的看法和評價。雖然他們都是由北京的朝廷指派到四川來赴任的，但是總督可以對他們做出評斷和舉薦，使他們獲得榮升。〔76〕于是省級最高行政長官對于管理工作人員的優先考慮自然就落到他那些正式指定的下屬身上了。在19世紀的四川，與成都局面的穩定相比較，其他的一切城市管理工作便放在次要的位置上了。但這并不等于說總督對一切改善城市的面貌以及改進城市的基礎設施，或者是改善市民的福利的計劃都持反對的態度。與此相反，他們常常鼓勵既有的弱勢社會團體去掌管一些日常的城市工作，并將捐贈專款交由他們處置，并授予他們蓋有官方封印的批文。又例如，若有組織慈善團體募款去救濟孤兒或是整修一座毀損的寺廟時，他們會親自書寫一塊嘉獎的牌匾。〔77〕然而在20世紀以前，公共秩序的維護仍然是成都市官方行政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各級官員和縣長們在總督的領導下通力合作以求維持一個良好的局面。

為了維持成都平靜的局面，清政府采取了好幾條策略。首先，是將國家的思想體系以儒家經典和傳統的帝制觀念為根本，然后，是將阻止異端行為列為家庭的首要責任。縣長，或稱“父母官”頻繁呼吁他們轄區的父老教育和管束他們的子弟。——一般認為，父母或者公婆不需要將女子算入管束范圍內，她們自會如此。但是即便沒有來自官方的告誡，一般民眾都認為對于異端的行為理應由家中的長者來糾正。這種觀念已然深深植根于大多數成都百姓的心中，用不著官方來開導，做出全面而嚴厲的規定；因為這些異端行為只會讓家庭蒙羞。這也是許多古典文學和傳統的傳奇故事中所講述故事的道德基礎。這些故事由說書人在茶樓酒肆里反復講述，在兒童愛看的木偶戲里經常搬演。反映其他觀點和看法的故事也在流行，這是一定的。然而，官方最為關心的一點就是，一旦出現危及他們認定的正統道德規范的思想，即不尊上敬老的不謙恭的行為就要立刻撲滅。通俗的文化和公開的表演都受到官方嚴密的檢查，雖然據傳晚清時期在成都，也有一些官員私下里喜歡觀看“淫戲”的表演。

-----------------------選自《新政之后：警察、軍閥與文明進程中的成都》

社科類重磅作品。讀過《袍哥》的人，都會來看這本書。

關于20世紀初清末新政和民國初年在中國內陸城市成都所發生的變革，特別是警察在這個變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作者： (美)司昆侖 (Kristin Stapleton)著 ;王瑩譯

出版社：四川文藝出版社

出版時間：2020-4-1

定價：78.00元

裝幀：精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