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左異 偶爾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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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8 日，「女童保護」（中國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基金會女童保護基金）發布 2019 年性侵兒童案例統計及兒童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逾 800 名受害兒童， 301 起曝光案例，最小年齡僅 4 歲等冰冷數據背后，凸顯的，是中國兒童侵害現實的嚴峻。

此前，「偶爾治愈」已從隱匿罪惡調查、司法介入外的戀童障礙治療等角度，關注相關議題。作為延伸，我們繼續就兒童防性侵教育，進行觀察。（相關稿件鏈接見文末）

作為兒童保護的首道防線，防性侵教育主要由公益組織堅守至今。與此同時，制度層面的統一標準制定，教案編寫等領域，又幾乎為空白。迫切的各方聯動，正如最高檢向教育部發送的「一號建議」所強調：必須剛性落實。

第一次遭遇性侵時，王麗東僅 7 歲。

之后 3 年，恐懼，以及無助，如影隨形：「他，就住在我家隔壁」。

記憶，無法消散。傷痛的煎熬中 ——「生活」，對王麗東而言，遙不可及。

2014 年 3 月 2 日，公益項目「女童保護」（現為專項基金）發布兒童防性侵教案。王麗東的人生，因而改變。如今，已成為「女童保護」高級講師的她，越發意識到，自己努力的價值所在。

畢竟，現實從來嚴峻。最高檢數據顯示，2019 年 1 至 11 月，起訴強奸及猥褻未成年嫌疑人，高達 2 萬名。

司法威懾的同時，進行安全教育，普及侵害防范，急迫且必要。

但正如綠芽鄉村婦女發展基金會（下稱「綠芽基金」）理事長蔡文方所言，關聯于此的工作和宣傳，始終「邊緣」。2017 年 3 月 31 日，綠芽基金聯合瑪麗斯普特·中國等機構，上線「全面性教育課程體系」。和「女童保護」一樣致力于性侵兒童的問題關注，綠芽基金等機構影響的不斷深入，正促使學校和家長，甚至官方觀念更新。

雖然過程艱難，進展緩慢。

填補空白

加入「女童保護」至今，王麗東奔走各地，講演近 800 場。

「女童保護」負責人孫雪梅，對「偶爾治愈」表示，截至 2020 年第 1 季度，「女童保護」實地課程，覆蓋 30 個省份的兒童及家長人數，分別為 372 萬和 59 萬。簽約團隊 329 支（其中長期活躍團隊為 164 支）。

主導「女童保護」防性侵教案編寫的高昌，就此數據謹慎表示，早于 2016 年，「女童保護」聯合代表、委員，就強烈呼吁將防性侵教育納入義務教育課程。近年來，雖然「女童保護」的公信和受眾均上升迅速，但防性侵課程的省級層面普及目標，都尚未達成。

同樣在 2016 年，「女童保護」防性侵教育調查報告顯示，中國 14 歲以下兒童防性侵教育普遍缺失，學校、家庭防性侵教育都嚴重缺位。具體表現在近九成的兒童未曾上過防性侵課，近七成家長沒有對孩子進行過系統防性侵教育。

教育部除了在 2013 年和 2018 年曾印發《關于做好預防少年兒童遭受性侵工作的意見》和《進一步加強中小（幼兒園）預防性侵害學生工作的通知》外，在兒童防性侵教育的政策關注，實質推動上，一直缺乏統一標準和優質教案，導致地方在落實相關意見和通知時，無從著手。

正因如此，在高昌看來，「女童保護」最值得圈點的「特質」，集中于防性侵教育空白的填補。

意即「女童保護」的角色，是引路人。高昌說道。

為此，「女童保護」的教案制定，極為嚴苛。在綜合各領域意見的基礎上，防性侵教案在發布前，修改多達 40 余次，耗時半年。發布后，又不斷完善 10 余次。

填補國內空白的女童保護防性侵教案

得益于長期一線的媒體經驗，并結合國內特殊環境，高昌起初即堅持：教案的方向，必須區別傳統意義上的「性教育」，轉而側重和趨近「生存技巧」式的「安全教育」。

「女童保護」防性侵教案，首先，在表達方式上，將「隱私部位」描述為「背心和短褲覆蓋的地方」，既不「露骨」，亦不隱晦。其次，防性侵教案的關鍵「內核」，是引導兒童，理解并能夠主動「抵抗權威」。國內外統計分析均表明，在兒童猥褻及性侵中，諸如親屬長輩，教師鄰居等熟人作案率，高達 70% 。

高昌強調，唯有兒童知曉隱私部位不可觸碰，并對過分「親近」行為直接拒絕，防性侵教育中的「防」，才能真正發揮其效用。

如果性侵行為正在發生，「女童保護」教案則依據公眾場合和封閉環境，分別詳述應對方式。

公眾場合適用的呼喊，求助，在封閉環境內，卻有可能激怒罪犯，適得其反。高昌分析道，教案制定和討論時，一旦欠缺分毫考慮，或將引發嚴重后果。

為了最大限度地推廣和執行，「女童保護」防性侵教案的落地選擇，是 45 分鐘的課堂模式。針對講師的授課水平，高昌要求，必須在孩子第一次聽課時，達到預期效果。

防性侵教育，需要兒童在初次接觸時就基本領悟，否則即使「補習」，孩子也極易出現認知誤區。高昌解釋道。

在很多落后地區，「孩子們可能只有一次防性侵教育的機會」。

進入校園

為此，高昌制定出詳細的講師考核標準—— 45 分鐘的試課過程中，報考講師需面對「女童保護」至少兩名評委，細至 61 項的評分準則。100 總分，達到 90 分方能合格。合格后，志愿講師每年均須錄制提交課程，參與年度參考。

高門檻的設置，「是對公益初衷的負責，更是對兒童健康的負責」。

王麗東第一次試講時，即因要點把握不足，過渡語氣生硬等原因，未通過測試。熱忱滿腔的她，并未氣餒。調整學習后，終獲得高昌及孫雪梅等評委的認可。

講師隊伍建立的同時，「女童保護」以學校和社區為重心，宣講防性侵教育的重要，并和校長、家長交流其中誤解，諸如不可忽視男童，防性侵教育需男女同堂等。

然而，面對部分公眾「談性色變」，甚至以此為「恥」的思維蒂固，「女童保護」起初進入校園的嘗試，受阻居多。高昌回憶，當時的對接學校中，接受防性侵教育的比例，不到 10% 。

但事在人為。

王麗東在連續被家鄉學校拒絕后，通過說服當地教育局，將「女童保護」公益活動帶入鄉村學校，進行防性侵教育試點。

反響良好后，省婦聯開始邀請王麗東全省巡講。2019 年，王麗東在已組建「女童保護」黑龍江「暖陽」團隊的基礎上，再與黑龍江省報集團合作，成立「青荷」團隊，與當地學校的合作越發密切。

江蘇「淮安模式」，更成為「女童保護」防性侵教育進入校園，然后融入社會關切的典型。

2016 年初，淮安將「女童保護」公益行動納入「市政府民生十件實事項目」，成立由市婦聯，市檢察院等 9 部門組成的聯席會議，「重點推進「女童保護」知識進學校、進社區、進企業、進婦女兒童活動陣地」。

淮安模式，為女童保護防性侵教育中普及和執行皆佳的典型

圖源：淮安《守護童年》公益宣傳片

孫雪梅介紹道，因淮安各方的積極介入，兒童防性侵教育在當地已實現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家庭的全覆蓋。425 所小學開設「女童保護」課程達 8019 節，防性侵教育知識普及至 26 萬兒童。

理論而言，淮安模式當然可以復制。高昌評價道，但現實中，自學校到所涉部門，各地的開放度、主動性及投入力度則不盡相同。

此外，雖然因性侵兒童的惡劣事件頻發，一定程度上，職能機構作風有所改觀，可防性侵教育的普及，需要的是各方聯動，執行難度可想而知。

線上突圍

認同高昌的觀點，蔡文方對「偶爾治愈」直言，至今，性教育的規范化和系統化，在制度層面尚未確立。

如此環境下，若只寄希望于官方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動，那么結果只能是——等。

綠芽基金會旗下公益項目「綠芽童行」的致力方向，是讓更多鄉村兒童（留守和流動兒童）獲得「科學、全面、符合兒童需求的性教育服務」。

實踐過程中，一方面，蔡文方深感到兒童性教育的影響，不可或缺。

綠芽基金曾在廣西一少數民族村落授課性侵防范。此后，當地女孩們在去往南寧職業學校讀書，遇到教師摟腰親撫等行為時，就做到迅速聯合抵制；同時，她們還聯系綠芽基金及時說明情況，并在社會幫助下轉校。

另一方面，蔡文方越發意識到，兒童性教育對師資力量，專業水準的要求甚高，民間資源在持續性和覆蓋率上，又勢必欠缺。

所以，她將性教育的傳播方式，轉向線上。

全國首套兒童性教育動畫短片《丁丁豆豆成長故事》制作后，綠芽基金會與知名公益組織瑪麗斯特普·中國、愛成長綜合性教育課堂及不羞學堂，聯合研發性教育課程體系，在網易云課堂上線性教育課程體系，以公開課、動畫片、科學技術資料、線下課堂實錄等多種形式呈現。

《丁丁豆豆成長故事》

圖源：網絡截圖

在此基礎上，以針對小學生的《丁丁豆豆成長故事》和針對中學生以上學生的《愛之年華》卡通片為依托，綠芽基金等組織建設全面性教育線上平臺「你我伙伴性教育支持平臺」。3 年時間內，不完全統計，覆蓋兒童和青少年超 64 萬。

蔡文方表示，性教育課程體系及你我伙伴性教育支持平臺涉及兒童性教育、青少年性教育、家長性教育和性社會學等領域，在國內性教育課程領域中，「最為全面完整」。而且，你我伙伴性教育支持平臺的性教育參與方式也做到最大限度的簡單便捷，通過教師線上線下社群的互幫互學，不斷激勵更多人參與的同時，對高標準的追求也不斷深化。

如闡述兒童性教育的必要時，兒童性教育工作者胡佳威分析，在性教育課程體系上，首先從兒童面臨潛在風險：性侵頻發，色情信息泛濫，生殖衛生意識淡薄，青春期生理衛生的不接納，性別歧視與性別不平等，校園暴力與性暴力，消極的性態度等；由此，觀看者對性教育的誤解和疑慮，即可化解。

綜合學習反饋信息，蔡文方認為性教育課程體系的效果，值得期待。

綠芽基金等研發的性教育課程體系

圖源：網絡截圖

但她也更清醒到，線上教育的主動性，實質在于觀看者。也就是說，愿意去尋找并打開課程的群體本身，已經具備相對「接納」的性教育意識。

而針對更多的尚處于觀望、對防性侵教育和性教育絲毫不了解、不在意的人群，除了公益組織的介入外，相關部門的強勢推行，就格外重要。

檢方合作

國家機關中，對兒童防性侵教育最為關注的，是檢察院。

2018 年 10 月 19 日，最高檢向教育部發送其史上首份建議書（「一號建議」）。

最高檢說明道：

「一號建議」是最高檢認真分析辦理的性侵幼兒園兒童、中小學生犯罪案件，針對校園安全管理規定執行不嚴格、教職員工隊伍管理不到位，以及兒童和學生法治教育、預防性侵害教育缺位等問題，歷史上首次以最高檢名義發出的。

其核心內容為，建議進一步健全完善預防性侵害的制度機制；加強對校園預防性侵害相關制度落實情況的監督檢查；依法嚴肅處理有關違法違紀人員等。

就「一號建議」，最高檢則表態：檢察建議的生命在于落實，而落實的關鍵在于剛性。

在江西新余，高昌切身體會到檢方落實「一號建議」的剛性舉措。相比于淮安模式，新余已漸成為「女童保護」防性侵教育進程中的另一典型。

建議發出后，江西省教育廳迅速回應，提出具體舉措 13 條，以集中加強全省中小學（幼兒園）預防性侵害學生工作。

2016 年，新余市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刑事檢察處處長夏添，在經辦一起猥褻兒童抗訴案件后，更多思考的是，「如果孩子知道如何保護自己，很多悲劇或許就不會發生」。

相關案件中，一小學副校長因猥褻兒童，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 1 年。檢察院因認定量刑太輕抗訴后，法院改判為有期徒刑 3 年。夏添在抗訴時提交的一份證據，最終未被法院接納，原因在于孩子未能及時報案，導致事實陳述缺乏足夠支撐。

對此，夏添遺憾表示，若不幸到已遭遇猥褻或性侵，接受過防性侵教育的孩子，就會明白及時報案的重要，罪犯也會在第一時間收到懲罰。

隨即，夏添便組織 8 名女檢察官一起，主動對接「女童保護」，并應聘志愿者講師。

如今，夏添所在的「女童保護」·新余「檢花團隊」，已在學校、社區和農村完成防性侵課程 300 余次，涉及學生和家長近 5.6 萬人。

夏添在西藏都市察雅縣小學授課時，窗外聆聽的孩子們

圖源：女童保護官微

2019 年，夏添以最高檢「全國法治進校園巡講團」講師身份，前往「三區三州」，為 2000 名師生授課 9 場，推動當地的防性侵教育開展。

5 月 18日，「女童保護」座談會上，北京凌鋒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凌鋒介紹其提案之一，即將兒童防性侵教育納入九年義務教育課程體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政法學院少年兒童研究中心主任童小軍則認為，兒童防性侵教育課程，除卻納入九年義務教育，還要納入幼教和師范教育的必修課程。

從檢察院的「一號建議」到相關提案的再度討論，背后的關鍵，正如高昌所言：兒童防性侵教育的普及，「遠不足夠」。

撰文：左異

封面圖來源：站酷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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