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呼吁建立新的世界經濟——西方應該加入中國、俄羅斯，放棄二戰后的冷戰金融秩序。

由于當今世界瀕臨金融崩潰的邊緣， 遠超過1923年魏瑪或1929年大蕭條時期世界所經歷的一切 ，俄羅斯和中國領導人已就新體系的條款展開了認真的討論，新體系的條款 不可避免地必須取代當前垂死的新自由主義秩序。

最近，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在2020年1月16日再次呼吁召開新的緊急經濟會議，在與聯合國安理會(UN Security Council)五個核大國代表舉行現場會議的基礎上，應對迫在眉睫的災難。

普京對這一新體系的承諾建立在多極化 合作和尊重國家主權的原則之上，而金融寡頭和更廣泛的深層國家結構正在困擾著在幾十年的全球化過程中引發這場危機的西方國家自己的新系統版本。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過去的一年中，這種新系統是由英格蘭銀行和領先的技術專家推動的，它是基于反民族國家的單極體系，通常被稱為“綠色新政”。

換句話說，這是一個由技術精英統治的系統，通過全球政府下的碳減排實踐貨幣化來管理世界人口的減少。

無論你如何看待它，一個新的系統將從當前正在消亡的世界秩序的灰燼中誕生。問題只是:這是有利于寡頭政治還是有利于人民?

為了通知進入這個緊急會議,必要的決策是有用的重新審視過去的緊急會議,定義的條款在1944年7月,世界經濟結構相似的錯誤,然后由反帝國主義部隊并不是做了一次。

布雷頓森林體系是什么?

隨著戰爭即將結束的逐漸明顯，一場激烈的戰斗在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舉行的為期兩周的會議上爆發，有來自44個國家的代表召集起來，以建立新的戰后制度。

問題是： 這個新制度是否將由那些類似于戰爭開始之前統治世界的英國帝國主義原則所統治，或者將由一個主權民族國家共同體來塑造？

一方面,數據與美國總統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的愿景的反帝國主義世界秩序的排隊羅斯福冠軍背后的哈利德克斯特白而強大的力量致力于維護一個銀行家的獨裁統治的結構(英國總是主要銀行家的帝國)排列圖背后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是費邊社的主要負責人，也是英國優生學協會(British Eugenics Association)的財務主管(該協會是希特勒在戰前和戰時優生學協議的典范)。在布雷頓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期間，凱恩斯極力主張新體系的前提是建立一個統一的世界貨幣體系，這種貨幣完全由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控制，即班科(Bancor)。

他提議成立一家名為清算聯盟的全球銀行，由英國央行(bank of England)控制。清算聯盟將使用Bancor(可與各國貨幣兌換)作為記賬單位，根據維持體系“均衡”的數學使命來衡量貿易順差或逆差。

另一方面，哈里·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進行了不懈的努力，以使倫敦金融城脫離全球金融的主導地帶，而捍衛了基于長期科學和技術增長的國家主權和主權貨幣制度。

盡管懷特和羅斯福（FDR）要求美元成為新世界固定匯率系統中的儲備貨幣，但并沒有像大多數現代分析家所假設的那樣創建“新美國帝國”，而是旨在利用美國的地位。是確保國際貨幣之間的反投機穩定的最強大的全球生產能力，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這些貨幣卻完全缺乏穩定性。

他們為固定匯率和“平價”原則而進行的斗爭是由羅斯福和懷特嚴格設計的，其目的是要消除不受管制的市場的混亂通量形式，這使投機在英國自由貿易中猖獗，破壞了思考的能力。并為實現民族國家現代化所需的長期發展計劃。

他們的目標不是追求“數學均衡”，而是通過殖民地的實際經濟增長來“終結貧困”，從而贏得真正的經濟獨立。

像亨利·華萊士（FDR的忠實副總統和1948年第三黨候選人），威廉姆·威爾基（William Wilkie）（FDR的共和黨副總理兼新政）和德克斯特·懷特（Dexter White）這樣的人物一再主張，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的機制是有意的。成為新政國際化的推動力，新政使美國從1932年的死水池轉變為12年后成為現代化的先進制造業強國。

所有這些國際新經銷商都是戰后世界上美俄中國領導層的堅決擁護者，這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

華萊士在1944年出版的《我們在太平洋的工作》一書中寫道:

“中國和俄羅斯、中國和美國、俄羅斯和美國之間保持和平友好關系，這對美國、中國和俄羅斯都至關重要。中國和俄羅斯在亞洲大陸上是相輔相成的，兩國在太平洋上的地位是相輔相成的。”

與羅斯福是凱恩斯主義者的神話相矛盾的是，羅斯福的助手弗蘭西斯·帕金斯記錄了1934年兩人的互動，羅斯福告訴她:

“我看到了你的朋友凱恩斯。他留下了一大堆數字。他一定是個數學家，而不是政治經濟學家。作為回應，凱恩斯當時正試圖對羅斯福新政的知識分子敘事進行補充，他表示，“從經濟角度來說，他本以為總統更有文化。”

在1936年出版的德國版《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凱恩斯寫道:

“因為我承認，本書的大部分內容主要是參照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的現有狀況來闡述的。然而，作為一個整體的產出理論，也就是下面這本書所要提供的，更容易適應極權主義國家的情況。”

凱恩斯代表了英國知識界“左派”的“軟帝國主義”，而丘吉爾則代表了舊帝國的強硬、毫無悔意的帝國主義，這個不那么復雜的帝國更喜歡用殘暴的手段來鎮壓野蠻人。

然而，他們都是毫無悔意的種族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丘吉爾甚至對墨索里尼的黑襯衫大加贊賞)，都代表了英國帝國主義最卑劣的行徑。

羅斯福被遺忘的反殖民愿景

羅斯福與丘吉爾在帝國問題上的交鋒，比他與凱恩斯之間的分歧更廣為人知。羅斯福與凱恩斯只見過幾次面。他的兒子兼助手埃利奧特·羅斯福(Elliot Roosevelt)在1946年出版的《當他看見時》(As He Saw It)一書中引用了他父親的一句話，很好地說明了這種有理有據的沖突:

”我試圖弄清楚…當我們(英國)盟友和勝利在他們身邊,他們永遠不能明白我的意思,我們只是幫助他們保住陳舊的中世紀帝國的想法……我希望他們認識到他們不是高級合伙人;我們不會坐視他們的體制使亞洲每個國家以及歐洲一半國家的增長陷入停滯。”

羅斯福繼續說:

“殖民制度意味著戰爭。開發印度、緬甸和爪哇島的資源;從這些國家拿走所有的財富，但永遠不要再把任何東西放回去，比如教育、體面的生活標準、最低的健康要求——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為導致戰爭的麻煩埋下隱患。在和平開始之前，你所做的一切都在否定任何和平組織結構的價值。”

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在華盛頓給丘吉爾的信中歇斯底里地寫道，羅斯福“正在考慮瓦解英國和荷蘭帝國”。

不幸的是，羅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去世。當時，民主黨當權派內部發生了一場政變，當時到處都是法比安(Fabians)和羅茲(Rhodes)學者，這場政變已經確保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在1944年失去副總統職位，讓親英的華爾街傀儡哈里?杜魯門(Harry Truman)取而代之。

杜魯門迅速扭轉了羅斯福的所有意圖，通過關閉戰略情報局和成立中央情報局，向日本發射不必要的核彈，以及建立英美特殊關系，清除了美國情報部門的所有愛國者。

杜魯門接受了丘吉爾的新世界秩序，破壞了羅斯福、懷特和華萊士尋求的與俄羅斯和中國的積極關系，很快美國就成了英國的愚蠢巨人。

1945年后接管現代深度國家

羅斯福在去世前曾警告他的兒子，說他理解英國接管美國的外交政策，但他仍然無法扭轉這一議程。他的兒子講述了父親不祥的洞察力:

“你知道，國務院里的人無數次試圖隱瞞我的信息，拖延他們，以某種方式阻止他們，就因為那里的一些職業外交官與他們知道的我所想的不一致。他們應該為溫斯頓工作。事實上，很多時候，他們(為丘吉爾工作)。停下來想想他們:他們中有很多人相信，美國執行其外交政策的方式是找出英國人在做什么，然后模仿他們!“六年前，有人告訴我要清理國務院。就像英國外交部……”

在因冷戰期間倡導美俄友好而被杜魯門內閣解雇之前，華萊士說:

“美國法西斯主義”近年來被稱為“深度國家主義”。“戰后的法西斯主義將不可避免地穩步推進盎格魯-撒克遜帝國主義，最終推動與俄羅斯的戰爭。”美國法西斯分子已經在談論和撰寫這場沖突，并以此為借口，對某些種族、信仰和階級進行內部仇恨和排斥。”

在1946年的蘇聯亞洲任務中，華萊士說:“在戰場上，我們的孩子們的鮮血還沒有干的時候，這些和平的敵人試圖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奠定基礎。”這些人的罪惡勾當決不能得逞。我們必須按照羅斯福的政策在和平時期和戰爭時期同俄國建立友好關系，以消除他們的毒害。”

事實上，這正是發生的事情。德克斯特?懷特(Dexter White)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的三年任期，一直受到他的攻擊，稱他是蘇聯的走狗，這種攻擊一直困擾著他，直到1948年他去世的那一天。懷特此前一直支持他的朋友華萊士和愛國者保羅·羅伯遜以及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競選總統。

今天，世界抓住了第二次機會，讓羅斯福的反殖民主義世界之夢重現。在21世紀，這個偉大的夢想以新絲綢之路的形式出現，由俄羅斯和中國領導(并有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進來，渴望擺脫看不見的殖民主義牢籠)。

如果西方國家希望在即將到來的崩潰中生存下來，那么它們最好聽從普京的呼吁，建立一個新的國際體系，加入“一帶一路”，并拒絕那些鼓吹虛假的“新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綠色新政”的凱恩斯主義技術官僚。

馬修·埃雷特

原標題：《普京呼吁建立新的世界經濟，西方應放棄二戰后冷戰金融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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