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動擴張性政策，對沖經濟下滑已經是各方共識，現在重點要討論的不是應不應該，而是如何，是具體方法。一個基本的支出規則是：財政歸財政，貨幣歸貨幣——依靠央行資產負債表解決資本性的支出，依靠財政收支平衡表解決一般性的支出。兩者各司其責。

廈門大學雙聘教授  趙燕菁

01  要投資，錢從哪里來？

貨幣政策主要用來為資本性支出融資。

中國基礎貨幣發行主要依靠兩個現金流來源：第一是貿易順差，通過結匯，以國際通貨的需求驅動本幣；第二個是稅收，以繳稅義務驅動本幣。前者受外儲約束，后者受預算赤字約束。隨著危機的出現，這兩個貨幣的驅動力——貿易順差和稅收——都會下降，像美國一樣稅收沒減少、貿易逆差的條件下增發貨幣，等于是增資擴股向儲備美元的人來融資。這是非儲備貨幣的人民幣所仿效不了的?！　?/p>

這就需要走第三條路——央行繞過財政和商業銀行，通過投行、專項基金直接投資能帶來現金流的資產，只要創造能夠讓資產-負債平衡的項目，負債可以無限擴張。換句話說，只要有項目，投放多少貨幣都不會有問題。如此一來，問題就從尋找最優的投資規模、赤字上限，轉變為尋找、設計有現金流的項目?！　?/p>

所以我的第一個建議，就是政府現在不要空泛討論固投幾萬億合適，而是要盡快成立專門的機構，全力進行項目設計，生成可以財務平衡的項目。現在的發改委只是項目的匯總部門，不具備設計項目的能力。要把項目生成當作一項基本能力，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從某種意義上講，你能生成的項目有多少現金流，央行資產負債表就可以擴張多大，項目應該成為核心，要動員企業（特別是央企）、大學、研究機構、政府提出項目并進行財務評估（可研）。只要能設計出足夠多的項目，央行就可以直接將貨幣注入項目，向市場源源不斷提供貨幣?！　　?/p>

02  要救助，應該怎樣救助？

財政政策應當主要為一般性提供資金?！　?/p>

危機中，各種福利性救濟、消費券發放、退稅減稅等是財政最主要的新增開支。這些不能帶來收益支出，不能通過舉債來覆蓋，而要在一般性預算中列支。對于一般性支出，方法和渠道往往比數量更重要。　　

我的第二個建議是，政府的補助，盡量不用“撒錢”的方式，而是用“撒工作”、“撒訂單”的方式，錢是一次性的，就業和訂單才是可持續的。這一規則意味著無論企業還是個人，要想獲得救助，都必須干活，“活”的主要功能是打通救助的渠道?！?/p>

針對個人的救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無限量提供公共就業的崗位，中央提供一個基數，地方政府根據各地生活水平補足差額，用這些錢可以交五險一金等等，要創造公共崗位，以工代賑。像西方國家，坐在家里都可以發錢，不是正道。種樹也行、環保也行、安保也行……，無限量提供公共崗位的目的就是通過就業崗位打通救助的渠道。新疆這些年大規模提供安保這類的社會崗位，取得了非常好的社會效果（相當于用就業買穩定）。公共崗位的薪資只能保底，不能高于民企的底薪，要盡量通過實物。這樣一旦民營部門就業恢復，這些公益崗位上的勞動力就會自動退出，轉入收入更高、能獲得現金收入的市場崗位?！　?/p>

針對企業也是如此，政府不要直接“撒錢”救企業，而是要給企業“撒訂單”。舉一個例子，新冠危機導致很多文創企業困難，怎樣救濟？正確的做法不是給這些企業發錢，而是給他們訂單。比如政府可以把所有的基礎教育教材出版可視化版本，每年拿出500億元政府采購，這些沒活干的程序員也好，文創青年也好，馬上就可以轉到政府項目里做視頻、音效等工作。而這些音像教材，本身就是巨大資產，通過翻譯還可以傳到海外。政府通過創造訂單而不是發錢來解決企業暫時的困難，幫他們熬過難關?！　　?/p>

03 要投資，應該投什么？　　

投資不應局限于中央政府的所謂大基建?！　?/p>

傳統的政府投資，主要是基建。為了區別以前“大水漫灌”不講求回報的鐵公基，有人提出要投資以5G為旗艦項目的“新基建”。但在我看來，新基建還是舊基建并不是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即使新舊基建一起上，其規模也不足以起到反周期效果。這是因為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其回報率最高的那些重資產，在前幾輪大基建中已經差不多接近完成了，現在再去建更多的高鐵、地鐵、高速路、機場，未必可以達到前幾輪大基建那樣顯著的投資效果。上一次的“四萬億”投“鐵公基”可能是對的，但是這一輪則可能是錯的。而那些超大國家工程（比如三峽），雖然動力巨大，但大多技術復雜，前期論證、工程準備時間漫長。在危機面前緩不濟急?！?/p>

我的第三個建議，就是除了傳統中央政府的基建項目之外，中央政府還應該把地方政府、企業部門和家庭部門的固投一并納入考慮，幫助他們利用危機時要素閑置的時機，快速完成自身的重資產化。也只有這樣，投資才會有足夠的規模對沖宏觀經濟的衰退?！　?/p>

第一是地方政府。央行可以通過發債，用低息中央債置換高息地方債。有人建議中央政府應當免除地方政府的債務。我認為美國獨立后，聯邦政府接受各州債務是比簡單免除債務更好的解決辦法。聯邦債務的信用來自聯邦稅收，而稅收有規定用美元繳納，在這樣的機制下，聯邦債就從地方政府的間接融資，轉變為中央政府的直接融資，持有美元就相當于入股聯邦政府，聯邦發債相當于發行貨幣。在中國，我們可以更進一步，把地方債對應的資產一并收回來。比如道路、給排水、電力電訊，這些資產升級后，其實是可以創造很多現金流的。比如通過道路智能化，現有分時段、分車輛根據擁堵情況開展收費。包括道路上的停車、廣告等等，都可以產生巨大現金流。即使醫院這樣無法盈利的資產，也可以通過“一院兩制”的設計——一部分是和睦家，一部分是公立醫院——來獲得新的現金流。

第二是企業部門。韓國沒有美國近百年的技術積淀，也沒有日本健全的工業體系，短短四十年，為什么韓國可以在半導體這個新興產業實現彎道超車？重要原因就在于韓國在每一次行業低谷期精準地實施了逆向投資！在過去四十年之內，韓國曾經在顯示面板和存儲設備兩個領域中多次使用過逆向投資策略，成就了Samsung、SK Hynix、LG Display等世界級半導體巨頭。沒有國家的金融支持，單靠企業是無法靠自身實現逆周期投資的?，F在的全球衰退，給了中國企業類似的機會，只要我們選準企業，通過央行注資建立各種大基金，幫助他們完成研發、設備、廠房這些重資產的積累，一旦經濟復甦，這些企業就可以先行一步，占領廣闊的無人區。政府的風投也會獲得超比例的巨大回報。

第三是家庭部門。家庭是生產的末端，但卻是消費的前端。強大的家庭部門對于消費的形成，要遠比企業和政府更重要。家庭作為一個小微企業，其最主要的重資產就是住房。大部分城市公共服務，都需要永久住房這個載體才能被消費。我建議利用勞動力剩余和鋼鐵、水泥等閑置能力，大規模、低成本建設保障性住房，先通過“租”給新市民獲得現金流，待其在城市獲得穩定就業，就可以用類似“房改”的做法，補齊成本的殘值，獲得永久住房，享受財富增長的紅利。一旦擁有住房，汽車、家裝、家電這些耐用消費品的需求就會成倍擴大。巨大的內生市場，可以幫助中國向美國那樣成為國際市場競爭的“主場”，中國的國際分工地位會獲得根本性的提升。與中國市場脫鉤的企業都將難以成長甚至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