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情況真的不容樂觀了嗎？從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來看，今年3、4月份調查失業率分別為5.9%和6.0%，同比2019年3、4月份的5.2%和5.0%分別提高了0.7個和1.0個百分點。城鎮調查失業率比往年略有提高，就業情況有所變差但似乎總體還是比較穩定的。

但是，國家統計局披露的數據顯示，3月份就業人員規模比1月份下降6%以上，以2019年中國城鎮就業人員44247萬人計算，城鎮就業人口下降6%即2655萬人。因為疫情而暫時退出勞動力市場的部分人口在疫情好轉和控制后會再次進入勞動力市場。如果市場上沒有充足的就業崗位，當前這部分非就業人口就可能轉為失業人口。其次，3月份有18.3%的就業人口處于休假未上班中，該數據4月份下降至3.5%，即仍有1455萬就業人口處于休假狀態，應避免這部就業人口分轉化為失業人口。

再次，據國家統計局4月末的快速調查顯示，4月末外出務工農民工規模已經恢復到往年的九成左右。根據2019年12月外出務工的農村勞動力數量為17425萬人計算，約有1700萬返鄉的農村勞動力未外出務工。鑒于2月底僅有12251萬人外出務工，因此，3-4月份新增了3000多萬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這也是休假未上班人口大幅度減少的主要原因。

這部分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的就業情況如何？外出后就業充不充分，就業質量高不高，會不會大量出現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因就業不充分或失業返鄉的問題？目前某些行業，比如制衣行業已經出現了返城農村勞動力因就業不充分而重新返鄉的現象。從這些角度來看，疫情之后的就業壓力仍比較大。

無論國內需求還是國際需求，用人單位對勞動力的需求是居民和其他部門對商品和服務需求而產生的派生需求。因此，穩就業、保就業任務的實現取決于國內外市場需求的恢復。

在國際疫情持續蔓延的情況下，盡管4月份的出口增長超預期，出口同比增長8.2%（3月份出口增長率為下降3.5%），但進口下降了10.2%，加之因疫情蔓延和部分國家或地區將疫情政治化，國際需求的變數增多，4月份出口訂單指數(PMI)、航運指數(BDI)均大幅度下降，未來幾個月出口可能面臨下降的風險。受到疫情的沖擊，國內的需求亦大幅度下降。3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15.8%，4月份降幅比上月收窄8.3個百分點，同比下降7.5%（去通脹后實際價格下降9.1%）。

其中，部分內需的下降是因為針對消費限制造成的消費下降，部分是因為就業狀態和就業質量變化造成收入下降，從而帶來了消費下降。前一種下降取消消費限制后就會恢復，而后者卻不能。比如，4月份限制人員流動和限制消費的各種措施取消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幅度收窄。但是因為就業數量和質量下降，導致居民收入變化引起的內需下降，不會隨著復工復產復商復市就能自動恢復，需要中央和地方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以擴大內需。

但是，采取任何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都需要付出高昂的成本。經濟下行時期，政府的財政收入也下降，甚至需要通過發債的方式來籌措資金，因此必須權衡各種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簡單來說，應該選擇那些成本較低且效果較好的政策。

筆者曾與合作者研究過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針對疫情后如何選擇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提出以下個人觀點供探討：

刺激消費的財政政策應盡量避免采取對某類產品進行定向價格補貼的方式，尤其是對于耐用消費品的補貼應非常慎重。

這是因為：首先，這些補貼項目往往耗資巨大，相同金額的財政資金如果用于其他刺激消費的政策，或能取得更好的效果；其次，由于耐用品長期需求缺乏彈性，短期富有彈性，補貼可能使得耐用消費品生產企業的短期需求快速上漲，但長期需求卻變化不大，從而造成行業產能短期擴張后，即面臨產能過剩的問題，不利于淘汰落后產能和產業結構轉型升級。

再次，對某類產品的價格補貼還會對其他行業帶來負面的溢出效應。因為耐用消費品的提前消費會透支消費者的收入，降低了消費者購買其他商品的能力。此前中國的“家電下鄉”并沒有能夠促進社會總體消費的增長，美國的“現金換舊車”項目實施后的10個月內汽車銷售總量沒有增加，銷售總收入反而減少，都印證了這一點。從這些價格補貼項目的環境效應來看，補貼對減少排放的效應也達不到預期效果。對中國節能車補貼的研究也顯示大量獲補貼的人都是原來計劃購買節能車的，或者計劃購買低油耗汽車的。

給居民減稅、稅收返還或發現金的政策要針對低收入家庭和老年人家庭，并且宜采取一次性大額支付的方式，而非分月或分次小額發放的形式。

同時，不能過高估計給居民發放現金政策的效果。

根據Johnson等（2006）、Agarwal等(2007)、Parker等（2013）和Sahm等（2012）對美國2001年、2008年和2009年退稅政策效果的評估，這種直接給居民發放現金的政策，刺激消費的效果還是有的，雖然部分退稅會用于償還債務，但總體的消費會上升。

當然，我們也不能過高估計這種政策的效果。Parker等（2013）的研究顯示居民得到退稅后3個月內會花掉12%-30%的退稅金額（可以理解為和原來收入下的消費相比，退稅后的消費的增加的金額占退稅金額的比重），這個比率低于2001年的20%-40%的結果（Johnson等，2006），但是老年和低收入家庭退稅的使用比例較高，比如低收入家庭收到退稅后3個月內平均花掉超過70%退稅金額，購買耐用品尤其是汽車的家庭退稅消費的比率達50%-90%。因此，可以將保基本民生和兜住民生底線的任務和刺激消費的政策結合起來，重點向社區低收入和老年人家庭發放現金形式的補貼。

向居民發消費券可以避免發放現金用于償還債務和儲蓄等用途，起到擴大內需的作用。

從國際上的經驗來看，發放消費券和發放現金的邊際消費傾向較為接近。日本在1999年春向3100萬居民發放了2萬日元的購物券，Hsieh等（2010）估計消費券的發放增加了準耐用品的消費，邊際消費傾向在10%-20%之間，但對于非耐用消費品的消費卻沒有影響。臺灣在2009年向全部2009年3月31日之前出生的臺灣居民價值新臺幣3,600 元(折合美元110塊)的消費券。由于消費券限期使用、可以轉讓、且商戶為持消費券的顧客推出了很多促銷措施，Kan等（2017）發現臺灣2009年發放的消費券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必需品的邊際消費傾向接近于20%，而服務產品的邊際消費傾向超過40%。

發放抵扣部分金額的購物券似乎能帶來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但是，其效果究竟如何需要用消費者全面的和更長時間的消費數據進行評估。

今年，中國部分城市通過支付寶平臺發放了只能抵扣部分商品價格的消費券。首先，使用消費券的消費者，消費券以外支付的金額不能等同于消費券帶來的消費增加。因為很多消費本身就是消費者計劃消費的，購物券并不一定增加了消費者對商品的總消費，有可能還因為消費券的抵扣減少了計劃的支出，反而增加了儲蓄。

比如，網上搶消費券的消費者往往是本身就有消費計劃的消費者；消費券可以在網上轉讓，導致消費券的使用者更多是本來就計劃購買的消費者。因此，消費券拉動消費的作用是有限的。

其次，發放消費券會進一步擴大收入的不平等。高收入的消費者通過使用消費券降低商品的價格，實際購買力提高，而低收入的消費者無力消費不能獲得實際購買力的提升。正如部分網友調侃的，“我缺的是那減免的20塊嗎？我缺的是80塊”。

再者，由于數字鴻溝的存在，不會用智能手機的人群無法從支付寶、微信或其他網絡渠道獲得消費券，這有違公共財政支出的社會公平原則。

因此，消費券項目的推出要更加審慎，評估要更細致和科學。政府可鼓勵商戶通過互聯網社交媒體或支付平臺發放打折的優惠券而不是用公共財政的錢定向補貼某一類或幾類商品。

總之，擴大內需一方面要進一步取消人員流動的限制和經濟活動的限制，尤其是應逐步放開對于吸納就業較多的各種服務業的限制，讓經濟的自我恢復能力起作用。

在疫情防控常態化的今天，要科學防疫，要權衡限制人員流動的社會經濟成本和加強檢測等防疫措施的成本。比如，核酸檢測成本大幅度降低的今天，通過多次核酸檢測解決單次檢測準確率僅70%的問題，從而縮短或取消隔離的時間，減少隔離的成本，促進人員流動和經濟恢復。實現既保障疫情防控的效果，又促進經濟恢復，保障就業和基本民生。

另一方面，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消費，可采取發放現金補貼或發放可全額使用、不限品類的消費券的形式。由于現金可以跨地區使用，地方政府沒有動力發放現金券，所以目前大多城市發放的是消費券；加之不同城市的財政收支情況不同，由城市層面或省級層面來發放會造成地區間擴大內需的不平等，筆者建議由中央財政統一發放現金補貼或可全額使用的消費券給收入低于一定標準的居民。

（作者鄭筱婷系暨南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