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京人被文明世界知曉始于他們對北歐地區的掠奪。我們所知的第一份關于斯堪的納維亞的歷史資料來自古希臘和古羅馬的作家。來自馬賽的希臘旅行家和作家皮西亞斯（Pytheas）記述了他于公元前300年，在歐洲西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地區的一次開創性的航行。

維京人的劫掠

793年，一個寧靜的夏日里，維京人喧鬧地闖進了歷史記錄之中。可能出發于挪威西部的掠奪船隊，出現在英格蘭東北部的諾森布里亞（Northumbria）海岸外的圣島（Holy Island）附近，將那里的林迪斯法恩修道院洗劫一空。自從愛爾蘭隱士圣埃德恩（Aidan）在635年建立起這個修道院之后，修道士們便在這里過著與世無爭的虔誠生活，他們無力阻止掠奪者把自己的財物拖上龍頭長船。任何試圖反抗的人都被砍殺。

從對維京人的第一次攻擊的反應來看，這次掠奪完全出乎被掠奪者的意料。當時作家的記述近乎歇斯底里。《盎格魯-撒克遜編年史》以哀怨的語調，連篇累牘記載了此后的一系列掠奪：“這年諾森布里亞出現了可怕的兇兆，把人們嚇壞了。它們包括狂猛的旋風和閃電，又看見火龍在空中飛舞。……6月8日，異教徒又將林迪斯法恩的天主的教堂慘加破壞，又搶又殺。”修道士編年史學家達勒姆的西米恩（Symeon of Durham，作品完成于12世紀初）記述了維京人是怎樣“無情地掠奪并且毀滅一切，以他們褻瀆的雙腳踐踏圣物，將祭壇挖開，還將教堂的所有珍寶都搶走。一些牧師被他們殺死，還有人被羞辱，赤身裸體地被趕走；還有一些人淹死在大海里”。我們對林迪斯法恩大屠殺的印象，難免要受阿爾昆（Alcuin）的影響。阿爾昆是諾森布里亞的重要學者，也是一個神父，他在786年效力于法蘭克王國查理大帝的宮廷。在維京人進行掠奪前，他正好在回家的途中。大概是由于林迪斯法恩距離他的出生地（在約克）很近，這讓他心里受到了很大沖擊，所以他寫下了至少5封關于這次攻擊的信件，將這件事視作是譴責他的英格蘭同胞們道德淪喪的借口。他指責他們剛愎自用，才讓“災禍降臨到了圣卡思伯特（Cuthbert）的教堂”。阿爾昆重點記述了維京人的暴行，卻沒有明晰地梳理這次攻擊行為，在他看來，他們就是上帝的審判工具。他在給諾森布里亞國王埃塞爾雷德（Aethelred）的信中寫道：“看啊，我們和我們的祖先已經在這個美麗的島嶼定居了近350年。太恐怖了，一個異教的種族攻擊我們，這在不列顛還從未有過；而從大海之上突然沖來這樣的襲擊者，我們想都沒想過。”為了強調他的主旨，他還寫道：“看啊，圣卡思伯特的教堂中灑滿了主的牧師的鮮血，它全部裝飾物都被搶走了，這個不列顛最為神圣莊嚴的地方，受到了異教徒的玷污。”他完全將這一事件的過錯推到他同胞的低劣的品行上，他們應該“想想你們的打扮、穿著和發型，想想從王公到平民的奢華裝扮，看看你們修剪過的須發，你們就好像異教徒一樣”。對林迪斯法恩的掠奪明顯契合了阿爾昆想對教會進行改革的想法，他在主張中一次又一次地提到這次攻擊。不過，英格蘭之外的編年史家對此顯然沒有多深刻的印象，阿爾昆在他的信件中一次又一次提到的林迪斯法恩的掠奪，他們卻很少提及。

維京人對愛爾蘭東北部和東部的主要修道院也進行了一系列的掠奪。在823年和824年，貝爾法斯特灣（Belfast Lough）的富裕的班戈（Bangor）教堂兩度被洗劫，維京人在那里再次褻瀆了基督徒的信仰，他們蠻橫地將修道院的建立者圣坎戈爾（Comgall）的遺骸拋棄，搶走了他的圣骨匣（很可能和其他的大多數圣骨匣一樣，由貴重金屬制成且鑲嵌有珠寶）。9世紀30年代，維京人的掠奪行動漸趨頻繁。第一次是在832年，他們進攻了阿爾馬（Armagh）的大修道院，因為發現劫掠此地獲利頗豐，他們在一個月內至少又進行了三次襲擊。隨后，他們開始進一步深入內陸：833年，北部的德利（Derry）受到攻擊，而在南部，都柏林附近的克朗多金（Clondalkin）和利斯莫爾（Lismore）的大修道院也被洗劫。在接下來的兩年里，他們又襲擊了一連串的修道院：格倫達洛赫（Glendalough）、斯萊恩（Slane）、弗恩斯（Ferns）、克朗莫爾（Clonmore）。不過這些行動大多是投機性的，其規模往往僅有幾條船，維京人在襲擊之后又迅速撤離。愛爾蘭因政治上的分裂而無力組織集中的防御，這讓他們反應遲緩，讓維京人有機可乘。和英格蘭（蘇格蘭的情況也很類似）不同，愛爾蘭沒有真正的喘息之機，五年內這些攻擊將進入一個全新且更危險的階段。

處于加洛林王朝（最有名的統治者是查理大帝）的“法蘭西亞”，是斯堪的納維亞之外第一個同維京人建立聯系的地區。法蘭克人在8世紀30年代征服了鄰近的弗里西亞（Frisia，現在的荷蘭和德國西北部的北海沿岸地區），這樣它的邊界就離丹麥相當近，丹麥的船只很容易抵達這里。雙方僅隔著薩克森人，但是從772年起，查理大帝發動了一系列的進攻，讓薩克森人最終在797年徹底臣服。由于害怕法蘭克人將邊界進一步推進到丹麥境內，丹麥國王古德弗雷德（Godfred）率領艦隊和大批騎兵前往丹麥-薩克森邊境上的石勒蘇益格（Schleswig）。由于擔心自己的安全，他取消了同查理大帝的個人會面，而是派遣使者相商，最終雙方簽訂了交換逃亡者的協議。查理大帝在把當地居民遷居到法蘭克王國腹地后，將大片被征服的薩克森人的土地交給阿博德里特（Abodrites）部落定居，由于古德弗雷德進攻這個部落，因此法蘭克人和丹麥人之間的關系又出現了惡化。

當法蘭克人的盟友阿博德里特部的首領被殺（這或許是古德弗雷德的命令）后，法蘭克人和丹麥人隨即進入敵對狀態。810年，查理大帝打算遠征古德弗雷德，卻被對方先下手為強，“來自諾德曼尼亞（Nordmannia）的200艘船組成的艦隊”進攻了弗里西亞，并且“蹂躪了弗里西亞的所有島嶼”。這次掠奪，與維京時代早期對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掠奪不同，是一次有王室支持的大規模進攻。

弗里西亞人支付了100磅白銀的贖金才得以免遭侵害。而不久之后古德弗雷德被刺殺而死，他的侄子赫明（Hemming）繼承王位，敵對行動就此得以避免。不過，法蘭克人仍繼續干涉丹麥的政治，赫明很快被古德弗雷德的兒子們推翻。而繼位者隨后又要對付一個名為哈拉爾德·克拉克（Harald Klak）的王位宣稱者，但此人很快就被迫在虔誠者路易（于查理大帝在814年逝世后繼承王位）的宮廷中避難。路易試圖讓哈拉爾德重新登上丹麥王位（而且自然是作為法蘭克的傀儡），這引發了丹麥人的強烈反應200多艘船組成的艦隊在薩克森登陸。路易的政策還是取得了某種程度上的成功，因為哈拉爾德在819年回國，并且得以與古德弗雷德的兒子們共同統治。不過他似乎并不對他的法蘭克資助者心懷感恩，因為在820年，13艘“來自諾德曼尼亞的海盜船”出現在佛蘭德斯的海岸外，而后一路掠奪，甚至抵達了塞納河流域和普瓦圖（Poitou）。最后在阿基坦發動了一次攻擊后，這些掠奪者才返回家鄉。

對野蠻人傳教

路易只好轉而求助于基督教，以期轉變丹麥人好勇斗狠的性格。也是這時，首次有記載提及蘭斯大主教埃博（Ebbo）出發勸導丹麥人皈依。哈拉爾德國王被說服并皈依了基督教，他在英厄爾海姆（Ingelheim）的王宮里舉行了奢華的洗禮儀式。路易則成為他的教父，這體現了他在皈依活動中的一種精神上的宗主權。不幸的是，在827年哈拉爾德再次從丹麥被驅逐，古德弗雷德的兒子霍里克（Horik）成為唯一的丹麥國王，讓這一策略無果而終。哈拉爾德暫時得以統治弗里西亞東部的魯斯特林根（Rstringen）地區，以等待回國復位，只不過那一天終究沒有到來。

9世紀30年代，法蘭克王國的政治情況十分復雜。虔誠者路易要面對一系列陰謀詭計，而這些陰謀來自權貴們和他的幾個兒子：洛泰爾（Lothar）、禿頭查理、日耳曼人路易。隨后在833年，他面對一次公開的叛亂，而他的軍隊在“謊言之地”把他拋棄給叛軍，他被迫暫時退位。大約在10個月之后路易復位，不過此時洛泰爾已經獲得了一個名為哈拉爾德（Harald）的丹麥首領的支持，他對弗里西亞進行掠奪，以削弱他父親的力量。834年，一支丹麥部隊公開地進攻了商貿重鎮多爾斯泰德（Dorestad），他們破壞了港口并且進行屠殺。835年，那里再次被洗劫，翌年又遭到第三次攻擊。隨后得意揚揚的霍里克國王派遣使者前往法蘭克宮廷，否認對這些掠奪的責任，并且聲稱他已經親自逮捕并處決了罪犯。在虔誠者路易于840年逝世后，形勢變得更糟，政治動蕩隨即爆發，這為丹麥的維京人提供了充足的機會。法蘭西有漫長而薄弱的海岸線，盧瓦爾河和塞納河的河口又門戶大開，難以守衛。然而真正的風暴，此時還未到來。

對早年間位于法蘭克王國、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受害者而言，維京人的出現似乎毫無征兆。不過北歐人并不會憑空出現。他們生活的社會并不原始，而且在這些掠奪活動之前的數個世紀中一直保持快速發展。當這些斯堪的納維亞掠奪者于8世紀末期突然產生時，他們的家鄉是怎樣的呢？這片龐大的地域自然不是整齊劃一的，地理環境和社會發展都存在差異。那些記錄他們早期攻擊行為的外人，忽視了這些地區在歷史上有很大不同，他們對如何劃分這些族群不感興趣，而更在意記述那些施加在自己身上的暴行。

對于斯堪的納維亞的早期記錄

斯堪的納維亞的地域范圍廣闊，從挪威的最北端到日德蘭（Jutland）的最南端之間的距離超過1200英里，中間包含各種各樣的風景地貌。在南部的丹麥相對平坦，它的主體日德蘭半島是日耳曼平原的北部外延。大貝爾特海峽（Great Belt）將它同主要的島嶼西蘭島（Zealand）和菲英島（Fyn）分割開來，而丹麥東部向北，隔海相望的是今屬瑞典的斯科納（Skne）和布萊金厄（Blekinge）。正因如此，這兩個地區在鐵器時代的多數時間里和中世紀早期都是丹麥統治者的勢力范圍，而且在9世紀晚期到10世紀是第一個統一的丹麥王國的組成部分。比起那些更靠北的地方，丹麥大片的肥沃農田可以供養更多的人口，不過島嶼眾多也對政治統一不利。

斯堪的納維亞半島上，一組碩大的山脈從北部的芬馬克一直延伸到南部的斯塔萬格（Stavanger，今屬挪威）附近，將半島分為東部和西部地區。半島的西部主要面向大西洋，那里有犬牙交錯的海岸線，這讓海面甚至在最寒冷的季節也不封凍；而東部則面向波羅的海，冬季更為寒冷，那里每年都有數個月因冰封而無法航行。正是這些差異，才塑造了各不相同的西部王國（挪威）和東部王國（瑞典）。

大多數沒有被山巒覆蓋的土地上都有茂盛的植被。落葉闊葉林只在最南端（丹麥，以及瑞典和挪威的南部）占據主導地位。漸漸向北，冷杉、松樹和云杉的混交林就逐漸轉變成針葉林（北方的大片松樹林）。水道和湖泊將地形分割得支離破碎（這種情況在瑞典和芬蘭十分突出），陸上交通變得更加困難；加上挪威漫長的海岸線、丹麥眾多的群島，都能很好地解釋為什么斯堪的納維亞人精通于使用船作為交通工具。

整個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最肥沃的地區位于南部，例如瑞典的梅拉倫湖（Mlaren）和烏普薩拉（Uppsala）的周邊地區，以及挪威的奧斯陸峽灣地區；其次是西南部地區（羅加蘭、松恩、霍達蘭），以及更靠北的現在的特隆赫姆地區。這些地方能成為我們所知的早期王公們權力的基礎，絕非偶然。

在最后一次冰河期的晚期，漢堡文化的獵鹿人為尋找獵物，隨著退卻的冰蓋一路北上，進入斯堪的納維亞，成為那里最早的定居者。他們在約14?000年前來到斯科納，而后坐著皮制小舟，在整個半島散布開來。到公元前7000年，他們的分布已經遠至芬蘭南部。這些早期移民完全以狩獵和采集維生，農耕技術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才被引入斯堪的納維亞。從那時到公元前500年的鐵器時代之初，斯堪的納維亞社會的財富、人口和復雜程度都在增長。然后，危機爆發了。氣候變冷、降水增加，來自南方的凱爾特人部落他們正在向中歐擴張的青銅供應漸趨斷絕，而且奢侈品的貿易路線也向南移動到地中海地區。這一切壓力都加在了當時的斯堪的納維亞的社會各階層之上。

在羅馬帝國的鐵器時代（公元1—500年），當地社會變得更加尚武，社會不平等程度進一步加深。羅馬帝國的各種商品流入斯堪的納維亞，包括青銅器、玻璃和珠寶，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羅馬風格的武器。這些武器的主人有可能是那些在羅馬帝國的輔助軍團效力的戰士，他們回家時也把武器帶回了北方。

我們所知的第一份關于斯堪的納維亞的歷史資料來自古希臘和古羅馬的作家。來自馬賽的希臘旅行家和作家皮西亞斯（Pytheas）記述了他于公元前300年，在歐洲西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地區的一次開創性的航行。他提到從不列顛向北航行6天后，抵達了一個被稱為“蘇勒”（Thule）的地方。當地居民以野果為生，因為那里“缺少適于農作物生長和牲畜繁殖的土地”。不過關于他提到（無論是否實際去過）的這個地方是否真的是斯堪的納維亞（或者冰島），目前仍存在許多疑問。更為確切的資料來自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Tacitus）。他記述奧古斯都派遣一支羅馬艦隊在公元5年的8月起航，沿著弗里西亞的海岸線探索。這次航行抵達了日德蘭半島的最北端。這次遠征（羅馬人唯一一次用船進入那個地區）中收集的情報也許是現存的資料之中第一次提到“斯堪的納維亞”。在老普林尼（Pliny of the Elder）的《博物志》（公元1世紀后半葉）中再次出現了這個地方，而且書中將它拼寫為“斯卡的納維亞”（Scadinavia），意為“危險之島”，這或許說的是卡特加特海峽（Kattegat）附近的急流在那里航行十分危險。

公元150年左右，亞歷山大里亞的作家托勒密（Ptolemy）將斯堪的納維亞的各個部落記錄下來，比如瑞安奈斯人（Suiones，后來被轉寫為瑞典人）和古托伊人（Goutoi）。古托伊人大概就是6世紀的盎格魯-撒克遜史詩《貝奧武甫》中提到的耶阿特人（Geatas），這個名字同瑞典王國主要的歷史劃分有著緊密的聯系。在《貝奧武甫》成書的大遷徙時代，有更多間接提及斯堪的納維亞有關的作品，不過令人沮喪的是，其中的大部分都相當晦澀難懂。其中最重要的是約達尼斯（Jordanes）于6世紀中期寫的《哥特史》。約達尼斯記載了28個斯堪的納維亞的民族，比如高提哥特人（Gautigoths）和瑞提迪人（Suetidi）。他還將斯堪的納維亞稱為“民族制造所”，他還首次提出：哥特人從哥特蘭向南遷徙，勃艮第人則來自博恩霍爾姆，倫巴第人的家鄉在瑞典南部的斯科納。這些觀點被后來的作家廣泛認同。

2世紀左右，丹麥地區的考古記錄變得更加貧乏，不僅將珍貴物品扔進沼澤的獻祭儀式終止了，而且喪葬習俗也從土葬轉為火葬（意味著能從陪葬品中獲得的信息也更少）。不過來自挪威和瑞典的信息相對豐富。在瑞典，有證據表明在梅拉倫湖地區興起了一個王國。這個時期的瑞典比較繁榮，在烏普薩拉北部的瓦爾斯加爾德（Vlsgarde）和文德爾（Vendel）發現的一系列奢華精美的船墓證明了這一點。所以550—750年的這200年的瑞典歷史時期被稱為文德爾時代。多數我們所能收集到的、關于瑞典的最早期的狀況來自《英格林加薩迦》。這個于13世紀被再加工的詩歌（英格林加塔爾，“Ynglingatal”）最早是在9世紀完成的。它講述了有關年代最早的瑞典統治者的故事，而其中多少是歷史又有多少是神話一直備受爭議。似乎是在6世紀時建立了一個王朝，它的統治地點，在從梅拉倫湖開始的水道同內陸盛產毛皮的地區延伸出來的路線交匯之處。這個王朝早期的統治者有三位國王，名為奧恩（Aun）、埃吉爾（Egil）、阿蒂爾斯（Athils）。他們的統治存在的唯一實際證據是三個巨大的封土堆，位于格拉烏普薩拉（Gamla Uppsala，即“舊烏普薩拉”）的12世紀的羅馬式教堂附近。這三個封土堆以北歐神話中的三大主神來命名，一般被稱為奧丁之墓、索爾之墓和弗雷之墓。如今雖然這里已經被綠草覆蓋，但當年這些封土堆必然離瑞典諸王的統治中心與信仰中心不遠，11世紀的作家不來梅的亞當記述了在這里進行的駭人聽聞的異教獻祭儀式。附近博物館中的珍寶可以在某種意義上證明這些國王的權力和財富，而他們統治的具體情況和權力的實際規模，現在已經無從得知了。

在維京時代開始前的幾個世紀里，瑞典一直欣欣向榮。相應的實際證據來自梅拉倫湖的黑爾戈島（Helg）上的定居點，那里在5—7世紀時作為早期貿易地點來運行。當地有許多倉庫和工坊，工坊中可以生產首飾（一些是金質首飾）、玻璃珠、鹿角梳，在年代更晚的維京時代的定居點中，這些物品都頗為常見。這個商業中心的貿易網絡延伸極廣，考古證據中甚至有來自印度的佛像、愛爾蘭的主教牧杖的部件、英格蘭南部的玻璃制品。

相比之下，關于丹麥最早期歷史的資料并不豐富。有一個傳說：丹麥是以烏普蘭國王耶普爾（Ypper）的兒子丹（Dan）而得名。這幾乎可以肯定是虛構的，不過這個傳說故事也許保留了丹麥的王室家族和瑞典之間的關系的久遠記憶。《貝奧武甫》中提供了幾個統治者的名字，比如舍爾登（Scyldings，“擁盾者”）。薩克索·格拉瑪提庫斯在他的《丹麥諸王紀》中提到了一個國王，名為哈夫丹（Halfdan，字面意思就是“半丹麥人的”），他的兒子赫羅斯加（Hrothgar）也出現在《貝奧武甫》中，而且他所處的時代大概可以被定位到5世紀末。

《貝奧武甫》還進一步講述耶阿特國王赫伊拉克（Hygelach）在同烏加斯人（Hugas，或是法蘭克人）的戰斗中戰死。這次進攻大概才是有史可查的第一次“維京人的”掠奪行動。法蘭克歷史學家圖爾（Tours）的格里高利在他的《法蘭克人史》中的記載就印證了這件事情。這一資料應當足以證明，在林迪斯法恩遭到攻擊前的幾個世紀里，斯堪的納維亞人已經非常確實地威脅到了北歐的海岸線。

下一個關于丹麥的文字記錄直到714年才出現，根據記載，英格蘭傳教士圣威利布羅德（Willibrord）在當時被派去“野蠻的丹麥人部落”傳教，并且會見了他們的國王安根杜斯（Ongendus），這次傳教活動的長期影響似乎很有限。這些經歷模糊的早期丹麥國王掌握著相當大的權力，所謂“丹麥墻”（Danevirke），就是這種權力的證明，它是從南方的入侵者的手中保衛日德蘭半島的基地而修建的一系列復雜的防御工事。

雖然瑞典、丹麥和挪威的小酋邦可能在7世紀晚期到8世紀初便開始逐漸合并為小型王國，可是形成的社會依舊以鄉村為主（類似城鎮的聚居區直到8世紀早期才出現，而且規模很小）。大多數人生活在農場里，居住在一般被稱為“長屋”的建筑中。這些長屋的大小最少有100英尺長、15—20英尺寬，它們一般由木材建成（而在木材稀缺的地方用泥炭建造），支持房屋的圍籬用枝條編成并抹上灰泥。長屋的墻壁一般微微向外彎曲，外凸的外觀與船體的形狀頗為相似。在長屋的內部，托住天花板的木柱沿著房屋的長邊將整個建筑大體分成三個部分。一般在長屋的一端有一個畜欄，用于在冬天飼養牲畜。外側的走廊中放置長椅，供人閑坐、吃飯和睡覺。在長屋的中央有一個長方形的大火爐，用來取暖、照明和烹飪，這里也是房屋生活的中心。往往除了木箱子和“高椅”（制作更為精美的高靠背座椅，供一家之主使用，在側面由兩個大木柱支撐）之外，里面再無其他家具；在屋內也毫無隱私可言。

傳統上，這個社會被分為三個階層：“波利爾”（Prael，即“薩爾”，“thrall”），指非自由人；“卡爾”（karl），自由的小農；“雅爾”（jarl），即貴族。盡管斯堪的納維亞的奴隸無疑是社會中的最底層，但他們并不像在歐洲其他的地區那樣備受壓迫。斯堪的納維亞的法律允許釋放奴隸，也允許地主將他們同女奴生下的孩子變為自由民。這個階層在維京社會中一直占比不大（而且到12世紀，除了瑞典，在其他地方都正式廢除了奴隸制）。

自由民和奴隸的地位都是世代相傳的，不過，掠奪時擄走的戰俘會增加奴隸的數量（奴隸的數量在維京時代大幅上升了）。奴隸在法律上是不受保護的，他們并沒有和自由民一樣的權利。舉個例子，如果一個奴隸因為侮辱自由民并且被殺了，那唯一的懲罰是與奴隸的價格相當的罰款；如果一個人殺死的是自己的奴隸，那就根本不會受到懲罰（除非這種情況正巧發生在大齋節期間，那樣的話，殺死這個不幸奴隸的人將會受到放逐出境的處罰）。

當地社會的大多數人是并非貴族的自由民，他們有權在當地的集會，所謂“庭”（thing，是維京社會中十分普遍的一個機構，負責決定重要的公共事務、旁聽法律訴訟）之中表達意見。這一社會階層十分廣泛，包含了勞工、佃農以及沒有貴族地位的地主。自由民一般被稱為“邦迪”（bndi），指的是一個經營自己家業的男人。最重要的小群體則是“歐德爾斯邦迪”（alsbndi），擁有“自由保有權”的自由民，他們能將自己名下的土地傳給后代，盡管要受到一系列法律的限制（在沒有他親屬的認可下，他無法合法地將應由家人繼承的土地送給外人）。隨著社會分化的加劇，其他類型的自由人也出現了，特別是無地勞工和小自耕農，他們的法律地位和地主基本相同，不過他們受傷或死亡時得到的賠償要比那些有“自由保有權”的親戚要少一些。

貴族之中最重要的人物被稱為“雅爾”（jarl）或“厄爾”（earl）。這個稱呼只用于那些地位最高的人，他們通常可以同國王平起平坐。舉個例子，赫拉迪爾（Hladir）的雅爾以特倫德拉格（Trndelag）控制了挪威北部的大片土地，他們經常同挪威國王分庭抗禮，或者在丹麥國王想要掌控整個挪威時，成為丹麥人的代理人或攝政者。王室主要的扈從和幕僚往往就來自這個階層。而作為社會的貴族階層，在維京時代的末期，隨著國王權力的增加、他們自由行動的權利的削弱，其影響力大不如前，他們世襲的封地大多轉化為國王授予的官職。

本文摘錄自《維京人的世界》， [英]菲利普·帕克（Philip Parker）著，高萬博/李達 譯，后浪丨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20年3月。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