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史新論：范式更新與視角轉換》，[德]薛鳳、[美]柯安哲 編，吳秀杰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9年4月出版

清華大學劉東教授常年致力于將具有學術價值和啟發意義的西方文獻引入中文世界，這本《科學史新論——范式更新與視角轉換》作為劉東先生領銜主編的“科學與社會譯叢”中的一冊，亦承擔著向國內學界傳播新知的使命。該書英文書名叫History of Science Reader（科學史文摘），中文名卻叫做《科學史新論》，足以見得這一“新”字對于中國科學史學界和主流歷史學界，具有更為不同尋常的意義。

薛鳳的學術之路與本書旨趣

此書的編者之一是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科學史研究所的所長薛鳳（Dagmar Sch?fer）。薛鳳是中國科技史學家，以研究宋明時期的技術史和科技文獻著稱，其著作《工開萬物：17世紀中國的知識與技術》獲得2013年亞洲研究學會頒發的列文森獎。薛鳳將《天工開物》一書的寫作置于明朝中國社會和世界出版業的大背景中，對其歷史地位及其形成過程提出了兩個頗具新意的觀點。

第一，《天工開物》的歷史地位不應該對應法國百科全書學派，一來宋應星的創作過程缺乏充分的實地考察與材料采集，二來宋應星對此書的期許也遠高于紀實。薛鳳指出，明王朝內憂外患交加，宋應星在仕途受挫后，希望通過出版的方式，將自己的秩序觀宣揚出去經世救國。《天工開物》中，工藝技術是更高的宇宙觀的體現，宋應星本身并不具備相關的知識背景和行業實踐經驗，他感興趣的是工藝背后的秩序與邏輯，他采用了儒家理學中的“氣”的概念，認為世間萬物皆由氣和由陰陽之氣沖突而生的“五行”構成，他弘揚萬物構造的“氣”中普遍蘊含的神性，這與以狄德羅為代表的法國學術旨趣相去甚遠。

《天工開物》煉鋼

第二，薛鳳從十七世紀中國和世界出版業的發展狀況，理解《天工開物》的創生與海外影響，并以此為例呈現了科學文獻傳播的真實路徑與土壤。薛鳳指出，宋應星寫作出版《天工開物》顯然抱有營利的心思，該書在其兩位友人的支持和資助下出版，但在中國影響甚微，再版之后試圖走暢銷獵奇路線，結果依舊差強人意，甚至在清朝遭到封殺；在日本卻遇到“植產興業”的契機，作為技術指南廣為傳播。民國時期《天工開物》海外回流也離不開日本所存版本的幫助。歐洲人對《天工開物》頗感興趣也是因為該書的工具性、實用性對應了歐洲業已形成的學術取向與形態，而這種智識關切在明清中國仍很稚拙。

薛鳳借《天工開物》的誕生和傳播，強調了社會經濟條件的在場，超越了李約瑟實證性質的研究范式，將中國科技史從西方中心評判體系中解放出來，開辟了更廣泛且更具趣味和歷史價值的學術領地。薛鳳留學中國大陸和臺灣地區，曾在杭州、北京、新竹駐留研修傳統技藝，《工開萬物》的成功證明薛鳳的求學之路本身就是一種啟示——科學史離不開技術本身的物質性，正如科學文獻離不開實體的經濟背景，也正如一般通史離不開科學史視角中對物質條件的強調，而這種物質性對知識生產的限定并非局限于非西方的現象。

可以說，《科學史新論》一書的價值取向，一定程度上是由薛鳳的經驗和興趣決定的，科學文獻的經典化過程、跨國界傳播、出版編輯工具的影響等成了本書的主干線索之一。而另一位編者，普林斯頓大學科學史專業的講席教授柯安哲（Angela N. H. Creager）從事生物化學科學史的研究，尤其是八十年代美國學術界的規則的形成，她的加入將本書對科學史中對物質性的關切落腳到醫學和生物學的學科挑戰，增強了本書選題選材的“硬核”程度。

分水嶺與新發展

當然，這本書并不是薛鳳的個人著作。為了讓本書兼顧編者品位和學界前沿發展，薛鳳所在的馬普科學史研究所和科學史學會牽頭成立了一個編選委員會，該委員會的成員來自美國醫學史學會、英國科學史學會、科學技術史與科學技術哲學國際聯盟科學技術史分會、歐洲科學史學會、技術史學會和醫學社會學學會六個組織。入選的十二篇文章是委員會成員對提名的七十八篇文章在線投票后產生的，這樣就能做到既反映科技史下各個學科各自的關切，也保障文章所涉地區具備足夠的多樣性。

《科學史新論》旨在展現：當科學史與一般通史結合，將會撞擊出什么樣令人驚喜的火花。該書的內容選取大致可分為四個方面：一、科學知識的文化成因及形成過程，二、社會利益和信念背景下的科學知識，三、物質層面理解知識生成和擴展方式，四、科學在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區的不同境遇。最終入選的十二篇文章發表于1990-2015年間，這些作品和它們的作者們至今仍在學界具有影響力。

之所以選取1990年后的文章，是出于編者對學科沿革和范式變遷的考慮。科學史誕生之初逃不開典型的英雄敘事，大科學家被描述為靈光一現，先于時代的偉人，完全超脫于他所處的時代與社會。進入六十年代，庫恩的范式論重新設置了科學史的議程，1962年出版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成為學科發展的第一個分水嶺。“科學共同體”的作用得到凸顯，科學從業人員的社會和社交屬性成為研究的焦點，科學知識的客觀性不再天然建立于知識的性質，科學史由此邁入關注科學技術社會性的“后庫恩時代”。七十年代興起的科學知識的社會學強調科學的階級性和經濟利益，也強調其作為集體信念的作用和自我實現過程，這一學術風潮也將學術焦點從施動者和生產端，轉向了受動者和消費端對科學和技術的塑造作用。

科學史視野的進一步聚焦和深入發生于七八十年代之交，拉圖爾和伍爾加1979年的著作《實驗室生活》成為了二號分水嶺，該研究不但將研究對象進一步縮小，而且開啟了對科學生產物質性和人工性的關注。關于一般意義上的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的討論不再受到歡迎，微觀視角和人類學式“深描”成為新的研究潮流。1985年夏平和沙弗爾的《利維坦與空氣泵》一書為此種發展方向提供了進階的研究范本，該書以空氣泵這一實驗工具為爭議焦點，延續了拉圖爾等人開啟的微觀且物質性的視角；以波義耳排擠霍布斯的江湖之爭為例，凸顯了庫恩式的“科學共同體”對知識的社會性建構；將波義耳倡導的實驗哲學的勝出歸因于王政時期用實驗科學改造社會秩序的迫切政治要求，把認識論和科學哲學與宏大的政治經濟背景相聯，強調科學知識生產具有高度政治性。《利》書從三種意義上綜合了前人研究的成果與長處，是為科學史發展的第三座分水嶺。

《科學史新論》摘選的“九零后”文章是學科發展慣性的延續，貫徹了對科學生產中的物質性和社會建構的人類學式觀察，所關注的科學生產領域也愈發精細，而比起八十年代針對或局限于科學生產中心地帶，亦即西方的研究，這些新的研究又增添了對科學知識及其應用在跨國、跨文化、跨政治體制的背景中的檢視與反思，將非西方納入科學傳播的圖景，并賦予其能動性，可以說是該書新論的新意之所在了。

科學知識的傳播：流轉及圈內規則

就書中的十二篇文章，兩位編者雖然在緒論中將它們粗略分述，但沒有再立章節將它們分門別類，閱讀體驗不連貫。故此在編者所述的基礎上，將它們分為“知識的流轉及其規則”與“科學知識的不純”兩大塊，再進一步將其按五個研究方向細分，以便讀者發現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五個方向分別是：信息的流轉，行業規則的產生，知識的社會性與政治性，科學材料的物質性，以及對現代與前現代關系的再思考。

關于信息的流轉，入選三篇。西科德（James A. Secord）是劍橋大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教授，他的《知識在流轉》一文在書中位置靠后，但是卻具有提綱挈領的作用。他主張以知識的流動、翻譯和傳承為契機，重新審視民族國家疆界、歷史分期和學科分界，把科學理解為一種溝通形式，一種歷史過程，進而探究知識是如何旅行的，“圈子”是如何形成的。一些學者將主體的互動（包括信任、共同持有的客觀性標準等）視為科學認識論的基礎，西科德認為這樣還不夠，他認為學界應該關注科學家所著文本是如何被制作、被擴散、被接收、被接受的，譬如知識生產的周期性，如學術日報、周報、月刊、季刊、年刊等，是如何強化身份認同和宗教式的忠誠的。西科德還指出，科學文本制作所依賴的技術也應該成為研究對象，這里的“技術”既包括教學的方法，例如師生溝通方式從繼承到討論的改變，也包括文本制作的物質條件，大到跨國界的學術會議、國際期刊和國際訪問，小到紙張、羊皮紙、墨水、橡膠、玻璃等書本媒介本身，它們都應該被視作信息的一部分。

另兩篇文章可以說是西科德所提倡的方法的踐行者。斯坦福大學古典學教授內茨（Reviel Netz）研究希臘數學著作中的注述，亦即后來閱讀者的評注和旁注。看似繁縟且毫無意義，解釋的都是顯而易見的內容，然而注述這一實踐逐漸標準化，如縮減前人文本，在末尾提供結論，旁征博引其他論著等等，這些做法一代代無意識累積，數學被逐漸改造為一個理想的、獨一無二的文本式對象，典籍化的數學便如中國儒學一般，呈現出保守主義傾向。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布萊爾（Ann Blair）則指出，今天我們所熟悉的復制粘貼，早在中世紀時期就已經是學者們應對信息過量的標準“套路”了，他們裁剪印刷品，把需要的部分粘貼成冊，書寫縮略式筆記；同時為了滿足查閱式閱讀的需求，出版商早在十六世紀就制作了書末索引，并以此作為賣點。可見我們今天習以為常的科學文本與規范，其形成本身也是淵源極深的歷史過程。

關于行業規則的產生，入選兩篇。獨立歷史學家朗（Pamela O, Long）指出，知識公開是今天的學界常規，其根源卻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采礦與冶金業的作者群體。朗提到了兩本重要的德文科普著作——比琳古喬的《火法技藝》和阿格里科拉的《礦冶全書》，這兩本頗具影響的著作都公開批評譴責了行業內對技藝內容的保密做法，如使用假名，借煉金術含糊其辭，行欺詐之舉，他們呼吁一種公開的學術討論和明晰的作者權，將口頭的匠藝知識寫下來，以促進行業健康繁榮發展。受此影響產生的后續著作，例如《施瓦茨礦山之書》又將重點放在投資礦業的經濟效益，知識公開和礦業發展由此進入良性循環。哈佛大學的科學史和物理學者加里森（Peter Galison）則是從康德對集體性的“我們”和個體性的“我”之間的哲學關系入手，討論了數百人之巨的論文集體署名，并以斯坦福直線加速器中心、大型正負電子對撞機的ALEPH團隊和歐洲核子研究機構的OPAL團隊為例，探討了署名管理法則的形成過程，并提出現代物理研究團隊成員間的異質性豐富了對于作者身份的探討，即：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代表團隊，也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被替代。

科學知識的不純：政治性、物質性與現代性議程

關于知識的社會性與政治性，入選三篇。赫克特（Gabrielle Hecht）是斯坦福大學核安全專業教授，其文章通過展現法國兩個石墨氣冷核反應堆的發展歷程，揭示了技術本身并不存在唯一的、最佳的路徑或具有必然性的內在邏輯。馬爾庫爾反應堆項目是戰后法國官員將決策外包給大公司的工程師之后的產物，工程師期望法國擁有核武器，但馬爾庫爾最終受制于政治考量，沒有用于軍用。但該項目對資源和組織的巨大消耗，為工程師限定了議程，它們必須在石墨氣冷堆的框架之內實現能源的高效生產，多方訴求匯聚，核能與法國的命運遂逐漸融為一體。赫克特稱，造核擁核并不是誰的決定，而是一個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反應堆既是技術產品，也是政治產品。哈伍德（Jonathan Harwood）是曼徹斯特大學教授，研究南半球“綠色革命”的政治經濟學，本書中摘選的是他對洛克菲勒基金會的墨西哥農業項目的研究。盡管初衷是解決饑饉，惠及小農，消除貧困，但是在實際的操作中，基金會卻無放將改良的玉米種子分配到小農手里。這不僅因為墨西哥政府的推廣組織不力，也是因為小農抗風險能力差，不愿改變生產方式與內容，也不具備教育背景和信息渠道去發起改變。最終，“綠色革命”在墨西哥加劇了務農人群的貧富差距，這證明了科技在不同經濟條件土壤里的嫁接未必總會達成理想的結果，有時甚至會破壞本土的知識和生產體系，仿佛是殖民時代的政治經濟效應的延續。羅森博格（Charles E. Rosenberg）寫于1992年的《疾病的架構》在當時極大拓展了學界對疾病的認知視角，他指出癥狀之外的疾病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由社會建構的。例如，對疾病的認知往往需要協商，需要不同世界觀和職業訓練圍繞疾病做出某種裁定，也只有當共識形成之后，這個疾病才會從一項變量，變成社會環境中的一個行動主體，為社會決策的方向提供正當性和理由。這當中牽涉的不僅是醫學共同體，同時也包含患者、患者的親友和其他社會關系的集合、需對工傷（如塵肺病）負責的雇主、提供保險福利的企業或政府機構等等，疾病正是在這樣的互動中被架構出來的。今年世界各國和跨國組織對新冠病毒疫情的定名定性，亦是通過社會建構定義疾病的實踐，這足以說明羅森博格學說的價值。

關于科學材料的物質性，入選兩篇。科勒（Robert Kohler）考察了美國果蠅遺傳學家們在二十世紀初的幾十年里，是如何發展出共享樣本種群以及確立科學成果歸屬的習慣的。摩爾根小組并非出于慷慨的善意而發布他們的工作信息，而是實際的工作量要求他們必須要與小組外的科學家共享信息。科勒指出，這一學界今日習以為常的實踐，是果蠅本身強大的生殖力的結果，是受迫于實驗材料的物質性而做出的戰略選擇，并非植根于美國文化的特性或者遺傳學界的特殊屬性。悉尼大學歷史學教授安德森（Warwick Anderson）的思路與科勒有共通之處，他考察了上世紀五十年代西方醫學界與巴布亞新幾內亞弗爾人中“庫魯”病患者的關系，并用人類學理論加以詮釋。當地人稱以劇烈搖晃為癥狀的疾病為“庫魯”，為了界定這個疾病，美國科學家蓋杜謝克要在當地采集病人的血液和尸體。由于弗爾人有將庫魯病人遺體烹煮食用的習俗，從弗爾人手里用物物交換得來庫魯病人的腦部和遺體，便被安德森類比為醫學界的“食人”，蓋杜謝克在他的筆記中曾多次提到這種相似性。安德森用人類學家莫斯的禮物理論，類比蓋杜謝克游走于土著與學界之間的復雜關系。庫魯病的病原體最終被確認是朊——一種可傳播的蛋白質，既沒有DNA也沒有RNA，其發現者收獲諾貝爾獎。安德森意在證明，科學知識內容的流通也存在交易交換的性質，并非科技對傳統、現代對傳統的一味支配，而蓋杜謝克這個位置的科學家則要因為科學材料特殊的物質性，被迫嵌入一套價值體系。也只有當離開這套體系之后，庫魯病人遺體才能超越其物質性，作為“禮物”進入科學界的流通。

最后一個研究方向，是關于現代與前現代的重新審視，入選兩篇。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歷史學教授格林（Monica Green）挑戰傳統女性主義觀點，指出男性對女性生殖分娩的介入并非始于現代醫學，早在中世紀就有民間男性醫師參與其中，并不存在一個女性獨自掌握身體權力的所謂“黃金時代”。格林指出，七十年代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催生了《女巫、接生婆和護士》和《抱怨與不適：疾病的性別政治》兩本書，是后世批判男權醫療的扛鼎之作，而它們對材料的選取因成書時間早，粗略而片面。隨著資料的積累，格林發現女性作為被記錄的醫療從業者的比重一直非常微小，早在中世紀時期醫療就已經出現男權化的現象，并非近兩百年特有的現象。另一方面，在前現代的醫療體制下，女性仍然具有相當的掌控自己生育權的能力。十六世紀歐洲已經出現了采用植物生化手段節育的做法，女子們似乎已經掌握通過調經來終止妊娠的辦法。她們所借鑒的這類醫書的初衷其實是通經助孕，很顯然，這些技術被使用者反轉了。格林提到了歐洲人口背景下這些避孕、節育措施可能地必要性，主張女性醫學史不能孤立存在，它必須置于醫學職業史和特定時期人口壓力的大背景下探討才有意義，總體上駁斥了第二次女性主義浪潮以來對女性身體歷史的過度政治化的描述。漢學家和國際技術史學會前主席白馥蘭（Francesca Bray）則指出，技術及系統并非只存在于現代和西方，中國居家擺置的經驗集合同樣是一個極為復雜的技術系統。白馥蘭探討了祖龕在中國建筑中的中心位置，生活的秩序如何圍繞它來展開，例如出入時周旋禮讓祖龕所展現的孝心。白馥蘭指出，將器物、生活空間與習慣、道德與文化三者相融合的建筑空間設置，本身就可以視作一種技術，這種技術不是生產技術，而是生活技術。其社會意義同樣重大，因為這樣既能夠將低級的秩序拉進文明、有教養的領域當中，又能維護精英階層在地位和學識上的優越性，保持其統治穩固且無處不在。

一種跨學科的未來

科學史新論》一書用十二篇文章展示了科學史的趨勢與價值。從內容上看，科技傳播中的微觀過程和物料基礎成為九十年代以來最主要的研究對象，隨著越來越多的科學史專業興起，會有越來越多非西方的學者參與討論，這一方向仍大有縱深可待開發。從方法上看，博采眾長是趨勢。科學史不能再限于八十年代對于舊時科學文獻的解讀，而是要從人類學和工藝學等學科中汲取更多靈感。此外，隨著對微觀過程考察要求的提高，越來越“硬核”科學工程學科專業人員的加入也是趨勢的一種。從學術價值上看，科學史的研究覆蓋了一般通史不會在意的部分，從更微觀地解釋變化發生的來源，從更徹底地批判通史編年中預設/默認起點的慣性思維，從更完整地呈現了歷史進程中主體的多元性，甚至連沒有自由意志的“物”，也可以是其中一員。

書中的十二篇文章從各個方面展現了科學史的學術價值。注述數學古籍規范的形成推動了數學學科的經典化和保守化，居家的擺置在私密空間里確立了高度社會性的法則，一種能源方式與國家命運合一起源于官僚的畏縮，科學界保障學術分享透明的約法三章來自于果蠅的繁殖速度……可以說，《科學史新論》向中國學界展現了“瑣碎”的巨大力量，這鞭策我們在探尋歷史問題深度的同時，不能放棄抽象思維，應當以比實證思維更高階的學理為橋梁，實現過去與現在，學科與學科之間的聯通，將中國科學史、技術史的發現以更具有思辨性的方式，推入世界科技史的流轉體系。從這個意義上說，每一位身在科學史、技術史和科學哲學領域的年輕學者，都有精讀此書的義務。每一位領域外的科研工作者也可拿來一觀，在跨學科的未來，有誰能保證你就不會成為這個作者共同體中的一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