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姓權與離婚冷靜期爭議背后的婚戀焦慮

上周，不久前剛剛生子的知名短視頻博主Papi醬因在母親節發布的一張略顯疲憊的照片，和在分享育兒日常中透露出的孩子隨父姓的信息，被網友罵上了微博熱搜，關于冠姓權的爭論一時間甚囂塵上。而就在一個多月前，一名女性網友在微博上公開聲稱因為丈夫不同意孩子跟她姓而最終決定離婚，很多人批評她的這一行為極端偏執，在當時也引起了熱烈的討論。同一話題在短時間內反復沖擊輿論場，透露出在諸多女權議題中看似并不重要的“冠姓權”確實一定程度上觸及到了問題的實質。同樣在上周，@央視新聞關于民法典草案擬引入“離婚冷靜期”的一條微博引發了強烈反對。從冠姓權到離婚冷靜期，背后體現的都是現代社會中人們的婚戀焦慮。

冠姓權是真問題嗎？

上一波討論中，微信公眾號“橙雨傘”發布的“女人一旦爭起冠姓權，就成了‘田園女拳’”一文中，作者小梅子提到，網絡上的為“冠姓權”而離婚的女性網友的批評折射出了當下社會中“冠姓權”落地的雙重性，人們一方面認為姓氏不是大問題，不應該被上升到女性權利的高度，另一方面卻以“訴諸傳統文化”為由把隨父姓作為自然而然的選擇。文中提到，按照我國《婚姻法》中的規定，父母雙方擁有平等的冠姓權，然而《中國青年報》在2017年針對“冠姓權”進行了一項調查，結果卻顯示接近半數受訪者不能接受孩子隨母姓。由此可見，注重延續“香火”、隨父姓、隨父居的父權文化仍然根深蒂固。該文作者由此指出，“女性對‘冠姓權’的爭取，是消除男尊女卑的文化歧視，女性反抗壓迫、爭取平等地位的重要一步。”

針對同一事件，微信公眾號“鳳凰WEEKLY”四月初發布的“老公不同意孩子跟我姓，我和他離婚了”一文則在開頭指出，隨父姓早已不是當今社會的唯一選擇，時下比較流行的做法有二，一是生兩個孩子，一個隨父姓，一個隨母姓，二是生一個孩子，用父姓+母姓取名。事件當事人則親身示范了這一問題的第三種解決方法——離婚。該文作者米利暗指出，在古代姓氏有著放亂倫、別親疏的作用，鞏固了以男性為中心的父權社會，女網友為“冠姓權”離婚的行為是一種頗有象征意義的反抗。

對于隨母姓，另一種常見的反對意見是，隨母姓也就是隨外公姓，并未構成對父權制的有效反抗。針對這種觀點，米利暗反駁稱，不論一名女性的姓氏從何而來，只要她成年以后一直使用并且認同，這個姓氏就可以被認為是她的一部分，她有權選擇將其傳承下去。文中還引用了博主淡豹的一則評論，“而且也沒必要說，無論姓誰的姓，最后都是男權的姓。在公司里爭取同工同酬，多一塊錢，少一塊錢，最后也一樣是男權資本主義制度的奴隸：）但也要爭取嘛。”文章最后指出，我們生活的世界早已發生了改變，女性不再是男性的附庸，在各個領域發光發熱，姓氏代表的父權大家長宗族制也早已不是今天的社會生產生活方式，然而在很多方面，大眾的觀念都是滯后于現狀的。由此可見，“冠姓權”確實是一個真問題。

Papi醬事件背后的真假女權之爭

針對Papi醬冠姓權爭議事件，微信公眾號“706青年空間”日前發布了署名小小烏鴉的“冠姓權與婚姻制度：走出‘獨立女性’的陷阱”一文。該文指出，Papi醬事件反映出今天仍有許多男性不能接受孩子隨母姓，認為這種做法有損其“男性氣質”與“男性尊嚴”，這與傳統中對“入贅”男性的歧視一脈相承，背后是父權制將具體歷史情境下形成的風俗與“性別氣質”強行關聯的狡猾伎倆。因此，女權主義斗爭的目標不應拘泥于讓女性擁有對孩子的冠姓權，而是讓姓氏不再具有封建的家族血緣意義。

針對這一事件中出現的眾多貶低Papi醬的言論，例如“好好的獨立女性怎么就成了婚驢”，以及由此引發的網絡輿論對“極端女權”的討伐，小小烏鴉認為，事實上并不存在所謂的“假女權”，只有“不是女權”。一部分女性以“婚驢”等侮辱性詞匯稱呼另一部分女性，是與女權主義無關的個人素養問題。盡管女性確實是現行婚姻制度中受到剝削的一方，但并非所有女性都有能力選擇不婚不育，大部分非城市中產的女性都是被社會習俗和家庭壓力推向了婚姻，對她們的辱罵是另一種形式的厭女。至于此次Papi醬被很多人詬病的“獨立女性”人設的坍塌，作者認為，所謂的“獨立女性”本就是認為構建的新自由主義產物，本身就是一個偽命題，在父權制和資本主義的雙重陰影下，新自由主義式的女權只會掩蓋更深層次的社會矛盾。“女權主義的矛頭要指向的不是男性更不是一部分女性，而應當是束縛每一個個體的制度本身。”

而在“新媒體女性”微博賬號刊發的“反隨父姓、反婚反育與反代孕——談談‘新興網絡女權’思潮”一文則將指責Papi醬讓孩子隨父姓的網絡力量歸為“新興網絡女權”。文章認為，“新興網絡女權”已經從女權主義的起點走向了女權主義的反面，其發展經歷了一個邏輯上的辯證歷史過程，第一階段是ayawawa代表的通過自我物化和情感操縱、提高自身在婚戀市場中的價值，主動融入父權制婚姻以謀求更好的處境；第二階段是咪蒙為代表的鼓吹女性為主體的自戀消費主義，強化男性在婚戀關系中的義務，標志著“新興網絡女權”正式登場；第三階段則是打著“激進女權”的旗號宣揚以反婚反育為核心的觀點，這一思潮是該文主要的批判對象。

文章指出，提倡個人主義的反婚反育不僅談不上激進，反而是反女權主義與后女權主義的表現，是一種用狹隘觀點看問題的“消極反抗”，她們的社會閱歷、包容性和思維能力的局限造成她們無法對婚姻之外諸如土地分配制度、財產繼承制度等社會結構性問題提出抗議。例如，這一群體將對子女冠姓權的爭奪設定為家庭內部權力對決的內容，拆解了當下中國社會情境下與冠姓權緊密相連的財產繼承制度代表的政治經濟意義，而她們對已婚女性的惡意攻擊，不僅壓制了本該產生共情、蘊含反抗能力的敘事，反而開啟了新自由主義厭女模式。她們還以同婚合法化必然帶來代孕合法化的偽命題為由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割裂了同為性別平等運動的同運和女權主義運動。作者還強調，“新興網絡女權”之所以在輿論場上影響巨大，除了煽動恐懼，還在于其膚淺破碎的、個人化的、訴諸情緒的文案風格天然低適合在網絡時代傳播。

“離婚冷靜期”會讓離婚更難嗎？

日前，微信公眾號“嚴肅的人口學八卦”發布了“如果生在現在，徽柔可以如愿以償離婚嗎”一文，從熱播電視劇《清平樂》中公主欲離婚而不得的情節，對“離婚冷靜期”設立可能帶來的離婚難問題進行了剖析。

文章指出，中國社會近年來一路攀升的離婚數量和離婚率，其實并不意味著離婚越來越容易了。我國的離婚方式主要有登記離婚（又稱協議離婚）和訴訟離婚兩種，其中前者占多數，程序上也更為簡便快捷，而專門針對這一路徑設立的“離婚冷靜期”將抬高登記離婚的門檻：申請離婚登記后的三十天內，任意一方都可以返回，三十天內未撤回申請，只要再三十天不去領取離婚證，申請便會自動作廢。盡管還可以選擇訴訟路徑，但事實上經過法院審理的案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案件獲準離婚。

文章援引Ethen Michelson 2019年文探討了中國的家庭暴力與離婚斗爭問題的文章指出，近年來快速增長的離婚率使人們忽視了長期存在的“維持婚姻穩定”的制度力量，而這些力量實際上與中國促進性別平等和離婚自由的法律存在諸多矛盾。中國關于離婚的判決是基于感情破裂的“破裂主義”標準，但在實際操作層面卻支持“防止草率離婚”這一更深層次的立法精神。Michelson認為中國法院離婚判決慣例之所以與離婚自由權利脫鉤，存在四項內生制度因素：有限的司法資源、保護家庭的意識形態、司法績效評估制度以及父權制度。由于以上種種限制，即使徽柔生在現代，能否順利離婚也未可知。

一場毀滅性風暴即將席卷拉丁美洲？

近日，Kyla Sankey在《雅各賓》雜志發文剖析新冠病毒對拉丁美洲的影響。幾年來拉丁美洲一直是全球南方增長最慢的地區，而現在冠狀病毒的沖擊將使其經濟達到一個臨界點。大規模流行病波及全球，但是，由于拉丁美洲國家對外部經濟的依賴、公共部門的破舊以及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對拉丁美洲國家的打擊將尤其大。

拉美經濟體特別脆弱，因為它們的增長模式與危機的三個中心點（中國、歐洲和美國）的貿易和投資掛鉤。在2002年至2012年的“大宗商品繁榮”期間，這些國家對石油、煤炭、銅和鋅等初級商品的需求是一個福音。但這種外部需求支撐的增長也掩蓋了一種詛咒，造成了更深層次的依賴性問題，工業基礎的空心化和金融部門的膨脹反映了更深層次的問題。

自2008-2009年金融風暴以來，美國和歐洲銀行的流動資金流入拉丁美洲，造成了不可持續的債務水平，使得拉美極易受到外部沖擊的影響。第一次危機始于2012年，當時生產過剩不可避免地使全球商品價格暴跌。

現在，隨著大宗商品需求的消融，恐慌的投資者急于將熱錢轉移到美國國債的安全港灣。隨著匯率的自由落體和企業債券泡沫的破滅，流行病將動搖拉美經濟的根基。

這種情況并不完全是新情況。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世界經濟衰退，大宗商品價格崩潰，引發了拉美地區的 “債務危機”。危機發生后，國際金融機構施加了自由市場的規訓，迫使各國通過削減公共部門和放棄工業化以支持商品出口戰略來償還債務。

2008-2009年的崩潰也迅速導致了大蕭條，而中國對自然資源的需求和金融投資的不斷增長才彌補了這一缺陷。每一次外部力量將拉美從危機中拯救出來的時候，拉美都會比以前更加脆弱。這一次，失去了支撐，其影響將更加嚴重。現在的債務水平比以前高得多，中國的經濟增長不會像十年前一樣。其他如旅游業等行業也迅速蒸發，匯款也干涸了。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4月份的《2020年世界經濟展望》中，預測整個地區的經濟萎縮4.2%。這一預測表明，經濟衰退的程度遠比上世紀80年代的“失去的十年”或2008-2009年的崩盤要嚴重得多。

最大的經濟體將受到最嚴重的打擊。依賴于美國出口、石油和匯款的墨西哥將面臨6.6%的收縮，依賴石油的巴西將收縮5.3%，阿根廷將收縮5.7%，同時還面臨著不得不重新談判980億美元債務的進一步挑戰。隨著貿易進入空前的衰退，企業破產，貨幣貶值，家庭拖欠債務，失業率飆升，拉美經濟正準備迎接深度和長期的蕭條。

3月20日，疫情期間墨西哥央行宣布降息。新華社 資料

國際金融機構在全球南方地區的記錄非常糟糕。然而，目前，它們是唯一擁有解決拉丁美洲各國政府面臨的問題所需的金融工具的機構。

有一項要求已經得到了支持，那就是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向其成員發行特別提款權（Special Drawing Rights），給各國提供額外的資金來支付醫療衛生和關鍵的進口。但如果沒有進一步的措施，這些新印制的“全球貨幣”可能只是被用來償還現有的債務負擔——目前拉美的債務負擔總額約為3.5萬億美元。

因此，正如進步的拉美領導人最近倡導的那樣，債務重組也是至關重要的。貨幣基金組織承諾的暫停償債無濟于事：只有徹底取消債務才能解決如此規模的危機。

公共保健是任何國家應對這一流行病的能力的關鍵。但是，病毒暴露了幾十年來在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刀下受苦的保健系統的根本問題。拉美平均衛生支出僅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7%，遠遠低于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6%。除古巴外，衛生工作者、ICU病床和呼吸機的數量也極少。

當美國政府和國際金融機構下令進行“結構調整”，為償還債務讓路的時候，公共部門的預算就成了首當其沖的對象。為應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償債壓力，厄瓜多爾總統莫雷諾在2017年至2019年期間將公共醫療支出從3.06億美元削減到1.3億美元，并廢除了大流行病治療單位，進行了裁員。

2020年2月，隨著冠狀病毒開始在全球范圍內蔓延，厄瓜多爾政府又裁掉了3500名醫護人員。以類似的方式，前總統馬克里為適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另一筆貸款的條件，對阿根廷的公共衛生保健系統進行了重組。去年，8個拉美和加勒比地區國家在償還債務方面的支出超過了公共醫療服務的支出。

不僅僅是資金的削減，公共醫療系統的私有化也削弱了它們應對疫情的能力。拉丁美洲破舊的公共系統是世界銀行贊助的以權力下放為基礎的重組方案的產物。這包括將中央政府的供資責任從中央政府轉移到地區當局，以及公共衛生系統內的各種形式的私有化(與私營醫療機構簽訂合同，將行政管理外包，以及將最有利可圖的服務和提供服務的部分分包出去)。例如，在墨西哥，私有化導致了一個零散和不協調的系統，私營和國營醫療機構爭奪合同。

大多數專家一致認為，要應對病毒帶來的快速傳播和病人激增，需要檢測、個人防護設備、呼吸機、重癥監護床和緊急隔離醫院。這需要長期的規劃、生產能力和國家機構之間的協調。然而，拉丁美洲空心化、支離破碎和私有化的公共部門很快就會被激增的病例所淹沒。

私營醫療機構忽視農村地區，農村在醫療衛生領域幾乎沒有什么盈利機會，政府也沒有介入。巴西的亂葬坑讓人們看到了完全缺乏基本醫療服務和基礎設施的貧困農村地區所面臨的危機。

公共衛生保健的復興曾經是反擊新自由主義的“粉紅浪潮”的旗幟。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和厄瓜多爾等國的“粉紅浪潮”政府都大幅度擴大了保健資金和保健服務的提供，烏拉圭也開始建立起了一體化的國家保健系統。

這些政府大幅增加了政府援助項目的覆蓋面，2004年至2014年期間，整個地區的社會保障覆蓋面從1000萬人擴大到3000萬人。然而，這些努力始終無法克服昂貴的私人衛生系統及分散的公共部門所帶來的挑戰。

左派政府未能重建國家主導、協調的公共部門，而強大的規劃能力正是抗擊流行病所需要的。在墨西哥，總統奧夫拉多爾讓軍隊負責醫院的采購和后勤工作，因為分散的醫療系統無法勝任。

委內瑞拉的Barrio Adentro醫療計劃是查韋斯的21世紀社會主義議程的基石。在油價高企的十年內，委內瑞拉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將最貧困的公民獲得初級衛生保健的機會增加了一倍，擴大和發展了衛生基礎設施，引進了3萬名古巴醫生，并培訓了自己的社區醫生。

但這一舉措從未被納入現有的國營公共衛生系統，而是與之平行。現在，美國的制裁阻礙了醫療用品的進口，2.2萬名醫生移居國外，委內瑞拉的衛生服務幾乎崩潰。

古巴是這一趨勢中的一個例外。憑借長期以來處理危機的經驗，古巴在宣布任何感染病例之前，就頒布了一項計劃，關閉旅游業，將生產重點轉移到必要的物資供應上，并保護關鍵工人。在歐洲和美國爭奪口罩和呼吸機供應的同時，古巴的“醫療國際主義”計劃向十幾個國家派出了醫療隊。

目前，大多數國家的政府都承諾了應對危機的救援計劃，比如為企業提供信貸額度，為窮人提供緊急援助等。但拉美國家缺乏發達經濟體的財政力量，無法實施應對危機規模所需的救助措施。迄今為止所采取的措施是不夠的，經常是不到位的，也不能持久。像哥倫比亞和秘魯這樣擁有較大外匯儲備的政府或許可以爭取更多的時間，但沖擊遲早會到來。難以克服的債務和一攬子緊縮計劃就在拐角處等待著。

所有跡象表明，即將到來的復蘇努力將是加強拉美統治階級權力的政治項目。哥倫比亞和巴西政府已經通過向銀行注入流動資金和救助一些企業來應對緊急情況。與此同時，工人們被迫承擔起賬單，靈活的勞動法為減薪和裁員提供了便利。

在拉丁美洲國家，50%至80%的人口——約1.4億人——在非正規經濟中生存，他們很容易滑過已經千瘡百孔的安全網。許多人擠在貧民窟里，無助地暴露在病毒爆發面前。在整個地區，數以百萬計的人沒有足夠的積蓄來維持一個星期以上的生存：隨著糧食供應的中斷，搶劫事件開始爆發。

哥倫比亞貧困的城市貧民窟已經開始暴動，下崗工人和非正式工人的暴動頻頻發生。正如一句流行的口號所宣稱的那樣，寧可死于冠狀病毒，也不要死于饑餓。窗戶上掛著數千塊紅色的破布，象征著對饑餓和社會隔離的不滿。巴西、玻利維亞、智利和厄瓜多爾各地也爆發了類似形式的騷亂。在墨西哥北部邊境的奇瓦瓦瓦州，數以千計的加工出口工廠工人在野貓罷工中走出來，拒絕在擁擠、無保護的工廠工作，那些工廠是病毒迅速傳播的沃土。這些行動無疑只是未來的一個縮影。

許多拉美政府的問題可以追溯到更遠的地方。拉美地區的權力平衡已經向右傾斜了一些年，但 "粉紅浪潮 "的右翼接班人缺乏前輩們的民眾支持，他們的執政聯盟更加脆弱。

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巴西，博爾索納羅與巴西幾乎所有民主和司法機構的公開戰爭已經廣為人知。在整個拉美，中央政府和聯邦政府之間的沖突一直是普遍存在的，因為政府在努力維護自己本來就渴望的合法性。莫雷諾的拙劣反應已經讓他的支持率跌至12%，而智利總統皮涅拉的支持率只有10%。這場大流行病暴露了一個混亂、分裂和無能的統治階層。與此同時，黑手黨網絡正在填補政府留下的空白，采取隔離措施。

大流行病在拉丁美洲引發的動蕩才剛剛開始，作者稱可以肯定它將持續多年，其經濟和政治影響都將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