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郎是解放以前名氣頂響的小報文人，他生就一副水晶肚皮，毫無城府，很講義氣，初登文壇，即以風流婉妙的舊體詩創作，被認為頗具“幾庵”（畢倚虹）風格；此后又因捧紅白玉霜，人送外號“江南第一枝筆”，這一名號如影隨形，聲名遠播，幾乎成了他的代名詞。

斗轉星移，世事變遷。到了1949年，國共之爭大勢底定。當新舊交替之際，小報及小報文人的命運究竟何去何從呢？

1949年2月24日，唐大郎在《鐵報》上的“高唐散記”專欄刊有一篇文章，提到了郭沫若在港刊發文，炮轟沈從文的近聞，筆下繪聲繪影，顯得顧慮重重：

文末甚至悲觀地說，“我將來預備同我的太太開爿小煙紙店，混他媽一輩子的”，可見當時的心緒多么低落，幾乎預備改行了。而到了下個月，他還在繼續這個話題，并開始實施這個計劃了：“我現在要籌備開煙紙店了，頂門面，置生財，乃至進貨物，在在需錢，但我沒有錢，現在想請朋友幫我的忙，大家來替我湊成功這爿小店。”（《高唐散記·籌備小煙紙店緣起》，1949年3月14日《鐵報》）

這也令我聯想起舒諲說過的話：解放后，上海小報早列入精神污染之列而被“一刀切”。然而他的話并不確切。最終一切柳暗花明，唐大郎并沒有退出報壇，他運道奇好，得到了貴人襄助。

1949年7月，上海市面上出現兩份革新小報，其一就是唐大郎和他的老搭檔龔之方合辦的《亦報》，創辦于7月25日。它要比另一份7月7日由馮亦代任社長，陳蝶衣主編的小報《大報》晚了十多天。

幾年前，筆者曾在拙文《唐大郎及其伙伴們》（《書城》雜志2015年4月號）中，對于建國初期為什么還要繼續辦小報，有所論列。其中引一位名喚“方曉藍”的作者刊于《新民晚報》的文章，提及夏衍與唐大郎的電話問答，頗有意趣：

方曉藍本名沈毓剛，是董樂山念大夏附中時的同學，也是唐大郎、龔之方1945年4月辦《光化日報》時招徠的新人。后由唐大郎介紹，入《亦報》社任編輯部主任，再后來一起并入新民晚報社。

到了2016年3月，《東方早報·上海書評》記者石偉杰登門采訪老報人吳承惠，談及解放后小報情況時，對于為什么還要辦兩家小報，作出兩條猜想：“一是用舊小報的形式教育當時的上海市民；二是維持小報從業人員的生活。”并說這期間，“夏衍同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誠哉斯言，這與魏紹昌轉引夏衍的說法不謀而合：“上海小報有相當數量的讀者，我們通過改造小報也就爭取并改造了小報的讀者，這是有比無好。小報辦兩張，不搞一花獨放，這樣可以促進他們相互比較，相互競爭。留用一批小報知識分子，也幫助他們及其家屬解決了生計問題。”（《夏衍同志二三事》）

再翻閱夏公的回憶錄《懶尋舊夢錄（增補本）》（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394頁），不難弄清楚這一方針實際來自周恩來總理。1949年5月中旬在北京，周總理向其傳達了黨中央對舊文藝工作者的總方針：凡是愿意留下來的，愛國的，愿意為新中國工作的人，都要團結，都要爭取。來滬之后，夏衍便依此貫徹。

說來有趣，夏衍是黨內少有的文人革命家，長期從事統一戰線工作。抗戰前后，他的大名多次見于《社會日報》這樣的小報，后者除了對其行蹤有所報道，還多次提及他所著劇本的演出情況。而唐大郎長年累月筆耕于此，對夏衍不至于陌生。盡管限于文獻無征，無從確知唐大郎與夏衍最早是怎么認識的，但他倆有著許多共同朋友，譬如老搭檔龔之方在藝華影片公司工作時，田漢主持影片創作并領導編劇委員會，夏衍也參與編劇。“后來夏衍、阿英、鄭伯奇進明星公司搞編輯，此時我與夏衍已經認識了。”（謝蔚明《我與龔之方》，2006年3月17日《文匯讀書周報》）再如好友王塵無既是夏衍任組長的電影小組成員，平時也在《社會日報》寫專欄，彼此的關系更近一層。此外，還有唐瑜、孫師毅，他們既是唐大郎的朋友，也與夏衍關系密切。1945年9月，夏衍由渝返滬，小報界朋友龔之方和唐大郎等人在閘北吉祥寺設宴迎接，雙方的友誼進一步延展。彼時，夏衍身兼雙重身份，既是盛名在外的劇作家，又是上海文藝界地下黨組織的領導人，他經常路過吳祖光編《清明》雜志的編輯部，即龔之方供職的共舞臺3樓的一間工作室寫雜文短稿，有時候夏衍還在房間里召開黨的會議（《吳祖光自述·我與夏衍》），于是賓主間的默契度日益加深，終于成為知根知底的好朋友。這也就是建國初期，夏衍能對龔、唐等小報文人加以庇護的遠因了。

2001年，巫小黎教授在《上海解放前后黨內有關小報的調研報告》一文中，收錄一則1949年6月17日李之華所撰《關于小報的建議》（上海檔案館，檔號Q431-1-199），該報告中所透出的信息，不僅能細化建國初期中共方面對小報的處置態度，還能厘清小報文人之間復雜的人際關系：

這里所提陳蝶衣打算創辦的《星報》（我有點懷疑是不是寫的《晨報》，因為在抗戰勝利后，馮亦代和姚蘇鳳等人合辦過一張《世界晨報》，夏衍曾在該報上寫專欄“蚯蚓眼”），等到正式出版，更名為《大報》。此外，如巫教授所稱，李之華曾任上海廣播電臺臺長，其實說得有些偏。因為吳承惠說：“馮亦代去北京工作，《大報》的工作就由負責接收上海廣播事業的黨員李之華來協助陳蝶衣，主要的任務是負責與新聞處聯系、溝通，上情下達，下情上報，具體編輯業務是不過問的。”換言之，李之華那時相當于《大報》的代理社長。鑒于吳先生正是《大報》社記者，作為親歷者，他的話理應信從。

無獨有偶，前一陣子，版本收藏家瞿永發先生通過微信，發給我一份材料，即建國初期曾任上海市文管會秘書長的陳虞孫在“文革”期間寫的外調材料《關于唐大郎》（落款日期為1970年9月），其中憶及他與夏衍、唐大郎等人的一次飯局。材料鮮活，亦頗有錄文價值（其中部分文字帶有時代色彩，敬希讀者諒解）：

這份材料從字里行間透出夏衍對小報從業者的格外眷顧，同時透出柔性領導風范。而從席間的點撥，也可視為新政權對小報如何革新，提出了具體的指導意見。其中有些話講得語重心長，令人欽服。

由此，使我聯想起沈毓剛曾以“其佩”筆名，撰文回憶上世紀50年代初期，龔、唐兩位請夏衍、姚溱、陳虞孫等宣傳文化系統的領導們所吃的另一頓飯。吃飯的地點，說是“一位富有者的私人廚房，菜很精致。”此正與陳虞孫所述相對應。席間張愛玲也出現了。只可惜那次飯局，其目的除了雙方聯絡感情，夏衍還想托龔、唐勸勸“張愛玲不要去香港”。因此，“那次飯也吃得有點尷尬，誰也沒有說多少話。之方兄擅長交際，大郎兄妙語如珠，那晚都沒施展出來。大家斯斯文文地吃飯，我也不記得張愛玲說過什么話”。（《也說張愛玲》，1988年6月4日《新民晚報》）

隨著1952年上海新聞界思想改造運動的完成，唐大郎進入了新民晚報社。此運動由市委宣傳部直接領導，具體來說，先由宣傳部長谷牧親自作了動員報告，并在姚溱副部長領導下，由陳虞孫、束紉秋、歐陽文彬組成小組推進。陳虞孫寫道：“當時，夏衍是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他對撤銷兩張小報是不贊成的。但是由于谷牧的堅持，沒有反對掉。夏衍就強調對于兩報的幾個主要人員一定要安排好。因此，像唐大郎進新民晚報后，其地位待遇一直比較高的。”若問唐大郎的待遇究竟高到何種程度呢？則聽吳承惠老先生說是行政十一級，與報社正副社長趙超構、程大千，總編輯束紉秋平級。

綜合分析上述種種材料，可在一定程度上窺見夏衍的辦事風格和決策過程，他不搞一言堂，遇事集思廣益，充分聽取旁人的意見與建議。具體到對于小報界的管理，先是得到周總理的指示，以之為總方針，選任久經考驗，得到市場認可，且政治上可靠的唐大郎、龔之方、陳蝶衣、陳靈犀等人，給予寬松的發展空間，讓其繼續從事本業。同時約法三章，務求革除陋習，融入新社會。而唐大郎也在此后積極改造思想，奔赴北京西苑就讀于華北革命大學，在八個多月里摸爬滾打，逐漸脫胎換骨，成為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