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虎嗅×XPS「精要主義」主題特約撰稿

采訪|吳俊宇 蕭涼

撰稿|吳俊宇

Douleur exquise，一個無法翻譯的法文詞匯。

在醫學上，指局部的劇烈疼痛。在情感上，指失去一個人，或明知愛一個人而不可得，卻仍無法割舍，無時無刻不渴望待在對方身旁的椎心之痛。

《Douleur exquise》也是法國作家和藝術家蘇菲卡爾在1984年所出版的一本游記，她懷揣著和普通人一樣的失戀痛苦，通過旅行和思考，用另類的文字和影像，記錄和剖析分手前92天，分手后99天的全過程。正如本書臺版文案寫的那樣：

“藝術家將二十年前的一場心碎分手，變成一部詩意、動人，甚至帶著幽默的藝術作品。這既是一場藝術演出，也是女性以精神及想象克服傷痛的計謀。”

這本書成為了人們的“失戀圣經”，很多人追隨蘇菲卡爾對痛苦的求索，來紓解發生在自己身上的痛苦。蘇菲卡爾本人也因為對痛苦的極致理解，獲得了包括哈蘇攝影獎在內的無數褒贊。

多年以后，藝術家黃鶯翻開了這本書，正在疫情期間，每天從新聞中聽到無數壞消息的她，再次回想起藝術家的責任：用“出格”的方式，為大眾承擔和表達難以名狀的痛苦，并探索精神層面前進的方向。

一

痛苦與突破

你或許在幻藝術中心見過新媒體藝術展《十三場夢境》；或許在2018年俄羅斯世界杯期間，見過首都國際機場T3航站樓的藝術裝置“鏡球”；或許還在國貿商城見過大型裝置藝術作品W·Love。

黃鶯與她的愛人在峰的藝術作品，時常出現在一個個地標之中。

除了這些公共藝術項目，他們的藝術作品，也在悉尼白兔美術館、北京今日美術館、巴西奧斯卡尼邁耶美術館等舉辦的國際頂級藝術展覽中亮相，并且擁有很高的國際聲譽。

和當下占據了社會主流話語權的企業家、創業者、娛樂明星不同， 當代藝術背后的創作者往往相對低調，甚至充滿某種神秘感。他們的語言模式、思維模式以及情感模式，也并非大眾所熟知。

他們對自由的大膽追求，是我們每一個人所心馳神往的狀態，有時這也是理解藝術的門檻。但藝術又何曾需要理解標準答案，那些藝術專業術語，只屬于藝術專業學術。無論是電影、文學還是畫作，大眾都能從這些藝術中找到對自己的意義。

而黃鶯和在峰所做的，就是用自己對痛苦的理解和表達，幫助大眾直面痛苦這件事。

常人往往無法理解藝術家。藝術家存在的真正價值，往往無關金錢也無關名利。藝術家的存在，其實是為了幫助公眾喚醒內心，讓他們真正尋找到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所在。

用雅斯貝爾斯的話來說：它本質意味著，一棵樹搖動另一棵樹。一朵云推動另一朵云，一個靈魂喚醒另一個靈魂。

“藝術家可能有時自尋煩惱，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黑洞，不可能像平常人那樣醉生夢死快樂地生活，他老想搖醒那些人，但那些人不想醒。”黃鶯纖細的手腕晃動著，肢體沒那么有力，但語氣和表情卻很堅定。

黃鶯時常無法準確表達內心的感受。

在視頻對話中，這位優雅的女性時常希望試圖抒發一些東西，但卻總有種被堵住的感覺。采訪偶爾會進入短暫的緘默。

《十三場夢境》2018年

這并不代表她沒有想法，犀利與澎湃潛藏在心中。她的作品極具張力和銳度，又被瑰麗與魔幻所渲染，這才是她真實的內心世界。

黃鶯油畫創作出身，藝術感悟力強，偏感性，崇尚極少主義。在峰的專業是理科和藝術史，偏理性，邏輯較強，崇尚極繁主義。后者在技術上豐富了創作維度，前者則是運用個人判斷負責斷舍離。

“藝術和技術從來就沒有真正分離過，界限是人為的偏見和認識局限。”

他們的共同點在于，不斷尋求變化，通過打破、顛覆、與眾不同的方式讓作品不斷生長。創作者本人也在嘗試突破自我認知邊界。對自我認知和對藝術認知的改變，這十年來，黃鶯在峰積極嘗試走出藝術圈，做更多的跨領域合作。

這種打破、顛覆、與眾不同實則是一次又一次攀登創作之峰，以求藝術“啼叫”的過程。一批人也因此受到啟發，從中探尋生命的意義，尋找自我的價值。

二

不要做以前做過的事情

生活中的痛苦，往往因為機械、枯燥、無趣，以及螺絲釘式的不自由。日復一日的辛勞只會造就倦怠甚至是失去生命力。我們總是希望在日常中尋找到自我突破，以此找到自我價值。

藝術家更是一群厭惡重復的人。

任何藝術創作都是在吸納前人思想，豐富個人閱歷的過程中不斷前進的。

這是打破自我、重構自我，一次次面臨至暗時刻，又重新迎來靈感曙光的過程。用黃鶯的話來說，“當代藝術一定要變化、突破、與眾不同，不要做以前做過的事情。”

打破與重構，這恰恰也是“精要主義”在黃鶯身上的展現。

從2004年參加全國性藝術展覽開始，黃鶯創作經歷了三個階段的變化。媒介形態也涉及油畫、攝影、影像、新媒體、裝置等。王陽明所說的“見自己、見眾生、見天地”在三個階段的創作中得到了展現。

第一個階段是“見自己”。此時的載體主要是油畫。她在油畫這個“僅僅與自己對話”的媒介形態中徘徊了十年。油畫二維空間承載內容有限，2011年黃鶯開始嘗試數碼繪畫，風格走向象征主義。這種頻繁運用象征手法暗示內心，構筑幻覺與意向的方式讓她積累了面向下階段的經驗。

第二個階段是“見眾生”。2012年初在今日美術館的個展《仙鏡》達到了新突破。她以攝影和影像形式展開表達，把個人的身體和形象融合作為創作載體，通過數字技術拼接合成，制造了一幅具備東方美學和現代藝術交融的陰郁詭譎。

《仙境 No.7》2011年

冷酷仙境中，黃鶯的身體與自然交織，她看似以變異的方式進入了世外桃源，然而這里卻更為冷酷孤寂。這是她對2003年“非典”的思考，也是對人類與自然對抗、妥協和變異乃至現代商業社會爾虞我詐、急功近利的現實反思。在流動影像中，思考和情感得到全部宣泄。

第三個階段是“見天地”。旅行往往是靈感的來源。《仙鏡》之后，黃鶯與在峰選擇逃離固有環境，在日常生活外的空間尋求新的感受與經歷。倆人的足跡因此遍布世界。

在這個階段中，在峰更深融入了黃鶯的創作，一方面他把更多前沿技術引入，另一方面則是幫黃鶯打破固有的圈層，進入更廣泛的社會、公共藝術領域。

他對黃鶯而言，不僅僅是精神上的伴侶，在創作和作品實現上更是互補。黃鶯的痛苦在在峰的引導下得到了更高維度的表達。

在峰利用計算機編程重組旅行中所拍攝、錄制的影像作品，通過數字技術讓這些作品在程序之中自然生長。過往具象的表達被技術碾碎了，被具備形象思維的編程人員重新編碼，光影和水波在代碼中游蕩，最終落地到了藝術裝置或數字繪畫作品中。

數字技術帶來的變幻莫測使得創作者不再具備絕對控制權，計算機有自己的邏輯和語言，這就像諾伯特·維納的控制論，一個變量可以調節，另一個則不可控。

計算機技術為黃鶯提供營造了一個一個非常抽象化，但卻和她情感溝通更豐富的方式。黃鶯需要在不可控帶來的未知與興奮中展開選擇——代表女性主義的三角形，恰恰是在代碼演變過程中被她在內心深處所覺察的抽象符號。

事實上，美國著名女性主義藝術家朱迪·芝加哥的代表作《晚宴》曾以象征女性生殖器的符號三角形為框架展開一系列創作。追根溯源，二戰德國集中營中倒轉的黑色三角形就曾被女同性戀或女權主義者視為自豪和團結的標志。

黃鶯2017年在巴西庫里蒂巴雙年展中呈現的《無象》漸漸凸顯了這個元素，通過數字技術消解了符號的性別屬性，它更為開放自由，可以自我生長。2019年的沉浸式展覽《十三場夢境》更是在多個作品中被使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Deepink投影映射裝置——一顆鉆石外形的“數字之心”，觀眾可以參與其中和作品互動。

《Deepink》2018年

這個作品希望闡述的是數字時代情感的歸宿，在互聯網泛濫的今日，我們漸漸失去了“愛的自信力”。

“這顆變幻莫測的數字之心似乎摸不著、參不透，也無法追逐，甚至還有幾分虛幻和冰冷。然而，總有一個個年輕男女觀眾會站在作品下，得到不同的顏色和答案。”作為女性，黃鶯有著自己的思考。不管時代如何變化，我們依然期待探尋自己對愛所認知的的答案。

“藝術提供了一種非常態的體驗，當你回到常態，你會對之前的現實和自我有重新的認知。”

三個階段，黃鶯和在峰對世界的思考在不斷深入，從過去的自我表達，到后來的情感宣泄，再到如今的互動、包容以及帶領觀眾主動思考成為作品中的主角，黃鶯從過往創作中所展現的迷惘、悲觀、自戀中一點點走出來，“愛、包容、開放”則是逐漸深入。

三

讓一部分人先出格起來

我們在工作生活中往往被996所圍困，被007所規訓。幾乎不敢用任何出格的方式去展開自我表達。因為任何出格可能都意味著工作生活的傾覆。

不敢在客戶面前出格，也不敢在老板面前出格。我們甚至愈加缺乏對庸常生活的反思能力，而是沉浸在消費娛樂中無法自拔。

這樣的生活需要藝術家來喚醒。

普通人或許難以意識到自己牢籠般的生存處境。只有真正關心人類的人才會關注普通人的真實生存狀態，而不是把普通人當成是榨取金錢的工具。他們往往希望用更尖銳的聲音去喚醒世人的思想。

他們選擇“愛、包容、開放”，他們著眼于更寬闊的世界——這不可避免與這次疫情的反思有著密切聯系。

用今日歐洲乃至世界最引人矚目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齊澤克的話來說：

置身疫情，要永遠著眼于全球性景觀。

今年3月，《三聯生活周刊》和齊澤克的對話談到，當下世界面臨三重危機：

醫療危機、經濟危機，外加（切勿低估的）心理健康危機。最大的危險在于以疫情為名，實施看似合理實則野蠻的行徑，例如“放棄對老者和弱者的照料”或是簡單接受“適者生存”這一邏輯。

這些現實危機大眾尚未警覺，但是以齊澤克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卻已經清晰預見。

實際上，這也是黃鶯和在峰正在面臨的問題。年前，黃鶯和在峰原本受澳洲旅游局的邀請，計劃在今年2月中旬在西澳旅行體驗，創作一件新媒體作品展出。但由于因為疫情，訂票航班一再更改，直到澳洲關閉大門，委托因不可抗拒力暫停。

相比個人境遇，黃鶯更憂慮的是，虛擬世界變成了主體，虛擬世界的喧囂和親密代替了現實世界的空蕩和不安，全球化景觀似乎一夜間清晰可見。過去人們一直將現實作為虛擬回路，把虛擬世界延伸到現實空間中。但現在一切在顛倒，大眾似乎成了依附網絡終端的電子羊。

她在創作瓶頸期中，期待著對新的主題展開思考。

“藝術家、藝術表達，本來就不能溫和，溫和等于平庸，它必須得要出格、出格、出格”。采訪中，黃鶯用柔和的語調同時說了三個“出格”，她在不斷在嘗試抗爭與自省，試圖把自己情緒中的痛感釋放出來，以此引起身邊人的反思。

黃鶯深受一批思想家、藝術家的影響，她向往奧基芙的純粹，崇尚小野洋子的女性爆發力，也著迷于馬爾克斯的詭譎以及博爾赫斯的想象力。

在當下的疫情時代，她更是認同杜尚對不斷重復發生的事情感到厭倦的“laziness”（怠惰感）。

某種意義上說，杜尚其實就是“精要主義”的歷史先驅，他可以在極少主義和極繁主義之間穿梭往來，在達芬奇《蒙娜麗莎》的微笑上添上兩筆胡須便成就了《帶胡須的蒙娜麗莎》這一曠世名作，被譽為“反藝術的藝術家”。

杜尚這種怠惰并不意味著放棄藝術的失語，而是意味著更有力、更出格的表達。

疫情期間大量活動都無法正常啟動，對黃鶯和在峰這樣的新媒體藝術家而言，展覽無法展開，作品無法在現實空間中呈現，他們開始在虛擬空間中尋找更多媒介載體。

從公共層面上看，在疫情時代，每一個網絡上的發泄者，都似乎變成了數據，或者是被商業分析的對象，人的個性被淹沒和消解。

“你很無奈，個人力量太過渺小，人們都身處共同的困境之中。”但黃鶯依舊有著自己必須表達的欲望，她愈加明晰的三角的符號，代表著鋒利和向上，這是她骨子里無法拔出的叛逆。

在疫情期間，她沉浸在奧爾加·托卡爾丘克的《云游》中，希望用碎片化的敘事代替線性敘事，對地表的探索和對身體內部的探索交織起來，她還在和凱瑟琳·海勒共同思考《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希望探究我們的身體在信息時代未來的命運。

這些，都與這場疫情的反思相關。精要主義的自我突破、自我重構的精神會繼續雕刻其中，也將是黃鶯下一場痛苦、有力且出格的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