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格羅特是希臘歷史學家、哲學家、教育家和政治家，1794年11月17日出生于肯特貝肯漢姆（Beckenham）附近的克雷希爾（Clay Hill），祖父安德萊亞斯·格羅特（Andreas Grote）本為布雷默（Bremen）商人，后移居倫敦，是格羅特-普萊斯科特及其公司的創建者之一（1766年1月）。他的長子喬治（為其第二次婚姻所生）成為了賽琳娜·佩克威爾（Selina Peckwell）的丈夫，此人母親一方出自德布洛賽（De Blossets）這個古老的胡格諾教徒家族。南特敕令被取消后，他們離開了自己在圖賴訥（Touraine）的家。

歷史學家喬治·格羅特是喬治·格羅特與賽琳娜·佩克威爾的長子，不僅繼承了這位布雷默銀行家的判斷力和商業才能，而且一定程度上繼承了胡格諾精神的男性氣質。在英國思想和商業活動的各個領域，這種氣質被注入英國家庭后，經常產生輝煌的結果。賽琳娜·格羅特是一個性格倔強、雄心勃勃的女性，格羅特最初的訓練正得自于她。在他六歲前往塞文奧克斯語法學校（Sevenoaks Grammar-school）前，他不僅已經在閱讀和寫作上受教于她，而且還學習了拉丁語基礎。在塞文奧克斯，他的工作積累穩步增長，十歲被送往查特豪斯公學（Charterhouse），當時的校長是雷納博士（Dr. Raine）。有趣的巧合，是他成名后諸多同行學者中，他是在那里遇到康諾普·瑟爾沃爾（Connop Thirwall）的，他本人的著作最終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取代的，是后者的《希臘史》。在查特豪斯公學的六年，培養了他對希臘和羅馬文學濃厚的興趣，終其豐富多彩的悠長一生中，那種興趣從未消失。因懷疑大學教育的益處，他的父親讓他16歲時離開學校進入銀行。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僅僅強化了他對知識的熱情，于是他穩步走上了自學的道路。為避免學習限于母語文獻，他學會了德語、意大利語和法語。在此期間，他不僅研讀他喜愛的古典作家，而且投身于歷史學、政治學和哲學之中。

1814-1815年冬，他首次結識了哈利雅特·盧因（Harriet Lewin）小姐，她后來成了他妻子。后者的父親托馬斯·盧因（Thomas Lewin）出自肯特的貝克斯利（Bexley），為世家子弟，且衣食無憂。1820年二人舉行了婚禮。無論從哪個方面看，這都是一樁理想的聯姻，并因相互尊重的紐帶和思想上的同情而得到強化。

在婚前的三年中，他繼續自己的研讀，并且首次嘗試寫文藝作品，那是一篇論盧克萊修（Lucretius）——他非常崇敬的作家——的論文（手稿至今仍存）。1817年，他結識了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通過李嘉圖認識了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穆勒當時正在撰寫《人類精神現象的分析》。格羅特以穆勒為師，十分欣賞他的觀點。他本人經驗主義理論的形成，大約也可追溯到這個時期。對形而上學問題的這種態度，因為杰雷米·邊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義哲學得到強化，格羅特本人強烈的民主政治原則以及對所有教條式宗教的不容忍，正來自邊沁。后來的事件證明，他與這些人——他們后以“哲學激進派”知名——的早期聯系，對他的政治生涯及其《希臘史》的影響，會是多么巨大。

他早年的婚姻生活在附屬于斯利奈德爾街上銀行的一幢房子中度過。他們唯一的孩子出生一周后夭折，且使格羅特夫人身染惡疾。正是在她緩慢康復過程中，他寫出了第一篇論文《論議會改革》。這篇文章的大部分隨后伊《議會改革大綱》再度發表（1831年）。它是對詹姆斯·麥肯托什爵士的強力回擊，后者在《愛丁堡評論》上主張按階層代表的制度，格羅特的文章則宣布贊成民眾代表、經常性選舉和秘密投票。1822年，他安排發表了杰雷米·邊沁的手稿，并讓其以《菲利普·博尚（Philip Beauchamp）所作的自然宗教對人類世俗幸福影響的分析》的書名面世。

1822-1830年是一個安靜地準備以及與摯友交流的時期，朋友中最知名的或許是小穆勒。一個學者的小圈子經常性地在斯里奈德爾街聚會，從事閱讀和交流，主要討論的是形而上學和政治哲學。在這些會議上，格羅特夫人會和其他人一樣參與，努力讓自己成為丈夫工作中一個合格的伙伴。1822年，格羅特開始對希臘歷史從事一項專門研究，在一封落款1月14日的書信中，他寫道，“目前我正研究希臘歷史上的傳說時代，我發現需要……大量其他早期歷史的資料加以說明，伊證明這些故事之完全不可靠和無價值，這些東西都是早先的古典學者們早已熟悉了的。我相當驚奇地發現，人們極其膚淺和樂意地宣講、相信、再宣講和被相信?！痹谄湔煞虻膫饔浿?，格羅特夫人聲稱，是她本人1823年首次向他提出建議，把他的結論變成一本書。但是，如G·克羅姆·羅伯遜（G. Croom Robertson）在《國民傳記辭典》的文章中指出的，幾乎可以肯定，他1822年已經著手這項工作。特別幸運的，是他因專注于實際的政治生活，拖到將近20年后才開始實際撰寫。此時他有關希臘史的唯一作品，是一篇對米特福德（Mitford）《希臘史》的評論（《威斯敏斯特評論》1826年4月號）

大約此時，格羅特參與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創建位于高爾街的倫敦大學（1825-1827年）。1830年，他父親因糟糕的健康狀況，被迫將其在銀行的工作交給他。在銀行的新工作使格羅特能夠支付訪問革命前夜的巴黎的費用。旅行過程中，他結識了主要的自由派政治家（見格羅特夫人的《阿利·謝菲爾傳》，1860年版）。當年6月，其父去世，享年70歲，格羅特因此成為林肯郡和牛津郡地產的主人，以及約40000英鎊的現金。1831年的改革運動中，他因作為父親遺囑執行人的工作而未能積極參與。由于這個原因，他拒絕作為該城市的候選人，但他《議會改革大綱》的論文已經表明了他的看法。1833年2月，他終于成為代表倫敦城的國會議員，兩個月后，他支持選舉中秘密投票的動議得到討論。他的主要觀點請見亞歷山大·貝恩（Alexander Bain）為《次要著述》索寫的導言中有介紹。他演說的特征是推理周密、絕無旁支末節，與他作為《希臘史》作者的身份完全相配。

在連續三屆國會的八年半中，他持續代表著自己的選取，看到改革運動后保守注意逐漸再度復興。他慢慢地發現，“哲學激進派”的觀點，無論對他本人多么有說服力，卻代表不了他的黨派的看法。在1841年（6月）的國會任期終了后，他決定退出。如今他可以不受妨礙地、全身心地投入到有關希臘歷史與哲學作品的寫作中了。

1841-1842年，他在意大利旅行?；氐絺惗睾?，他全部精力用于銀行管理并為其《希臘史》做準備，有意識地閱讀權威作品并致力于核實資料。作為該書第一部分兩卷的前奏的，是他對尼布爾（Niebuhr）《希臘英雄故事》（Griechische Heroen-Geschichte）的評論。它的重要性不僅在于其與尼布爾著作內在的關聯，而且在于它是一次“試驗性的體驗”。1843年，他開始實際撰寫其著作的第一卷。為全身心投入著作的寫作，他從銀行的管理職位上退休。1846年，前兩卷最終出版，而且獲得了普遍的贊揚。在其丈夫的傳記中，格羅特夫人寫道：“因此我破天荒地成為他的情感狀態的見證人，那是一種得到滿足的自愛，時不時會從他冷靜謙虛的外表下習慣性地冒出來?！弊顬橹匾脑u論（J·S·穆勒和迪安·米爾曼【Dean Milamn】分別發表在《愛丁堡評論》和《每季評論》上）都是完全肯定的。除第2卷最后的部分外，它們敘述的都是傳說時期，第二部分（“歷史時期的希臘”）剛剛開頭。

前兩卷得到的無條件贊賞，激勵作者更加積極工作。1847年，第3-4卷出版，1849年，第5-6卷出版。次年，他推出了第7-8卷，1852年第9-10卷，1853年第11卷，1856年第12卷即最后一卷。10年之中，這部將希臘歷史敘述到亞歷山大大帝之死的偉大著作，完成了出版流程。

在完成工作后，格羅特去國外渡了一次假，然后回國繼續他對柏拉圖的研究。這部論著為其希臘三部曲的第二部，于1865年以《柏拉圖與蘇格拉底的其他學侶》之名出版。它包含對泰利斯（Thales）到德謨克利特（Democritus）希臘哲學的該書，柏拉圖的傳記，所有獨立成篇的對話的分析，以及一篇完善的注疏。他的下一部作品是1866年1月發表于《威斯敏斯特評論》、有關穆勒《對威廉·漢密爾頓爵士哲學的考察》的評論。在該書第3版的序言（第7頁）中，穆勒對作為哲學家的格羅特，聯系那篇評論，給予了高度贊美。

現在他71歲了。他以不懈的努力開始了其三部曲第三部亞里士多德的研究。近50年來，他一直在為這部著作匯集材料，但他注定無法完成。他實際撰寫的部分1872年由亞歷山大·貝恩和G·克羅姆·羅伯遜出版。它包括亞里士多德的傳記，對其著作的概論和對其邏輯學論著的細致分析?？墒?，編者能夠利用他的手稿、他給貝恩《精神與道德科學手冊》所寫的作品，以及他對構成亞里士多德主張的其他作品的考察中，補充上注釋。

如果不提到格羅特為倫敦大學、大學學院以及不列顛博物館付出的努力，則這篇小傳就會不完整。在創建位于高爾街的倫敦大學時，他成為董事會的議員（1827-1831年）。1836年，這家大學由于伯靈頓大廈倫敦大學的創辦（1836年）而改名為大學學院。1849年，他再度加入大學學院董事會，1860年成為財務官。1868年布魯厄姆勛爵（Lord Brougham）去世后，他擔任了院長。1862年，他成為倫敦大學副校長，把自己很有價值的圖書館遺贈給這所大學，并捐贈6000英鎊給大學學院，設立精神哲學講習。1859年，他繼承亨利·哈蘭（Henry Hallam）的位置，成為不列顛博物館理事。

作為一個教育家，他同樣表現出對原理的綜合把握，那是他歷史和哲學著述非常顯著的特征。如同在《希臘史》中一樣，他意識到在描述希臘世界社會和政治發展的同時，描述思想的重要性，在教育上，他堅決反對那種危險的過度專業化傾向。他雖然支持設立理學學位，但毫不妥協地反對在入學考試中取消希臘語。完美的教育只能是文學、哲學和科學訓練的結合，正是他堅定的信念。

1871年6月18日，格羅特以77歲去世，被葬在威斯敏斯特公墓。他是皇家學會會員，曾被授予牛津大學榮譽民法博士和劍橋大學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他繼承了馬考萊在法蘭西學院的外籍院士地位。1869年，他拒絕格拉斯頓先生（Mr. Gladstone）授予他爵位的提議。對他人格的評價，再無比亞歷山大·貝恩更恰如其分的了。貝恩認為，“在他性格的背后，是人間罕有其匹的同情、慷慨和自我否定的寶庫。表面上，他對他人的感情禮貌、和藹和悉心關照，給所有人都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但這種外表上的和藹從不曾誤導他，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曾讓他對自認正確的東西稍許讓步。他對自己的工作孜孜以求，因此激起的信心和敬意，在他參與管理的所有機構和董事會中，都發揮了極其有益的作用。失去了他，對他們是一場真正的災難?！?/p>

（本文摘自喬治·格羅特著《希臘史：梭倫時代到公元前403年》，晏紹祥、陳思偉譯，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