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食用野生動物的危險性，引發了全社會的反思。為了回應這種關切，今年2月，全國人大出臺了關于禁食野生動物的相關決定。隨后，農業農村部4月8日發布《國家畜禽遺傳資源目錄》征求意見稿，5月8日征求意見截止。這個目錄通過后，進入這個目錄的，才可進行以商業為目的的養殖和食用。

根據該意見稿顯示，該目錄包括豬、兔、雞、鴨等18種傳統畜禽和梅花鹿、羊駝等13種特種畜禽。但竹鼠不在其列。

這背后是一個龐大的產業群與從業農民。

此前，作為具有重要的科研、經濟和社會價值的動物（簡稱“三有動物”）的竹鼠，的確是被允許養殖的。廣西、湖南、貴州、云南等地的政府也把其作為扶貧項目加以扶持。

2014年，原農業部等七部門發布的一份特色產業增收工作實施方案中，竹鼠就被列為滇西邊境片區可因地制宜發展的特種養殖。經過多年的發展，圍繞竹鼠的養殖，已發展出龐大的產業。

應該看到的是，雖然如此，竹鼠仍然處于灰色地帶。根據我國相關法規，養殖動物在出售或者運輸前，需要向當地動物衛生監督機構申報檢疫。而據媒體報道，“竹鼠至今沒有檢疫標準，近期也無法具備完整的檢疫規范，這就意味著它的公共健康風險仍然是存疑的。”

公共衛生政策，是基于科學的，而科學的顯著特征，就是一個認識不斷提高的過程。所以，公共衛生政策隨著時間變化出現變動，也是很正常的。那么，竹鼠開始不違規，疫情之后如果加以禁止，從很大程度上來說，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

但是，即便禁養勢在必行，也希望相關部門能給出合理補償和轉產方案，避免產生次生問題。

公共衛生安全，是全體中國人的公共利益，高于少數人的利益，這一點毫無疑問。然而，誰獲益誰承擔成本，這也是樸素的道理。竹鼠養殖戶并未違規違法，不應該僅僅是他們來承擔政策改變的后果。

這就像上游居民因水源保護、防護林種植面對的損失，應該由整個河流沿途的所有地區一起分擔一樣。這與“武漢戰疫全國支援”并無區別，體現的都是同胞相濟，一個國家作為一個團結的整體，發揮出來的巨大力量。

抗疫是一件科學的事，公共政策，也是科學的事。在竹鼠去留這件事上，應該講公平，講權衡，講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