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獲悉，“徐謂禮文書——南宋官制百科全書”展5月15日起在浙江省博物館武林館開幕，展覽首次全面展出全套國家一級文物南宋《徐謂禮文書》，展現文書主人三十余年的任官履歷，詳解文書的價值和意義，透視文書背后南宋時期的仕宦與官制。為配合該件文書的展示，展覽同時首次大幅展出浙博館藏一級品南宋《忠義堂帖》。

南宋《徐謂禮文書》與商周甲骨、秦漢簡牘、敦煌文書一樣，是重要的出土文獻，它是前所未有的系統豐富、真實可信的宋代紙質文書，是推動中國宋史研究的新史料。二萬三千余字的徐謂禮文書，不僅生動勾勒出一名南宋普通文官從低層到中級的仕宦生涯，而且具體展現了南宋中后期文書制度、官員管理、政務運行等政治面貌，猶如一部南宋官制百科全書，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忠義堂帖》收錄的顏真卿告身，作為唐代告身的典型，與徐謂禮告身所代表的南宋中晚期告身形成對比，反映出唐宋告身在文書制度上的變化。

展覽分為“ 驚世國寶——徐謂禮文書的發現與證實”、“官制寶庫——徐謂禮文書的解讀”、“文治時代——南宋仕宦與官制”三個單元呈現，展期持續至6月30日。

徐謂禮文書的發現與證實

徐謂禮文書，是一批被盜于浙江省金華市武義縣南宋墓中的紙質文書，后經考古發掘出土墓志證實。由于墓主為南宋人徐謂禮，故定名為“徐謂禮文書”，為國家一級文物。

文書有著堪稱傳奇的經歷。十數長卷，紙墨如新，宋人真跡？聽起來不可置信。紙張保存本就不易，躲過了一墻之隔的盜掘，在地下安放了750年后，被盜墓者盜發，幾經倒賣、退貨，被公安機關收繳，被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經考古發掘證實后，徐謂禮文書的身份才塵埃落定。

那么徐謂禮墓為何隨葬文書？原來古代官員為存底的需要，將“告身”“敕黃”和“印紙”等代表個人身份的官文書，依照原文格式抄錄副本，稱為“錄白”。宋代規定“錄白”由合法的書鋪抄錄，加蓋簽章后，經有關部門核對原件，可視為官文書的有效副本。徐謂禮文書是用于隨葬的“錄白”副本。用于隨葬可以確保死者在冥界的身份，而子孫則保留原件以維護家族作為士人后裔的權益。在墓中隨葬抄錄的官文書，徐謂禮文書并非孤例，與武義縣同屬婺州的蘭溪縣密山南宋潘慈明妻高氏墓即出土相似的錄白告身文書。

徐謂禮墓所出廝鑼（水盆）、唾盂、缽盂3件銀器被追回。這是一組盥洗用器：水盆潔面凈手，缽盂漱口，唾盂承接漱口水，組合使用，外出便攜。《春游晚歸圖》《骷髏幻戲圖》所繪即是，宋墓亦多有出土。

徐謂禮墓室被盜于2005年，據盜墓者稱，除文書外，還有毛筆、硯臺、水晶鎮紙、鎮尺、印章及少量器皿等，惜已盜賣。考古人員僅發掘得紅漆木棺、被人為砸毀后丟棄的墓志、尚未朽盡的織物及骨殖。徐謂禮妻林處端墓室在歷史上早已被盜，僅存墓志。

借助出土墓志和文書，我們可以勾勒出文書主人徐謂禮的人生軌跡和生平履歷。

徐謂禮（1202—1254），字敬之，婺州武義人。徐謂禮生于“名儒之家”，父親徐邦憲為一代名臣。出身名門的徐謂禮在“及冠”之年，因父蔭入仕，以京官起步。三十多年宦海生涯，官階從第三十階“承務郎”（從九品）升遷至第十八階的“朝散大夫”（從六品）。

徐謂禮非進士出身，但仕途順遂，寶祐二年（1254）病卒于“朝散大夫、提舉福建市舶兼知泉州”的待闕期間，走完了一個南宋中下層官僚的典型人生。徐謂禮妻林處端（1201—1247）為南宋名臣林大中的曾孫女，兩人合葬于“武義縣長安鄉祖隴之側龍檀原”。

官制寶庫——徐謂禮文書的解讀

現存徐謂禮文書包括有字文書十五卷、封紙二張、空白紙二卷。文書分三種類型：告身、敕黃、印紙。其中，“錄白告身”二卷、“錄白敕黃”一卷，“錄白印紙”十二卷。徐謂禮文書完整記錄了徐謂禮從嘉定十四年（1221）初入仕，至淳祐十二年（1252）三十多年間的仕宦履歷。尤其是占總文字量八成以上的“錄白印紙”，記錄了徐謂禮自任官后各方面的檔案內容。如此全面記錄一個官員任官經歷的印紙文書，為現存宋代文獻所僅見，對宋代職官、文書，乃至政治、經濟等多方面領域的研究，均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意義。

徐謂禮告身是其一生轉官文書之匯編。徐謂禮一生共轉官12次，現存11道告身。其中，敕授告身5道，奏授告身6道，作為中下層官員，他沒有資格使用制授告身。告身格式嚴謹，敕授告身與奏授告身有不同的公文格式和文書程序，但兩者都體現出文書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流轉，由此可見徐謂禮文書是研究南宋政務運行的重要資料。

徐謂禮敕黃文書是其一生擔任職事的委任狀之匯編。徐謂禮被任命過13個差遣（職事），現存錄白敕黃有10道，其中9道是具體差遣的任命，1道為提舉宮觀的“祠祿官”任命。每道敕黃以“尚書省牒”開頭，以官員簽署結尾。

徐謂禮印紙批書，類型眾多，有擬注差遣、轉官、委保、到任、交割、解任、幫放請給、考課、服闋等各種內容的印紙，合計81則，共12卷，另有封紙1張，記錄一名南宋官員任職中的考課、委保、檔案之全貌，是研究南宋政務實際運作的絕佳材料。

文治時代——南宋仕宦與官制

徐謂禮文書指引著我們去回望那個“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文治時代。南宋地方官學遍布各州縣，書院私塾層出不窮，科舉考試之風盛行。良好的人才教育、選拔措施和官員管理制度是形成精英文官階層的基礎。南宋成為中國歷史上具有高度思想教養和士大夫精神的朝代，與教育、科舉的繁榮以及文官制度的良性運作有著密切關系。

浙學激蕩下的婺地文風

浙東學派提倡事功之學，強調經世致用，主要代表人物有呂祖謙、薛季宣、陳傅良、陳亮、葉適等。從地域上分，呂祖謙為金華學派，陳亮為永康學派，薛季宣、陳傅良、葉適則為永嘉學派。徐邦憲師從陳傅良，與呂祖謙為同鄉，與林大中為姻親，家學傳承、地方文化、家族聯姻層迭相促，徐氏父子當受浙東學派諸般思想學說交織浸潤。

徐謂禮的人生軌跡是大量南宋仕宦的縮影。他們出生于官宦門第，衣食優裕，進入地方官學或私家書院接受過良好教育，享受恩蔭庇護入仕，被培養成基層文官。他們有的通過自身努力科舉中第以施展抱負，有的按部就班走完中下層官吏的平穩仕途。他們構成了南宋官僚政治良性運作的基本面貌。

理學影響下的地方官學

與父親徐邦憲生活的時代不同，徐謂禮出生的那年理學弛禁，到他去世前十余年理學已成為國家正統。隨著理學地位的上升，各地方官學常與文廟結合，祭祀孔子，行釋奠禮。

武義縣學、文廟遺址附近出土一批青銅器，其中一件銅爵鑄有“州學寶器”銘文，表明該批器物是與南宋婺州州學、武義縣學相關的釋奠祭器。

武義地處浙中，唐代天授二年（691）置縣。從民風質樸被唐代詩人孟浩然嘆為“風物是秦余”，到南宋時期鞏豐、劉邦翰、徐邦憲、馬光祖等人才輩出，這歸功于呂祖謙、陳亮、葉適等大儒講學論道于明招山，造就武義南宋時期的鼎盛文風。尤其是呂祖謙因武義明招山為家族墓地所在，為父母守孝期間于此設堂講學，著書立說，開一代風氣。

南宋官制及文官政治

宋代是士大夫的黃金時代，形成皇帝“與士大夫共天下”的文官政治。文官政治，以科舉制為基石，徐謂禮文書中就有許多關于漕試、省試等人才選拔的內容； 文官政治，以權力制衡為理念，文書展現的人事任免程序，完整體現了南宋官制運作的基本面貌。相對公正、開明的政治氣氛， 是南宋社會穩定、經濟文化發展的制度基礎。

展覽還展出了南宋留元剛編集顏真卿墨跡付工摹勒上石的法帖——《忠義堂帖》，收錄了唐代顏元孫、顏昭甫、顏真卿、顏允南父顏惟貞、母殷氏等的告身，其中建中元年（780）顏真卿告身在書法史上聲名卓著，大歷十二年（777）顏真卿告身則真實地保持了唐代告身的原樣。

南宋政務運作制度

宋代官制變遷主要分為北宋前期和北宋神宗元豐改制后兩大階段，南宋官制屬元豐官制新階段。皇帝處于權力核心，宰輔與樞密院是皇權的分工，中央機構以“三省六部”為職能運轉部門，中央權力通過路、州（府、軍、監）、縣各層級地方機構貫徹到民間。

南宋的“三省合一”制度，在告身文書流轉中得以體現。一道告身反映出一時的行政運作流程與職官信息，而整個告身文種的形態變化，正是唐宋國家政治結構與官員體系變遷的反映。

（本文圖文資料由浙江省博物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