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已經成為了新冠疫情的震中，新增病例僅次于美國——然而巴西的測試能力卻遠遠不足，實際死亡率可能要高得多。巴西貧民窟的檢測數據則更加匱乏。本文將目光投向受到新冠疫情沖擊的里約貧民窟，并解釋了里約城市空間中貧民窟與城市“遙遠的接近性”之悖論：里約熱內盧的不規則地形，讓這個城市詞匯之中強調貧民窟和正式城市空間之間的社會分離的隱喻浮現出來。在瀝青（asphalt）上，居民有權利和義務，住在正式的法治城市內。在山丘（hill）上，人們生活在貧民窟里臨時搭建的棚戶區內，在那里，人們的權利是殘余的，不穩定的；他們沒有受到國家警察的保護，反而受其威脅。建立在城市上層社區之間，貧民窟的居民為屬于瀝青的城市提供了最基本服務。貧民窟內近30%的女性是女傭，大多數服務于沿大西洋海岸的里約熱內盧高檔公寓，而那里是新冠病毒首次出現的地方。

作者Lués Costa是里約熱內盧聯邦大學的博士候選人，他研究1960年代的巴西紀錄片。本文英文版將刊于關注都市空間、媒體與社會的網刊“Mediapolis”下一期，約于六月中發布的“疫情在全球城市”特輯，感謝Mediapolis授權澎湃新聞刊發中文版。

水果和蛋糕攤、酒吧、雜貨店和小飾品攤位排列在通往巴西里約熱內盧貧民窟Pav?o-Pav?ozinho的道路上。一桶桶的瓦礫和木屑堆積在狹窄的街道兩旁。在周六早晨，男男女女紛紛通過這條街道。在一條小巷的入口處，有人用水筆在一塊白板上潦草地寫道：建議居民使用手套、口罩和免洗消毒液。在街道另一邊，有人在酒吧的藍色和紅色的墻上涂鴉道：“這不是新冠病毒。這是新的世界秩序。”

Pav?o-Pav?ozinho位于科帕卡巴納海灘（Copacabana beach）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它是巴西里約熱內盧市的763個貧民窟之一。根據巴西上一次人口普查顯示，在2010年，大約140萬人，即22%的城市居民生活在這些地區內。在這個最大的拉丁美洲國家，貧民窟從邊緣包圍了城市。隨著大流行在巴西的蔓延，人們為這場前景黯淡的對抗做好了準備。

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報道，5月初，只有美國的新增病例超過巴西。然而，巴西的死亡人數可能要比美國高得多。巴西是全球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到目前為止也是受測試人數最少的國家。根據巴西國立大學的一組研究人員的調查，截至4月底，巴西新冠的病例數量可能已經超過150萬，比衛生部當時確認的79708例高出近20倍。

在貧民窟內，關于疾病的統計數據則更少。在不進行檢測的情況下，感染人數通常只是一個純粹的假設，WhatsApp聊天中的傳言或居民協會的訃告都助長了這種假設。公共診所對疑似病例的調查也表明，大流行正在無聲無息地向前推進。5月初，在Pav?o-Pav?ozinho的大約10000名居民中，有7例確診病例，2人死于新冠病毒。

在這樣盲目的情況下，貧民窟采取了另類的方式來記錄瘟疫的傳染。在城市的北部，Complexo do Alem?o社區最大的公共診所的醫生們創建了一個獨立的流行病監測系統。被監測的區域是一個由17個貧民窟組成的居住群，這個群落環繞著一個位于里約熱內盧北部的多巖石山巒Serra da Misericórdia，分布在296公頃的山丘、斜坡和泉水上。

在5月2日，巴西新增了1288例新冠肺炎疑似病例，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征住院病例57例。然而，官方報道的新增病例卻只有17例。數字上的落差可以從Inhaúma公墓（位于貧民窟一個入口的山腳下）進進出出的棺材數目中被感知到。在今年4月，這個公墓記錄在案的下葬數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2.7%。

該住宅區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0.711，為全市最低。在那里，大約7萬居民中有29%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他們的平均收入不到最低工資的一半。在Complexo do Alem?o社區入口處的街道上，到處都是被展開的手工制作橫幅，要求人們共享水資源。這個警示也反復回響于在貧民窟社群穿巷而過的汽車廣播中。在一些地方，水龍頭一周只能接到兩次自來水，通常龍頭的水流量很小，像水滴一樣。你必須耐心地去填滿水桶，為本周剩下的時間儲存好用水。在沒有水的情況下，對于人均收入在45美元左右的大多數居民來說，免洗消毒液的價格是令人望而卻步的。四分之一的居民沒有收入來源。

“COVID”、“大流行”、“SARS”和“封鎖”這些詞在小學畢業率不到50%的人的詞匯表中并不常見。（一則謠言稱，）用溫水混合鹽和醋來漱口可以殺死在喉嚨里的病毒。另一則假新聞表示，堿性水果能使身體免疫疾病。一段匿名的WhatsApp音頻在貧民窟中流傳，警告稱可能有被污染的口罩將在該社區內被分發。

由于依賴于非正規經濟，當地經濟幾乎無法適應當下的孤立狀態。在新巴西利亞的貧民區內，酒吧和雜貨店照常營業，熙熙攘攘的街頭集市每天都吸引著當地人和商人。銀行和彩票公司門口排著長隊，人們在尋求約100美元的緊急援助，這是聯邦政府提供給失業者和非正式工人的救濟，但這只比每月最低工資的一半多出一點。

對大流行破壞潛能的否認也加劇了人們的懷疑。塞拉斯·馬拉法亞（Silas Malafaia）是新五旬節派*（neo-Pentecostal）的明星牧師，他的教堂在貧民區內設有分支（在山巒附近至少有11個分支），他在Twitter上向自己的140萬粉絲大聲抗議，認為媒體在處理疫情時夸大其詞。馬拉法亞是巴西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最重要的宗教盟友之一。博爾索納羅是巴西極右勢力的領袖，自危機開始以來，他曾四次利用電視和廣播發表公開聲明，試圖將大流行的風險描述為最低。其中最著名的一次，他稱新冠病毒為“小流感”（little flu）。

*【馬拉法亞是五旬節教會的領導者以及巴西福音傳教士跨宗教派別理事會（CIMEB）的副主席，該理事會由幾乎所有巴西福音派教派的約8500名部長和領導人組成。馬拉法亞在政治上持保守立場，并公開反對同性婚姻和《墮胎法》。在2018年的競選中，馬拉法亞以及新五旬節教派對福音派競選人博索納羅的獲勝作出了巨大貢獻。】

在貧民區內，由社區的年輕居民組成的coletivos組織試圖創造策略來阻隔瘟疫傳播。Papo Reto用流行的放克（funk）的流行韻律對大流行的風險進行了說教式的解釋，電子舞曲的節拍在被固定于貧民窟電線桿上的那些揚聲器之間回響。他們的成員曾是“危機辦公室”（Crisis Office）的創始人員。“危機辦公室”是coletivos的一個特別小組，負責為社區提供指導方向，收集基本需求并分發食品籃子和衛生用品等。

4月27日上午，巴西塔維拉（Fazendinha）社區在軍事警察打擊毒品販運的突擊行動時傳出了槍聲，“危機辦公室”不得不取消了當天的安排。幾個小時后，貧民窟主要公共急診室的醫生必須暫停提供針對新冠的服務，集中精力為新受傷的患者取出子彈。據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監控該市暴力活動的虛擬地圖Fogo Cruzado顯示，僅在今年4月，Complexo do Alem?o社區就記錄了22起槍擊事件。

Complexo do Alem?o社區曾經是里約熱內盧販毒集團的一個掩體。在2010年，國家安全部隊在一次大規模行動中占領了這里，其目的是向該地區植入所謂的和平警察。這是一種公共安全的管理模式，以永久的軍事占領來管理沖突地區，該模式在2007年被里約所采用。這種模式被寄予為貧民窟的發展提供機會，促進貧民窟與城市融合的希望，但很快就坍塌了，就像任何其它失敗一樣，它也有一個屬于自己的象征性事件。2013年7月，瓦匠阿馬里多·蘇扎（Amarildo Souza）在Rocinha的貧民區消失了，Rocinha位于S?o Conrado海灘兩岸，是有著7萬居民的地理巨像（geographical colossus）。調查得出的結果是，蘇扎（Souza）因涉嫌為當地毒販儲存武器和彈藥而被非法關押在酒吧里，他被帶到一個裝水的容器前，在正式死去之前，他遭受了40分鐘的電擊，溺水，用塑料袋悶住頭等折磨。而他的尸體從未被人發現。

作為巴西人口最多的貧民窟，Rocinha在巴西眾多貧民窟中占據官方統計數字里最多的確診病例。那里的房子通風很差，很多房間不被陽光光顧，甚至在早上也需要燈光照明。實際上，自我隔離在物理上也無法在該地實施。如果Rocinha是一個城市，平均每平方公里有著48258居民的它將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紐約作為新冠病毒的全球震中，是美國人口最稠密的城市，而Rocinha的人口密度約為紐約的5倍。

里約熱內盧的不規則地形，讓這個城市詞匯之中強調貧民窟和正式城市空間之間的社會分離的隱喻浮現出來。在瀝青（asphalt）上，居民有權利和義務，住在正式的法治城市內。在山丘（hill）上，人們生活在貧民窟里臨時搭建的棚戶區內，在那里，人們的權利是殘余的，不穩定的；他們沒有受到國家警察的保護，反而受其威脅。

記者Zuenir Ventura在1994年的一部經典著作中創造了一個術語，通過這個術語，城市研究這門學科可以去了解山丘和瀝青之間的不平等。Cidade partida，或“分裂的城市”（divided city），描述了兩個勢不兩立的城市擠在山海之間的現象，這導致二者在空間上親近，但在社會上疏遠。在里約熱內盧的貧民窟中，Rocinha就是這種模棱兩可的空間形象的典范。它建于城市上層社區之間，貧民窟里的居民為屬于瀝青的城市提供了最基本服務。貧民窟內近30%的女性是女傭，大多數服務于沿大西洋海岸的里約熱內盧高檔公寓，而那里是新冠病毒首次出現的地方。

從瀝青到山丘，傳染病悄然循序的升級突顯了共享同一領土的兩座城市之間“遙遠的接近性”（far proximity）的悖論。不均衡的融合進程中，貧民窟進入了新的新冠病毒危機。這場危機因貧民窟被邊緣化的歷史遺留問題而沖破，邊緣導致的脆弱條件成為人類悲劇的沃土。然而，在這場大流行中，定義城市不平等的社會深淵仍然被病態且不確定的死亡估算所隱藏，這個預估僅僅通過數學模型和喪葬鐘聲暗示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