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伴隨著我國博物館事業的大繁榮，高校博物館也大發展。目前，全國高校博物館近450座，并有越來越多的學校正在新建、改建和擴建場館，甚至是打造博物館集群。復旦大學博物館始建于 1991 年，是一座有著深厚歷史積淀和人文氣息的高校博物館，有著大陸首屈一指的中國臺灣原住民特色文物。在5·18國際博物館日前夕，澎湃新聞專訪了復旦大學博物館館長鄭奕，走近這所深藏于校園、有著近30年歷史的高校博物館。

澎湃新聞：復旦大學博物館有藏品兩千多件，館藏文物包括在大陸首屈一指的中國臺灣原住民文物、青銅器、陶瓷、書畫、錢幣、甲骨文片等，其藏品體系是如何構建的？你們何以在臺灣原住民民俗文物的收藏方面特別突出？

鄭奕：其實，復旦大學博物館目前的收藏與其幾次重要的捐贈接受有關，主要是在1991年、1998年、2011年。因此，我們一方面有傳統藝術博物館的藏品體系構建，并與文物與博物館學系的“文物學”方向發展聯動，以形成教學、科研與博物館收藏、研究的雙向互動。另一方面收藏體系與接受的捐贈有關。正如我曾在波士頓美術館，看過其講述的有關收藏、展示定位與接受捐贈之間緣由的故事一樣，重要的捐贈會影響一座博物館的展示甚至是中長期收藏方向。去年，當我們博物館舉辦“天下龍泉·龍泉文化遺產進復旦大學活動”以及“向古而生——古今龍泉青瓷展”時，還接受了幾位當代藝術家的作品捐贈。

復旦大學博物館接受臺灣原住民文物捐贈的時間是在1998年，數量為400多件，其中不乏貝珠衣這樣的精品20多件。事實上，我們這幾年已啟動了與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具體合作，包括人員互訪、研討。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共同開展研究，為日后的合作辦展做鋪墊。此外，國內擁有臺灣原住民文物的博物館還有一些，未來我們也可聯合辦展，納入更多的單體。

澎湃新聞：復旦大學博物館作為高校類博物館，它是如何定位自身的？

鄭奕：我覺得這是一個共性問題，也是一個個性問題。根據《教育部辦公廳關于做好2018年教育事業統計工作的通知》，在“教育事業統計調查制度報表修訂內容”之“指標修訂”中，新增了高等教育學校“博物館”、“美術館”指標。這一方面是根據教育事業發展現狀的與時俱進之舉，另一方面也凸顯了高校博物館、美術館的愈發重要性。正如“偉大的大學，有杰出的博物館”，優質博物館已是優質大學的重要標志，并越來越成為標配。

復旦大學博物館目前正值改擴建階段，并配合上海市軌道交通建設，預計于三年內全部開館。我們將串聯現有各校區場館，包括祖嘉生物博物館、《共產黨宣言》展示館、病理標本博物館、人體科學館等，并在此基礎上，以主校區（邯鄲校區）的藝術博物館為核心。同時，將藝術與科學融合，最終打造復旦大學博物館集群，并促使該集群與校史館、檔案館、圖書館等交相輝映。

就復旦大學博物館的定位而言，至少包括三大層面，逐層遞進，由內及外。首先是產學研一體化，作為文博系師生的創新“實驗室”；其次是提升高校軟實力，作為校園文化空間和地標；再者是夯實教育，作為服務周邊中小學的“社區型博物館”。此外，我覺得沒有“最后”，因為隨著高校自身的發展、以及博物館業態的發展，高校中的博物館也一定會與時俱進，承擔更多的社會職責，與社會經濟發展產生更多聯動。

澎湃新聞：你們在每年的策展主題和展覽計劃方面會有哪些要求，您提到你們所有文博系教師都公益地為其兼職，并將自身的教學和科研成果延伸至博物館，可否具體介紹下你們策展人制度是怎樣的？

鄭奕：鑒于空間等硬件條件限制，近年來復旦大學博物館每年更新臨時展覽6個左右。但在軟件建設方面，我們始終依托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進行產學研一體化聯動發展，并將博物館拓展為文博系本碩博學生的理論和實踐平臺。這首先體現在博物館的策展人制度上，并在每年的畢業大展中淋漓盡致地彰顯。目前，文博系本科三年級學生有一門“本科教學實習”課，主要的實習載體便是該畢業展，因此所有學生都會參與，并擇取自己感興趣和擅長的方向，分成“策展”“教育”“文創”組等。此外，部分研究生也會以助管身份加入。而指導教師除了大三的班導師、博物館教師，系內相關教師都公益地為博物館兼職，包括以專題講座的形式給予策展學生以多維度指導、實時互動等。

因此，無論是2016年的“溯源——浙江原始瓷考古成果特展”、2017年的“現代性的五幅面孔——波蘭招貼藝術展”，還是2018年的“德里瓦拉——鏡頭下的德里與德里人”、2019年的“一面見君懷——明清江南扇面展”，以及今年即將推出的“止水映人間——王綱懷先生捐贈銅鏡展”，所有這些皆由師生共同策展。從研究到藏品遴選、教育活動的策劃與實施、文創設計，外加宣傳推廣、觀眾服務，都是學生的集體實習作品，也作為其對母校、母系的畢業獻禮。事實上，文博系人才培養的特色之一，正在于產學研一體化。

澎湃新聞：你曾經致力于博物館教育活動的研究，并提出博物館既要重“展”，也要重“教”。中國的博物館通過這幾年的發展，能顯著感受到博物館在教育活動方面的重視與提升，高校博物館作為高校的組成部分，會否在博物館教育功能這一方面更為強調和突出？

鄭奕：自2007年始，國際博物館協會已通過“博物館”定義，將“教育”提高為博物館的首要目的和功能。我國在2015年出臺的《博物館條例》，作為博物館行業首部全國性法規文件，也對此有所呼應。至此，“教育”已融入博物館發展的血液，這毋庸置疑。但因為歷史遺留問題，“藏品或展覽就是全部”的觀念依然根深蒂固，目前仍有不少博物館未能將“教育”視為核心工作，于高校博物館更是存在這樣的尷尬。

因此，對所有博物館而言，在結構轉型的社會背景下，一個重要目標就是邁向真正的公共性。事實上，國際博物館界發展的趨勢也是越來越重視公眾的參與，注重博物館的教育、服務功能。并且，如今的觀眾來到博物館已不再是為了尋找一個權威，而是尋求一種對話；不僅是為了獲得某種知識，更是為了一種體驗，審美、學習、發現，或是娛樂、休閑和社交。

既然高校作為教育機構，在教學和科研方面擁有天然優勢，那么高校博物館在“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等主要功能上，也應利用好這樣的先天優勢。包括提供一種對話和體驗的平臺，無論在展覽的設計、教育活動的規劃上，都充分體現與觀眾互動、交流，為他們服務的理念。

澎湃新聞：當下中國的博物館在數字化和新媒體技術的運用方面呈現顯著的發展趨勢，比如利用館藏資源開發文物衍生品，數字博物館建設在疫情期間呈現出的“線上展覽”、博物館直播熱等，你如何看待這種現象，高校博物館會面臨博物館數字化的沖擊么？

鄭奕：我覺得所有博物館都面臨數字化的沖擊，但數字化是一把雙刃劍，我們理應利用好它，而不是被它所左右。首先要肯定，當策展不再拘泥于實體藏品，當數字化實現了線上線下聯動，這樣的技術賦能就是充滿正能量的，我們理應擁抱它。畢竟數字化突破了時空界限，將更多藏品以更精致和全面的方式展示在民眾面前，使得館方內容、設計更豐富多彩。此次疫情期間，雖然博物館閉館了，但并不閉客，“云看展”模式火爆。據國家文物局統計，全國以各種形式上線的數字展覽已超過2000個。

可以說，數字化的潛力無限，市場巨大。但時下我們需要規避幾大問題。第一，數字化應用純為形式而形式，且投入和產出不成正比。事實上，所有形式都應為內容服務，內容為主題服務，供給得根據需要來。并且，得避免過高的成本和盲目攀比，以達求投入與產出之間的平衡。第二，數字化舉措之前并無研究積累，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其實，場館在應用新技術之前，需要相當的研究積累，技術畢竟只是手段，唯有“從藏品中獲得靈感”、基于扎實的研究，才能打造真正的數字化創新。第三，一些博物館的數字化只是進程，而非饗大眾的結果，比如將藏品數字化。我們理應更進一步，將進程性成果與大眾分享，甚至是提供免費的產品和服務，以真正踐行博物館的“公共文化服務”性。

澎湃新聞：高校博物館發展也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常常遭受藏品真贗的質疑，似乎高校博物館更容易被一些“贗品”攻陷，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什么？高校博物在發展過程中應當如何規避和防范？

鄭奕：藏品真偽難辨的問題不只是發生在高校博物館領域，但隨著近年來我國高校博物館井噴式發展、同時它們又以各高校管理為主、而非文物管理部門和單位，因此當下高校博物館的收藏體系存在一定的漏洞，實為不爭的事實。

在此背景下，大學理應慎之又慎，嚴格審批程序和入藏手續等，尤其對入藏作品要嚴格把關，以構建管理制度、實現場館的規范運行。否則，不但不能體現高校的人文積淀，發揮教育、研究功能，反而會給學校帶來巨大的名譽損失。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國務院2015年頒布的《博物館條例》，國有博物館的設立應當向館址所在地省級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門備案。因此，此前個別高校博物館在建設時未在當地文物局報備審批，這一必要審批程序的缺失，曝露了高校對于博物館建設和管理的不善，以及對于博物館領域本身的不諳通，亟待改變。一座好的博物館，不僅看其硬件，更重要是軟件是否到位。事實上，高校博物館建設是一項長期工程，需要扎實積累、久久為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