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薩義德 理想國imaginist

丹尼爾·巴倫博伊姆

丹尼爾·巴倫博伊姆被譽為二十世紀最杰出的音樂家之一。在跟隨這位老師學習了八年鋼琴的郎朗心中，“他是音樂帝王級別的音樂家、音樂戰士。”但他同時也是一位飽受爭議的音樂家：出生于阿根廷，在以色列長大，持三國護照，熟練掌握七門語言，與巴勒斯坦裔大師愛德華·薩義德共同創辦西東合集管弦樂團，這些讓他的藝術作品與政治立場格外引人關注。

2001年，帶領柏林國家歌劇院管弦樂團返鄉的巴倫博伊姆，在正式演出曲目結束后，回身問臺下的觀眾：“你們想不想聽瓦格納？”在一段時間的爭吵過后，90%的觀眾選擇留下來，“那段演出贏得了在場大約兩千八百位聽眾的熱烈掌聲”，而后他就收到了來自以色列議會的“問候”。

“我熱愛我的國家，我為同胞不該遭遇卻曾經承受的苦難不平，但是音樂家的音樂和音樂家本人不能混為一談。如果我們因人廢言，只會導致我們的距離越來越遠——我們銘記，是為了和平，而不是仇恨。”

“我認為問題不在于以色列方面如何看待（瓦格納），而是納粹和希特勒看待瓦格納的方式，造成許多人對瓦格納根深蒂固的偏見。終有一天，我們會需要重新看待這一切。”

當現實政治復雜難辨，應當如何去看待那些被視為禁忌的“他者”？“瓦格納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家”與“瓦格納是一個可憎的人”之間是否存在矛盾？以色列禁演瓦格納的音樂已經是一個老問題，但當面對越來越難以讓爭論雙方展開討論的環境，這篇文章或許能給予一些啟發：要怎樣去對待那些“不喜歡”的東西？作為巴倫博伊姆的摯友，薩義德寫下《巴倫博伊姆與“瓦格納禁忌”》討論此事，文章收錄于他的古典樂評集《音樂的極境》。

當一位以色列音樂生活中的核心人物

演奏了瓦格納的音樂

近來以色列再出事端，這一回觸犯了眾怒，引發軒然大波，事件本身值得密切關注。我指的是鋼琴家兼指揮家巴倫博伊姆7月7日在以色列的那場演出，曲目是瓦格納某歌劇的管弦樂選段。事先聲明，巴倫博伊姆是我的知交，自事件以來，他備受批評、咒罵，甚至是莫名其妙的規勸，只因瓦格納既是偉大的作曲家，又是惡名昭彰的反猶分子(的確惹人憎惡)。

瓦格納死后多年，世人依然清晰地記得他是希特勒最偏愛的作曲家，每每提到他，便要聯想到納粹政權以及數百萬猶太人，以及其他被那個政權消滅的“劣等”民族的可怕遭遇，確乎也是相當有道理的聯想。

迄今為止，雖然當地電臺偶有播放瓦格納的音樂，商店也售賣他的音樂錄音，但在正式場合，以色列從來都禁止公開演出瓦格納的音樂。基于某些原因，在眾多以色列猶太人心中，厚重、繁復、在音樂界影響極大的瓦格納音樂象征著德國反猶主義的恐怖行徑。

我應當繼續補充，甚至對許多非猶太歐洲人，基于同樣的理由，瓦格納也只是勉強可以接受，尤其是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占領過的國家。他有些音樂聽來浮夸，太過“日耳曼風”(雖然該形容詞絕對是用錯了的)，由于他只專注于歌劇創作，作品總是以大壓人，所深切關注的話題無非日耳曼的過去、神話、傳統與成就，加上瓦格納以不厭其煩、累贅冗長、口氣傲慢自大的文章推廣他那些關于劣等種族、崇高(日耳曼)英雄的可疑觀念，很難令人接受，更別說喜歡或敬佩。

雖有這些紛擾，但在劇場、音樂領域，他毫無疑問是偉大的天才，他為整個歌劇觀念帶來革命；他全面改造了調性音樂體系；他貢獻了十部偉大的杰作，這十部歌劇至今依然是西方音樂史上最偉大的、難以逾越的高峰。他留給世人的挑戰，不止針對以色列猶太人，更是我們所有人都要直面的挑戰——如何演繹他的音樂同時保有敬佩，將音樂與他可惡的文章以及納粹對他的利用加以區分。

巴倫博伊姆經常指出，瓦格納歌劇沒有一部使用直接反猶的素材；更挑明了說，他仇視并且在小冊子里談論猶太人，但他的歌劇里并不存在猶太人或猶太角色。多有評論指謫瓦格納歌劇里若干角色帶有“反猶色彩”，稱作曲家以鄙蔑、嘲笑的手法描繪這些人物便是罪證：然而，這類指控充其量是詆毀，根本不構成“反猶”的實例。

只不過，那個時代對猶太人的丑化十分常見，而在瓦格納唯一一部喜歌劇《紐倫堡名歌手》中，那位以嘲弄筆法刻畫的角色貝克梅瑟的確非常類似丑陋的猶太人形象。不過，貝克梅瑟在那部歌劇里被描述為德國基督徒，可以確定并不是猶太人。顯然，在瓦格納心中，對現實世界里的猶太人與他音樂里的猶太人有明確的區分，他在文章里滔滔不絕地談論前者，在音樂里卻絕口不提他們。

總而言之，以色列民眾一致贊同禁演瓦格納，直到2001年7月7日這一天。巴倫博伊姆是芝加哥交響樂團的指揮，同時身兼柏林國家歌劇院總監，他帶領樂團及歌劇院于以色列地區巡演，依計劃在耶路撒冷連演三場音樂會。7月7日那場音樂會原本排定瓦格納歌劇《女武神》第一幕，后應以色列音樂節總監要求變更曲目。當初是音樂節邀請德國樂團與巴倫博伊姆來訪，客隨主便，巴倫博伊姆便也欣然接受。

巴倫博伊姆將當日曲目改為舒曼與斯特拉文斯基，演出既畢，他轉身面向觀眾，提議演奏一小段《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作為加演。他邀請大家討論，觀眾有的贊成，有的反對。最后，巴倫博伊姆決定演奏該樂段，同時建議那些覺得受到冒犯的人可以提前離場，有些人真的起身離去。大體上，那段演出贏得了在場大約兩千八百位聽眾的熱烈掌聲，而且我確信樂團表現極佳。

然而之后，對巴倫博伊姆的攻擊持續進行著。7月25日，以色列報紙報道稱，以色列國國會文化教育委員會“敦促以色列的文化團體集體抵制這位指揮，直到他公開致歉......以懲罰他在以色列最重要的文化活動事件中演出希特勒最心愛作曲家的音樂”。文化部及其他政要、名流對巴倫博伊姆的抨擊流于惡毒，盡管他在阿根廷出生并度過童年，但他一直認為自己是以色列人。他在以色列成長，上希伯來學校，隨身帶著阿根廷與以色列護照。

此外，他歷來被視作重要的以色列文化名片，多年來一直是以色列音樂生活的核心人物，雖然他的青少年時期多數時間在歐洲與美國生活，而非以色列。這是工作之故，工作使他在以色列境外贏得許多更重要的機會。畢竟，他在柏林、巴黎、倫敦、維也納、薩爾茨堡、拜羅伊特、紐約、芝加哥、布宜諾斯艾利斯等地指揮、演奏鋼琴，定居何地向來是次要問題。下文將會說到，在某種程度上，國際化、甚至打破常規的生活方式恰恰是巴倫博伊姆在瓦格納事件中成為眾矢之的原因。

巴倫博伊姆與薩義德

“藝術是一回事，政治完全是另一回事”

這是一種沒有意義的立場

但他也是一個復雜的人，這也解釋了何以他的作為會引發激憤。一切社會皆由占絕大多數的一般公民(人們跟從主流行為模式)與數量極有限的少數派構成，后者由于其才華與獨立的傾向而非常“不一般”，在許多方面對溫馴的多數構成挑戰，甚至是冒犯。當溫馴的大多數想以其觀點削減、簡化、規范復雜而不遵循常規的少數派時，問題就發生了。

沖突無可避免——大多數人不容易寬容一個與他們明顯不同，比他們有才華、有原創力的人——必然引發多數派的憤怒與非理性。看看雅典人怎么對待蘇格拉底的，因為他是天才，他教導年輕人獨立思考、帶著存疑之心思考，他被判死刑。

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把斯賓諾莎逐出教會，因為他們受不了他的觀念。伽利略被教會懲罰，哈拉智因為他的洞識被釘十字架。凡此種種，古已有之。巴倫博伊姆極有天賦、與眾不同，他多次越界，多次違反以色列賴以維系的禁忌。他到底哪里犯忌、如何犯忌，需有一番細述。

在音樂上，巴倫博伊姆絕對是非同凡響的天才，這一點無需贅述。偉大獨奏家與指揮家需要的天資，他一應俱全——完美的記憶力，技巧嫻熟甚至可以用絕妙精彩來形容，在公眾面前臺風上乘、引人入勝，最重要的是，他熱愛他所做的事。

音樂上，沒有他不懂的，也沒有他難以精通的，一切做來皆駕輕就熟。巴倫博伊姆的才華，當今在世音樂家們無人不承認。他的性格形成期先是在講西班牙語的阿根廷度過，隨后又在說希伯來語的以色列生活，因此，他已不能簡單地歸類為阿根廷人或以色列人。

自青少年后期，巴倫博伊姆便不再定居以色列，他偏愛歐洲、美國更國際化的、文化上也比較有意思的氣氛。如上所述，在這兩處地方，他擔任音樂界里兩個聲望頂級的職位，一是美國無可爭議的最佳管弦樂團——芝加哥交響樂團的指揮，另一個是全世界最偉大、最古老的歌劇院之一——柏林國家歌劇院的總監。同時，他堅持自己的鋼琴家演奏事業。

顯然，馬不停蹄的生活、擁有如此廣泛的聲名，并非因為謹守一般人設定的標準，一味地在循規蹈矩的路上勤奮刻苦；正好相反，對常規與藩籬的反抗與挑戰才是成就巴倫博伊姆的原因。非凡之人莫不如此，他的生活境界必須超越一般資產階級社會的俗約。在藝術與科學領域，極少重要成就得自于對社會、政治生活固有、現有限制的服從或遵循。

但事情還有更復雜的一面。由于常年出門在外，又富有語言天賦(可以流利地使用七種語言)，巴倫博伊姆可謂處處是家，又無處是家。以至于一年中，他停留在以色列的時間不過短短數日，大多數時間只能依靠電話、報紙與以色列保持關聯。另外，他旅居海外，不只住在美國和英國，也住德國，如今他待在德國的時間最長。許多猶太人至今認為德國是最邪惡、最反猶的代表。我們可以想象，對他們而言，巴倫博伊姆住在那里，是可忍，孰不可忍。況且他屬意演出的音樂是古典的德奧曲目(這一點，他跟隨20世紀最偉大的德國指揮家富特文格勒，富特文格勒的政治角色也相當復雜)，而瓦格納的歌劇在其中占有核心地位。

富特文格勒（1886-1954）德國指揮家、作曲家

從美學角度來看，這種選擇當然沒有問題，也是一位古典音樂家可想而知會專注的領域：莫扎特、海頓、貝多芬、勃拉姆斯、舒曼、布魯克納、馬勒、瓦格納、理查·施特勞斯的偉大作品盡在其中，另外，當然還要加上巴倫博伊姆本人十分擅長的許多法國、俄羅斯、西班牙作品。不過，占據核心的奧地利與德國音樂對于某些以色列哲學家、藝術家構成重大障礙，尤其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此風更盛。與巴倫博伊姆亦師亦友的偉大鋼琴家魯賓斯坦，永遠拒絕到德國彈琴，他常說，置身于一個屠殺了他如此多同胞的國家，情何以堪。

因此，原本對巴倫博伊姆心懷景仰的以色列人，得知他居住在“第三帝國”的首都柏林，心中早有疏遠之感。許多猶太人認為柏林今天仍然帶著第三帝國的邪惡標記。

旁人盡可以說，心胸要寬大，別忘了，藝術是一回事，政治完全是另一回事。實際上，這是一種沒有意義的立場，絕大多數藝術家以及我們最敬重的音樂家也鄙斥這樣的立場。所有偉大的音樂家都有某種程度的政治性，有很強烈的政治觀念，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其中有些觀點似乎理應受到批判，比如早期的貝多芬稱頌拿破侖為偉大的征服者，德彪西則是法國右翼民族主義者。海頓受雇于艾斯特哈茲公爵，卑屈如奴；就連天才中最偉大的天才巴赫，也經常在一個大主教或公爵的宴席上賠笑，在宮廷里奉承逢迎。

今天我們不太在意這些事情，因為那個時代已經有點久遠，比起卡萊爾1860年代寫的種族主義小冊子，它們并不會令我們那么不舒服。不過，另外有兩個因素也值得考慮。

第一，音樂作為一種藝術形式，與語言不同：音符的指涉意涵并非固定不變，而語言的字詞則表示特定的意思，比如“貓”、“馬”。

第二，音樂大體上是超越國族的；能超越國界、國籍或語言。你不必懂德文，也能欣賞莫扎特，你不必是法國人，也能讀懂柏遼茲的樂譜。你必須懂音樂，音樂是一種非常專門的、必須辛苦培養的技巧，完全不同于歷史或文學等學科。不過我也必須指出，你必須明白個別音樂作品的來龍去脈與傳統，才能真正了解并加以詮釋。音樂在某些方面類似代數，但也不盡然，瓦格納便是例證。

“無知”不是一個民族應該采取的政治策略

人人都需要去了解被列為禁忌的“他者”

如果瓦格納是一個不那么重要的作曲家，或者，如果他總是安靜地獨自工作、沉默寡言，那么，或許他的種種矛盾比較能為人所接受和容忍。但他總是滔滔不絕，向全歐洲拋售他的宣告、計劃、音樂，所有一切都氣勢磅礴地涌來，一切創意與創作皆是用以打造比其他任何作曲家都更令人印象深刻、更有震撼力、更攝人心魄的音樂。所有作品的中心，站著那個只顧自己，甚至是自戀的自我，并且他認為他的自我就是日耳曼民族靈魂、其命運以及其特權的具體化表達。

此處明顯不是討論瓦格納作品的地方，但我必須指出以下事實：他以招惹爭議為樂，他需索別人的注意力，其所作所為都是為了德國和他自己，并且，他以極端革命性的方式構思這兩者。他的目標是實現新音樂、新藝術、新美學，體現貝多芬與歌德的美學傳統，并且以全新、全面的綜合建構手法超越傳統。藝術史上沒有誰比他招致更多關注、更多文字、更多評論與闡釋。瓦格納對納粹是現成可用的材料，但——別忘了這一點——另有些音樂家把瓦格納當英雄和偉大的天才來歡迎，他們知道他的貢獻徹底改變了西方音樂的進程。

他在世之時，小鎮拜羅伊特擁有一座特別的歌劇院，幾乎是一座神殿，專為他與他的歌劇打造。至今，一年一度的拜羅伊特音樂節仍在這里上演，并只演瓦格納的音樂。拜羅伊特與瓦格納家族頗受希特勒喜愛，另有一枝節使得事情變得更加錯綜復雜——拜羅伊特音樂節仍由瓦格納的孫子沃爾夫岡管控，而巴倫博伊姆過去二十年來定期在那里指揮。

拜羅伊特音樂節宣傳海報

不止如此，巴倫博伊姆顯然是一位推翻障礙、穿越界限、進入禁忌或禁區的藝術家。這未必就使他變成十足的政客，但他并不避諱自己對于以色列占領西岸的不快，甚至早在1989年成為第一個自愿免費在西岸比爾澤特大學開音樂會的以色列人。過去三年(頭兩年在魏瑪，今年在芝加哥)，他募集以色列與阿拉伯世界的青年音樂家共同演奏，大膽嘗試超越政治與沖突，進入完全非政治的藝術：一同詮釋音樂。他顯然著迷于“他者”，且斷然拒絕“不知勝于知”的非理性立場。

我同意他的見解：“無知”不是一個民族應該采取的政治策略，人人都應該以自己的方式去了解被列為禁忌的“他者”。能夠這么想的人不多，但是，對我，以及越來越多人，這是唯一理性的、可以將彼此相互關聯的立場。該立場無損于你對正義的維護、對被壓迫者的同情，也并不意味著你必須拋棄你的認同，更不是要你對現實政治視而不見。

這個立場的意思是，公民之道是理性、理解、知性分析，而不是組織、鼓勵原教旨主義派那種集體激情。長久以來，我自己一直堅守著這些信念，巴倫博伊姆與我雖有分歧，但或許正因為這一點，我們依然可以是朋友。

諸如瓦格納的話題是復雜的現象，對它全盤拒絕，加以徹底的、非理性的譴責，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是不理性的做法，追根究底，是不可接受的做法。一如我們阿拉伯人這么多年來采取的愚蠢、虛耗政策，固執地使用“猶太復國主義派”等字眼，完全拒絕了解、分析以色列及以色列人，沒有什么別的理由，只因為我們非否認他們的存在不可，因為他們是造成巴勒斯坦人苦難的罪魁禍首。

歷史是流動的，如果我們指望以色列的猶太人不拿他們在納粹手里遭受的浩劫來開脫他們對巴勒斯坦民族的侵害，那么我們也必須超越各種愚蠢的做法，別說什么那場浩劫是沒有的事，別說以色列男女老幼全都注定和我們永世敵對。

歷史不會凍結在某一個時間點，歷史里沒有不變的事，歷史里沒有超越理智、無法理解、無法分析的事。政客盡可隨興胡謅、任意妄為，職業煽動家亦然，但知識分子、藝術家、自由的公民永遠應該保有發出自己聲音的空間，可以提出質疑、異見，甚至向“多數派專制”提出挑戰，以及最重要的一點，盡一己之力促進人類的啟蒙與自由。

不應該將這種信念草率地歸結為“西方舶來品”，并且就此認為，不適用于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也不適用于猶太人的社會和傳統。這是我所知道的每個傳統里都能找到的普遍價值。任何社會都有義與不義、知與無知、自由與壓迫之間的沖突，重要的不是人家告訴你要屬于哪一方，你就屬于哪一方，而是審慎地抉擇，并就每一個特定的情況做出公正的判斷。

教育的目的不是累積事實、記誦“正確”答案，而是學會獨立地做批判性思考，獨立地去了解事物的意義。關于以色列、瓦格納與巴倫博伊姆這件事，單純將這位指揮家打成機會主義者或麻木不仁的冒進者，未免太容易。

瓦格納雕像

其一，瓦格納是偉大的藝術家

其二，瓦格納是可憎的人

同樣地，說瓦格納是恐怖之人，滿腦子都是反動思想，無論他的音樂有多美妙，都是難容于世的，因為他的音樂和他的文章一樣帶著毒。這樣的說法，也未免太過簡化問題。這其中的推理過程在哪里？這結論怎么來的？如何證明他的音樂有毒？如果用作家、音樂家、詩人、畫家的道德行為去評斷他們的藝術，最終幸存的會有幾個？一旦啟動審查程序，推論便可以源源不斷地被生成。

我倒認為，我們有責任運用心智，分析瓦格納在以色列這樣復雜的現象，指出罪惡何在，藝術何在。或者，另舉一例，關于今天的非洲要怎么讀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才華橫溢的尼日利亞小說家阿契貝寫過一篇著名的文章加以分析，很有借鑒意義。成熟的心智理應有能力兼容兩個彼此矛盾的事實：其一，瓦格納是偉大的藝術家；其二，瓦格納是可憎的人。這兩個事實同樣成立，我們取其一，就必須兼取其二。

是不是因此就說我們不應該聽瓦格納的音樂？斷斷不是，一個人如果仍為瓦格納與猶太浩劫的聯想而煩惱，那么他不必硬逼自己去聽瓦格納，更不可以將罪責強加在瓦格納身上。我想說的是，對藝術抱持開放的心靈是必要的。這并不是說，藝術家不道德或邪惡的行為可以免受道德評斷，而是說，藝術家的作品不能單單只受到道德評斷，并因此被禁錮。

最后有一點，同樣可以拿來比擬阿拉伯世界的處境，也值得提出來探討。一年前，以色列國會有一場激烈的辯論，主題是應不應該容許以色列中學生選擇閱讀達爾維什。該議題招受猛烈抨擊，我們很多人說，此事件足以證明正統的猶太復國主義成見有多深，心胸有多封閉。以色列青少年閱讀一位重要的巴勒斯坦作家是有益之事，很多人說禁止閱讀這件事沒有道理，你永遠無法隱藏歷史和現實，在教育課程的設置上不應該有此類思想審查的介入。

瓦格納的音樂是一個與此類似的問題。不可否認，他的音樂與理念令人產生恐怖的聯想，一旦作曲家的形象在人們腦中幻化為納粹現成的武器，一切關聯必定成為真實、痛徹心扉的創傷。然而，由于瓦格納在音樂歷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這種封鎖收效甚微。

即便巴倫博伊姆7月7日在以色列不演奏他的音樂，之后不久也會有別人做這件事。復雜的現實永遠不可能甘于“被封鎖”。因此，重要的是如何理解瓦格納現象，而不是討論要不要承認這現象的存在，這樣的討論本身就是不恰當、不充分的反應。

讓我們換一個視角，從阿拉伯的語境看待問題：以色列非法占領一個民族的土地長達三十四年，至今每天對這個民族施行集體懲罰與謀殺。但是，反對與以色列邦交“正常化”的運動似乎比解決既有問題更迫切，更是一種挑戰。事實上，阿拉伯人劃清界限的運動與以色列將巴勒斯坦的詩歌、瓦格納列為禁忌，確有一些相似之處。

我們的難題是，阿拉伯國家的政府和以色列在經濟、政治領域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但一些由個人組成的團體想方設法全面禁止和以色列接觸。禁止“正常化”運動，缺乏自圓其說的根據，因為其存在的前提理由是以色列壓迫巴勒斯坦人民，可是以色列壓迫巴勒斯坦也未曾因為這個運動的開展而有所緩解，換句話說，反“正常化邦交”并沒有解決實際存在的災難：試問，反正常化的手段保障了幾個巴勒斯坦家園不被拆毀？又有幾個巴勒斯坦大學因為反正常化運動的開展而能夠好好教育學生？一個也沒有。

我有一段話就是基于此現狀而說的：一位杰出的埃及知識分子來到巴勒斯坦，教書、發表一場演說，或到診所做義工，借以表達他與巴勒斯坦同志們團結一心，都強過坐在家里策劃防止別人進入巴勒斯坦。全面反正常化、被動地畫地自限并不是無權力者的有效武器：象征價值不高，實際效果則是消極、負面的。弱者成功的武器——例如印度、美國南方、越南、馬來西亞等地——向來是主動，甚至帶有侵略性的。

重要的是造成權力壓迫者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道德上不安、出現弱點。自殺炸彈無法獲得這樣的效果，反正常化亦然；在南非的解放斗爭中，反正常化的做法包括抵制訪問南非的學術界人士，以及林林總總其他手段的綜合運用。

這就是為什么我相信，我們必須盡可能用上一切可用的手段來穿透以色列人的意識。對以色列觀眾說話，寫信給他們，打破他們對我們的禁忌。恐懼是引發關于閱讀巴勒斯坦文學辯論的根源，他們害怕原先被集體記憶所壓制的魔鬼再度被釋放出來。

猶太復國主義想盡辦法排斥非猶太人，而我們，作為對立面，則不加選擇地抵制他們的一切，連“以色列”一詞也抵制。實際上這種行徑無益于瓦解“對手”的計劃，反而是幫助、確保了對方排斥立場的穩固性。

這就是為什么巴倫博伊姆演出瓦格納，對許多仍然感受反猶屠殺之痛的人而言雖痛苦卻有益的原因，使哀悼可以有新的去處，把哀悼推向新的階段、新的境界：走向生命本身的存在，生命必須往前走，不能凍結在過去之中。

我或許沒有掌握到這些復雜問題的所有微妙意涵，但重點是，禁忌與禁令不利于形成批判性的理解以及解放的經驗，你不能用這樣的禁忌、禁令來主宰真實生活。批判性的理解與解放的經驗應該永遠居于最高優先。無知和規避不可能是當下的適當指南。

原標題：《他演出瓦格納曲目后，收到以色列議會的“問候”》

閱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