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春秋戰國時期的越國，定都今日之紹興。秦統一中國，推行郡縣制，今浙江全境幾乎全屬會稽郡。東漢“吳會分治”，舊會稽郡一分為二：吳郡（郡治在今江蘇蘇州）、會稽郡。新會稽郡的治所仍在紹興，依然管轄浙江的多數區域。

三國以來，境內陸續分出臨海郡（今臺州）、吳興郡（今湖州）、東陽郡（今金華）、永嘉郡（今溫州）等。隋唐時期，增設杭州、處州（今麗水）、睦州（治所在今建德市梅城鎮）、衢州、明州（今寧波），五代吳越國又有秀州（今嘉興）之設。浙江的城市格局，即明清所謂“上八府，下三府”，至此全面形成。

隋唐以前，紹興始終是浙江最重要的城市。唐末，錢镠追隨董昌，轉戰四方，割據兩浙。后來，董昌在紹興自立，卻把杭州讓給了跟班的小兄弟錢镠，當然不是因為董昌大度，而是紹興乃浙東的節度使州，杭州只是浙西的普通“支郡”，地位遠不及紹興重要。杭州超越紹興，主要是錢镠開創的吳越國定都杭州，經營近百年的結果。后來，宋室南渡，以臨安府為首都，杭州一躍而為全國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迥非紹興可以企及。

南宋重海外貿易，明州是通往日本、朝鮮的主要貿易大港，在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于是唐開元年間才新設的明州，后來居上，趕超紹興；近代溫州開埠后，西風東漸，紹興在區域城市中的地位，甚至被溫州超越。

今天浙江的車牌號，杭州是浙A，寧波浙B，溫州浙C，紹興浙D，排行老四，大概就是這種歷史發展趨勢的反映。

簡而言之，兩千多年來的浙江城市史，主要是一部“千年老大”紹興不斷邊緣化，隋唐以前的“山中小縣”，也就是后來的杭州，逐漸取而代之成為“浙江首府”的歷史。

二

前述城市發展史，極粗線條，不足為訓。但今天的話題，城市考古，絕不僅是古代城市政區沿革的變遷，更是城市具體形態和規劃的變遷；絕不僅是寫在紙面上的城市歷史，更是深埋于地下的實物的歷史。

我們的城市，晚至宋代，尤其到南宋，始有較詳細的記載，比如杭州、寧波均有完善的宋元方志傳世。除了文字記載，還有描繪詳細的“輿圖”，因此，我們對宋元以后的城市形態才多少有點感性認識。與此相反，我們對隋唐以前的城市，簡直可說一無所知，甚至連南朝的東陽郡有無城墻，唐代越州城內的坊區有無坊墻等基本問題，也無法回答。

這因為文獻無載，歷史學家無從著手；更因為金華、紹興等城市，世代都在同一地點建設、發展，六朝隋唐的遺跡已經深埋在地下四五米的地方，南宋臨安城的地面也在今杭州城內水泥路面以下兩三米的深處。浙江城市人口多，經濟發達，高樓林立，考古學家有限的發掘工作，只能見縫插針，在基本建設的間歇空隙進行。這種城市我們稱其為“古今重疊型城市”，開展考古工作困難重重，幾乎無法觸及早期遺跡。

偶爾才有例外：三國孫吳時期自會稽郡析置的臨海郡（今臺州），郡治在今椒江北岸的章安，即原秦漢回浦（章安）縣治。唐代，臺州的郡治從章安遷至臨海，舊治廢棄，姑且可稱為“章安故城”。長期以來，人們認為章安故城疊壓于今日的章安鎮街區之下，悲觀地以為遺址已經無存。

實際上，章安故城遺址并不“古今重疊”。唐代廢棄后，新章安鎮重建于舊城區外，故城長期為稻田，并無建筑覆蓋。這種城市遺址可稱為“曠野型城市”——這個重要發現緣于當地前些年大規模的挖掘窨井，每隔幾十米挖一口圓井，出土大量東漢至南朝的磚瓦、瓷器和建筑構件。根據遺物的分布，甚至可以勾勒出臨海郡治的規模和范圍。

“曠野型城市”適宜開展考古，倘若加以全面勘探，有可能厘清六朝郡城的具體布局和形態。在別地已然不具備工作條件的狀況下，章安故城的重大意義，再怎么形容也不過分。這無論對于臺州，抑或對于浙江，絕對是罕見的、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敬請當地加強遺址保護！

三

以上只說州郡城市。其實，城市既有等級之區分，如浙江南宋城市，有都城、州府、縣城和縣城以下城堡等諸多等級；也有類型之區分，如嘉興、湖州等“水鄉型”城市，與麗水等“山地型城市”，在城市規劃和形態上，理應有所區別。具體對象，都要具體說。

無論哪一類城市，“曠野型”都是特例，我們始終要面對“古今重疊型”的硬骨頭，只能在鋼筋水泥的叢林里，追尋舊時痕跡。

“古今重疊型”城市的考古工作，總結起來，只是兩句話：一是“平面找布局”；二是“縱向找沿革”。說起來容易，做來卻是無止境的事業。

城市考古的基本目標，是復原城市平面布局，然后在復原的基礎上，討論城市規劃。以杭州為例，南宋臨安城考古的目標是描繪出一幅詳盡的臨安城地圖。考古隊辛苦工作好多年，猶如躬身田畝的老農，收成只是在地圖上畫出南宋太廟的一條線，或者德壽宮的幾個框框。這是艱苦卓絕的“拼七巧板”，需要幾代人工作的疊加，最終完成拼圖游戲。

在具體操作的層面，城市復原可以分成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尺度。“宏觀尺度”的復原，討論城市的選址、環境、基本形態的變遷。隋朝杭州設立之初，州城在鳳凰山上，城墻“周圍十里”，范圍甚小。錢镠割據兩浙，在“小城”之外，加筑一圈外城，將鳳凰山小城改為王宮，杭州始為“腰鼓城”的形態，北宋因之。南宋定都臨安，將小城范圍辟為皇宮區，元陳隨應《南渡行宮記》說“皇城十里”，正是隋城的規模。元滅南宋后，拆除城墻，大內毀棄。元末重建杭州城，竟將原來的政治中心鳳凰山，整體割棄于城外。這就是唐宋元三代杭州城變遷的宏觀考察。

“中觀尺度”的復原，討論城市局部規劃、道路肌理、坊巷格局等。南宋御街，貫穿杭州城南北，南起皇城北門，經朝天門（今鼓樓），兩側有太廟、三省六部；過朝天門，經德壽宮側，一路向北；在觀橋附近，折西而行，抵達終點景靈宮，即今武林路與鳳起路交叉路口。御街遺址深埋于今中山路下兩三米，嚴官巷發掘的南段御街，遺跡十分重要，但受工作條件制約，竟然未能完整揭露，盡管可以判斷御街的砌筑工藝，但寬度只能推測。但我們知道，各段御街的寬度不同，南段約在15.5米，中段約11.6米，北段自觀橋以后，街道較窄，應在3至9米之間。這些數據看似平常，卻是文獻無法告訴我們的，對認識臨安城極為關鍵，至少我們可以知道，南宋皇帝前往景靈宮行禮時乘坐的玉輅車，無法通過御街的全部路段。

“微觀尺度”復原的工作更多，通過考古發掘，復原德壽宮、楊皇后宅等具體建筑的格局、形態、營造工藝、建筑構件，甚至可以比較兩主體建筑的等級差異，臺基、柱礎的工藝差別。對遺跡和遺物的細致分析，是考古工作者的當行工夫。也許，細節能夠引領我們通往歷史的幽微之處。

四

最后說城市考古的“縱向找沿革”。2015年，我發掘嘉興子城遺址，先確定城墻四至，再揭示中軸線，這是“平面找布局”；在北城墻位置，發掘一條探溝，解剖至生土，由剖面可見，北城墻位置最早在戰國時期已有聚落，兩晉時期存在高規格建筑，可能已是浙北的中心城市；五代建起城墻，蒙元滅宋后，拆毀城墻，從此再無恢復；明代在舊城基址上，建筑土垣，作為嘉興府衙署的北界圍墻；1949年后，圍墻拆除，護城河被填平，一切封存于水泥路面之下。

這就是“縱向找沿革”。兩千多年來嘉興城市的變遷，直觀展示在地層剖面上，堪稱歷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年輪”。

一座城市的歷史文化內涵，既來自平面鋪開的格局：城墻、道路、河道、衙署、文廟、城隍廟、街區、坊巷的排布，也來自縱深的歷史沿革。2018年我發掘明清金華府文廟的泮池遺址，明朝人將泮池開鑿于六朝東陽郡的地層上；民國時期，文廟改為金華中學；1975年泮池拆毀并填平。如今重建文廟，根據考古揭示的泮池遺跡，將在原址重建新泮池。莫說故事太尋常——這是金華城區東南一隅，一千多年來發生的故事，在一口池塘大小的同一地點。城市的好故事，從長時段、有縱深的歷史脈絡中生長出來。

（本文摘自鄭嘉勵著《考古者說》，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4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