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廷黻大概沒想到，自己的名字會出現在聯合國門外的示威抗議標牌上，由自己第一任妻子高舉著，要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出面主持公道，解決其婚姻糾紛。

在全世界政要面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代表蔣廷黻的私人情事被扒了個底朝天，成為中外各界人士茶余飯后的愉快話題。這些話題總能從一個事實起點開始，蔓延出無數的分支論點，激蕩各名流的大腦，使人們通過識別彼此的觀點迅速結盟或論辯。

畢竟，要求聯合國處理個人風流韻事的案例十分難得，歷史上大概這位略帶學者氣的外交官可擔第一人。

這位外交官本人也是歷史學者，寫過一本《中國近代史》，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寫得極其出色，對中國近代史研究而言頗有開創之功。他在書里的架構、觀點和方法被留下來，成為構筑中國近代史的一部分。

他可能沒想到，他的夫人也構筑了他的私人史，并且以一種國際化公開的凌厲方式在他的歷史里強硬留痕。即便他在自己的回憶錄里刻意不提到這樁，也終究是躲不過各界親朋在他離世后的各種豬隊友式追憶。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些事情即便不落筆，但終究也是掩不住、遮不了、躲不開的。

這個燃情故事我們從頭講起。

 那一年，蔣廷黻16歲。受到教會資助，他動身赴美求學。3年后，一位名叫唐玉瑞的19歲姑娘被選為首批清華招收的10位赴美留學女學生之一，從上海啟程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此時，命運已經給他們標注了頁腳，但他們彼此間的相逢還要再過整整5年。

24歲那年，蔣廷黻就讀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兩人的私人史終于在這一刻交匯了。才子佳人，志趣相投，異域同胞，放在任何一部劇本里，結局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1923年，張伯苓（就是那位提出“強國必先強種，強種必先強身”的張伯苓先生）邀請蔣廷黻回國赴南開大學歷史系執教。唐玉瑞商量著，約好同船回國。海途漫漫，身邊無一親友，28歲的蔣廷黻邀請船長證婚，為二人在船上舉行了婚禮。

時光一晃，過了6年。二人育有二子二女，蔣廷黻學識聲望也起，將赴受邀赴清華歷史系執教。此時，唐玉瑞以為已在人生的高光時刻，他們在眾人眼里幾乎算是接近人生贏家了。

事實上，那的確已是她人生的高光時刻。只不過是她一個人的。

1930年，中華民國頒布《親屬編》，廢除“妾之制度”，實行一夫一妻制。此時，唐玉瑞和蔣廷黻也已經在清華待了整整1年了。

清華的生活充實愉悅，至少對于蔣廷黻應該是這樣的。當時的教授們都有些個人愛好，比如打橋牌是一種。蔣廷黻就常常邀請同事朋友們來家里打橋牌，其中一個常客是他的下屬兼校友沈維泰，他每次都帶著妻子一同來。他的妻子牌技了得，美麗活潑，蔣廷黻棋逢對手，心潮澎湃，記住了沈恩欽這個名字。當時他也許沒想到，這個名字將會伴隨他的下半生，也可能會為此搭上他孕育多年的書籍和聲名。

1935年，蔣廷黻棄學從政，先后擔任國民黨行政院政務處處長、駐蘇聯大使。而此時，蔣廷黻與沈恩欽早已才子佳人、志趣相投很久了。

1944年，蔣廷黻出任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中國代表及國民黨行政院善后救濟總署（簡稱“救總”）署長，他終于出了一記大招，把自己往前推了一步。利用職務之便，他把沈維泰、沈恩欽夫婦雙雙調到“救總”任職，不久將沈維泰調往國外，留下友妻沈恩欽陪著繼續打橋牌。那一時期，唐玉瑞正帶著兒子在美國治病，蔣廷黻終于自挖一坑深陷進去，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另一方面，沈恩欽也確實對蔣廷黻不錯，兩人從此就生活在一處，度過了4年。期間沈恩欽離了婚，唐玉瑞雖極度不滿，但也無力插手。可蔣廷黻心里總有惶恐：根據中華民國的《親屬編》，一夫只能一妻，蔣廷黻作為政界要人，重婚得太過明顯了。

舊人既舊，新人尚新，明正才能言順地好好干活。蔣廷黻托人去美國勸唐玉瑞離婚，被罵了回來，蔣廷黻于是委托律師在墨西哥法庭單邊辦理了離婚手續，同年與沈恩欽在美國康州結婚。他以為此事終于在理上捋順了，沒想到在情上徹底觸怒了正妻。

唐玉瑞不同意這種單方就可以辦理的離婚手續是合法的，她向紐約法院提起訴訟，法院因其夫具有外交豁免權身份，不予受理。她向美國最高法院控訴其夫通奸罪，美國最高法院因其夫具有外交特權，予以駁回。

唐玉瑞非常氣憤，又在報章上看到蔣廷黻攜帶沈恩欽雙雙出現在外交場合，而媒體稱其“偕夫人”，更出離憤怒。她委托律師在《申報》上登載了緊要啟事：“本人自與廷黻結婚迄今已有廿有六載，生有二子二女，因外子為外交官員，本人乃率同子女相偕暫住美國。旋外子又出使他國，本人以子女求學不宜中斷，并未偕往。不意于卅七年（民國卅七年，即公元1948年）五月廿二日收到廷黻代理律師轉來墨西哥法院離婚令一紙，實深駭詫。本人及廷黻均系中華民國人民，關于結婚離婚等一切事宜自應適用中國法律。墨西哥法院無權受理，其所謂之離婚令依法應為無效。本人與廷黻之婚姻依然存在。”

該緊要啟事還公開反駁一擊：“曾委律師代為去函廷黻聲明離婚無效在案。在此婚姻繼續存在期內，廷黻如與其他仕女結婚或同居，自應負法律責任。詎料于卅七年十一月一日及同年十二月廿三日在南京中央日報第六卷第六期周刊封面及紐約日報(New York Times)先后刊登廷黻與一女子（沈恩欽）合拍照像，注明我國代表蔣廷黻偕夫人抵達巴黎出席第三屆聯合國大會等字樣。查該時本人尚在美國，并未抵達巴黎，而廷黻竟另有夫人，顯系藐視本國法律。本人除保留訴權俟廷黻與本人回國后依法辦理外，深恐外界不明真相，用委貴律師代為登報啟事，以正視聽。”

這下外交官的壓力更大了。正妻兇猛，不僅有知識，而且有手段，關鍵是有決心。這離不了的婚，捋不順的情理，讓外交官陷入苦思，從此一蹶不振。

沒想到，更大的鬧劇還在后面。第二年，唐玉瑞看蔣廷黻沒有動靜，直接把狀告到聯合國去了。她先是希望通過顧維鈞的原配夫人去接近羅斯福夫人，希望羅斯福夫人主持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可以幫助她主持公道。顧維鈞當時也鬧過婚變，其原配夫人這樣記錄唐玉瑞的“維權”行為：“她眼見婚姻無可挽救，于是背上一塊標語牌，站在聯合國大廈之前，向公眾宣誓她的丈夫違法重婚。又寫信給我，問我能否安排與羅斯福總統的遺孀見面”。

根據周谷所著《外交秘聞：1960年代臺北華府外交秘辛》一書說：“1949年3月《合眾社》24日紐約電說，中國駐聯合國代表蔣廷黻的夫人唐玉瑞女士，24日曾請求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協助解決其婚姻糾紛，伊要求該會調查伊與其夫蔣廷黻（四個孩子的父親）間的糾紛云。” 

聯合國到底沒有去管蔣廷黻的家事。但以蔣廷黻的職務、地位和影響，這樣的家事鬧劇和重婚身份注定會對其后半生造成重大困擾。

在其后的十幾年里，唐玉瑞仍然執著地出現在蔣廷黻要趕赴的任何一個會場、宴席廳、國際演講臺，并且坐在最顯眼的位置，顯示她特殊的地位絕不動搖。蔣廷黻每次都膽戰心驚，差人提前確認，提前勸返，但常常仍需尷尬面對。他常冒出辭職的說法，也常精神過度緊張，這些種種后來都被認為對他的健康產生了影響。

1965年，蔣廷黻在美國病逝，這時離他退休還不到5個月，連他在正在做的口述回憶錄都還沒能來得及完成。有“野史館館長”稱號的“傳記文學書系”主編、曾就讀于北大的劉紹唐對蔣廷黻經歷的風流悲劇，曾這樣感慨：“1950年代，蔣廷黻在聯合國為維護中華民國代表權的精彩辯論，鏗鏘有聲，他在外交戰場上打了一個接一個的勝仗，真抵得過百萬雄師。如果他沒有婚姻上的不幸與困擾，如果他還像寫這批家書時所表現得無‘后顧之憂’，也許還有幾個勝仗可打，也許還有幾本大書可寫，至少還可以多活十年八年！”

然而，這一切終究是都過去了，隨著唐玉瑞和沈恩欽的先后離世，這一段恩怨也隨風消散。回憶錄終于沒有全部完成，也再沒有一本《中國近代史》般的著作出現。誰都無法得知我們究竟真正因此失去了什么，因為那些失去的都從未被誕生過。我們只知道還將有無數類似的故事和遺憾，會在歷史里不斷流轉輪回，繼續上演。

1971年，聯合國第二十六屆大會就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一切合法權利、并立即把國民黨集團的代表從聯合國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驅逐出去的2758號決議進行表決。表決結果以76票贊成、35票反對、17票棄權的壓倒多數通過。臺灣政權被驅逐出聯合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