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ck Chater 利維坦

? Mathieu Fugere

利維坦按：

誰都無法否認規則的存在是人類社會得以發展到如今水平的重要因素——就像拔河，只有勁往一個方向使，才能實現效率的最大化。但與之相矛盾的是，每個時代每個地區的幾乎每個個體，都在渴求自由。

盧梭曾寫道：人生而自由，卻又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自以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隸（這種矛盾感在弗里特約夫·博格曼的《自由論》中被進一步展開并加以闡述）。如果你也認為規則是團體中的大多數人所達成的契約，那么毫無疑問我們生下來就被要求遵守這樣一個由前人和他人所制定的契約——每個人在很小的時候就會被教育不能穿著褲子拉屎。規則的強制性在邏輯上可能會令人反感，因為規則是橫阻于你與更大程度自由之間的那道水溝，因為規則的存在，你的自由具備了邊界。但另一方面，薩特認為我們都在試圖“逃離自由”，因為我們發覺自由太過痛苦。因此，你真的需要更大程度的自由嗎？換言之，你究竟需要多大程度的自由？

也許更關鍵的并不是所掌握的自由的多少，而是保有追求自由的權利。

“我現在快30歲，感覺自己正越來越被規則所束縛。從扶手電梯上無窮無盡的標志告訴我‘站在右邊’，公共場合里‘禁止滑板’，到一切不成文的社會規則，比如人們期待我具有定所，買房，擁有家庭。我們真的需要這些規則嗎？為什么我要遵守規則，如果人們全都無視規則又會發生什么？”28歲來自倫敦的威爾說。

我們都能感受到規則壓迫性的存在，無論是成文或不成文的——這幾乎就是一條生活規則。公共空間、組織機構、晚宴，甚至人和人的關系以及隨意的談話，都被似乎能規定我們每個行動的規則和繁文縟節充斥著。我們抱怨規則冒犯了個人自由，并聲稱規則就是“生來被打破的”。

但是作為一名行為科學家，我相信一般的規則、規范和習慣并不是問題——沒有正當理由的規則才是。其中棘手但重要的一點正在于如何建立二者之間的區別。

讓我們先想象一個沒有規則的世界。除了我們的身體遵循的那些非常嚴格而復雜的生物學法則——沒有這些規律我們都活不了——我書寫的每個單詞也遵循英語的規則。在拜倫式的藝術個人主義時代，我可能會做夢一樣去想象把自己從語言規則中解放出來。但是這種新的語言學自由真的存在什么好處，或者真能解放我的思想嗎？

一些作品——比如劉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的詩《Jabberwocky》——成功在文學上實現了一定程度的無序狀態（譯者注：Jabberwocky全篇都由無意義的英文單詞構成）。但是總體而言，打破語言的規則并不會讓人感到無拘無束，反而更像是語無倫次。

拜倫在他的一生中因破壞規則而聲名狼藉，但他同時也對韻腳和格律極為堅持。比如在他的詩歌《當初我們倆分別》（When We Two Parted）中，拜倫描述了一場禁忌之愛，一場打破規則的愛，但他仍然嚴格遵守了一些成熟的詩歌定律。許多人會說，這讓他的詩更富有力量了。

In secret we met

In silence I grieve,

That thy heart could forget,

Thy spirit deceive.

If I should meet thee

After long years,

How should I greet thee?--

With silence and tears.

你我秘密地相會，

我又默默地悲傷，

你竟然把我欺騙，

你的心終于遺忘。

如果很多年以后，

我們又偶然會面，

我將要怎樣招呼你？

只有含著淚，默默無言。

（注：穆旦譯，來源網絡）

再想想作為運動、游戲和猜謎之根本的規則——即使這些活動本應該只是為了娛樂。打個比方，國際象棋的規則在以下情形中會觸發小情緒：如果我想用王車易位避免被將軍，但規則說我不可以；或者當我發現你的兵走到了我這邊，吃掉了后、車、馬或象。與之相似，讓我們試著找出一個從沒有因為越位規則而狂怒的足球迷吧。

沒有規則的國際象棋或足球就不再是國際象棋和足球——二者變成了完全不具備形式和意義的活動。實際上，沒有規則的游戲就不再是游戲。

在過去很短的時間里，足球這樣的游戲就有了大量的規則。? The New York Times

許多日常生活中的規范恰恰扮演著與游戲規則相同的功能——它告訴我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說“請”和“謝謝”的傳統在年幼的孩子看來讓人厭煩，這些規范也確實沒什么道理——但正是因為我們有這種傳統，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大家就傳統的內容達成了共識——人們的社交溝通才更順暢。

靠左或右行駛，紅燈禁行，排隊，不亂扔垃圾，撿起寵物的排泄物，這些規則都屬于同一類別。它們是構成和諧社會的基石。

當然，有些人一直想追求一個不那么形式化的社會，一個沒有政府的社會，一個個人自由優先的世界：這即是無政府狀態。

規則往往不受人控制地誕生于雙方自愿的社會和經濟交往中產生的需求。

但是，無政府問題的狀態在于它本身就是不穩定的——人類會持續、自發地產生新的規則，用以來規范行為、溝通和經濟交流，而舊規則的分崩離析就和新規則誕生得一樣快。

幾十年前，書面語中的代詞一般都是陽性的：he/him/his。這一規則很大程度上已經被推翻了，這么做也是正確的。但是取而代之的不是規則的完全消失，而是一套不同的、更廣泛的規則，用以規定人們如何使用代名詞。

或者讓我們重新回到運動上來。一場比賽可能開始于踢著豬屁股，讓它從村子一端跑到另一端，沒有成型的隊伍，還可能伴隨著暴力。但是幾個世紀之后，這場比賽最終會產生一大本復雜的規則手冊，指導游戲的每一個細節。我們甚至會創造國際理事機構來監督規則的執行。

想象一下沒有詳細、清晰規則的象棋會多么混亂。? Getty Images

政治經濟學家埃莉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她于2009年和他人共享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發現，當人們集體管理土地、魚塘、灌溉用水等共享資源時，也會出現自發建立規則的現象。

比如，她發現人們會就以下問題共同建立規則：一個人可以在何時何地，同時放牧多少只牛；一個人可以獲得多少水，當資源緊缺時應該怎么做；誰來管理誰，有什么規則解決爭端。這些規則并不只是由規則制定者發明并由上至下的實施——相反，規則往往不受人控制地誕生于雙方自愿的社會和經濟交往中產生的需求。

想要推翻僵化、不公平或毫無意義的規則是完全正當的。但是如果沒有一些規則或者沒有想要堅持某些規則的傾向，社會將很快陷入混亂之中。確實，許多社會科學家正是把人類創造、堅持和實施規則的傾向視為社會和經濟生活的基礎。

（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5014575_The_Logic_of_Appropriateness）

盡管我們抗議不要規則，但規則似乎已經根深蒂固于人類的DNA之中。

我們和規則的關系確實看上去是人類獨有的。當然，許多動物的行為都是高度儀式化的。比如不同種類的極樂鳥都會有奇異而復雜的求偶舞蹈行為。但這些行為模式是它們的基因所固有的，并不是幾代前的鳥兒發明的。此外，雖然人類通過懲罰違反規則的行為來建立和維護規則，但我們的近親黑猩猩并非如此。黑猩猩可能會在它們的食物被偷時進行回擊，但重要的一點在于，它們一般不會就偷食物的行為施行懲罰，即使受害者是它們的近親。

（www.pnas.org/content/109/37/14824）

在人類身上，規則也很早就站穩了腳跟。實驗表明，孩子們到三歲時完全可以學會任意的游戲規則。不僅如此，當由實驗者操控的“木偶”出現并開始觸犯規則時，孩子們會批評這個木偶，抗議說“你這樣做錯了！”。他們甚至會嘗試教木偶如何做得更好。

（www.eva.mpg.de/psycho/staff/tomas/pdf/rakoczyNorms.pdf）

誠然，盡管我們抗議不要規則，但規則似乎已經根深蒂固于人類的DNA中。事實上，人類遵守和執行任意規則的能力對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的成功至關重要。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從頭開始為每條規則辯護（為什么我們在一些國家靠左行駛，在另一些國家靠右行駛；為什么我們說請和謝謝），大腦就會陷入停頓。相反，人們能夠不用問太多問題就能學習極其復雜的語言和社會規范體系——我們只是要掌握“我們在這里做事的方式”。

（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865079/）

黑猩猩可能會報復偷食物的賊，但不會懲罰小偷。? Getty Images

但是我們必須小心謹慎——因為這其中隱含著暴政。人類有一種強烈的感覺，想要強制實施一些有時令人感到壓抑的行為模式，包括拼寫正確，沒有滯留介詞，沒有分裂的不定式，在教堂里脫帽，唱國歌時起立——無論這些規則的理由是什么。雖然從“我們都這樣做”到“我們都應該這樣做”的轉化是眾所周知的倫理謬誤，但這種謬誤深深地植根于人類心理之中。

（psycnet.apa.org/record/2016-38724-006）

這樣做的危險之一在于規則可能會形成自己的勢頭：人們可能會對隨意的著裝規則、飲食限制或對待圣物的正確方式變得如此狂熱，以至于他們可能會采取最極端的懲罰來維護這些規則。

政治思想家和宗教狂熱分子經常進行這樣的報復，但專制國家、欺凌人的老板和脅迫性的合作伙伴也會這么做：規則必須遵守，因為它們就是規則。

規則，就如同良好的治安，它依賴于我們的同意。

不僅如此，批評規則或執行規則不力（例如，不讓人們關注穿著不合適的人）本身就成了一種需要懲罰的違規行為。

這就是“規則蔓延”：規則只需不斷地增加和擴展，我們的個人自由就會日益受到限制。計劃限制、安全法規和風險評估似乎可以無休止地積累，其范圍可能遠遠超出任何最初的目的。

對翻修古建筑的限制可能過于嚴格，使得任何翻新都不可行，最后導致建筑倒塌；對新林地的環境評估可能太嚴苛，導致幾乎不可能再植樹；對發明新藥物的監管可能過分嚴厲，導致一種可能有價值的藥物被放棄。通往地獄的道路不僅僅是用善意鋪設的，還伴隨著執行這些善意的規則，無論其后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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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和社會都面臨著持續不斷的規則之爭，我們必須謹慎對待其目的。因此，在自動扶梯上“站在右邊”可能會加快每個人的通勤速度，但要小心那些對所有人都沒有明顯好處的慣例，特別是那些帶有歧視、懲罰和譴責的慣例。

規則，就如同良好的治安，它依賴于我們的同意。而那些沒有得到我們同意的規則可能會成為暴政的工具（編者注：卡爾·波普爾認為“……多數人永遠是對的——不能被視為民主的原則，‘大多數表決’還是可能會犯下最為嚴重的錯誤，投票的結果甚至還會引進專制統治……希特勒在奧地利就席卷了90%以上的選票。”）。因此，也許最好的建議是遵守大多數規則，但永遠要問為什么。

文/Nick Chater

譯/火龍果

校對/Carlyle

原文/www.bbc.com/future/article/20200220-could-we-live-in-a-world-without-rules

本文基于創作共同協議（BY-NC），由火龍果在利維坦發布

文章僅為作者觀點，未必代表利維坦立場

原標題：《我們可以生活在一個沒有規則的世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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