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9日，南開大學的一代大家羅宗強先生故世了，從我的微信朋友圈看，引發了極大的震動。羅宗強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是我攻讀碩士研究生階段最早精讀的幾本學術著作之一，羅先生思辨之敏銳、文字之富贍，令初涉學林的我驚為天人。那時，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同樣是我推崇的心愛之書，而羅先生和傅先生遂成為我彼時的學術偶像。我無緣得見羅先生，但后來卻有幸得到傅先生的親炙，而羅、傅二位先生是學界的“管鮑之交”，堪稱當代學林相濡以沫的典范。我無力也無資格撰寫懷念羅先生的文字，只想從一個特殊的視角——羅先生寫給傅先生的信札入手，聊志一個晚輩的緬慕之忱。

我曾僥幸得到羅宗強先生寫給傅先生的一封毛筆信札，是1991年11月1日所寫，2日發出，3日即到北京，帶信封。茲將信的全文迻錄，再略加分析。

傅先生：

信到，非常高興。原久未見信，十分不放心，當時考慮，不外二端，一是出遠門，一是身體不適，現在算是放心了。

十一月中來津，望即來電話，以便詳談，我可以去接你。

系主任事終于推不掉，今日正式上任了。實在沒意思之極，任期三年，待工作稍上軌道，弟即超脫，由兩位副主任具體辦理，掛名即可。

新加坡大學漢學會之論文集，弟月前收到通知，謂此事正在進行中，問論文是否須改動。

此間昨日計算機系一位四十余歲、平時身體甚健壯之教師，忽在教學樓之過道處倒下，心肌梗塞，送去搶救。人生事，實在難測。弟近日請一位中學時老友，寫了一條幅，錄話劇《天下第一樓》結尾之一副對聯：“好一座危樓誰是主人誰是客，只三間老屋時宜明月時宜風。”頗愛閑時吟誦，覺趣味盈然也。

匆匆，但愿身步健，而諸事稍順遂，不至太傷腦筋。

頌秋安！

弟  宗強  上

十一月一日

此信用毛筆寫在舊式箋紙上，羅先生的字頗有骨力，因系老友間書札，故顯出瀟灑疏放之姿態。當羅先生自稱時，都用小字右側寫，以表謙遜，細節亦逗露老輩文人之素養。信先寫久不得老友消息的懸想，還有對傅先生來津的期待等；而其中關于任系主任事，最堪玩味。羅先生以六十花甲，出任南開中文系系主任，從“終于推不掉”“實在沒意思之極”等話，看出羅先生的本意實是“敢告不敏，攝官承乏”（《左傳》語）。當時的南開中文系，羅先生是當然的學術翹楚，學校要借重名學者，原可理解。

有時造化弄人，越“不愿論簪笏”，越事與愿違。沒想到羅先生上任不久，就碰到了令他焦頭爛額的事，什么事呢？其實是大學中一直以來最常見的煩惱——評職稱。在另一封信里（1992年1月10日），羅先生直言：“弟近日焦頭爛額，評職稱，矛盾百出，實在是無法控制，僧多粥少；而大家于此又甚為在意，有一種瘋狂的心態，真不知如何是好。這三年不知如何挨過。”的確，對一個不愿做“學官”的書生而言，碰到此種涉及同事利益的敏感事，最覺棘手。其實，這種話，是最“不足為外人道也”的，而羅先生愿意向傅先生傾吐，足見二老推心置腹、無話不談。

越三年，羅先生表示：“弟今年10月任期屆滿，決念‘歸隱’小樓，集中精力寫書，瞻望前景，光明可見，心向往之。”（1994年5月12日）由此可見，羅先生絲毫不戀棧，渴望“歸隱”，他的淡泊是一以貫之的，是發自內心的。適逢羅先生的《魏晉南北朝文學思想史》即將殺青，故心情格外愉快。1991年11月1日信中提到的話劇《天下第一樓》是北京人藝的名作了，從羅先生喜歡的對聯，亦可見他那時的心態。羅先生還有一句名言——“青燈攤書，實在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快樂”（《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后記》），而傅先生極傾心此句，屢為揄揚。結合書信，我們可以理解，羅先生是個很純粹的讀書人，清風明月，孤檠著書，才是他理想中的生活。

還有一件事，很能看出羅先生的超曠。1991年，南開大學曾為葉嘉瑩先生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而開會祝賀，羅先生作為系主任，自然要張羅，但羅先生給傅先生的信里卻透露：“其實毫無開會之必要，相當于一學部委員而已。有誰為一學部委員開會慶祝者？”（1991年11月22日）然而，正如村上春樹所言，“儀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給寂寞的人文學者增添一點莊嚴的儀式感，優禮褒獎，何樂而不為？因此，筆者并不贊同羅先生的觀點。不過，“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原不可強同，亦不必強求。但由此可知羅先生的為人和性情，是偏于內斂和恬淡的。

羅先生在信的開頭，一般都是真誠的問候，譬如1991年11月22日信之起首言：“今日忽接兄信，知兄患胃潰瘍，甚為憂念，不知化驗結果如何？萬望賜以數語。不知能否住院療養一段時間？兄近年實勞累過度，好人多災，自古而然，此亦一例。蓋皆全身心以為他人，而置己之身心于不顧故。”又有一信的開頭是：“這一次檢查胃鏡結果如何？甚念，便中盼告。但愿沒什么大事，老天應保護好人才是。”（1992年1月10日）無不殷殷存問，而傅先生觀信，是會感到融融暖意的。

北京、天津相隔不遠，想來無論是羅先生赴京，還是傅先生到津，兩人都是要“面敘契闊”（羅先生信中語）、“聯床夜話”（傅先生文章語）的，這兩個詞極傳神，最能體現二老莫逆于心，時有春樹暮云之思。羅先生屢屢在信中表達了對傅先生來津的期待，傅先生到南開講學和主持博士論文答辯，自是常有之事。

1994年，羅先生在臺灣出版了一本論文集《道家道教古文論談片》（文津出版社），特地送給傅先生，從送書這件小事，也可見羅、傅交誼之深，羅云：“弟在臺出一論文集，只給十本書，送校圖書館、系資料室三本，今日寄一本給你，一本給王元化先生，國內不再送了，一是文集小，一是樣書少，兄為知友，什么樣的書都要面呈的。十年辛苦，只這小小一冊，唯兄知然。”（1994年10月30日）人文學者著書之艱辛，于最后一句畢現。作為晚輩，我真是感同身受。

在羅、傅通信中，隨處可見羅先生的態度之謙誠和治學之嚴謹。茲舉一例。當今唐詩研究的權威陳尚君先生，也出現在羅先生的信中。羅云：

今年初，陳尚君同志數次來信，說《二十四詩品》非圖作，此舉實石破天驚，近說已成三萬字，送給你了。此事因涉及改修拙著，故弟正在翻書，自宋起，一本本翻，進展極慢。如找不出確系圖作之證據，則弟當在修改時采取陳尚君兄之論點。然自目前所翻到者，則可證王官谷之自然景物，尚可提供撰《詩品》之條件。待積以時日，翻到一定程度再說吧！（1994年10月30日）

《二十四詩品》非司空圖所作，乃晚近唐代研究之一大公案，由陳尚君、汪涌豪二先生創發。尚君先生雖是晚輩，但可看出羅先生對他的新論點極重視。羅先生要修改的書，是其名著《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他更欲以“竭澤而漁”的態度去翻古書，表示如找不出確證，就采取尚君先生的論點。從信中可知他不但從善如流，而且花極大的功夫去爬梳浩如煙海的文獻。令我感動的不僅是態度，還有躬親力行。

我在細讀了若干封信之后，深深感到，羅、傅二老之間，看不到任何庸俗的東西，有的，就是君子之交淡若水的懇摯和“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切磋。這種純粹的學術友誼，表現為相視而笑、誼切苔岑，是極珍貴的。求諸當下，尤為少見，亦堪提倡。

羅、傅兩位先生惺惺相惜的一個表現，是互寫序言。傅先生給羅先生的《玄學與魏晉士人心態》作序，劈頭就說：“宗強兄是我的畏友。我說這話，一是指他的學識，一是指他的人品。”真正的學術知音，才會如此開門見山，爽朗如光風霽月。羅先生在給傅先生《唐詩論學叢稿》所作序言中，最令我動容的，是下面這句：“上天真也不公，浮滑鉆營而富貴壽考者往往有之；而勤謹耕耘者，卻常常貧寒困頓，英年早逝……”羅先生其實是有感而發，傅先生曾有文感慨學者吳汝煜的英年病逝，而羅先生乃由此唏噓語言文字學家郭在貽的中年棄世。其實，從司馬遷開始就表現出對所謂“天道”的疑惑，此種深沉的慨嘆，羅、傅二老皆有之。

羅宗強與傅璇琮兩位先生，相差只一歲，羅是1932年生人，傅則1933年。我以為，兩人相交之密、相知之深，乃是緣于同輩學人的那種風雨晦明、升沉遭際。我不禁思及唐人李頻的一首《勉力》：

日月不并照，升沉俱有時。自媒徒欲速，孤立卻宜遲。盡力唯求己，公心任遇誰。人間不得意，半是鬢先衰。

羅先生和傅先生那一輩人，歷經坎坷，傅先生1957年就被打成“右派”，從北大“左遷”到出版社，校讎古書，一直如履薄冰、如臨深淵；而羅先生1964年從南開研究生畢業，即被分配到江西贛南師范學院任教，亦無用武地，十一年后得好友幫助，才重返南開。兩位先生的學術基礎都極好，卻因時代的緣故，青年即遭困厄（傅先生更為蹇舛），俯仰屢變，一直熬、耗到中年，才在新時代的學界出人頭地、大放異彩。竊以為，他們在“升沉俱有時”上，必定有著惺惺相惜的默契和感慨。我忽又想到，羅、傅兩位先生總算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了；而像裴斐、沈玉成等同輩人，就更加坎壈侘傺了。“人間不得意，半是鬢先衰”，當一心向學之學人吟此一聯，能不灑一掬之淚？

在2004年第5期《文藝研究》上，有一篇羅宗強先生的訪談錄，題目是《自強不息，易；任自然，難。心向往之，而力不能至》。用這么個略顯拗口的題目，或許是羅先生的本意。對于一般人，自強不息就不容易做到了；而羅先生卻更進了一層，要委運任化，足以說明先生是有“慧根”的，已豁然“悟道”矣。這或許也是羅先生的學術能超越群儕，進入高妙境地的緣故？

傅先生的《唐詩論學叢稿·后記》有云：“本來，我服膺于‘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這兩句話的，但在目前我們這樣的文化環境里，為友朋的成就稍作一些鼓吹，我覺得不但是義不容辭，而且也實在是一種相濡以沫。”我每讀及此，即為之動容。又，傅先生有一本學術散文集，書名即《濡沫集》。羅先生和傅先生的交往，聲應氣求，胸無宿物，亦可視為學術上的相濡以沫。

總體而言，羅、傅二老是學術知己，羅信毫不隱諱，坦露心跡，極見真誠，故很值得一談。想來羅先生家里也藏有不少傅先生的書信，我突發奇想，如果將來能出一本小冊子——《羅傅往來書信集》，豈不是好？然而，傅先生家藏之信札已然四散矣。覆水難收，思之悵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