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劍橋大學歷史系講師海倫·麥卡錫（Helen McCarthy）的新書《雙重生活：在職母親的歷史》（Double Lives: A History of Working Motherhood）4月16日在英國出版。英國作家艾莉森·萊特（Alison Light）撰文介紹該書，討論了英國女性在家庭和職場中角色扮演的歷史變化：“英國四分之三的母親現在有自己的工作，這是過去一個世紀以來的巨大變化，但是《雙重生活》這本書的研究卻表明，女性仍在承擔更多的家務。當前的新冠疫情就像過去的危機一樣，人們要求女性——尤其是母親，在加倍努力工作的同時還要支持這種關于家庭的幻想。”以下為全文翻譯，略有刪節。

我家三代母親都邊帶孩子邊工作。我的外婆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在家帶10個孩子，還要幫裁縫洗衣以維持生計。她在12歲之后就沒上過學，是經濟上一直依賴我外公的家庭主婦。1950年代，我母親14歲輟學，先是在三個孩子還小的時候兼職，后來又在一家大型百貨公司的會計部門全職工作。1970年代我姐姐離開家，做了教師、結婚并且也有三個孩子。她以校長身份退休，并得到了職業退休金，與外婆的生活截然不同。

然而，這三名女性都過著“雙重生活”，讓帶薪工作適應家務和育兒的繁忙。她們的工種也是典型女性化的。社會中最貧窮的女性一直是洗衣清掃等家庭雜務工作的后備人員。像我母親這樣的女性，受過一些教育，就去工廠、商店或辦公室工作；那些具有更高資質的進入像幼教或者廣義的教育類的“看護”行業。 “沒有誰的生活具有代表性”，海倫·麥卡錫（Helen McCarthy）在她令人印象深刻且細微的研究中寫道。每個人的經歷都是獨特的。但是像她的書一樣，最好的歷史著作能夠表現出個體生活的典型性。

《雙重生活》描述的歷史始于19世紀中葉，但它的優勢體現在對當下的反思。現在有四分之三的英國母親正在工作，這是維多利亞時代以來的驚人轉變。母親經濟獨立的愿望在很大程度上被認為是“合法”的。盡管社會氛圍已發生巨變，盡管女性可以進入所有行業，大多數在職母親仍處于低薪、嚴格的打卡制度、沒有幼兒托管的不友好工作環境中。就像她們的維多利亞時代前輩制衣或粘火柴盒一樣，如今在家工作的媽媽制作嬰兒連襪便鞋或在賀卡上粘貼水晶。

到20世紀，包括大多數女權主義者和婦女組織在內的多半英國男女都認為，“母職”是婦女的主要職業。進入職場的婦女感到必須在母職和事業之間做出選擇。 “好媽媽”只是因為不得已才工作。被拋棄的妻子、寡婦或單親父母能夠得到同情。 “壞媽媽”之所以工作是因為她想要事業。麥卡錫在書中問道：這種觀念到目前為止究竟改變了多少？掙到足夠的錢將妻子和孩子留在家里的男性養家糊口的理想不再占主導地位。但是，如今的雇主和政策制定者仍大多將“工作的人”定義為男性。提供社會福利常常合并母子的需要，并認為妻子依賴丈夫。人們仍然把家想象為母親的“領地”，而非父親的。

麥卡錫的書是一部經濟社會史，但她也想賦予在職母親的說法“陰影和質感”，并且成功做到了這一點。她不僅精通內閣備忘錄、雇傭法或社會學報告，還熟悉通俗小說和新聞。她從不把資料來源當作真理，而是將窮人生活的早期社會調查定性為“統計和情感、經驗主義和情感主義的跨領域融合”。在職母親的聲音總是在官方和非官方評論的喧囂聲中突顯出來。

境況最差的女性從來不是單純的受害者。盡管大多數人當然是出于經濟需要而工作，但她們也可以享受工作。家庭傭工通常為她們的技能感到驕傲，職場雇員享受工作中的友情和暫時脫離家庭的自由。英格蘭中部一家果醬工廠的年輕母親坦言，她不愿留整日在家照看孩子，那讓她十分煩躁，卻遭到女性督察員的反對。但她所言代表著接下來幾十年的女性心聲。

20世紀初，成群的婦女從事文書工作，但新婚生活限制了她們的前途。戰時英國政府召集母親成為勞動力的后備軍，關注她們的需求，甚至提供工作場所的托兒所，但僅限于那段時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由于消費市場迅速增長，兼職工作機會大大增加，但是雇主利用其臨時性支付不匹配的工資。兼職被視為婚姻和生育之間的權宜之計，或因為大齡母親重返工作崗位還得承擔額外的家務勞動，不得不選擇兼職。但她們經常沒有晉升的機會，沒有帶薪病假和休假權利。就這樣，前進兩步，后退一步，經過很長一段時期，在職母親的形象變得更加普遍，漸漸被社會接受。

麥卡錫寫作時鎮定自若，但是她并不中立。1950年代墨守成規的女性遭到了她的批評。在那十年中，像我母親那樣在外工作的女性都對自己的狀態很滿意。《雙重生活》對諸如約翰·鮑比（John Bowlby）或唐納德·溫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等的“母愛剝奪”理論持懷疑態度，它們經常被用作“毆打”在職媽媽的“棍棒”。關于童年經歷的歷史很顯然能寫成另一本書，麥卡錫書中的回顧性證詞使這個問題還有很大討論空間。

在戰后幾十年中，家庭中的第二筆收入成為自豪感和成就感的來源。同消費主義的興起有關，人們對日常開銷和休閑消費有了更高的期望。現今兩份收入的家庭繼承了“個人成就感與購買和擁有更多有關”的假設。自從避孕大概率有效和人工流產逐漸普及，家庭規模已經縮小——這對許多不再無休止生育的婦女來說是巨大的轉變。《雙重生活》幾乎沒有提及新出現的“生育同儕壓力”，也沒有關于孕產催生的商品經濟的論述（成立于1972年的英國母嬰產品零售公司Mothercare如今所有門店關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麥卡錫一書的最后一章記述了英國在就業法、薪酬斗爭和反歧視政策方面的最新進展。在更多的行業中，有越來越多的職業母親獲得了自尊和經濟獨立，她們在公眾面前發聲并獲得傾聽。但是她們仍然感到內疚，并經常筋疲力盡。盡管媒體放大和扭曲了關于“自私的母親”、“工作過于努力的女性”和“事業家庭都想要的媽媽”的討論，但許多職場的競爭性利己主義很少為女性權益發聲，更不用說對女性友好了。職業文化賦予女性地位，但男性主導的市場化公司模式重現（劍橋大學的歷史學家麥卡錫這里指她的“部門經理”）。所謂的“獲得權益”是以犧牲在英國做家政服務的其他婦女為代價的，她們中的大多數是黑人或少數族裔。男性在家務或育兒方面的付出并沒有增加太多。在某些社區，丈夫仍然不希望自己的妻子出去工作。

1945年后，英國工黨和保守黨執政時在不同時期都曾投資生育服務和托兒所教育。麥卡錫認為，盡管在意識形態上存在分歧，但政府仍將婦女和家庭的利益視為一體。在20世紀70年代，女權主義者批評家庭保留主婦角色以及將孩子視為占有物的想法。現今，生活在傳統家庭中的人越來越少，但是依然在努力維持的“家庭修辭”仍不斷使用。作為保守社會生活觀念的基石，家庭仍然是一種理想生活。當前的新冠疫情就像過去的危機一樣，人們要求女性——尤其是母親，在加倍努力工作的同時還要支持這種關于家庭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