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隨著新中國的成立，新社會女性的角色開始被重新定義，以經濟平權、婦女參與生產工作為內含的婦女解放開始提上日程。中共動員農村女性參與農業生產，城市女性進入工廠做工或從事街道集體事業，通過保障女性參與工作的權利來改善婦女的地位。五十年代以來尤其是大躍進時期，女性們逐漸進入到傳統男性獨占的社會領域，田間地頭、工廠、里弄，都可以看到她們的身影。遍布在各行各業的女性梳雙辮、留短發、身著藍色工裝，“鐵姑娘”們“戰沙荒”“大戰紅石崖”，她們褪去柔弱、擁有鋼鐵般意志，定義著另外一種女性的美，展現出婦女的新風貌。1957年的社會主義建設高潮之下，各行業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婦女大躍進運動。新社會賦予婦女更多權利的同時，她們也在經歷著不可言說之傷。

“一人要頂兩人干，婦女要賽過男子漢”

傳統父權制社會下，女性很少離開家門，也很少從事社會生產，賢妻良母似乎是她們唯一的角色。民國時期以婦女下地為恥的習俗在全國范圍內廣泛存在，直到建國前后，很多男性依然認為讓他們的妻子下田勞動是他們沒有能力的表現。很多鄉村婦女也認為參加農業勞動丟人、沒出息，認為勞動可恥。“如果婦女要辛苦干活，為何還嫁給男人？”

1949年，主政者提出“婦女解放”的口號，動員婦女參與建設新中國?！缎轮袊鴭D女》是建國后第一本全國性女性主義刊物，毛澤東為其題詞，“團結起來，參加生產和政治運動，改善婦女的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1950年，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在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上提到，“組織婦女面向生產是婦女工作的基本任務?！?/p>

但直到五十年代初期，女性外出工作仍然不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由于建國之初大批軍人復員、經濟波動、政治局勢動蕩導致的失業潮席卷而來，大量城市工人失業，婦女就業問題并沒有納入官方的考慮范圍之內。勞動部長馬文瑞向婦女喊話，“家務勞動也是社會勞動的一部分，搞好了家務，同樣是光榮的，也是對社會的貢獻?！?/p>

1950年代中期開始，社會主義建設逐漸走向激進化，一五計劃的各項目標開始提上日程。鄉村中大量男性外出，或參與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或進入城市工廠中成為工業機器上的一顆螺絲，有產的小農變為城市無產的一分子。農村成為工業化的犧牲品，空心的農村開始尋找更多的勞動力。

1955年開始，毛澤東提出，“中國的婦女是一支偉大的人力資源。必須發掘這種資源，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斗?！?956年，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婦女工作的指導思想——動員婦女參加生產建設，以此爭取婦女的徹底解放。劉少奇、鄧穎超等人在會上發言分別闡釋婦女解放運動的方式和意義。

1939年《新中國婦女》創刊，是第一本全國性的婦女雜志，1956年后，《新中國婦女》改為《中國婦女》

劉少奇說，“我們的黨一貫地關懷和支持婦女解放運動，把婦女的徹底解放看作我們事業的重要目標之一，全黨應當繼續鼓勵婦女群眾的上進心，幫助她們提高工作熟練程度，糾正黨內外一切歧視婦女的錯誤思想?！编嚪f超指出，“婦女工作的中心任務是廣泛地動員婦女從各方面參加社會主義建設，這是增強建設社會主義的力量，爭取婦女徹底解放的關鍵。必須有計劃地吸收婦女參加各種社會勞動，應當按照整個勞動力調配的計劃，根據婦女的特長和特殊情況，恰當地使用婦女勞動力，達到人盡其才?！?/p>

從此，婦女解放也有了具象化的衡量標準，即和男性同樣從事集體勞動，“在婦女還沒有直接參加生產勞動的情況下，她們在家庭中的地位和男子總有一種事實上的差別，但她們一旦參加了集體勞動和集體生活，她的思想就會開朗起來，和男子一道走到時代的最前列?！眹彝ㄟ^利用報紙、期刊、廣播等傳媒，廣泛宣傳男女平等的法律法規，宣傳婦女解放的思想，“社會上普遍生長起一種支持和鼓勵婦女同男子一道參加社會生產勞動和政治活動的新風氣。”

官方的提倡逐漸被婦女接受并成為共識，成為她們用以提升自身社會地位的方式，并成為自己參與集體化勞動時自我審視的標準。在一些地區，婦女們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一人要頂兩人干，婦女要賽過男子漢”的口號聲中拼命地勞動。特別在冬季開展熱火朝天的積肥運動中，有很多地方提出了“泥坑是戰場，輕傷不下火線，為了完成任務一律不許請假”的口號。

美國歷史學家賀蕭在陜西省進行田野調查時，記錄了與村民的一段對話：“你說咋樣叫男女平等呢？”“男女平等，你男的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你能擔水，我也能擔水。你能擔土，我也能擔土，你能抬石頭，我也能抬石頭?！?957年冬到1958年春，婦女出勤一般占婦女勞動力的90%以上，許多地區已達100%。1958年以來，女職工人數猛增到700多萬，比新中國成立前增加了十倍多。

大躍進時期的婦女

工作中的女性與革命的廟會

對于生活在新中國的民眾來說，工人階級逐漸成為一種普遍的身份認同。工人進廠做工既可以取得體面的收入，又可以作為歷次社會運動中的護身符，對許多城市婦女有著特別的吸引力，“眼熱職工拎個包包上班下班”。她們希望能在工廠中學到實用技術、累積職業發展的資本，有時為了能學到實用的技術，甚至可以犧牲經濟收入。有些工廠中的女性屬于無酬勞的義務幫工，可是她們毫無怨言，抱著“長線放遠鶴”的打算，盼望著能從中學到手藝為將來成為一名合格的工人做準備。

后來在面對60年代初經濟危機帶來的清退潮時，一些己經掌握了一定技能的婦女不舍得放棄手頭的工作。1961年上海醫療器材廠的藝徒李娟梯被列為清退對象，可她不愿意，跑去《解放日報》報社反映情況，希望借助輿論的力量保住自己的飯碗，她說自己可以不要工資，只要能學習技術。

而對于更多的婦女來說，經濟收入是她們出去工作更重要的因素。在上海楊浦區寧國街道紡織用品加工場工作的129名女工當中，超過八成的婦女工作是為了用每月二十多元的收入來改善家計。倘若失去工作會影響她們家庭既定的開支計劃，降低生活質量?！斑^去魚票、肉票、布票，吃不起，穿不起，送人家，現在我的工資加進去，魚肉票能吃到了，也可以給小囡做件新衣服了，想想這些，不舍得不做。”

有一些“成分不好”的女性希望借積極參加勞動來重新樹立自身和家庭的形象。建國之后資本家和工商業者被冠以污名，城市人民公社運動中“資產階級通過勞動實行自我改造”的實踐慢慢浸潤到社會日常生活之中。上海盧灣區淮海坊有位工商業者家屬直言，“不參加生產，人家總歸要講資產階級好逸惡勞，很難受。”知識分子家屬也是積極表現的一個群體，1960年同濟大學講師徐禮存的母親周琢如是聽到四平路居委會干部要大辦里弄托兒所、食堂卻缺乏設備后，連夜到火車站買了車票，第二天一早超往蘇州老家，自己掏腰包買來大竹籠、大鍋等數十件送給干部們。她還辭去了家中的保姆，將孩子送進了里弄托兒所，自己也參加了托兒所的工作。

在傳統農村社會之中，女性很少有機會離開家外出接觸其他的人，每年只有在廟會那一天，她們才被允許走出家門，因而廟會也成為了她們一年中難得的聚會和最高興的節日。對于女性來說，外出的記憶總是美好的，她們對集體生活有一種渴望和向往。而集體勞動給了她們一個應對母親婆婆和丈夫反對外出的機會，喚起了她們過去集體生活的美好回憶。這種集體勞動對女性來說有如“革命的廟會”，與回家后獨自一人面對家務勞動形成強烈的反差。革命的廟會彌補了集體勞作帶來的身體上的勞累，在日后集體公社取消后成為了她們的念想。

公社生活同時為婦女們提供了新的娛樂形式和娛樂活動，讓婦女們樂在其中，成為日常貧乏生活中的新鮮感和全新體驗的來源，也成為精神世界的充實感和愉悅的來源。大躍進時期的湖北，婦女們響應掃盲運動，參加班級學習或采用包教包學、認字小組、送字上門等辦法學習文化知識。在太行山驥縣，教歌、識字、檢查衛生，都是將婦女組織起來的集體化治理措施。婦女們回憶起當時的娛樂，“大家加上個勁兒呀，呼兒咳呀”，可好聽了，可紅火了……那人家會唱的還可紅火了，我不會那還可急躁的過于著了?！?/p>

毛主席參觀天津大學機工廠時與勞動中的女學生談話

榮譽與傷痛

與婦女解放運動同時，官方開始塑造婦女勞動模范，全國出現了大批“鋼鐵姑娘”“豐產姑娘”，災難報道中的女英雄層出不窮，經由官方標榜的典型人物往往可以獲得一夕成名的機會。她們從原本籍籍無名的地方小卒，一躍而成各大報刊爭相報道的全國性人物，甚至還可以得到出國訪問、進修或是成為干部的機會。這種隱形福利使得眾多女性紛紛效仿。

在女性榮譽的另一面，是婦女們為社會建設付出的沉重的代價。對女性生理現象的羞恥感、勞動指標以及經濟因素都對她們形成種種制約，最終使這場“婦女大躍進”運動給她們留下了難以抹去的傷痛。

上海鋼鐵二廠許多女性由于缺乏衛生知識，經期或孕期常常滿不在乎或難以啟齒，不愿意去掛月經牌，加深了對自己身體的傷害。特別是一些積極分子認為“自己是骨干，在生產中不能不帶頭”，所以即使身體不舒服也要趕在別人前頭。省紅旗手申小娥，經期也要和別人搞送肥競賽，認為自己是紅旗手不能落在人家后面，更不能提出請假休息。工廠中的婦女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期待著在日后能夠轉正，即使是在懷孕時也堅持做重活。在上海鍋爐廠工作的周季云，懷孕己經六個月，同事勸她回去休息，她不愿意，“這又不是病，現在回家等到養下小孩，要停半年多的時間，那時是否還能回到廠里來呢？”許多婦女為了免于被工廠辭退爭取長期留用的機會而隱瞞自身懷孕的事實，導致許多因工流產，更有少數人用墮胎、絕育等方式“捍衛”自己的工作崗位。據上海市楊浦區勞動工資委員會反映，1959年時該區用人單位招用的家庭婦女懷孕者占10%，有的甚至高達15%，她們大多數人選擇硬撐下去。

1958-1959年，婦女的平均工作日由1957年的166天提高到250天，相當于男勞力的3/4。長期超負荷的體力勞動損害了婦女的健康，婦女患病、浮腫、失去生育能力等傷亡現象非常普遍。1961年3月河北省衛生廳調查，全省1100多萬婦女中，閉經人數約有200萬，特別嚴重的地區達到50-70%，患各度子宮脫垂病者162480人。

大躍進時期宣傳畫

失語的女性與弱者的武器

女性解放仿佛一個圍城，城里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被各種壓力席卷之下的婦女很難有自己的選擇。很多女性想要走出家門，可是傳統的家庭觀念依然會對她們形成束縛。曾在上海黃浦區寶興里工作的唐氏希望能有份工作，可是公公婆婆不允許她出去。唐氏公公對她說，你就把五個孩子教好，不要出去工作，家里他會養的。最后等到公公婆婆去世后，她才得以出去工作。楊浦區的王翠娥丈夫聽到里弄干部動員妻子出去工作，威脅她說，“你如果去工作，我就和你一刀兩斷?！?/p>

更多的時候，農村生活的壓力讓女性不得已走出家門，通過勞動換取工分補貼一家人的生計。過去社會中的婦女在家庭經濟拮據時還可以靠織織布、縫縫衣服等家庭副業收入補貼家用，而在集體化時代，手工業被取締，在田地里做活掙工分是衡量她們經濟貢獻的唯一標準。男性勞動力工分的計算是根據他自己的工作量，而女性會被設定更多的條條框框。因為如果女性不去工作，孩子的糧和丈夫的工分都會減少。

50年代末，中國社會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和社會危機，工廠開始大規模清退工人，婦女成為最先被裁掉的群體。以1958年后上海的平爐、軋鋼車間為例，1294名工人中有512個職工家庭參加了工作。自從1961年下半年以來，412名職工家屬被精減，精減人數占4/5.這些職工的家庭收入，由每人每月平均18元減少為11.9元。由于上海市委勞動工資委沒有明確婦女用工的待遇標準，而各里弄在實際支付中往往各行其是。婦女收入中需要克扣里弄的公積金，有的高達50%。參加勞動的婦女還要自行解決吃飯問題，自己支付車錢。

弱者意味著在一個社會結構中有更少的話語空間，他們的正當權利往往無法通過正規渠道予以保障，他們只能采取各種體制外的隱性反抗來表達自己的不滿。婦女工資低難以維持生計，并且分配不公，導致里弄婦女的缺勤率非常高。陳家頭街道給辦事處給房屋修建公司介紹的55名里弄婦女，不到半個月，只剩下20多個。被動員起來參加工作的里弄婦女很多適應不了工作的勞動強度，也成為缺勤率的貢獻者，他們拿生產工具泄憤或是干脆自行退工。很多婦女被安排從事炊事和保育工作，每天需要起早貪黑上班，她們抱怨原本只是想從孩子和做飯中解放出來，沒想到現在要照顧更多別人家的孩子。城隍廟福民街托兒所開辦的第二天，五個人就跑掉了三個。

全國婦聯曾對女性勞動者做出特別的規定，包括“四期保護”（經期、孕期、產后和哺乳期）、月經掛牌和“三調三不調”（月經期調干不調濕，孕期調輕不調重，哺乳期調近不調遠）等，但是在實踐中并不能落實，有地方強調，“婦女和男子比較起來有其一定的生理特點，忽視這個特點是不對的，在生產上和生活上對她們適當地加以照顧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如果過分地夸大這個特點，那就是錯誤的了?！?/p>

男性的勞動僅限于社會生產，而女性回到家后還需要做家務活、做飯，照顧全家人起居?？墒枪俜饺匀粡娬{，“參加生產是光榮的，擔負家務勞動也是很必要的。”并且默認，家務活就應該女性來承擔。有人針對農忙和家務如何協調提出了解決方案，“晨間與天雨時，準備好全家衣服鞋襪；農忙時，從事農業勞動?！爆F代化的工業體系賺取工人的剩余價值，而同時在這背后，父權制家庭也使得女性的剩余價值被消耗殆盡。

1955年到1962年，伴隨著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躍進從走向高潮到漸入尾聲，許多婦女也經歷了從走出家門到失業回歸家庭。不可否認，經濟平等、婦女參加社會生產確實是男女實現平等的現實因素之一，可是當國家在場的婦女解放片面強調男女社會生產的同質化和勞動量上的均一，當男女平等以量化的形式出現，傳統的尊卑、性別秩序、家庭權力結構、社會的顯性隱性壓力、女性面對的困境已然成為“婦女解放”話語下的灰色地帶，家庭在保護女性的同時也在吞噬著女性。女性的無償勞動被遺忘，她們成為失語的群體?！皨D女只要參加社會生產事業，就能享受與男子同等的權利?！边@句話的背后，無疑暗含著只有參加勞動，才能獲得權利。當某一群體的權利有了附加條件，真正的平等和解放還有多遠？

《2020全球性別差距報告》顯示，徹底消除性別差距還需要99.5年?；赝菆鲛Z轟烈烈的婦女解放運動，以參加社會主義建設、補充勞動力為重要任務的婦女解放改變了婦女的地位，可是沒能真正實現男女平等，國家希望通過均質化的經濟平權來實現男女平等的初衷也最終沒能如愿。激進的、烏托邦的美好愿望讓婦女們獲得外出工作機會的同時，也給她們帶來了持久的傷害。大時代下的女性沒有太多的選擇空間，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小心翼翼地嘗試突破社會性別結構之下的秩序，改變自己的地位。那一代人的實踐給今天的我們留下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六十年前的婦女解放也與當下的男女平權發生了意味深長的互動和對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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