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外媒報道稱，美國國防部代理副部長詹姆斯·安德森表示，美國如果批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則，不會減少、反而會增加核沖突發生的風險。這種言論顯示了美國罔顧“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則客觀積極效應，只考慮自身絕對安全的單邊主義安全思路。

“不首先使用”是積極核觀念，可減少核風險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則的內涵是：擁有核武器的國家除非在對手使用核武器的情況下才會使用核武器，不會在危機或戰時首先使用核武器。這一原則與核武器的作用有關，核武器的兩大作用即實戰使用和威懾，二戰后至今，還沒有哪個擁有核武器的國家使用過核武器。就威懾作用而言，“不首先使用”體現出對手使用核武器，我才使用核武器的姿態，即用報復性的核打擊威懾住對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首先使用”是值得推廣且普及的積極地核價值觀。“不首先使用”之所以是重要的核價值觀，在于它正確的理解和看待了核武器在國家安全戰略中的相對作用。實施“不首先使用”戰略，雙方都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進而不會造成核沖突的不可控后果。這是一種以阻止核戰爭、減少核戰爭風險為目的的核戰略。

中國自擁有核武器起即宣布“不首先使用”原則。1964年10月16日中國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隨后人民日報發表了《打破核壟斷、消滅核武器》的社論，其中提到中國擁有核武器是為了打破大國核壟斷，從而更好地維護國家安全，中國發展核武器完全是為了自衛，是為了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核武器。中國的核武器只用于進行核反擊、遏制敵人對中國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中國只保持著一支數量較少的精干有效的戰略力量。時至今日，中國依然貫徹“不首先使用”政策，中國的核政策體現了積極地維護戰略穩定的作用，為國際社會樹立了正面的榜樣。如果能真正的實現核武器國家均表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這會對促進核國家間構建戰略穩定關系、給國際核秩序朝著合理有序方向發展帶來非常積極地影響。

除了中國，印度也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2012年，印度公布了多次修訂的《印度核文件（India’s Nuclear Doctrine）》，其中對“不首先使用”的表述是：“印度不會對非核武器國家訴諸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但如果這些國家與核武國結盟，或協助核武器國家對抗印度，和/或在敵對期間協助核武器國家，（這些非核武器國家）將會被視為核武器國家。”這一表述主要意在威懾巴基斯坦，而印度之所以敢于對巴基斯坦實施“不首先使用”戰略，關鍵在于印度具備優勢的常規軍事實力。在危機或戰時，面對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印度可以用“不首先使用”戰略予以威懾，確保巴基斯坦不敢首先使用核武器，同時印度依靠常規軍力即可獲得優勢。奧巴馬在任美國總統時也曾表示美國可能會宣布實施“不首先使用”核戰略，這一度引起國際社會對美國的涉核積極舉動表示歡迎，但是特朗普繼任美國總統后，奧巴馬的積極核觀念被徹底擯棄。

回避不首先使用，實則謀求隨時可用

美國此番提出“不首先使用”戰略會增加核沖突風險的理由是：接受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原則，會使得美國在重大利益或盟友的重大利益受到損害時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反而增加了使用核武器的風險。這一理由可以理解為：美國如果實行“不首先使用”，那么面對對手對美國和盟友發動進攻時則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予以應對，這會誘使對手先使用核武器，進而美國反擊，發生核戰爭。這一觀點的有三點引申含義。

首先，美國認定對手對其利益和盟友的利益進行損害時，有可能會首先使用核武器。因此，如果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戰略，對手國家先使用核武器，會給美國和其盟友的利益造成重大損失，所以美國不能“不首先使用”，要擺出隨時先發制人的姿態，威懾對手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在美國眼中，似乎其認定的對手國家樂于積極首先使用核武器，而看不到美國的核反擊能力，因而擔心美國的“不首先使用”會導致對手國家傾向于先使用核武器。

其次，即便對手不使用核武器，美國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戰略，即間接鼓勵對手在局部地區發揮常規軍力優勢，對美國或其盟友帶來損傷。這一觀點并不陌生，2013年前后，美國戰略學界反對中美構建戰略穩定關系的學者中就有提到，如果美國減少針對盟友的延伸威懾有效性，可能會讓日本等盟友認為是放棄了對自己的核保護傘，把這些盟友置于中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常規優勢軍力威脅之下。按照這一邏輯，如果美國采取“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戰略，即等同于對亞洲、歐洲的盟友的核保護傘失效，中國、俄羅斯會使用優勢常規軍力對美國在這兩地的資源和盟友帶來損傷。

再次，美國認為，既然“不首先使用”會導致核沖突的風險，那么要持續保持隨時使用甚至先發制人使用核武器的姿態，威懾所謂戰略對手使用核武器，以及使用優勢常規軍力。即要用隨時可用核武器的姿態，威懾對手對美國和其盟友發動的核和常規軍事進攻。

上述三種邏輯，無不反映出美國對其他國家尤其是所謂戰略對手安全威脅的臆想。美國的安全研究范式一直以能力+意圖作為所謂對手的判斷標準，且這兩個標準在美國看來又存在著關聯。

美國總以主觀判斷作為認定對手敵意的判斷，如果某個國家對美國的霸權利益、權力地位構成了挑戰，美國往往就判斷其為對手，認為這個國家對美國有威脅，這個國家意圖隨時隨地傷害美國，即便這個國家對國家發展的投入，綜合國力增長并不是以與美國爭霸為目的。如果這個國家基于自身國防安全需求發展軍力，美國將其定位為對手，也會將其他國家自身國防能力的發展冠以對美威脅的“帽子”。較為典型的例如美國早年認為中國發展“反介入、區域拒止作戰能力”，意圖阻止美國在西太平洋的軍事存在，其判斷依據是中國發展了若干新型號彈道導彈、反艦導彈、巡航導彈、新型水面艦艇、潛艇等，而這些新型號武器能夠進行阻止美國進入西太平洋區域的能力。而做出這些判斷的前提是美國將中國認定為競爭對手，會對美國構成威脅。英國、印度近年來也在不斷提升戰略武器能力，但是卻聽不到美國對這兩國國家的威脅感知言論，其原因即是這兩個國家被美國認為是其全球霸權地位的維系者，是美國維護權力地位的“伙伴”。

能力和意圖，被美國主觀地賦予相輔相成的關系，即：認定你是威脅，你的能力就是美國和其盟友的威脅；認定你的能力對美有威脅，你就是美國的對手。這是一種冷戰遺留的“戰略受害者”思維。冷戰期間，美國面臨著蘇聯軍備競賽的壓力，甚至在七十年代一度處于下風，這導致了美國對所謂對手的威脅感知十分敏感。但是冷戰后，客觀地看已經沒有國家能夠對美國構成蘇聯式的挑戰，在冷戰剛剛結束后的一段時間，美國一度處于國際權力的中心。美國當下依然秉持著冷戰式的競爭心態，對別國提升綜合國力發展軍事實力抱有“被害者心理”，進而采取表面應對對美威脅、實則破壞全球和大國間穩定的不健康的自我防御機制。強調核武器先發制人、隨時使用，降低核門檻，提升核實戰能力的舉措就是這種不健康機制的表現。

早在2020年2月，美國國防部的“三把手”、負責政策事務的副部長約翰·魯德遞交了辭呈，魯德與特朗普的政見略有抵觸，例如在阿富汗撤軍、美韓軍演規模、“通烏門”彈劾案中與提到了與特朗普意見略有不合的觀點，而接替他施行代理職務的正是詹姆斯·安德森。安德森代理副部長是在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進行的審核安德森本人擔任美國國防部政策事務助理副部長資格聽證會上提到了有關“不首先使用”的言論，在這場聽證會上，安德森還提及對美國“三位一體”核武庫保持現代化升級、強化美國在歐洲部署和武器、強化美國領導北約核威懾能力等言論。安德森的涉核觀點與特朗普核擴軍、降低核門檻、強化核實戰能力的觀點基本一致，不排除未來安德森會卸下“代理”頭銜，成為正式的負責政策的國防部副部長，特朗普政府又將多一位攪局國際核秩序的政策幕僚。

（作者系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后，研究軍備控制與國家安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