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淚而泣：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特別工作隊”》， [以色列]吉迪恩·格雷夫著，曾記譯，廣東人民出版社2019年12月出版，540頁，69.8元

近年來，一大批關于猶太人大屠殺和集中營的著作被譯介到中國。《奧斯維辛：一部歷史》總覽這段歷史的全貌。著名奧斯維辛幸存者普里莫·萊維和讓·埃默里的作品，以及《天生幸存者：集中營里三位年輕母親與命運的抗爭》《逃離奧斯維辛》《吶喊——大屠殺回憶錄》等以自述和他述的形式回顧了囚禁于集中營的慘痛經歷。《罪行與沉默：直面耶德瓦布內猶太人大屠殺》《鄰人：波蘭小鎮耶德瓦布內中猶太群體的滅亡》《平民如何變成屠夫：一〇一后備警察營的屠殺案真相》等學術著作致力于探討將普通人轉變為惡魔的情境、制度和心理等方面的因素。《奧斯維辛的攝影師》《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志愿者：一份來自波蘭臥底的報告》《來自納粹地獄的報告：奧斯維辛猶太醫生紀述》《納粹醫生：醫學屠殺與種族滅絕心理學》《奧斯維辛的藥劑師》《納粹獵人》等作品則幾乎涵蓋了集中營內外的各類角色。

盡管圍繞集中營的著作已經汗牛充棟，但以色列猶太史學者、大屠殺問題研究專家吉迪恩·格雷夫的《無淚而泣：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特別工作隊”》仍然值得關注。該書于1999年以希伯來語出版，2005年被譯成英文，2019年12月在中國面世。《無淚而泣》聚焦于在奧斯維辛集中營里專門負責搬運和焚燒尸體的“特別工作隊”。作者通過對七名幸存工作隊成員的采訪，細致地還原了他們的苦難經歷。書中一個某工作隊隊員只處理孩子尸體的細節啟發了匈牙利影片《索爾之子》的拍攝，令集中營里這一最隱秘和罪惡的環節更加為人所知。

特別工作隊在集中營里的地位非常特殊。他們日夜與死尸為伍，卻能享受到其他囚犯夢寐以求的待遇：睡軟床、不挨餓，用不著擔心死亡突然而至，盡管他們的最終命運與其他人并無不同。他們同樣是囚犯，但又像是黨衛軍的幫兇，所以許多幸存者恥于這段經歷，對親友也三緘其口。戰爭結束后，特別工作隊所遭受的貶損更是不絕于耳。批評者認定他們為虎作倀，不僅將同胞騙入毒氣室，更親手毀焚毀了納粹大規模屠殺猶太人的證據。

漢娜·阿倫特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一書中曾對猶太委員會提出卑躬屈膝、通敵合作的尖銳指控，她對“特別工作隊”也不容情。她說：“滅絕營里實際的屠殺行為都是由猶太工作隊一手完成的，這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已經被（艾希曼的審判）里的證人的證言牢固地建立起來。”歷史學家雅各布·羅賓森認為，阿倫特的認識并不正確，很可能輕信了奧斯維辛集中營指揮官魯道夫·赫斯（另譯“霍斯”）的記錄。然而，如果說沒有集中營經歷的阿倫特不幸被赫斯所蒙蔽的話，那么曾被囚禁于奧斯維辛近一年的普里莫·萊維同樣借用赫斯日記來批判特別工作隊的舉動就十分耐人尋味了。他在《這就是奧斯維辛》（114-115頁）中寫道：“這是一種逆向的‘篩選’，被選中的往往是最卑劣的、最有暴力傾向的、最兇惡的人，只要他們能好好合作，就賦予他們一切權力，發給額外的食物和衣服，可免去繁重的勞動，可免除去毒氣室送死。他們也確實是好好合作著，于是，司令官赫斯可以毫不內疚，可以舉起手說‘我的手是干凈的’，‘我們并不比你們骯臟，我們的奴隸，他們自己與我們一起共過事’。你們可以重讀一下赫斯在其日記里寫下的可怕的篇章，里面講到在毒氣室和焚尸爐工作的特遣隊，你們就會懂得什么是罪惡的傳染。”萊維這番話存在多重面向上的批判。他一方面認定工作隊成員是因其低劣暴虐的性格特質而被黨衛軍選中從事最卑賤的焚尸工作，同時將他們服從命令的行為視為主動合作，甚至認為他們的配合使最兇惡的納粹分子被免除了部分罪責，可謂相當嚴厲的指責。

此外，盡管萊維對由特別工作隊發動的起義非常熟悉——這也是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唯一一次猶太人起義——并援引此次行動駁斥“猶太人不反抗”的偏見時，他仍然不忘補充一句：“這些人絕望而且憤怒，但他們有著充足的飲食、衣物和鞋子”，似乎在暗示特別工作隊的成員并非典型囚犯，他們既然坐擁更好的資源，理應借此發揮作用。因此，特別工作隊起義的價值在萊維眼中打了折扣。相比之下，他更看重“在華沙猶太人隔離區暴發的起義”，因其是“唯一毫無勝利希望和獲救可能的起義”（《被淹沒與被拯救的》176-177頁）。

既然連向來以溫和冷靜著稱的萊維都對特別工作隊如此苛刻，可想而知幸存成員自身的羞恥和罪惡感。格雷夫曾在一次訪談中表示：“訪談中最大的困難，就是他們不愿回憶這段可怕的往事。他們想把它從記憶中抹去。我得同時扮演歷史學家、心理學家、外交官和偵探的角色，要用許多技巧才能讓他們開口袒露內心。有時我的態度必須很強硬，幾乎是‘強迫’他們去說——當然我沒有使用暴力。”格雷夫認為，特別工作隊的任務和處境不僅極端艱難，而且前無古人、后無來者，所以后人難以想象他們的經歷，也不宜用事后之智和刻板印象衡量和批判他們的作為。他強調：“‘特別工作隊’的囚犯們身處的極端環境提醒著我們，要用最大的感性去思考他們所經歷的苦難。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對他們行為的具體分析會不加分辨地導向廉價的同情。”（《無淚而泣》76頁，以下引用僅標注頁碼）因此，他力求通過大量材料和訪談重現囚犯們身處的極端環境，探討他們的心理和道德，為這些受害者正名。對他的努力，本書譯者曾記給予“不可超越的深刻與公正”的高度評價，筆者認為是恰如其分的。

極端環境下的“非人化”

格雷夫首先指出，特別工作隊在黨衛軍逼迫下承擔的任務堪稱史上最恐怖的工作：“事實上，歷史上從來沒有類似奧斯維辛這樣的實情，更沒有‘特別工作隊’經歷的情形，沒有人做過他們做的這些差事。”（75頁）因此，在對其行為進行評判之前，了解他們的處境和工作內容是十分必要的。

奧斯維辛集中營指揮官赫斯在庭審時詳細敘述了毒氣室的運作流程：“這并不難，消滅更多的人都不難。”他說：“殺人本身耗費的時間是最短的，半個小時就能除掉2000人；真正花時間的是焚尸過程。”如今研究者普遍認為，被這種方式殺害的猶太人在一百一十萬到一百三十萬之間。赫斯還介紹說，與特雷布林卡相比，奧斯維辛的“改進之處”在于，特雷布林卡的大部分受害者知道自己即將面對什么，而“奧斯維辛集中營千方百計地愚弄守受害者，讓他們以為自己要經歷的是除虱程序”。特別工作隊所擔負的，恰恰便是欺騙猶太囚犯和毀尸滅跡這兩項奧斯維辛里最艱巨的任務。他們必須幫助新到的人迅速脫下衣服，全裸著進入毒氣室；如果囚犯中有人提問或表現得煩躁和懷疑，特別工作隊則要予以安撫或盡快上報，避免緊張情緒擴散。等受害者死亡后，他們要將尸體從毒氣室中搬出，拖至焚尸爐。然后，特別工作隊中被分配擔任“司爐”工作的隊員把尸體塞入爐中，用特制的叉子來回翻動。為了提高焚燒效率，擺放尸體的方式和位置都有講究。格雷夫提到，司爐工作尤其可怕，只有身體和心理最強大的人才能承受，“這些隊員們被認為是十分冷血、‘野蠻’的人。他們身上令人作嘔的惡臭和粗鄙冷漠的生活方式”令工作隊中的其他成員都感到厭惡（24頁）。最后的環節是將沒有燒盡的殘骨分揀、搗成粉末，和骨灰一起倒入集中營附近的河中，將謀殺痕跡完全抹去。除此之外，特別工作隊還需執行清理留下的衣物、收集貴重物品、剪下死尸頭發、拔下金牙等任務。

由以上簡述可見特別工作隊處境之極端與可怖。他們并無選擇，從被選入工作隊開始，其性命便注定在搬運和焚燒死尸的日夜中向終點逼近。更扭曲的是，成員們“陷入一個可悲的悖論。他們潛意識里希望送來的猶太人越多越好。因為，姑且不說‘死亡工廠’的任務終止，只要送來的人變少了，他們就會有被殺掉的危險。他們能不能活下來，完全取決于是不是有囚犯被源源不斷地送過來”（123頁）。

許多研究都曾指出，德國大量下級軍官和普通民眾之所以服從納粹暴行，是由于徹底放棄了理性思考，在權威的壓迫下陷入“代理狀態”（agentic state），即認為自己只是執行強權意愿的無責任的代理人，從而逃避良心的譴責。《無淚而泣》則認為，受害者一方同樣會在極度變態的環境中激發出一套自我保護機制，以避免被絕望吞噬。格雷夫采訪的多名前工作隊成員不約而同地回顧了自己以冷漠麻木填塞人性被強制剝除后留下的情感空白的心理狀態。一名受訪者表示：“那些活又累又折磨人，尤其是剛開始那幾天。每個人都很怕在尸體里發現自己的親人。第一次總是最艱難的。不過說真的，你什么都會習慣的。我們有時會在晚上干活，半夜時分，我就坐在一具尸體的旁邊，但是卻絲毫影響不了我的情緒。”（323頁）另一名受訪者也說：“我的確變得冷漠了。人已經失去感知的能力。對于我來說，尸體已經沒有任何價值了。慢慢地，我對尸體已經產生不了人的情緒了。我已經不能把它們和人體聯系起來了。有時，尸體上全都是血污和糞便。你會習慣這樣的場景，所以在休息間隙或者感到餓的時候，人們就會在尸體上坐下，然后吃起東西來。”（502頁）

萊維曾經談到為何集中營里很少出現自殺的現象：“自殺是人類的行為，而不是牲畜的行為。它是深思熟慮后的行為，是非本能的、非自然的選擇。而在集中營里很少有選擇的機會：人們就像被奴役的牲畜一樣生活，只能任人宰割，但不會殺死自己。”（《被淹沒與被拯救的》77-78頁）無獨有偶，當格雷夫向受訪者詢問他們為何不選擇自殺時，同樣有幸存者用“牲畜”形容自己慘遭“非人化”的精神狀態：“我們不只是機器人；我們已經成了畜生。我們什么念頭也沒有。我們只想著一件事——逃出去，活下來。”（324頁）還有一個生理現象顯示出這些囚犯所受折磨之深重：他們都失去了流淚的能力。格雷夫的受訪者表示：“哭過很多次。不止一次。工作的時候會哭，但不會流淚。從那時起，我的眼淚就干涸了。我們會哭泣，卻流不出一滴眼淚。”（161頁）“我已經再也哭不出來了。所有的人類情感，還有那種想哭的沖動，都已經在我體內死去了。……我覺得我已經不再是個人了。”（519頁） “無淚而泣”也因此被選用為本書的書名。格雷夫還注意到，“沒有任何一名大屠殺的見證者在談論他們的經歷時潸然淚下”（140頁）。他們流淚的能力難以復原，相當于沒有徹底從集中營獲得解放。集中營經歷對囚犯的毀滅性摧殘由此可見一斑。

這里不得不提到格雷夫從事口述歷史訪談的高超技巧。他向每一個受訪者都提出類似的問題，通過問答內容的多輪重復，獲取同一事件的豐富細節，從而提高了相互校對和印證的可能性。正是得益于問答的堆積重疊，令我們不斷從不同受訪者的聲音里聽到相同的回憶，使得事實如波濤般反復拍擊海岸，產生震撼人心的力量。通過廣泛而深入的采訪，格雷夫為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的特別工作隊建起了象征前所未有的殘酷與苦難的群像。

記錄與起義：特別工作隊的抗爭

格雷夫進而指出，盡管特別工作隊的成員飽經苦難，但仍保持著一定程度上的清醒和尊嚴。明證之一就是他們中的許多人執著于記錄和保存集中營屠殺猶太人的證據，不容納粹的罪惡輕易煙消云散。這也是許多成員存活下來的重要動力：“‘活下來作證’這一信念，在‘特別工作隊’囚犯們的書面和口頭敘述中都表達得很清楚。”（27頁）許多人冒著生命危險寫下日記、保留死者牙齒和頭發，以各種方式藏匿起來，等待真相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一位名叫扎曼·格拉多夫斯基的日記作者希望確保后人能找到他的記錄：“親愛的發現者，在這兒的每一寸土地找找吧。這兒埋著幾十份文件，都是由我和其他人寫下的，里面揭示了這里發生的實情。這兒也埋著很多牙齒。我們這些‘特別工作隊’的隊員把它們散布在這個地方，埋在我們能到達的每個角落，好讓無數慘遭殺害的冤魂留下的痕跡有朝一日能被發現。”（68頁）

囚犯們留下的證據（還有證詞）不僅對后人正確地了解大屠殺至關重要，還在另外兩個層面上極具意義。其一，從這些記錄中，我們能看到特別工作隊成員對即將進入毒氣室的猶太人所展露出的人性，而并非如后世所批評的那樣冷血無情。盡管雙方接觸的時間極為短暫，但工作隊成員仍然以充滿溫情與憐惜的筆調記錄下受害者生命中最后的時光。比如，一名工作隊成員痛楚而無助地寫道：“我們沒有勇氣和膽量跟我們親愛的姐妹們說：必須除去衣衫。畢竟，身上的衣服仍是庇護她們生命的鎧甲。當她們脫去衣服，像剛出生時一樣站在那里的時候，她們是失去了生命的最后的支柱，最后的依持。所以，沒有人愿意告訴她們必須立刻脫下衣服。讓她們在那里再站一會兒，在那件鎧甲里、那件生命的外衣里再待一會。”（18頁）類似的記錄比比皆是，是《無淚而泣》中讀來最令人心碎的部分。

其二，特別工作隊的成員十分清楚工作的低賤，也對來自其他囚犯的鄙夷有所感知。對此，他們并未一味辯解或咒罵，反而進行了坦率的反思。這種對自身處境的真誠思考也在記錄中得到了保留。格雷夫寫道：“當我們發現‘秘密寫作’的作者們從未試圖隱瞞任何事，也從未粉飾、歪曲事實的時候，真的感到不可思議。他們的文字里反而包含著大量的批評，針對的是道德滑坡的隊員以及整個小組。”（71頁）格雷夫指出，這些記錄者往往是虔誠的教徒，他們痛心于同伴“變得淡漠，甚至慢慢習慣了這份差事”，更難以忍受隊員們退化為“亞人類”，寫下勸誡文字抵制彌漫于工作隊的麻木情緒。即使在煉獄一般的奧斯維辛，依然有一些人拒絕墮落，沒有因為絕望而放棄抵抗，他們的勇氣和高貴是后人難以想象的。

如果說做記錄是相對靜態和迂回的抗爭方式的話，那么武裝起義就是直接且孤注一擲的抗爭。這場起義的參與者和目擊者無人幸存，因此起義的具體過程尚有不少疑點。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是，1944年10月7日，預先設定的信號一發出， 特別工作隊的隊員在比克瑙集中營的焚尸場揭竿而起，殺死了三名黨衛隊員，打傷多人，并用事先秘密準備的手榴彈和炸藥盒炸毀了焚尸場。當然，起義一方損失慘重。幾乎所有起義領袖都被處死，四百五十一名特別工作隊成員慘遭殺害，留下兩百一十二名囚犯繼續工作。四名被發現與工作隊里應外合的女囚犯被公開處以絞刑。這是一場注定失敗，但雖敗猶榮的抗爭。正如活下來的工作隊員們所寫的那樣：“我們中間最出色的那些人在那里倒下了，最好的、最珍貴的、被選中的那一群人……他們帶著尊嚴，不管是活著還是死去。”（65頁）“尊嚴”是囚犯們的記錄和受訪者的回憶中反復出現的字眼。在“絕對的惡變成制度，任何道德行為都無從談起”（德國社會學家沃夫岡·索夫斯基語）的集中營，人們依然沒有喪失道德判斷和對“人”之價值的確信。他們被強行壓制的人性隨時在尋覓縫隙，投射出光芒。特別工作隊成員的記錄和起義向我們證明了一件意義非凡的事：人類可以在高度體制化的極權環境中保持自尊和理智，同時堅持抵制和抗爭，而非坐以待斃。論證至此，格雷夫完成了對特別工作隊的正名。

“即便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樹都變成了筆，所有的海洋都變成墨水，人們也不可能寫盡大屠殺期間發生的一切。”《無淚而泣》為大屠殺史學著作壘起的豐碑又添上一塊堅實的磚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