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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陸愉

編輯 | 王迪

宇娜2016年從東南沿海的小鎮來到上海，背著一張碩士錄取通知書和百萬家庭債務。2018年畢業，與不愿留在上海而要考老家公務員的男友分手。2019年，還完讀研所有學費，重新背上幾十萬家庭債務。2020年，遇到了一個有點適合的男生，猶豫著是否要開啟一段算不上很開心的戀愛。

她已經不太習慣戀愛，熟悉了一個人處理問題，男生每次主動買單都讓她有些別扭。她覺得“另一個上海”的生活并不真實，不像春節時，自己一個人拖著滑板，疾馳在沿海小鎮杳無人煙的街道上，呼吸著比上海更暖的空氣，輕盈到不禁反思，在大城市一直這樣漂著，是否只是在追求一種虛妄的精致。

被命運拉動的成長

“欠債還錢天經地義！”

“這是你的工作，你不要找我，你干這行的自己想辦法完成它。”

 “父債子還！你這個不孝子！”

“我是不孝，關你屁事！”

當室友問起宇娜為什么她總是要出晚歸，為什么要做那么多兼職，她無法開口。而那些誰也聽不懂的催債電話，更讓她如鯁在喉。

家里出事之前，宇娜從來沒有過“沒錢”的概念，她一向是生活的小鎮里比較有錢的那個。她出生在東南沿海一個群山環繞的小縣城，密集的工廠，老式低層住宅樓像上個世紀日本和臺灣的鄉下電影。除了公務員，大部分人在工廠里做事。

鎮子里的三所小學按學區劃分，宇娜是農村戶口，分到的是當地一所普通的小學，從沒聽說過哪家孩子有什么鋼琴舞蹈這樣的才藝，她對同學們最清晰的辨別是父母的單位——在哪個廠子里做工。她從未對外面的世界產生過好奇或羨慕，因為她從來沒有走出過這個鎮子。

而對于宇娜父母來說，從農村走向城鎮已經走到了“出走”的最遠處。宇娜很小的時候在漁村生活，媽媽在工廠做工，爸爸在建筑工地搬磚。爸爸初中文化，性格靦腆，但比所有的工人都勤奮，一步步被提拔成小工頭、大工頭，最后獨立承包了一些蓋樓、修路的工程。宇娜五歲的時候，媽媽生下了弟弟，幾年后又回到工廠繼續做工。

宇娜上小學的時候，爸爸買了電腦。學校里的電腦課，都是兩個學生共用一臺操作，宇娜的同桌報告老師，宇娜不用練習了，因為他們家有電腦。宇娜懵住了，冷靜一想，她們家確實有電腦，在家庭收入普遍較低的同學中間，他們“有房有車”——自購的商品房和送貨的卡車，這讓她很滿足，甚至有些驕傲。

高一的時候，她第一次走出小鎮，高二時還坐飛機來上海看世博會。宇娜涌進了外灘和世博園擁擠的人群，還第一次坐了地鐵。地鐵車廂內縱橫交錯的線路圖過眼了幾秒，“我那時意識不到上海的十幾條地鐵線和我們家一條公交線有什么分別，主要不會對眼前這座城市有任何非分之想……畢竟，我在我居住的城市，也只是邊緣人群。”當她考入重點高中后，班上同學父母有人在“局里”和法院供職，她覺得這些家長才是核心的人群，是“在小城鎮能掌握話語權的”。

“我一直覺得我的成長是落后于同齡人的。選專業，選工作，我都不知道哪個是好的，做什么是賺錢的，沒有人和我交流過這些。”高考后開始報志愿，她才知道，除了清華北大之外，一本院校也是有等級的。她一條一條對照招考寶典，對自己填報的 “廣播電視新聞學”的概念就是在網上查到的 “培養廣播電視新聞行業高端人才”，她抱著寶典和爸爸解釋，爸爸聽得也懵懵的，淡淡地回了句，“報什么都行，別離家太遠就好。”

大學時，她賣過房，賣過車位，很自豪的是因為車位賣得好被領導提拔去賣房，這初步證明了她的打拼能力。大三結束的時候，她在北京找了份實習，給媽媽打了電話，想要點錢付房租。媽媽沒有正面回答，只是說，家里可能真的沒錢了。

“哦”，宇娜沉默了幾秒鐘。

她隱隱約約想到家里可能出事了，但相互隱瞞和尊重隱瞞是家人間一貫的溝通習慣。猶豫了一下，她還是決定告訴媽媽，自己保研了，是連續幾年以班里前三名的成績爭取到的。媽媽聽到有些錯愕，“保研？什么是保研？”

這個消息宇娜一度不知道怎么開口，父母時常過問自己要找什么樣的工作，大概也是希望能盡快賺錢貼補家用的吧。媽媽打來電話，告訴她無論怎樣他們都支持，當然，也沒有什么金錢可以支持。

宇娜面試的第一站選了上海的A大，學校當天通知她被錄取，“我真的要感恩那么快出結果，因為我根本沒有錢去跑下一場面試”。

直到保研后回了趟家，宇娜才從弟弟那里知道了個大概。爸爸承包的一個工程，上游老板跑路了，現在工人完工，找不到老板，都去找爸爸催債，大約加起來要100萬。催債的工人、催債公司的人白天黑夜上門，爸媽應付得心力交瘁。

“我從來都很清醒，我們家破產前已經是所有親戚里最富裕的了，那個時候爸爸找這個叔叔（朋友）那個叔叔借錢，敲開人家的門，人家都躲得遠遠的。”

宇娜癱在家里，完全不相信這樣的劇情會發生在自己身上，家人間依然心平氣和地說話吃飯，親戚串門也只字不提。大伯上門，和爸爸一陣寒暄，看到沙發上的宇娜，嘆了口氣，“宇娜，你干脆出去找個工作好了。”

臨走前，大伯塞給宇娜500塊，語重心長地叮囑她拿這錢補貼一點學費。宇娜把大伯送出門，推推搡搡地甩掉了這筆錢。“500元在當時是很有用的，接近我1個月的生活費，但這500元我自己可以掙到，不想要這個人情。”

就在這個暑假，一家四口被迫搬去了隔壁的Z縣。離開，對于宇娜父母來說思量已久，生意停擺，終日應付暴力催債，除了出走別無選擇。即便錢根本不是爸爸欠的，爸爸還是拿小本子記下了欠每個人的債款，下決心用最快的速度清空所有債務。

好在家里之前有小打小鬧地在Z縣做加工包裝盒的生意。就在這個暑熱的晚上，她和弟弟不情愿地被媽媽從床上拉起來，推進了開往異鄉的貨車。車上，姐弟倆都沉默著，“我們都知道說什么都沒用”。她仔細想了很久，也沒想起那天晚上還發生了什么事，總之就是被帶去了一個陌生的地方， “哎，我們全家都有一種很好的能力，就是不愉快的事情，可以完全忘記。”

Z縣租住的地方簡陋許多，兩層的平房，原本是個倉庫，二樓被改造出來當臨時居所，坑坑洼洼的外墻，暗沉沉、光禿禿的墻壁，大小家具隨意散落。機器在一樓轟鳴，暑氣在二樓蒸騰，因為立柜空調費電，全家也很少用空調。宇娜一整個夏天都被煩躁的情緒擠壓著——自己馬上要交近三萬的研一學費和住宿費，本來成績就不好的弟弟又要轉去完全陌生的中學。

開學的第一個月，宇娜就四處詢問有沒有人申請助學貸款，要不要一起走流程。眼看著一起申請的同學材料都已經準備好，她卻遲遲沒有把自己的寄出去。宇娜后來解釋，申請需要他們村委會開證明蓋章，“村里就這么點地方，我一蓋章，全村都知道了我們家是貧困。我爸這么好面兒的人，我們還是村里第一家買上電腦的，我不愿意蓋這個章，會傷害我爸的自尊。”還有一個原因，她現在都搞不清當時為什么會那樣想，她覺得自己是有能力賺錢的，那這個補助名額應該給更有需要的人。

開學沒多久，宇娜就告訴父母，自己找到了一個 “有錢的朋友”，可以借她錢。她找了花唄，自己的額度加上找朋友湊的一萬多的額度，基本抵上了第一年的學費，但也意味著每個月都有2000多元要還。

她要設法讓打工的錢覆蓋掉每月的還款額，最好還覆蓋掉生活費。第一個為她提供工作的，是一家偏重理科輔導的家教中心——這份工作只占用晚上的時間，白天可以去糕點店兼職，幸運的是，她很快從擺糕點的小妹被提升為店長助理，很快，她又找到了一周去做三天的帶薪實習。最難的時候，這三份她同時做。

當她拿到了一份兼職的工資，會開心地請室友們吃甜點，錢揣在兜里沒焐熱，就要去還一個朋友的花唄，并在等待下一份兼職工資到賬中節衣縮食地度日。當然，也有一些時候，錢沒賺夠，只能拆東墻補西墻，借下個月還這個月。遠方的父母賺到了錢也會給她貼補，這時，她的生活品質就會有短暫提升。常常窩在被子里看美妝短視頻的她，終于能買買喜歡的口紅。也有時候，爸爸會有些不好意思地問她，“你還有沒有錢？爸爸最近手頭有點緊，可不可以借你一點……”

她不屑于別人說她“真能吃苦”這樣的夸獎，“沒有人想選擇這樣的生活。但是事情發生了，你只能去解決它。我的想法就是，A，我去兼職；B，我再兼一份職；那AB都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我只是該干嘛就去干嘛。”

一年半的時間，宇娜父母掙了近30萬，加上以前的積蓄和借款，基本還完了勞工工資，準備撤回老家。宇娜想想為什么父母能這么快賺到錢，是因為自己的勤奮和他們比根本不值一提。家里的包裝廠像個廢棄倉庫，除了爸媽，只有兩個老媽子幫工。爸爸承擔了廠里最重的活計，媽媽是廠里最勤勞的女工。有一次，爸爸將原材料運回倉庫，為了省錢，沒有請搬運工，獨自將沉重的木板拖下車。一個沒留心，猛得摔倒在地，當場暈了過去。救護車開到醫院后，媽媽顫抖著聲音對宇娜說，好擔心爸爸半身不遂。醫生的診斷是腿骨斷裂，要求必須臥床靜養一段時間。第二天，工廠繼續運轉，爸爸拄著拐杖出現在作業現場。

遠方的隔閡

宇娜換了離公司更近的房子，押一付三后沮喪地對追她的男生說，手里可支配的錢只有兩三千了。男生訝異地問，你工作這么久怎么能沒有存款呢？宇娜有些錯愕，不禁反問，沒有存款是一件很不正常的事情嗎？

她一直覺得存錢不在自己這個階段的考慮范圍內，19年年中才剛剛把借同學的花唄還完，靠存款買房堪比赤手摘星，不如讓現時的生活過得稍微好些。

2020年1月，想想過年回家這事兒，想，也不想。宇娜記憶里的家鄉，起起伏伏，依山傍水，一條小河貫穿全城。1路公交車緩緩行進，去哪兒都不算方便，但路走得安心。如今，最高層建筑已經拔到30多層，商業區四處林立，原本大城市才有的影視購物城也納入了建設規劃。“我生活20年的地方，現在要開導航。”

同班同學的富足或安心，好像都離她很遠了。有男生賣家鄉工藝品創業成功，興奮地談論著自己和千萬老板的飯局，有閨蜜考上了法院，現在已經升了法官，有同學考上了市區的公務員，清閑又穩定。他們都有房——買的房或父母的房。但宇娜還是喜歡魔都不那么安穩的工作，和雖然是出租、但可以布置得很漂亮的小窩。

班委組織的大型同學聚會，她時常會覺得尷尬。有的同學夸贊她衣服好看，問她是什么牌子，她回答是優衣庫，立即引來同學的羨慕，“哇，你看在上海的人才能穿優衣庫。”宇娜苦笑了一下，她很想告訴同學，“優衣庫的T恤打折時才四十幾塊，穿打折優衣庫對于一般大學生是可以的，但是對已經工作的我來說是不算好的。”

班級微信群里，她是為數不多的活躍分子，婚戀是常聊常high的話題。有次，有個男同學@她，“宇娜，你很好嫁哦，因為你有個弟弟。”宇娜尷尬地附和著，心里冷笑了一下，“難道我好嫁只是因為有個弟弟？”

宇娜生活的縣城，很多家長有著根深蒂固的婚育觀：對象可以換，老祖先的根基不能斷。二胎政策落地前，如果家里只有一個女兒，往往要找個可以“聯姻”的男生，生下來的孩子隨女生姓，入女生家的族譜。政策落地后，就要提前立好規矩，一胎跟誰姓，二胎跟誰姓，兩家先挑好，不保險可以去公證處公證。媽媽時常和宇娜絮叨著，你看你多好，有個弟弟，要不然也得去聯姻呢！

宇娜讀大學時，表姐有了心儀的對象，那時二胎政策還未開放，表姐是方家獨生女，對象是吳家獨生子，不能“聯姻”，分分合合好多次。表姐深夜痛哭流涕時，宇娜就睡在她旁邊，沉默地陪著表姐，想著這事根本無解，所以無從安慰的。

宇娜想，像表姐一樣的年輕人，鐵了心想留在家鄉工作，是不可能私奔去開始一場得不到父母祝福的婚姻的。表姐的母親曾經哭著對女兒說，是她沒辦法再生一個男孩，才讓女兒承擔了這一切。表姐面對落淚的母親，再也講不出任何“叛逆”的話。

時間果然能帶來魔法，二胎政策開放了，一段被放置近十年的婚姻終于提上了日程，堅決不讓步的兩家人也坐到了一起，討論著選頭胎還是二胎。表姐很快結了婚，懷了孕，辭了工作養胎，因為在兩個孩子落地前，她沒辦法規劃職業發展。等到能查出胎兒性別的月份，兩家父母便帶著表姐去確認，巧了，竟然是雙胞胎男孩。

去年春節，宇娜回家，吳家和方家像從前的爭吵從未發生過一樣，一家抱著一個可愛的娃娃，方家男孩取名方吳，吳家男孩取名吳方，各自入各自的族譜。表姐再也不會深夜痛哭，她的臉上溢滿了掩飾不住的幸福神色。每個人都看起來無比幸福，而宇娜還是在這樣和樂的氛圍中感到一絲悲傷。 

“你看你表姐，現在可真好啊，真好。”每次從表姐家回來，宇娜媽媽都像被幸福傳染了一樣，眉飛色舞地向宇娜形容著表姐的近況。宇娜雖然反感弟弟給她帶來了別人印象中的“婚姻便利”，但也不得不慶幸，自己有個弟弟還真是很好。

“親情是有壓力的，就像一座山壓在你的身上，哪怕你知道這座山不科學，你也只能接受，只能被壓。”宇娜嘆氣，“我想，結婚是一件好事，遇到合適的當然好，但如果我能一直維持在上海生活的現狀，上班下班回家看劇，它對我來說也就不是必要的。可惜時間不會停，有些任務是時間壓給你的。”

疏離與獨居

宇娜的朋友告訴她，有次她在老家的街頭習慣性地拿出一支煙來抽，經過的幾個人都側目盯了她一眼，嘴里咕咕噥噥著什么。“我覺得他們看我的眼神仿佛在說，一個姑娘家竟然在抽煙？我在上海的大街上抽煙，沒人看我。”朋友說。這件事宇娜記了很久，她特別理解這樣的感受，“上海既包容又有一種疏離感，但我喜歡這種疏離感。”

她想起每年回家，親戚總會反復試探揣測她的薪水，“有沒有兩萬？有沒有一萬五？”她總是僵住表情，回答一句“沒有”。這種隱私打探在她看來是沒有禮貌的行為，但憤怒之余又有一絲憂傷，“我覺得還是因為我混得不好，所以開不了口。”有段時間，她沉迷于《都挺好》，很不滿意女主蘇明玉最后回歸家庭的結局，她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像蘇明玉一樣，帶著充滿高薪和榮光回到家鄉，在這樣的宴席便可以沒有任何畏縮地淡淡一笑。

蘇明玉的年薪遙不可及，家里倒是多了一筆幾十萬的債務，宇娜爸爸又找小型借貸公司貸了一筆錢回農村老家蓋房。落葉歸根，村里人皆是如此，爸爸想，他還可以順便搞養殖業，這樣房子蓋好，貸款也能還清啦。

爸爸給別人蓋了一輩子房子，終于建起了自己理想中的家：一樓停車，二樓泡茶，三樓是臥室，四樓是大平臺，所有的細節都是他親自設計，似乎沒有風雨的日子近在咫尺。

養殖業終究是破產了，爸爸雞也丟了，鴨也丟了，是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被小偷偷走的。爸爸崩潰了，也放棄了，可終究還是不愿回到老家縣城，寧愿一個人守著只裝修了一層的房子，也要待在自己出生長大的鄉下。宇娜想，爸爸終究是無法面對他的想象中老家縣城熟人那些同情或惡意的眼神。

如果要回家，究竟是回哪個家呢？媽媽和弟弟在老家縣城，爸爸獨自居住在陌生的村莊，弟弟曾萎靡了很久，十幾歲輟學在家打了一年游戲，好在終于愿意跟著一個老師傅學做手工藝賺點錢。宇娜有點找不到家了，也累了，最大的期盼是弟弟快快成長起來，幫她挑起家里的擔子。

宇娜覺得，自己的父母都是很好很愛她的父母，可無房無車有債的她放在婚姻市場終究處于劣勢，那么也許她將長期保持單身獨居狀態。如果預設了這個未來，就應該盡可能把無聊的生活過得豐富、精致一點。

她很珍惜朋友，但不想讓她背土氣的書包，穿肥胖的褲子，所以即便不是逢年過節，也要給她買時尚的耳飾和香水。臨冬之際，她買了電火鍋，盡管沒有了那個陪她一起吃的人。她對親人出手更加闊綽，媽媽生日那天，她咬咬牙給媽媽轉賬了5000元，盡管彼時她的月均收入只有7000左右。她換了更高薪的工作和月租4000元的大開間，拍拖對象說，你真有錢。她有些生氣，氣過之后又陷入了迷茫和自責，一個收入并不高的單身女生過這樣的生活是不是真的太過“奢靡”。

手機屏幕一亮，提示條隱隱約約閃出男生告白的短信，她緊張了很久遲遲不敢點開。學生時代的戀愛，她沒掙多少錢，卻比現在更無所顧忌，如今要反復在心里確認，這互聯網精英男到底看上了我哪點？

孤獨時常會侵襲她的神經，一個越來越顯著的變化是，自己的傾訴欲越來越低，遇到不順的事情，不會再去訴說，自我消化消化也就過去了。但一個人住之后，又發現房間里一人、一貓才是合適的，多一個生命會變得擁擠。有些夜晚，在家里加完班，懶懶地躺在地毯上等著這只藍白跳上桌打翻剛洗好的水果，等著她憤怒地和它大吵一架再把它摟進懷里，她也會覺得，似乎已經實現了畢業前一直渴望的生活。

走入職場后，她遇到了幾個32歲上下的人，前公司的領導，喜歡旅行與視覺創作，住在小小的單身公寓，將全部的心思投射在了摯愛的事業上；現公司的同事，遇到了一個開小店的溫柔男生，一起裝修了一套日式風格的小房子，春節期間還托管了她養的貓；追她的男生，曾因為工作壓力在凌晨兩點的辦公室獨自痛哭，如今也成為了難以取代的行業翹楚。

宇娜想，既然身邊32歲的人都很幸福，那么時間的流逝也未必是件壞事。“現在的所有困境可能真的只是因為我們太年輕了，如果一直努力，32歲的我們應該也不會差吧。”

（插圖：劇照 | 《上海女子圖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