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9日，伊朗官方在庫姆正式確認出現兩例新冠病毒確診病例。3月，伊朗疫情發展迅猛。媒體上出現了許多對伊朗的擔憂乃至批評，有觀點認為伊朗疫情嚴重和較多高官感染是伊朗公共衛生與醫療水平低所致。

其實不然。根據聯合國發布的《2018年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2018），伊朗排在全球第65位，位列人類發展高水平國家行列，居于發展中國家前列，在中東地區緊跟在以色列、海灣六國和土耳其之后。鑒于伊朗長期受到制裁，這個排位就顯得尤為突出。根據該報告，伊朗平均預期壽命為76.5歲。根據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統計2019》（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19），伊朗新生兒專業人員助產率為99%。這些數據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反映伊朗的公共衛生狀況和醫療服務水平。

至2020年5月初，疫情已經在中東多個國家擴散。在中東主要國家中，卡塔爾的感染率為0.5%，以色列為0.19%，土耳其為0.15%，阿聯酋為0.13%，伊朗為0.12%，沙特為0.07%，阿爾及利亞為0.0096%，埃及為0.0059%。通過比較可以看出，比起其他幾個國家，伊朗的感染率并不算特別高。

針對疫情，伊朗采取的并非是非常嚴格的隔離措施，而是相對彈性的社會防控措施。3月21日，伊朗總統魯哈尼宣布開始包括限制旅行在內的社會疏離措施，而這也適逢伊朗傳統節日納烏魯茲節長假，可以說是順勢而為。4月11日，德黑蘭以外低風險省份復工復產，18日首都德黑蘭低風險經濟活動也開始復工復產。

之所以采取較為彈性的方式控制疫情，主要有三個方面的考慮：在保持經濟運行和防控疫情方面盡力取得平衡；傳統的社會文化習慣使得嚴格的隔離措施難以為民眾接受；伊朗認為徹底實現零感染的目標是無法達到的。伊朗要確保醫護人員盡可能得到保護，不受病毒感染，同時集中醫療資源治療重癥和危重癥患者。

從2月19日出現首例確診病例開始，伊朗3月2日至22日平均每日新增病例超過1000例，3月23日到4月17日每日新增病例在1500例以上，最高單日新增為4月4日的3460例。4月5日，伊朗現存確診病例達到峰值的34887例，此后持續下降；每日新增死亡病例也從3月15至4月13日每天100例以上降到之后的每天100例以下。可以說，自4月5日現存確診病例出現拐點之后，伊朗疫情出現了持續向好的態勢，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

相比較而言，以色列在4月15日現存確診病例達到峰值的10117例，土耳其在4月23日現存確診病例達到峰值的80808例，而沙特阿拉伯、卡塔爾、阿聯酋、埃及和阿爾及利亞到五月初還沒有達到峰值。2003年以來中東地區阿拉伯國家弱而非阿拉伯國家強的格局，同樣在疫情防控方面體現出來了。鑒于伊朗長期受到制裁，2018年之后更是面臨美國嚴厲的單邊制裁，可以說它在抗擊疫情方面做得更好，這在社會心理調適、抗疫經驗、物資儲備和恢復經濟上都有體現。

伊朗主張強有力的政府和富有彈性的社會之間的緊密結合，通過集中醫療衛生資源和實施松緊適度、分區施策的社會管控措施，來控制疫情。而與抗擊疫情同樣重要的任務，是應對美國施加的單邊制裁。

特朗普政府對伊朗的極限施壓政策，目的在于通過經濟、社會、政治的互動，嚴重削弱伊朗經濟，引發伊朗社會動蕩，達致伊朗政府垮臺。3月疫情迅速蔓延的時候，不少人認為伊朗可能扛不住了，瘟疫將是壓垮伊朗的最后一根稻草。現在看來，并非如此。疫情下的伊朗并未出現嚴重的社會分化和政治極化，相反，精英與民眾在壓力之下凝聚起共識。

針對美國的極限施壓，伊朗繼續以極限抵抗加以應對。

首先是在地區安全層面。在也門，2020年2月14日，什葉派的胡塞武裝用地對空導彈擊落一架沙特戰機。3月28日，胡塞武裝發射兩枚導彈攻擊沙特首都利雅得和南部城市吉贊，被沙特方面攔截。4月9日，以沙特為首的聯軍單方面宣布停火，分析認為，繼去年7月阿聯酋決定從也門撤軍之后，沙特也有意借疫情尋找從也門抽身的機會。

在敘利亞，去年12月，阿拉維派（什葉派分支）的敘利亞政府軍對伊德利卜省展開軍事行動。2020年以來，敘利亞和土耳其軍隊之間的緊張升級，2月27日，雙方在伊德利卜爆發激烈沖突。3月5日，土耳其與俄羅斯就伊德利卜停火達成協議。

在伊拉克，2020年3月30日，伊朗圣城旅新的司令伊斯瑪儀·卡阿尼（Esmail Qaani）對伊拉克進行了訪問。此外，4月15日，伊朗革命衛隊船只與美軍軍艦在波斯灣發生“危險接觸”；4月22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宣布成功發射首顆軍事衛星，引發美國關于伊朗發展導彈項目的擔憂。

其次是經濟層面。為了應對由于美國制裁而導致的石油出口困難，伊朗提出了“抵抗預算”（budget of resistance）的概念，其核心是根據非石油收入編制預算，而石油收入則全部用于發展項目。美國的制裁使得伊朗原油出口由每天250萬桶下降到14萬桶。在這種情況下，伊朗經濟對原油出口的依賴程度大大降低。2020年4月22日，伊朗總統魯哈尼表示，國際油價暴跌對伊朗經濟的影響遠遠小于其他石油出口國。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20年4月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2019年海灣五國加兩伊等西亞產油國中，只有伊朗的國內生產總值實際增長率是負數，為-7.6%，伊拉克為3.9%，阿聯酋為1.3%，科威特、阿曼、沙特、卡塔爾等國在0.7%到0.1%之間。2020年海灣七個產油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預期實際增長率都變為負數，阿聯酋為-3.5%，沙特為-2.3%，伊朗為-6.9%；而2021年的預期數值，伊朗為3.1%，阿聯酋為3.3%，沙特為2.9%。可以明顯看出，伊朗相對于地區其他產油國，經濟形勢走勢更為平緩、積極。

可以說，疫情的爆發、油價的暴跌，不僅沒有弱化伊朗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地位，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加強了伊朗的地區戰略地位。

伊朗方面對此感到振奮，認為疫情在帶來挑戰的同時，更多的是提供了機遇，它希望抓住機遇，鞏固和擴大其在中東地區的戰略優勢。在這方面，開發抗疫相關技術手段、推動地區安全、促進經濟恢復，是最為有效的方式。鑒于其所處的狀況，伊朗集中關注前兩個方面，在全力研發新冠疫苗和特效藥的同時，繼續推進地區安全合作機制，尤其是此前已經提出的“霍爾木茲和平努力”（HOPE）倡議。

總體而言，中東地區的戰略格局尚未因為疫情而出現根本性的變化，“伊朗走強、沙特等國走弱”的態勢依然延續。

美國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不過暫時還沒有更好的辦法。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有意在中東壓制伊朗，促使伊朗政權更迭；另一方面卻不愿與伊朗在中東全面直接對抗，更要求沙特等地區盟友分擔責任、分攤成本，以便減少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投入。說白了，美國依然采取“經濟戰”的方式，對伊朗實施以嚴厲制裁為主的極限施壓，希望以比較低的成本壓制伊朗。鑒于美國本土疫情嚴重，美國這次并沒有為其中東盟友抗疫提供太多幫助，進而形成對伊朗的壓力。

正如美國伊朗問題專家特里塔·帕希（Trita Parsi）所說，美國的“極限施壓”既沒有讓伊朗放棄核計劃和彈道導彈項目，也沒有切斷伊朗與伊拉克、巴勒斯坦、黎巴嫩和也門盟友的關系。“極限施壓”無法壓垮伊朗，即便在疫情和低油價疊加的情況下也是如此。

如果特朗普想要壓垮伊朗，針對伊朗的全面戰爭是唯一的手段，而這對于美國而言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選項。在這種情況下，中東地緣戰略格局會繼續向對伊朗有利的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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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冰冰，系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特約研究員、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阿拉伯語言文化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