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沈葆楨與李鴻章是中國近代海軍史上兩位舉足輕重的人物，但過去的研究因為關注角度的局限，很少將二人聯系在一起考察，還曾產生過二人在政見等方面存在對立性的觀點，認為他們分屬水火不容的南北兩個陣營。海軍史學者陳悅在新書《從船政到南北洋——沈葆楨李鴻章通信與近代海防》（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3月）中梳理了兩人的私人通信，認為其中展現的沈、李私人交情徹底顛覆了既往關于二人關系的刻板印象。這些書信還顯示了沈葆楨對北洋海防建設的指導作用，記錄了北洋海軍初創時代向船政問計取經的事實，以及李鴻章、淮系對船政事務的深入介入和支持。本文節選自該書“引子”部分，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清王朝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農歷初春三月，鶯飛草長，帝國迎來了三年一屆的全國性人才選拔大典，天南海北的各省舉人或藉舟行，或馳驛馬，或乘車轎，云集到都城京師，參加通向科舉考試頂峰的春闈會試。當年歲值丁未，屬于正科，又稱丁未科正科會試。

從農歷的三月初九日開始，禮部官員統一分派引導應試舉人進入貢院考場，舉人們在狹窄的一間間號舍里，窮盡思維，由朝至暮，廢寢忘食，考試四書、經義等學，按照嚴格的格式規范，以工整的小楷在考卷上落筆撰寫，展現自己的文思才華，默禱能夠鯉躍龍門。來自閩江畔福建福州府侯官縣，時年27歲的沈葆楨，和來自巢湖邊安徽廬江府合肥縣，時年24歲的李鴻章，與全國各地的應試舉人們一起，此時都端坐在各自分到的小小號舍內奮筆疾書。

連試三場過后，丁未科會試的結果循例在農歷的四月間發榜，中試的舉人稱為貢士，按照禮部的通知，于四月末各自攜帶考具甚至試桌，被引領到紫禁城的保和殿內，在當朝道光皇帝的親自檢視下，進行最終的殿試，考試策論。第一次親眼目睹金碧輝煌的紫禁大內，身臨帝國的腹心，而且和當朝天子同處于一殿，這種不啻直上九霄的經歷，必定在與試的貢士們胸中激起萬丈波瀾，產生將要躋身進帝國官員行列的躍躍欲試之情。保和殿內，擇地而坐參加考試的貢士中，沈葆楨、李鴻章也在其列。二人都順利通過了此前的會試，成了丁未科的同年。

經讀卷評定等第，清王朝按例于五月在太和殿前廣場舉行隆重的傳臚大典，正式宣布當科殿試錄取的進士。道光皇帝升座太和殿，王公親貴和文武重臣分班排列，新科進士根據鴻臚寺的安排，按考試名次順序及名次的奇偶，在殿前丹墀下分左右整齊站隊，于韶樂聲中行叩拜大禮。沈葆楨、李鴻章都在新進士的隊伍中，李鴻章名列二甲第三十六名，可能站立在太和殿前御道的右側區域，沈葆楨是二甲第三十九名進士，可能身處御道的左側區域，都依著鴻臚寺官的指揮演禮如儀。

直到此時，這兩名未來將要在帝國政治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年輕人，可能還沒有任何的私人交際，還只是見面不相識。

傳臚過去三天，新科進士到保和殿再次進行考試，稱為朝考，據此以決定分派授官。根據考試的結果，名列前茅者用為翰林院庶吉士，沈葆楨和李鴻章因為成績優秀，都成了當科庶吉士，一起進入翰林院的庶常館肄習詩文經義，進一步進修。三年后的1850年，肄習期滿的庶吉士們在保和殿參加散館考試，沈葆楨和李鴻章都名列在二甲，均被授予翰林院編修職務，成為同僚。

不過，沈葆楨在第二年就升調為武英殿纂修，旋在1852年被派擔任順天鄉試考官，1853年被授記名御史，1854年實授江南道監察御史，以幾乎逐年遞進的步伐，沿著言官、御史的任職路徑不斷展進。相比之下，李鴻章的任官情況則不樂觀，數年間一直徘徊在翰林院編修的職位上裹足不前。

當時的中國，正處在一場巨大的風暴中。1850年夏天廣西桂平縣金田村爆發了農民起義，隨后如洪流般的起義軍攻向湖南、湖北，規模日益壯大，又東進江西、安徽，最終在1853年奪取了江蘇江寧，將其定為太平天國政權的首都。因為經制的各省綠營軍對起義防剿不得力，清王朝借鑒歷史經驗，決定鼓勵地方舉辦團練，于1853年初首先命令在湖南原籍的前禮部右侍郎曾國藩辦理湖南團練，旋又派工部左侍郎呂賢基回到安徽原籍辦理安徽團練。在翰林院編修職位上磋磨已久的李鴻章，遂抓住這一機會，申請隨同呂賢基回安徽辦理團練，逐漸走上了一條“翰林變綠林”的練兵、作戰的任官道路。

數年后，沈葆楨于1856年外放江西九江知府，因九江正處在太平軍的占領下而無法實際到任，一度暫時在湘軍大帥曾國藩的幕府中襄贊軍務，后來被改派為江西廣信知府，又于1857年擢為廣饒九南道。

1862年初，經時任兩江總督曾國藩等極力奏請保舉，沈葆楨獲任江西巡撫，成為一鎮諸侯。在此同時，當初回籍辦理團練的李鴻章經歷了在安徽與太平軍的數年作戰，后來也投入到曾國藩幕府中，于1861年奉曾國藩之命組建淮軍，在1862年率淮勇子弟赴上海鎮壓太平軍，在江南戰場上浴血廝殺，被清廷授予江蘇巡撫，也成為了封疆大吏。

沈葆楨、李鴻章這兩位道光丁未科的同年進士，經歷了在翰林院的短暫同事交集后，經歷了十年各自而進的宦海生涯，此時都成了兩江總督曾國藩節制下的行省巡撫，重新成為同僚，這時的沈葆楨41歲，李鴻章38歲。

從存世的書信看，沈葆楨、李鴻章在這段同僚期間，起初相互的通信似并不多，而且李鴻章在與朋僚的書信中提到沈葆楨時，言辭間也顯得較為生疏。此種情形，一方面固然因為沈葆楨、李鴻章分別巡撫江西和江蘇，政務上的交集并不多，另一方面則側面說明，二人此時還沒有特別的私交。

事情的變化，發生于江西省因供應湘軍軍需問題而引生出的風波。江西省當時是湘軍的重要后勤供應地，作為該省父母官的沈葆楨目睹太平軍勢力正在衰減的狀況，認為可以減少對湘軍的后勤供應，以減輕本省地方的負擔。對沈葆楨的這一舉措，湘軍大帥曾國藩極為不滿，二人的關系風云變色，迅速惡化。

就在此時，湘軍大將，沈葆楨的好友、姻親李元度，因為失陷徽州而被曾國藩等糾參，受到刑部判處軍流刑的嚴懲。頗不尋常的是，時為曾國藩忠實弟子的李鴻章突然私下致信沈葆楨，討論如何設法挽救李元度。對這番令人意外的示好，沈葆楨“猥以古義相期許”，二人進行了十分難得的私人交流，最終的結果是李鴻章、沈葆楨以及漕運總督彭玉麟、浙江提督鮑超聯銜會奏，共同向朝廷呼吁，終于免去了李元度的軍流之苦。

讓人感到個中意味深長的是，李元度獲罪是因為曾國藩的參劾而起，而作為曾國藩親信弟子的李鴻章卻聯合沈葆楨救援李元度，事先李鴻章實際曾就此與曾國藩通過聲息，甚至李鴻章還游說曾國藩共同參與挽救李元度，減輕對李元度的懲罰。而當上奏挽救李元度后，李鴻章又借著和沈葆楨關系已經接近的機會，直接勸說沈葆楨不應該和曾國藩為難，恍若是借著李元度案，當起了調解曾國藩、沈葆楨矛盾的說客。

1864年，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沒有等到曾、沈的矛盾重新愈合，1865年4月沈葆楨因為母親林氏去世，按制申請回福州原籍丁憂，離開了江西巡撫職任，南下八閩故土，沈葆楨、李鴻章在曾國藩總督下的這段同僚關系倉促結束。李鴻章的說和雖然沒有收到最終的效果，但李、沈二人通過這一事件，交情已不一般。

回到福州的沈葆楨，在1866年受到昔日的同僚、時任閩浙總督左宗棠的熱忱邀請。左宗棠在當年的6月上奏獲準在福州馬尾創辦船政，正當準備大展宏圖之際，卻在9月份得到了調任陜甘總督的詔命。為了使船政事業在自己離去后不至于中輟，左宗棠物色船政的接班人選，最終看中在籍守制的沈葆楨。經對沈葆楨推心置腹的商請，又上奏清政府邀得正式任命，沈葆楨成為首任總理船政大臣。1867年7月17日，沈葆楨丁憂三年期滿，第二天就從福州乘船順閩江而下，前往船政所在的馬尾正式就任，投身到如火如荼的船政事業中。此后的數年間，沈葆楨督率中外官員、技術團隊，全心全力地開展工作，在馬江邊的熱土上如同奇跡般建設起了當時東亞最大的綜合性海防事務機構，積經年累月之功，至1874年2月16日終于成功完成了船政的創設目標。

這一時段里，李鴻章與沈葆楨相處的距離日漸遙遠，踏上了一條北上的道路。太平天國被鎮壓后，湘軍大幅裁撤，李鴻章統率的淮軍成為了承擔清王朝國防重任的主力軍，重要性日益凸顯。在隨后到來的鎮壓捻軍的戰爭中，淮軍北調作戰，連告大捷，先后剿滅了東捻軍、西捻軍，李鴻章也升任湖廣總督，授協辦大學士。1870年李鴻章又被北調天津處理教案，當年改任直隸總督、北洋通商事務大臣，1872年升授武英殿大學士，榮耀至極，登上了人生事業的巔峰。

沈葆楨、李鴻章二人南下、北上，相距遙遠，不過二人的聯系并未隔絕。早在沈葆楨主持船政建設伊始，當時正是戎馬倥傯的李鴻章就表現出了對船政事業的濃厚興趣，與沈葆楨曾有通信圍繞船政進行討論交流。到了李鴻章總督京畿門戶的直隸省，天津海口的防御是李鴻章重要的職責，此時李鴻章對事關海防的船政更有了別樣的感受，而且此時位望已高的李鴻章注意到沈葆楨在船政建設中表現出來的干練之態和卓識遠見，產生了引以為戰友的迫切感情。1873年3月16日，李鴻章針對當時朝中出現的一些要約束、限制船政發展的聲音，向沈葆楨致信，表示自己全力支持船政，同時意味深長地提出希望，希冀沈葆楨的宦途不要止步于船政，期待沈葆楨能夠進取，晉升為封疆大吏，“兼圻東南”，以便二人能夠在更廣泛的領域進行合作?！熬┏糠虿活櫮钪型獯缶郑A言船政之非，總署心知其理而怵于成效之難，亦遂淟涊依違，若非我公大聲疾呼，挺身獨任，鮮不隳中道而貽笑柄者。鴻章涉歷洋務已十馀年，嘗苦有倡無和，今季帥與執事業有成局，敢不借事直陳，稍佐遠略……人皆視官如傳舍，一有司事耳。而令長才夙望久羈于此，且時憂度支之告匱，將若之何。司農豈知國計，即奏撥恐亦空文，似宜預為從長計議。俟造船限滿，付托結實可靠之人，以善其后，而垂天之翼，經緯六合，仍左右主持之，斯經國之大計也。近世非疆吏不能治軍辦事，惟所欲為，弟雖為畿省貧瘠所困，仍日盼我公兼圻東南，宏斯遠謨，一振頹綱?！?/p>

1874年，船政創建大功告成，完成了這一重大使命的沈葆楨，面臨未來仕途方向的選擇。而就在這一年的春天，與福建一水之隔的臺灣島上發生了嚴重的事件，日本借口要懲治殺害日本、琉球遇難船民的臺灣土著，悍然出兵侵入臺灣島，焚燒番社，招撫番民，直接踐踏中國的領土和主權。明治維新之后以擴張、侵略作為國家崛起之策的日本，第一次在東亞世界舞臺上露出了崢嶸的面目。

“蕞爾小國”日本的挑釁，立即引起清王朝的聚焦關注。事關海防與對外交涉，而船政原本就是海防機構，擁有近代化艦隊，且閩臺之間交通近便、人員熟悉，再加上當時臺灣是福建省的下轄，于是清政府直接命令船政大臣沈葆楨就近赴臺處置，并授予沈葆楨欽差辦理臺灣等處海防兼理各國事務大臣頭銜。隨后沈葆楨率領員弁渡海，與侵臺日軍據理力爭，開山撫番，針鋒相對，船政造的軍艦則往來海峽兩岸，成為保障臺灣與大陸之間軍運、通信暢通的重要力量。

沈葆楨奔赴臺灣前敵，而遠在直隸的李鴻章對臺灣事件也極其關切，分處南、北的沈葆楨、李鴻章因臺灣事件的牽引，圍繞如何屏退日軍、如何保護臺灣，相互間共同的話題越來越多，聯系的事件越來越密切和細致，恰如兩艘駛入到同一航路的巨輪，這一對道光二十七年的同榜進士，終于成為近代化海防建設事務上的親密戰友。

從1873年船政建設即將告成，到1879年沈葆楨不幸在兩江總督任上因病辭世，這一段長度雖然只有七年的短暫歲月，卻成了沈葆楨、李鴻章二人生命中聯系最為頻繁，交往至關重要，相互間的友誼日益加深的黃金時段。

在當時，中國的有線電報網絡尚未建設形成，相處遙遠的人們之間進行聯系的主要手段，仍然是傳統的魚雁往返，沈葆楨和李鴻章在這段交往深厚的黃金時期里，也是借著信箋而使思想跨越千里相會。和古人有所不同的是，當時船政所造的軍艦數量已成規模，而且駐扎、往來于全中國沿海各港口，因而蒸汽動力的軍艦充當了傳信的驛馬，攜帶著沈葆楨、李鴻章往來的函件北上、南下。海防建設、外交折沖、宦海浮沉、官場玄機、私人友誼，兩位軍政重臣的私人通信往來故事，一一浮現于他們的信紙上，引領著我們走進他們兩人的私交世界，傾聽他們隱秘的“私房話”，一窺大清帝國政治舞臺的幕后世界，感受諸多事關中國海防的歷史決策產生的機密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