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新冠疫情導致的衛生危機，已經迅速演變成為一場經濟危機。繼中國公布第一季度GDP下降6.8%之后，4月底，多米諾骨牌相繼倒下：美國第一季度經濟下滑4.8%，法國同期暴跌5.8%，德國經濟部預計全年萎縮6.3%，而整個歐元區第一季度下滑3.8%，創下1995年有記錄以來的最低水平。

各主要經濟體的表現，并不出乎業界觀察人士的意料，從一定程度上說，這和采取的防控措施嚴厲程度成反比：禁足力度越大、停擺范圍越廣的地方，第一季度的經濟表現勢必越差。但較晚受到波及（因此防控也較晚）的國家，也并沒有什么值得慶幸，因為這種沖擊可能反映在第二季度的數字中。至于防控力度的強弱，則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本地疫情嚴重程度，以及各國領導人對“長痛”和“短痛”的權衡與抉擇。

就法國而言，自3月17日全國進入禁足隔離狀態之后，社會運轉很大程度陷于停擺，經濟活動較正常水平下降了35%，私營行業經濟活動則下降了50%。到5月11日解除隔離之后，復工預計也只能逐步展開。而在此期間，為最大程度緩和疫情對經濟的沖擊、尤其是減輕對普通雇員的傷害，政府運用“部分失業”機制，以財政極端失衡的風險來“保就業”和“拼經濟”，并被認為是福利國家模式在危機下的極端體現。

對此，向來與政府唱反調的法國工會也表示認同，并認為這次危機標志著“保護人國家”（état protecteur）的強勢回歸。

從“部分失業”到“保護人國家”，這種紓困措施能否持續？它的正當性究竟在哪里？而所謂“回歸”，又有哪些歷史意蘊？

“部分失業”：福利國家的危機緩沖

與習慣于GDP高速增長的經濟體不同，對于法國來說，如果經濟生活中有哪個數字最重要的話，失業率有很大機會排在GDP前面。因為影響GDP的因素相當復雜，而且意義主要集中在宏觀面，但對普通百姓來說，失業率升降卻可能會讓自己感受到切膚之痛。

在這方面，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的數字具有高度權威性——即便有時讓政府難堪，但至少保證了經濟運行情況的公開透明，并成為監督施政的可靠參照。前總統奧朗德曾經將失業率曲線能否調頭向下，作為是否投入競選連任的主要指標，但天不遂人意，直到最后一刻，INSEE都沒有公布符合他期望的數字，因此在幾經試探之后，奧朗德黯然放棄競選，其中失業率數字扮演了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

這也是為什么法國政府在此次危機中，將“保就業”作為重點。而其中最重要的緩沖機制便是“部分失業”（chomage partiel），亦即企業的經營活動如果因疫情停擺、且無力支付薪酬的話，經申報后，政府支付正常情況下員工繳納社保前毛收入的70%，或者凈收入的84%，如果是最低工資標準的話則全額支付。作為參照，2020年法國最低工資凈收入為1219歐元，約合人民幣9343元。

由于全國性居家隔離令導致經濟生活急劇失速，在一個半月之內，“部分失業”數量爆炸性增長。法國勞工部長佩尼戈表示，到五月初，法國已經有1170萬雇員處于“部分失業”，涉及私營部門半數以上員工，涉及的企業數達到約90萬家，相當于近七成企業都已經告急。其中餐飲酒店行業和建筑工程行業幾乎“全軍覆沒”，九成以上企業申請“部分失業”。按照佩尼戈此前的說法，法國“從來沒有經歷過這樣的局面”。

一些中文媒體在報道相關消息時，錯誤地理解為“法國半數私營企業員工被解雇”。但事實上，這與“部分失業”制度的設計初衷恰恰背道而馳。法國政府之所以出手救助，條件正是企業承諾不解雇、不裁員，保留工作崗位，避免造成大范圍的社會動蕩。簡單來說，“部分失業”的意思就是：雖然企業經營不下去了，但政府會出手救急，保住你的飯碗，只不過到手的錢，相比此前要打個八折。

“部分失業”會帶來天價的財政窟窿。僅以疫情沖擊持續三個月來制定預案，法國為“部分失業”制度承擔的總成本約為250億歐元，其中三分之二由政府承擔，三分之一由失業金發放機構“全國工商業雇員聯合會”（Unedic）來承擔。這相當于以每天1.3億歐元（約合10億人民幣）的速度“燒錢”。

而且，“部分失業”并不隨著5月11日解封而同步變動，因為解封并不能自動導致企業運行狀況得到改善，因此可以預見的是，5月11日如期解封后，部分失業措施仍然將持續下去。

在經濟滑坡、財源吃緊的壓力下，法國政府也透露出一些消極口風。佩尼戈已經表示，從六月初開始，部分失業員工所獲得的收入比例可能會有“少許下降”，也就是說，政府不會固守毛收入70%或凈收入84%這條線。而至于下降多少，屆時要同勞資雙方談判確認；屆時政府仍將力保酒店、餐飲、文化等行業，而其他行業得到的支撐可能將逐步減少。

“部分失業”制度的大規模運用，使得法國企業和雇員暫時保持相對安穩的狀態。據統計數字顯示，從3月初到4月底，僅有633起小型集體解雇，這對于世界第五大經濟體來說，并不算真正的危機。不過，這只能說明“部分失業”制度起到了暫時緩沖作用，并不意味著危機得以消除。相反，大規模失業的陰影始終籠罩，法國媒體和經濟界也在反復警告，失業潮可能很快到來。而這一切都要取決于5月11日之后法國經濟的復工情況、以及管制措施放松后疫情是否出現反彈。

法國總理菲利普此前已經警告，“必須學會和病毒長期共存”，其言下之意則是，指望法國經濟下半年強勢反彈是不現實的，整個2020年恐怕都將處于“至暗時刻”。

同為福利國家，法美操作不同

雖然部分經濟學家（尤其是自由意志主義）對“福利國家”頗有微詞，認為這種模式賦予政府太多職能、降低社會活力、并扼殺了個人的自由選擇可能。但從社會開支比例上看，今天幾乎所有的歐美經濟體（美國也不例外）都是福利國家，區別只是國家介入程度的多少而已。

按照丹麥經濟學家埃斯平-安德森（G?sta Esping-Andersen）的分類，福利國家大體可以分為三種類型：以美國為代表的自由福利國家（國家扮演最后一道防線）；以德法為代表的社團主義福利國家（強調互助合作機制）；以北歐國家為代表的社會民主模式（強調個人自主性）。

而在這次疫情危機中，僅以法美兩國為例，選擇救助手段的傾向性就顯示出很大差異。美國并不特意強調工作崗位的穩定性，導致企業裁員短期內爆炸式增長。最近一例便是共享經濟新貴“愛彼迎”（Airbnb）宣布全球裁員四分之一；自3月中旬以來，美國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超過2600萬；但政府同時又采取了“直升機撒錢”式的現金紓困方式（其中或許不乏特朗普的現實政治考慮），符合收入標準的成年人可以得到最多1200美元的救濟金；此外，針對小企業發放PPP貸款，通過貸款指定流向（如發放工資）的優惠措施來引導企業保留工作崗位。

而法國則很大程度上是在“反向操作”，除了同樣向遭遇困境的32.2萬家企業提供超過500億歐元的國家擔保貸款之外，政府主要寄希望于通過“部分失業”機制來減少工作崗位流失，但除了向部分特困家庭增撥補助之外，并不采取普惠式的撒錢紓困。對于法國政府而言，最重要的目標是讓企業活下去、并留住工作崗位，才能談得上其他的一切。

雖然工會方面對法國政府的紓困措施表示肯定，但毋庸諱言，法式福利國家原本就已經沉重的負擔卻無疑將雪上加霜。據四月中旬的推算，法國公共赤字可能將占到GDP的9%左右，公共債務占比則達到115%。而五月初，法國的社保赤字達到史無前例的500億歐元，主要原因之一是推遲或免除了受危機沖擊最重的部分行業（餐飲、酒店、旅游業）的社保分攤金和稅收，另有數十億歐元花在了購買口罩、醫護人員獎金等額外支出方面。

此外，疫情觸發的經濟危機可能對法國下一步的結構性改革造成深遠影響。自疫情暴發以來，馬克龍政府已經宣布暫停所有改革進程，其中包括好不容易此前熬過社會抗議風潮的退休制度改革、以及剛剛開頭的失業保險改革。但如今，這兩項議程的重啟看上去困難重重，在社會遭受重創之際，會本能地要求國家予以更多保護，而馬克龍政府此前一系列以“松綁”和自由化為主旨的改革，在危機背景下恐怕會遭遇更大的反彈。

以失業保險改革來說，眼下今年一月和二月，法國就業市場本來形勢大好，失業人數比去年第四季度進一步走低，已經有半數企業表示招人困難；但到了三月，形勢急轉直下，雖然有“部分失業”加持，登記求職者人數仍飆升7.1%，意味著增加了24.6萬人，抹平了近一年來的幾乎所有成績。而在大規模失業的陰霾前景下，要動失業者的蛋糕，勢必將冒巨大的政治風險。

這場斜次里殺出的危機，全盤打亂了馬克龍第一任期里剩余時間的議程，也為2022大選帶來了更多不確定性。

“保護人國家”的回歸？

針對“部分失業”舉措必要性，法國最大工會CFDT的秘書長貝爾熱（Laurent Berger）表示認同，并聲稱，這次危機標志著“保護人國家”的強勢回歸。

所謂“保護人國家”，通常認為是“福利國家”的一種變體稱呼，二者之間并無本質區別。而法國語境中提到“保護人國家”，往往讓人聯想到1944年領導抗戰的“全國抵抗委員會”（CNR）發布的一份報告，在二戰行將結束之際，這份題為《幸福時光》（Les jours heureux）的報告為戰后法國的社會重建確立了基本原則，尤其是奠定了社會保障、退休制度、勞資協商、職工參加企業管理等福利國家的基礎?？梢哉f，這是1942年著名的英國《貝弗里奇報告》的一個法國對應產物。

然而和通常意義上的福利國家意蘊不同的是，如果說前者可以通過官僚制按部就班地運作的話，那么“保護人國家”則往往出現在社會劇烈變革之際，它被寄希望的，不僅僅是普通人因為生活無常而導致的煩擾，更有從重大危機中解脫出來的訴求。1944年的《幸福時光》報告，籠罩在夏爾·戴高樂的影子里。彼時他正在戰勝內外對手，成為法國抵抗運動的共同領袖。而這份報告，也成為一個充滿“救主”降臨象征意味的行動。

不無巧合的是，馬克龍在4月13日的電視講話中，充滿暗示地引用了“幸福時光”的說法，而更早之前，他將抗疫稱之為一場“戰爭”，希望用這種方式來喚醒法國的二戰回憶，并鼓舞法國人戰勝疫情的信心和勇氣。自戴高樂之后，法國還沒有哪個歷史時刻面臨如此嚴峻的挑戰（此次對經濟的沖擊已經超過了1968年“五月風暴”和2008年金融危機），而眼下似乎也的確到了在傳統的福利國家模式基礎上，賦予更多的“保護人”色彩的時候。

北京大學的羅新教授曾提醒說，彌漫著的軍事-戰爭話語，其實是一個需要警惕的現象。它在營造一種意氣風發氛圍的同時，可能會潛移默化地改變我們的心智和行事方式。而以法國作為鏡像來看，經歷過類似歷史情境的民族，可能都會下意識地調用類似的心理資源，而戰爭記憶和“保護人國家”的觀念，也正是中法這兩個繼承中央集權體制的國家所共享、并且便于調用的資源。

這種鄉愁并不是新鮮事物，每當面臨重大挑戰時，“‘保護人國家’的回歸”論調本身都會回歸。但這一次的新冠疫情，又為理解國家角色問題增添了新的挑戰。如果說此前包攬“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國家模式更像是一個絮絮叨叨的慈母的話，這次全球大多數政府祭出前所未有的強硬手段來封城、隔離、禁足，更像是一個冷峻的嚴父。這種角色轉變，更加凸顯出國家在平時絕對難以想象的極端情況下作為“秩序提供者”的正當性，這恐怕也將為國家能力建構有余、法治和責任政府不足的治理模式提供更有底氣的論證依據。

從絕對意義上說，相關種種強力手段無疑是限制自由選擇、侵犯權利的，但在人死如草芥的災難性局面下，“社會共同福祉”可以為這種強硬手段背書。而一旦疫情進入下降期，“保護人國家”的強力措施與個體權利之間的沖突，恐怕將再次浮現。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時，《費加羅報》就曾發表一篇以“保護人國家的回歸”為題的社論——“當一切都轟然倒地時，只剩下一個依靠、一個共同參照，那就是‘保護人國家’和它的過度權力。但這種公共全能者，只有在特殊情境下才是合理的……當事態重回正軌時，國家必須惦記著重新回歸到它的自然位置上，即規制并調整銀行，而不是直接出手操作。這是下一步工作，但最好現在就開始準備?！?/p>

在數千萬人、甚至數億人苦于疫情、呼喚“保護人國家”之際，這種“右傾”的聲音雖然無法完全對號入座，但仍不啻為警世恒言。即便從歐陸式“福利國家”概念的本源來說，它也絕非與強大政府截然對立，二者完全可以融合，甚至走得更遠，俾斯麥治下的普魯士就是例子，這位鐵血宰相可以一邊建立福利體系、維護工人利益；另一邊打擊社會黨人，禁止工會運動。

從這個意義上，同時也需要警惕另一種“保護人國家”的回歸、以及它的持久化。同樣在德國語境中，今年四月初，疫情在最慘烈之時，德國政府宣布，向小微企業、個體經營者和自由職業者提供總額高達500億歐元的援助。為什么要如此積極地對這些“小人物”進行干預？網絡上出現了這個“一句話冷笑話”——

“因為所有德國人都記得，當一個受挫折的畫家決定改行時，會導致什么后果。”

對歷史略有所知的人都會不無苦澀地一笑，知道它指的是什么。